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文,头图来源:ICphoto

停开半年的鬼市终于迎来了2020年的第一次开张。

《辞源》释“鬼市”为:夜间集市,至晓而散,故称鬼市。北京的八大鬼市,如今仅剩下这大柳树这一处。鬼市一周只开两次,分别在周三和周五,目前,鬼市只有每周五对外开放,摊位大多出售古玩和电子产品,也出售一些杂物。

6月5日下午两点一开门,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不断地涌入市场,这里聚集着凑热闹的人、淘货的人,也有到此进货的人。

三位摊主自述:我在北京鬼市摆地摊,一天卖货收入上千

有两个专门在工地摆摊的摊主,带着推车,上面整齐叠摞着二十几本笔记本电脑和几个破损的键盘,电脑用一根粗麻绳捆了两圈,以此固定。一个摊主负责上前寻货、问价,另一个则一边捧着装满笔记本的红色包裹,一边看管已收获的战利品。

这场“扫荡式”的进货耗时不过一个小时,二人归置好货品后又空手返回,进行第二轮扫荡。

这里仿佛是地摊盛世,却几乎没有蹭“地摊经济”热度的摊主。在鬼市的摊主多是经营地摊的老生意人,做的长久的有十余年,入行短一些的也有三、四年。

对比其余集市,鬼市的地摊多了一层神秘,又贩售着种种可能。但一走近,便可知,人间的嬉笑怒骂、真真假假皆容于此,这里才是最地道的江湖。

“我摆摊十年,淘过最贵的物件就卖了两千块”

李春生 出摊:10年 前职工作:摊主

李春生下午出摊开门红。一个以5块钱单价收来的电子书,被李春生以300块的价格卖出两个。两个顾客出价是按一半的价格对半砍,从500块砍到300块,末了又跟李春生软磨硬泡,一声一声地喊“大哥”,李春生这才同意让他们添四十块,带走一块电子表。

俩顾客对此次的狩猎很满意,嬉笑着付了款,临走不忘跟李春生打趣,“哥,您看这三百四十块钱还得俩人分两次付,别跟别人说。”

这样的热闹在李春生的摊位并不少见。

一个东北的老顾客笑闹着从李春生手里抢过来一把金色的锁,李春生要价30块,顾客给价20块,李春生不吐口,顾客一边开玩笑损李春生,一边仔细瞧着李春生的眼色,眼见李春生笑得咧开嘴,便立马从钱包里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嘴里不忘逗闷子,“你要是刚从不逗我,我就多给你5块钱了。”于是,这把锁,20块钱成交。

讨价通常以这种热闹的形式进行,彼此不会让场子冷下来,也绝不轻易让步,都在耗着等对方松口的那一刻,直到买卖成交。

李春生对定价没有规矩,“瞎叫呗。”

李春生爱做这一行的生意,为的是自由。一周只出一次摊,其余时候要么待着,要么走街串巷去收货。

因淘到宝物而“一夜暴富”的经历没在李春生的身上发生。收老物件十年,李春生收过最高价的是一个砚台,以200块的价格收入,最后被人以2000块的价格买走。

早几年,李春生的地摊生意一直赔钱,但赔的是小钱,围绕着几千块钱打转,不超过一万,承受得起。

近两年,生意顺了,卖得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五、六千块。

疫情让李春生在家待了近半年,过的是吃老本的日子。他没有上门生意,也不用朋友圈售货,出门摆摊才能赚出生活费。

“你倒是给个价啊!”李春生冲着一个顾客吼道。

这是一名女顾客,在摊位前的木盒子里,挑选着钢笔。钢笔颜色有黑有蓝,有的外表磕掉了漆,有的脑袋、身子分了家。

女顾客问了价格后没有还价,沉默着,正准备走开,听见李春生这声喊叫,才低声回了句,“不要了,品相不好。”

“那你问什么价!?”李春生气不过,嘟囔着。

李春生准备了三箱货,以防生意火热,能及时补货,但除了卖出电子书后补了一次货,中间的两个小时里,他没再打开过箱子。

“一个人看摊看不过来,我叫来了同院的老大爷”

王海 出摊:4年 前职工作:富士康工人

王海的摊位离成片的电子产品摊位有段距离,但按照鬼市入口-出口的路线走,王海的摊位是第二家专门卖电子产品的摊位。

三位摊主自述:我在北京鬼市摆地摊,一天卖货收入上千

图:王海的摊位

“今天人不算多。”王海一边说着,一边快速地掏出一个黑色的皮钱包,塞进刚收的一百块。只见一叠厚厚的纸币撑得钱包已经胀开,钱都是整钱、新钱,在阳光下的映衬下,红色纸币显得格外乍眼,钱包合是合不上了,王海把钱包对折,又快速地把钱包归置好。

“下午也就赚了两千来块钱。钱包里的钱是从家里拿出来的,放出租屋里不安全。”王海嘀咕了一句,又吼了一嗓子回复顾客的问价,“表十块。”

盗窃是王海要时时刻刻提防的。这也让王海在看守摊位时,异常机敏,目光所及的范围内,他能记住每个在自己摊位前停留看货的人,顾客碰过的物品他不忘在客人离去前扫一眼,已确认东西是否完整无恙,无丢失。

尽管如此,自己摊位上偶尔也会发生失窃的现象。“之前一天丢了八个显卡,一个显卡我能卖出680(块钱),二手手机也丢。”

王海的摊位铺开的面积大,从最左排的儿童玩具、中间的电子书、收音机到最右侧的手机、乐器,装箱要装四箱,拉货要用带斗的电动三轮车。也因此,王海一天要交上150或者200块的摊位费,比别人贵出五十甚至一百。

