张军扩谈双循环：我国传统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面临挑战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发展论坛”第五届年会于2020年12月20日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出席并演讲。

从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来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张军扩表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逐步形成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从供给侧来讲，是不断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并基于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可获得性建立我国的产业体系，但总体来看，关键的技术、关键的设备、关键的零部件和原料还是高度依赖进口的。

第二，从需求侧来看，我国企业凭借优越的要素组合优势和独特的制度环境优势，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档次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的成本，所以物美价廉成为了中国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也不断地扩大。

张军扩表示，从历史角度来看，上述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适应了当时国内国际的条件和环境，是十分行之有效的。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发展阶段的变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张军扩分析说，从供给侧来看，传统的技术进步和对外合作方式面临调整的压力。“过去我国技术水平比较低，与先进技术的差距比较大，这时我们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不会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形成竞争关系，而是会形成上下游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我们虽然凭借低廉的成本优势也赚到了一些辛苦钱，但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赚的更多，大家经常会说苹果手机的例子”。

但是，当我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档次显著提升，尤其是有些方面还处在比较领先位置的时候，不少产品开始形成与发达国家产品竞争关系的时候，矛盾和摩擦就会随之而来。

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扩大出口的努力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张军扩指出，出口份额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伴随国家间一些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此消彼涨，甚至一些产业和一些企业会在竞争中萎缩，甚至被市场淘汰。“这种情况在我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影响不明显，因为那时我们的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体量比较小，但当我国达到了第二大经济体量，并仍然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矛盾和冲突也就会越来越多”。

他强调，我国传统的、曾经十分有效且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这种挑战和压力或迟或早都会出现，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大多数专家只是从外部环境，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向新格局转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深入”。

从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深刻认识我国发展所具备的、所积累起来的内部优势、条件和潜力

在张军扩看来，我国发展水平提升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仅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也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形成了新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从而为克服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张军扩认为，从需求侧看，除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外，我国还有两点优势值得关注。

第一是我国巨大的投资潜力。“从我国现阶段发展形势来看，不论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还是改善民生，还是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不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老旧小区的改造问题，还是乡村村容村貌整治、垃圾污水处理、居民危房改造，这样的投资需求潜力都是巨大的。关键是创新体制机制，拓宽资金渠道，促进潜力的释放”。

第二是基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所形成的独特的、超大规模性的优势。“比如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信息通信产业相对发达，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我国所拥有的手机用户，哪怕只算那些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优质用户，也会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庞大得多。这不仅是一个销售总规模的问题，这种情况对于众多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优势”。

而从供给侧看，张军扩表示，我国一方面具有诸多独特的要素供给和组合优势，“比如从劳动力要素供给来讲，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元，既有海量的普通劳动者，也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并且性价比比较高。从而有利于使我国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并且在不同产业层次上都形成竞争优势，这一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举例称，如果没有庞大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我国的快递业务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从而与此相关的很多产业形态的发展都会面临困难和问题。

“从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来讲，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群体就达到七八百万，而且工资水平相比而言是有优势的。这对于那些动辄需要几千，甚至上万普通研究者的集成式创新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张军扩说。

此外，我国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和生产能力，使得我国具有独特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韧性和支撑技术和产业创新转化的能力。他提及一家企业在疫情初期转产生产口罩的例子，“在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十天造出口罩机，并迅速量产，39天实现96台设备投入生产，到4月初加就达到了日产1500万件的生产能力，现在基本稳定在日产3500万件的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企业”。

在张军扩看来，上述企业能够如此快速的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既是基于其内部所积累的能力和优势，也与我国整体的产业配套能力密切相关。强大的生产配套能力还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技术研发和技术产业转化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在珠三角，只要你有新的想法，大约在几公里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配齐，把你的想法转化成新产品的设备和零部件”。

张军扩强调，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经济总量的增大。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曾经十分有效，且做出巨大贡献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发展阶段变化也使我们形成了巨大而独特的内部发展优势和潜力，为我们应对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需要我们加大力度来充分发挥潜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抓住两个核心任务、把握好两个重要的关系

张军扩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关键和最根本的任务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力度，更加充分的释放内需潜力，使内需在支撑今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要补齐我国发展中的弱项、短板和“卡脖子”环节，提升现代化水平，增强发展的韧性和安全性。

谈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两个关系时，张军扩指出，一是要明确和处理好释放内部需求潜力和扩大开放的关系。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扩大对外开放并不是相互矛盾或者相互替代的”，张军扩说，这不是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内循环更加畅通了，内部优势和潜力更加充分的发挥了，有利于形成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的新优势，会对更好的做好对外开放和扩大外需工作起到支撑和带动作用。而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也能够为我们有效的畅通国际循环，释放内部发展潜力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是要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技术的关系。张军扩表示，长期看，我国必须加大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自主创新和核心攻关的问题，必须着力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情况。但是也必须明确，自主创新和集中攻关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以我为主的充分吸收和利用国际资源的开放创新。自主创新也不意味着要在每个领域或者环节上都掌控关键核心的技术，那样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是在充分发挥我国基础和优势的前提之下，在若干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优势，形成相互制衡、相互利用的一种关系。

深刻认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作用

在张军扩看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看似发展问题，实则改革开放问题。无论是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能力，补齐经济短板，还是充分利用我国的优势条件，挖掘内需的潜力，最关键的都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张军扩提出三点。第一，要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的主体活力。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切实打破对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各种隐形的歧视，加强产权保护，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

第二，进一步优化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越来越重要，但是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而是一个包含了文化、理念、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可以预见，下一步创新的国际竞争将会更加的激烈，为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着力改革我国的教育、科研、人才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制约创新的诸多卡脖子问题，着力营造与新时期创新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管理体制”。

张军扩强调，科技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加快营造良好的、在全球范围之内具有竞争力的吸引人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显得尤其的紧迫和重要。应着力创造能够吸引全球人才来华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充分为我国所用的良好的环境，“只有我们的创新环境、创新生态比别人强，更有吸引力，我们才能最终在科技竞赛中获得竞争优势”。

第三，要进一步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地见效。“从我们对地方企业的实际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还是存在改革举措真正落地不够有力、成效不如人意的问题。在有些区域、有些领域还是比较突出的”。

他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顶层设计在明确改革开放方向性、原则性、重大问题的同时，要给基层探索留下充足的空间，创造更好的条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必须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创新。

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所有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广大干部强烈的发展积极性。面对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要加快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强化对干部的正像激励，加大对干部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的机制，以更加充分的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