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创业者非洲掘金往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作者：孙辕，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国人在海外从来不缺故事，下南洋、赴欧美艰苦打拼的例子比比皆是。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一群中国人怀抱商业梦想，走上了非洲大陆。

和刻板印象中荒凉贫穷、坐等援助的非洲不同，那时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刚刚独立，殖民者留下了规模不大，但前景良好的工业基础，看起来处处都是机会，一些充满冒险精神的中国人因此远渡重洋，奔向非洲。

五十多年过去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几经动荡，但一些去往非洲打拼的中国家族早已扎下根来，在异国他乡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商业传奇，有人还为了拿到尼日利亚公民的身份，放弃美国公民身份。

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看到一家公司飞速发展、快跑上市，而在非洲，还有一些华人华裔认为自己的家族“可以再等 50 年。”这些隐秘而充满智慧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今天，我们节选一段《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分享给各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非洲商业舞台上的角色，不仅仅是大手笔的基建狂魔，还有更多默默奋斗着的创业者，而后者在塑造中国形象的作用上或许更加重要。

 本文节选自《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作者：孙辕，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删减

再等50年

当劳伦斯·董在接待处和我见面时，我以为他只是助理，或是离开了一会儿的接待员，反正不是老板本人。他瘦小的身躯被包裹在宽大的A&F Polo衫和宽松的深灰色牛仔裤里。

他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招待我们坐下后，他坐在了巨大的弧形办公桌的后面。他留着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当他在办公桌后坐下时，就像一个坐在父亲办公室里的未成年人。

尽管劳伦斯看起来很年轻，但他实际上是尼日利亚最大的私企之一董氏集团（Wempco）的执行董事和第三代掌门人。

他的家族在 50 年前从中国内地途经中国香港来到尼日利亚。他们的工厂生产木材产品、钢铁和瓷器。他的家族把孩子们送到中国香港和美国接受教育——劳伦斯是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 但大多数时间，他们还是在尼日利亚生活和工作。

几年前，劳伦斯甚至为了拿到尼日利亚公民的身份，放弃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他这样解释：“我们要在这里长期发展，尼日利亚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劳伦斯的家族史提醒着我们，如今已不是中国的实业家第一次来非洲，也不是非洲第一次看起来可能会实现工业化。

工业化的进程没那么简单，跟50年前一样， 如今这也不是一件有十足把握的事。

当董氏家族和其他充满野心的中国实业家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这里的时候，非洲经济似乎要准备起飞。彼时政府的政策是重点发展工业部门，欧洲殖民者留下了规模小但是有前景的工业基础，大家普遍对独立后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

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宏观经济危机，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日益加剧，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在尼日利亚，四大中国家族企业中有两家倒闭了。总的来看，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是在去工业化。

但凡事都有利有弊。即使是在逆境中，也总能想办法做生意。

剩下的两大家族不仅幸存下来，而且生意兴旺。在过去的15年里，非洲许多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与之前的数十年相比好了很多，这也吸引了数百家新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

董氏家族和其他老前辈们都知道顺境总是暂时的，下一个低迷时期随时可能到来，但是他们对自己未来几十年在非洲做生意的能力充满信心。宏观经济固然重要，但它井不能主宰命运。

公司和个人的决定仍很重要，有时这些决定了企业的成败。逆境可能会扼杀商业，也可能成为促进其发展的助推器。

董氏家族投资的酒店

“在非洲，有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这不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尼日利亚的工业化进程似乎障碍重重，但对劳伦斯来说，工业化并非遥不可及。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向我描述了他们家是如何在近几年进军酒店业的。

尽管工厂仍是其企业的核心，但他们已经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开了一家豪华酒店。

“我们给酒店厨师规定的任务是要创造一家三星级的米其林餐厅。”劳伦斯说，“显然，今天的尼日利亚没有那样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难。”

但是他看起来并不担忧。“我们来这儿已经 50 年了，并且没有严重的亏损。我们可以再等 50 年。”

中国创业者与非洲制造业 

在尼日利亚制造业的早期阶段，中国的投资就已经出现了。劳伦斯·董的前辈们是这个移民浪潮的一部分，也是尼日利亚华人团体恭敬地称之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员。

