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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部城事”(ID:xibuchengshi0518),作者:西部菌,36氪经授权发布。

2020年12月31日,住建部在官网上公布了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对全国各个城市的面积、人口情况,会有一个全方位的统计,这也成了观察城市城区人口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实对一座城市来说,相较于常住人口,城区人口数据的重要性,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比如2014年下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就是按照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来划定城市的规模等级。可见,它直接和城市能级挂钩。

西部菌依据年鉴,对2019年城区总人口超过300万人的城市,进行了简单梳理。那么,各大城市的规模等级如何?哪些城市实现了“升级”?

要注意的是,年鉴中并没有城区常住人口的指标,很多城市是将其中的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相加,统一归为城区常住人口。也就是说,包含城区暂住人口在内的城区总人口,一般情况下等于城区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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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4年的通知,依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可以划分为五类七档:

超大城市:1000万人以上

特大城市:500—1000万人

Ⅰ型大城市:300—500万人

Ⅱ型大城市:100—300万人

中等城市:50—100万人

Ⅰ型小城市:20—50万人

Ⅱ型小城市:20万人以下

同样是“大城市”,由于Ⅱ型大城市就超过60个,所以没有详细统计。而城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人的城市,截止到2019年,一共有30个。

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有6个,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和天津,正好包括了四个一线城市和两个二线直辖市。

要指出的是,重庆的情况比较特殊,1540.88万人的城区常住人口数,包括了下辖的一些区的数据,2018年主城区的人口数实际为875万人。

城区常住人口介于500—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一共有11个,分别是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苏州。

要注意,苏州384.04万人的城区常住人口数,不包括昆山等地。根据“国民经略”梳理,算上全域口径,苏州为552.78万人。

这些城市中,除了计划单列市青岛,地级市东莞和苏州外,其他都是省会城市。由此也可以看出,省会城市在城区建设、人口集聚上的优势,以及在城镇化上的领先水平。

可能很多人会对东莞感到意外。2019年常住人口为846.45万人,城区常住人口却比常住人口还要高,达到956.08万人,高居特大城市之首,距离超大城市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相较于2018年,东莞的城区常住人口增长了足足271.05万人。西部菌推测,应该还是统计口径的问题。

实际上东莞2019年的城区人口数为254.47万人,所以城区总人口的真实数量,应该是不可能达到956.08万人的。

城区常住人口介于300—500万人的Ⅰ型大城市有13个,分别是哈尔滨、长春、大连、合肥、昆明、太原、长沙、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厦门、宁波和福州。不是省会,就是计划单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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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2018的数据,2019年超大城市阵容未变,特大城市新增了区划扩容的济南;Ⅰ型大城市也添了新员,包括乌鲁木齐和石家庄。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城市城区总人口的增长很快。其中乌鲁木齐从286.47万人增长到349.75万人;石家庄从284.31万人,增长到336.76万人。

来源:国民经略

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统计的城区范围出现了调整;第二,外来人口增长,同时随着城镇化本地农业人口流向城区。像石家庄在2019年3月就开启了零门槛落户。

不管是2018年晋级的福州,还是2019年晋级的乌鲁木齐和石家庄,城区总人口数量站上300万人的台阶,对城市发展的加持效果,不只体现在规模等级的提升上。

事实上,从产业的整体布局,到相关用地指标的划拨,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多关系城建水平的规划,都是依照城区而非全域的人口数据而来的。

以基础设施领域的地铁为例,2018年发布的52号文,对地铁审批门槛进行了提高,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当然,市区常住人口和城区常住人口,在计算口径上可能又存在着区别,但总体来说,二者的差距并不是太大。

此前包头的地铁一度暂停,市区常住人口不达标,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上述几个晋级300万人+俱乐部的城市,在满足其他各项申报条件的基础上,地铁获批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另外,像山东临沂,河南南阳,包括近几天备受关注的石家庄,都是常住人口千万级别的城市。

原因在于,它们的管辖范围广,下辖市县多,城区常住人口占比其实较少,所以无论综合实力还是知名度,都跟其他一些二线城市还有较大的差距。

这也说明,相较于全域的常住人口,城区常住人口其实更能精确地反映出城镇化进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能级。

当然,常住人口多,而城区常住人口少,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转换成优势。

一方面,它意味着还有很大的城镇化空间,大量农业人口可以转化为市民;另一方面,城市扩张的空间更充足,至少在用地指标上,未来会有较多的存量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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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鉴数据,2019年的城区总人口增量中,一些常住人口增长快的城市,反而出现了负增长,比如成都和宁波。

包括济南,合并莱芜时后者的常住人口在137万人左右,但2019年城区总人口增长达180.17万人。

西部菌推测,除了抽样统计不精确的因素外,还有可能也是因为统计的城区范围发生了变化。像成都的市区人口,2019年其实是增长了20多万,而不是下降。

对比2019年的城区总人口增量和常住人口增量,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强的正相关。比如杭州,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55.4万人,而城区总人口的增幅也多达31.72万人。

说白了,这些一二线城市的城镇化速度放缓,城区总人口的增长,很难再依赖农业人口向城区转移,更多还是得从其他城市导入。

来源:搜狐城市

比如像上海、深圳,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人口了,常住人口就等于城区常住人口。而广州、天津等地,常住人口中的八九成左右,都是城区常住人口了。

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二线城市会带头掀起热闹非凡的人口争夺战,可以这样说,它们是通过对外抢人,来在城镇化下半场构建城区总人口的第二增长曲线。

当然,城区总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规模等级升级,即意味着城市能级得到提升,也意味着城市运转成本提升,管理难度加大,城市病的问题会更加突出,房价也会上涨。

因此此前避免一市独大的相关重要讲话提到:

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

所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味摊大饼,追求人口数量,也是一种思维误区。

最后提一下,按照2020年城镇化建设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大家可以对照看下,接下来哪些城市应遵照要求全面解除落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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