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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今仍然在全球传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流行。然而,更值得让人深思的是,在世界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有面对其它大流行的风险和残酷事实。早在200余年前,霍乱就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次大流行,然而,直到今天,第七次霍乱大流行仍然在部分贫穷国家和地区肆意传播。为什么在有防治方法和疫苗的前提下,霍乱仍然在进一步蔓延?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又会重蹈霍乱的覆辙?这篇翻译自《卫报》(The Guardian)的长篇文章,原标题是Cholera and coronavirus: why we must no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英国医务工作者Neil Singh在文中结合霍乱发生的历史背景和防治手段,提出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思考。这是本系列文章的上篇,主要讲述的是霍乱的起源与蔓延。

划重点

  • 除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场大流行。

  • 无论是哪一种全球蔓延的大流行病,其共同点都是背后的国际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动物和人的流动。

  • 像大流行这样的灾难事件绝不仅仅只有其破坏性,它们同时还会带来新的变化,并且经常引发科学发展和社会改革。

霍乱在也门首都萨那(Sana’a)爆发,当地洪水四溢。图片来源:Yahya Arhab/EPA

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目前全球面临的唯一一场大流行

在西方,霍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打败了,但在较贫穷国家,每年因霍乱而去世的人数仍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寻找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治疗方案,而不仅仅局限于富裕国家的公民。

每天早上7点45分,我们都要按时上线。一个接一个地,我们接通了屏幕另一端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对于我们医生而言,我们实际上并不习惯于这样的视频会议,但我们彼此仍然挥舞着激动的双手相互打招呼。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的每日虚拟会议就成了一种无价值的沟通渠道,让我们彼此了解最新的临床指南、内部规范以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等内容,而这些内容每天也都在变化。

然而,这些虚拟会议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闻,让我们不得不从个人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现在到底有多少出现症状的感染者?其中有多少测试结果呈阳性?又有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基于我自身在公共健康领域方面的培训背景,我不得不把这些问题放大到全球背景中来思考。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在疫情控制方面肯定会看到有关进展,并且在西方国家也能进一步控制这场疫情。但是,其它国家又会怎样呢?

这不禁让我想起我在印度的亲戚,这一场全球疫情对现在的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的未来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而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在于明天谁会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而是200年过后,谁还会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

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目前全世界面临的唯一一场大流行。事实上,现在还有另外一场大流行。

自两个世纪之前霍乱首次在全球蔓延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万人口因感染霍乱而死亡。当你在阅读本系列文章的同时,又有5人会因感染霍乱而死亡。然而,在西方国家,霍乱也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甚至到了不再受人重视的地步了,但在全球某些地区,霍乱控制与预防似乎完全看不到终点。

在我看来,虽然我们肯定可以在一两年内为英格兰的患者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西方医疗体系在经过这场疫情过后也肯定会得到加强,但我仍然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重蹈霍乱的覆辙:在全球大面积范围内控制并征服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那些最贫穷的地区可能仍然无法摆脱病毒的折磨。

霍乱的起源与蔓延

我的祖父母居住在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Bihar)。如果要去祖父母的家中,我需要转机到巴特那机场(Patna Airport),从那里再乘车途径世界上最长跨河大桥之一的圣雄甘地大桥(the Mahatma Gandhi Setu)。向北驶过这座大桥的途中,我们会横跨著名的恒河,然后会驶经一个盛产香蕉的城市哈吉普尔(Hajipur),并且还会路过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城市达尔班加(Darbhanga)。

在我小时候,这些路的路况都非常糟糕,在当地季节性洪灾和季风的影响下,乘车驶经这些路段更是难乎其难。就全程里程而言,在英国最多也就2个小时的驱车路程。然而,在印度当地,由于路面坑洼路段等路况问题,全程需要大约7个小时的车程。

如今,当地政府的道路工程已经大大改善了这些路况,路面不再是随处可见的坑洼路段,并且该地区肥沃的洪泛区也为种植芒果、荔枝和番石榴等热带水果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一想到曾经去祖父母家中的一些往事,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内容。

然而,恒河三角洲潮湿的亚热带环境,也成了许多经水传播的疾病的滋生地。而且由于该地区有着充沛的不流动水域,以及印度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有敬神者在河里沐浴来让圣河洗净灵魂、洗去所有罪恶的传统,印度北部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霍乱的发源之地。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座古庙里,一幅有两千年历史的铭刻文案生动详细地描绘了霍乱感染者的临床治疗图案:蓝色的嘴唇、憔悴的面容、凹陷的眼球、内凹的胃部,四肢萎缩并且皮肤皱巴巴的,看起来就像是被火烧过一样。