四大家族是实业家族，之前在中国内地做生意，之后迁往中国香港。但在香港做生意是件艰难的事情，因为那里的竞争者太多了。

因此，许多公司开始寻求搬迁到海外，其中就有一些公司选择迁往非洲。四大家族是前往尼日利亚的移民中经营最成功的：他们在异国他乡成为制造业大亨。

四大家族中的两个制作的产品——纺织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事实上，尼日利亚最大的企业曾经是中资企业——尼日利亚联合纺织股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峰期，雇用人数超过2万，是非洲最大的纺织工厂。

尼日利亚联合纺织股份公司仍然存在，但它已不再在尼日利亚制造任何产品了。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全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减少到了18000人，300万工人的工作岗位消失了，整个社会都遭到破坏性的打击。

尼日利亚的纺织业究竟遭遇了什么？无法简单加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尼日利亚的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断崖式衰退，它的经历是整个非洲大陆制造业的写照。

1960~2010 年，加纳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坦桑尼亚下降了1/3 。总的来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殖民者手中独立出来后的几年里，非洲国家的制造业部门比现在更强大。

制造业目前仅占非洲GDP的13%和出口的25%（除了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这两个数值低于世界其他地区。

非洲国家远未成为使大型工厂有望蓬勃发展的工业强国，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已经去工业化了。如果以宏观视角看待工厂的生与死的话，非洲在这方面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

而到了今天，非洲的工厂正在经历重生。这很奇怪：两个世纪以前的英国纺织公司或今天的底特律汽车厂，一旦工厂开始走向死亡，它们通常便不会复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非洲的工厂从一开始就没那么强大，它们似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消亡了。

但就像凤凰涅槃重生一样，诸如董氏家族旗下的那些工厂，它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竞争力，而且它们的所有者也比以往更加自信。

董氏家族投资的工厂

三年前，董氏家族对非洲最大的冷轧钢厂进行了巨额投资：将15亿美元押注在对尼日利亚的经济以及他们公司长期在那里开展业务的能力上。

从那段低迷的时期中幸存下来的另一个大家族也在壮大：李氏集团在尼日利亚建立了新工厂，生产从塑料袋到面包和瓶装水的多种产品。

这些做长期投资的中国投资者现在正加大投资的力度，与此同时，每年出现在非洲海岸的新的中国企业家的数量越来越多。

如果说第一波中国的实业家帮助非洲的制造业获得了生机，之后的走私者加速了它的衰亡，那么如今来自中国的新的投资浪潮正在使它重新焕发生机。

直到近期，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数据依然很少。

我和同事在麦肯锡公司共同负责了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目的是改变这一状态。我们雇用了一小群中国的自由撰稿人、博士研究生和国有企业工作的前雇员，派他们到8个非洲主要国家的华人社区进行调研，这8个国家的GDP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GDP的3/4 。

我们发现超过1万家中国企业——他们在非洲做生意的积极性和信心是出人预料的。

在我们做田野调查的8个国家里，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数量近乎之前我们收集到的数据的4倍。这8个国家的中国企业中有1/3 ，约1500家，从事的是制造业的工作。

如果把这一比例放大到整个非洲大陆，则在非洲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有3000~4000家了。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如果公司的规模很小，那么公司的数量即使再多也并不重要。

但是，尽管中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往往小于新闻报道的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那些工厂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对近200家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调查，它们的平均年收入为2100万美元，大大超出了大多数非洲国家对中小型企业的分类和定义。

那些公司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所有的，而非中国的国有企业（SOE），这表明这些投资是出于盈利目的，而非政府的官方指示。

但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非洲的制造业——在大约30年前就已衰亡的工业，在今天吸引了如此多的投资？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基于结构性因素的答案，一个是基于个人因素的答案。结构性的答案采用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全球经济中发生的大规模变化。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在南非出生的罗伯特·劳伦斯是这样说的：“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像中国这样的主要国家从经济阶梯的底部脱离，那些依然留在底层的国家仍面临着重大的机遇。”

事实证明，处于底层有其益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其命名为“经济落后的优势”。

第一，低收入国家仅指其国内工人工资水平低于那些富裕国家，它们的劣势使其对劳动力需求高的行业颇具吸引力。

第二，由于大多数贫困国家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类型中的经济产出和就业仍占最大份额，因此它们的生产率有足够的增长空间。也就是说，当开始的基数很低时，增长是不难的。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后来者可以采用经过早期开创性国家验证的技术和创新，而不必在开发高生产率技术方面进行昂贵的反复试验。