王海的摊位聚集的人很多。一拨人离开,又一拨人围过来,每一拨都几乎把整排摊位站满。

有时候,扒手也利用摊位前生意的兴旺开始动作,有的佯装看货趁机把值钱的小件顺走,有的直接把手伸进顾客的口袋和背包。王海遇见过两三次扒手偷顾客,他没有直说,只是朝着扒手的方向吼一声价格,把对方吓走。

疫情前,王海出摊的次数不比其余摊主频繁,他平均一个月只出两次摊,其余时候都在收货。他的收货周期更长,因为除了去废品站、地摊淘货,他还要验货、清洗并简单修理电子产品,这些都要花费大把时间。

时隔半年,鬼市开门第一天,他近期不打算去收货了,而是把手里屯的货都卖掉。王海叫来住在同院的老大爷,同他一起看摊位,他担心摊位因看不过来而被扒手盯上,眼下,他担不起这种损失了。

“我喜欢艺术”

喜旺 出摊:7年 前职工作:服务员

喜旺在聊起音乐、审美、老物件时侃侃而谈,语调轻快上扬,当稀稀拉拉的顾客从摊位前走向他,拨弄琴,问价,再离开时,他再续起刚刚未讲完的故事时,需要持续几秒的停顿缓神,分享故事的兴致也在递减,眼神里显露出一丝落寞。

喜旺失策了。开摊三个小时,一把吉他也没卖出去。他带了六把吉他,中间四把要价五十,最左侧一把要价最贵,是一把手工制琴,要价四百。

“没淘到更好的货,只能选这批货了。”

喜旺和吉他有缘。

喜旺本是东北人,但因为来北京太早,说起话来,北京口音要浓许多。

2007年来北京,喜旺揣着一百块钱,从哈尔滨出发,路费花掉78块钱。来了北京,他第一站去的是圆明园。

(古迹)别看残了,我就喜欢。”喜旺花了二十块钱,换来了一张圆明园门票和一张园内留影纪念的照片。

剩下两块钱,他买了瓶水,以水充饥,晚上睡前门的木头椅子上。

他拥有第一把吉他是在四个月后,他拿到了当服务员的第四个月的工资——400元,他去王府井的一家琴行为自己挑了一把全新的吉他,吉他是蓝色的,售价180元。

拿到吉他的喜旺开始去地下通道出摊。饭店晚上九点左右下班,喜旺下了班的去处就是地下通道,每天唱两到三个小时,唱的多是老歌,收入从几十到几百之间不等。

卖唱的日子里,他认识了西单女孩,也遇见了六小龄童。喜旺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六小龄童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戴着一顶八角帽,“那种都是年龄大的人才戴那种帽子。”喜旺紧跟着补充了这一句,来回忆那日的相遇。

六小龄童冲喜旺笑了一下,往他的吉他套里放了一百元,又留下了一句,“小伙子不错,有发展。”

喜旺记得那一晚依旧唱了齐秦的一首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赚的也最多——将近七百块,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喜旺对走艺术这条路动了心思。

2008年,喜旺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群众演员,当群演当时是一天20块钱,勉强挣个糊口钱。

“我什么机会都想找。”喜旺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下,神情有些恍惚。他没注意到一旁指着皮箱问价格的顾客,顾客吼了两嗓子,连带着旁人提醒,喜旺才回过神来。

“五百,这是民国的箱子,皮的。”听见价格,顾客点头,道了谢,快步离开。

孤单与飘摇是喜旺前半生的人生主课题。老物件是他唯一的慰藉。

2013年,喜旺开始做老物件的地摊生意,他时常“流窜”于各个胡同,经验和进货本钱也是这个时候积累的。

2016年,喜旺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家老物件的店,开在街道,面积大概24平方米,一个月房租一千三,他在柜台前搭了床铺,吃住都在店里。

生意愈做愈久,喜旺进货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参考的标准是投入的金钱成本。“干这行进货,钱多钱少都行,一两千能进货,几百块钱也能进货。”喜旺说道。

喜旺成批地收货,有过一次就支出五六千块钱的经历。那次是押“封箱”,即箱子里的物件不公开,顾客只能根据商家其余的货去判断这箱东西的价值。

喜旺几乎没失过手。他业余时间爱看古玩类的书籍,摆摊的时候也向各个老师傅请教,收货时更是天津、北京、河北及周边四处跑,他不甘心只去废品站里淘玩意儿。

喜旺谈到自己的战绩时,是有些自豪的,“箱子里有三样(宝贝)就能把这一堆赚回来了。”

2017年,喜旺一面照顾店面,一面去鬼市摆摊,朋友圈里也卖货。只可惜,这种同时拥有“许多”的喜悦,没能维持太长时间。

2018年,店面所在的建筑被拆除,喜旺不得不重新为自己搭筑希望。他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曾经店里屯的货彻底卖出去。

喜旺像是讲完了一段故事的结尾,他停下来,不再说话,拿起离他最近的那一把手工吉他,弹奏了一会儿。

天逐渐黑了,鬼市统一打开了墙壁的射灯,光斑打在地面上,并不明亮,从远处望去还是黑压压一片,摊主们纷纷打开自己准备的灯。

喜旺靠到了深夜十二点才撤摊离开。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深夜,客源慢慢上来,喜旺一个晚上卖出一千多块,与平时的收入相差不是太多。而卖出去的物品里,也有他弹奏过的那把手工吉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春生、王海、喜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