早在19世纪,巴伐利亚科学家马克斯·范佩特柯芬(Max von Pettenkofer)就曾错误地认为,由于霍乱只能在印度当地特定土壤环境和其它环境因素影响下传播,所以是不可能传到欧洲大陆去的。但实际上,印度北部地区的霍乱一直得不到解决,主要并不是因为气候原因,而是政治问题。

霍乱是一种传染病,它可以打开肠道中的所有“水龙头”,从而让水分和盐分从系统中“一泻而出”,让你出现大量如流水般的腹泻,看起来就好像淘米水一样。这种腹泻还会导致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让一连串的感染者严重脱水。如果他们不及时接受治疗的话,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像西梅干一样枯萎。

在长达多个世纪的历史中,霍乱仅在印度东北部引起了局部性的流行病。直到1817年,其中一次起源于孟加拉地区(Bengal)的疫情最终在全球蔓延,这也是七次霍乱大流行中的第一次大流行。

然而,正如我们不能将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归咎于武汉一样,我们不能认为印度东北部地区对霍乱在全球蔓延负有责任。毕竟,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北美地区也应该对2009年最初起源于工业化养猪场的H1N1猪流感大流行负责。

无论是哪一种全球蔓延的大流行病,其共同点都是背后的国际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动物和人的流动。

帝国主义国家塑造了霍乱的历史,而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考量,才促使他们成功地控制了霍乱疫情。然而,如果帝国主义对于成功控制霍乱疫情至关重要的话,那它也可以产生一种分裂世界的逻辑,并且只能将这个世界上其中一半的疫情成功消除。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历史研究奠基人、被誉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在他曾著作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书中,描述了英国陆军如何经陆路把霍乱带入尼泊尔和阿富汗,以及英国海军额商船又如何经海路把霍乱带到了印度洋之外的地区。

这就是第一次霍乱大流行是如何从孟加拉湾传播到东南亚、中东、东非,以及随后在1820年代又如何传播到欧洲的真实记录。

图片摄于2001年南非的一座水坝,这座水坝的水中存在霍乱病毒。图片来源:SCHALK/EPA

1831年,霍乱传播到了我从儿时成长的英格兰东北地区。在英格兰东北部城市桑德兰(Sunderland),最早的一批感染者之一,是一个名叫伊萨贝拉·哈扎德(Isabella Hazard)的12岁小女孩。她的病情特征变化得非常迅速,某天晚上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下午就死亡了。

哈扎德是19世纪欧洲所经历的一系列造成大混乱局面的疫情中的第一场疫情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对贸易而言至关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很难想象,这场因疫情而导致的恐慌,居然是由霍乱所引起的,毕竟,当时大家对这场疫情的认识,也完全是一个谜。当时,大家对这场疫情的认知,大多数都认为霍乱是由于“空气不良”(或者是“臭气”)引起的,最终也激发了各种孤注一掷的试图控制这场疫情的实验。

例如,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英国殖民者就曾试图在大街上发射大炮来“消灭潜伏在黑暗小巷的犯罪力量”的方式,来消灭这种病毒。

但霍乱疫情却迟迟没有得到控制,在整个19世纪的一波又一波霍乱大流行过后,数百万人因此而丧命,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贫穷地区。

工人在欧洲各地发动骚乱,他们怀疑这种疾病是统治精英搞出来的阴谋,他们认为是统治者想要毒死他们。

在1830年代,革命派人士马里奥·阿多诺(Mario Adorno)公开指责称当时的波旁王室制造“恶毒阴谋”,企图用霍乱来毒害西西里岛的人民,以此作为推翻波旁王朝运动中的一部分。

然而,像大流行这样的灾难事件绝不仅仅只有其破坏性,它们同时还会带来新的变化,并且经常引发科学发展和社会改革。

最后,欧洲帝国统治阶层开始投入资源,来发现这种病毒背后的真正原因。其这种行为的背后,主要也是为了防止伴随每次新的疫情爆发而导致灾难性经济衰退的发生。

这场投入,促进了在霍乱疫情防治方面的三大核心进步。

第一,出现了提高公共健康卫生的改革,从而尽可能防止人们感染类似病毒。第二,研发出了可以预防和治疗霍乱疾病的药物。第三,加强国际合作,用团结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延伸阅读:

译者: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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