随着亚洲国家富裕起来，它们开创的复制机械和生产方法的先河为尚未实现工业化的非洲国家提供了投机的追赶战略。

这种基于非洲国家在工资和生产力水平程度上落后于全球的逻辑，对于非洲来说无疑是令它们不快的，但这是一个有着坚实理论基础的结构性解释，说明了为什么大雁现在正成群结队地向非洲飞去。

这一解释得到了企业家们的肯定：在我的研究中，我遇到了数十位中国工厂的老板，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非洲进口技术的能力是促使他们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无论宏观经济状况如何，劳伦斯·董的家人都愿意在尼日利亚再待50年。

更重要的是，他们双管齐下，不仅要维持他们现有的工厂，而且还要在一家钢铁厂上投资15亿美元（尼日利亚总统参加了这家钢铁厂的开幕式）。

他们是如何在遭遇了最严重的石油危机、军事独裁统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国救助、汇率像石头一样跌落后，仍对尼日利亚的制造业如此乐观的呢？

在这里，基于个人因素的解释很重要。结构性的推力是隐性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个人所承担的义务和公司层面的决策力仍很重要。这并不是说结构性的解释是无效的，而是承认即使是最好的条件，也需要个人愿意赌上全部身家，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当个人遭遇某一情境时，他们会采取行动改变环境，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身发生变化，最终取得了进步。

“淘汰”沃尔玛的中国企业

确定世界上产量最高的鞋厂是哪一家是件很难的事，因为据我所知，没有组织统计过相关的数据，但很可能就是眼下的这家工厂：李氏家族在尼日利亚设立的一家人字拖鞋生产厂。

作为四大家族的另一位成员，李氏家族的业务一直保持稳定。除了生产瓶装水、面包、塑料袋和钢材外，李氏集团每天生产 120 万双人字拖鞋。

这家公司每年为美国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生产足够多的人字拖鞋——或者每年为尼日利亚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生产两双人字拖鞋。

那些在最坏的情况下幸存下来的人们对非洲制造业的未来更有信心，从他们所拥有的工厂里发出的嗡嗡声是证明非洲能够实现工业化最好的证据。

他们相信这一点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条件总是有利的，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在那些条件下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的能力充满信心。

正如带我参观工厂的经理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公司成功的全部原因是李氏集团决定做与竞争对手完全相反的事情。

中国的人字拖鞋生产工厂规模相对较小、结构更灵活，因此可以随意更换制作不同的款式。

大多数尼日利亚的消费者是价格敏感型，在选择产品时，他们会偏向于低价格，而不是新款式，所以李氏集团生产的款式很少，但产量很大。

他们通过标准化实现了更高的效率：除了改变其畅销商品的颜色外，其他基本不变，每双普通的人字拖鞋的零售价约为 1 美元。

因此，他们几乎可以持续地运营这个大型工厂，使每单位的成本低于中国的人字拖鞋生产厂。

虽然李氏集团在尼日利亚及其周边国家拥有“99.99% 的市场份额”，但它没有利用这种垄断力量来提高价格。

该公司了解其商业模式依赖于不愿意或无力承担更多费用的消费者，因此它继续按走私者无法与之媲美的价格出售人字拖。

它正是因为找到了正确的商业模式，才将不利的背景因素（贫穷的、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转变为金矿。因此，尼日利亚没有走私的人字拖鞋。这是该公司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能在此市场领域持续经营的原因，而其他许多制造商则陷入了困境。

由于这种世界级的成本结构和严格的定价政策，李氏集团的人字拖鞋的业务蓬勃发展。

几年前，当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来电时，它被给予历来最高的赞美。

沃尔玛想知道李氏集团是否会考虑成为其人字拖鞋的供应商。

李氏集团拒绝了。这个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工厂门口将所生产的人字拖鞋卖给当地批发商，后者将鞋子带到了尼日利亚的每个角落和西非的周边国家。

在出售全部产品方面，这家公司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也不用担心因为承接沃尔玛的业务而招致其他长期分销商的不满。

它只是不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的业务，因为它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效的生产模式来服务更具价格意识的消费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淘汰了沃尔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作者：孙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