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ID:xianweigushi),作者:程承,编辑:万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他们会经历一些冲突的时刻。

今年7月末,林玉回湖北红安县的农村参加婚礼。村民——那些她叫不全名字的亲戚们,用一个塑料桶装着掺了雪碧的长城红酒。

他们用一次性的塑料杯子,盛满这种“酒”,互相干杯。临走的时候,她年迈的姥姥往她的LV水桶包里,塞了一包油炸馓子。

王云也不例外。端午期间,她和高中闺蜜约在一家县城的烤鱼店里——“盗版的炉鱼”。

她们围着结着一层油垢的桌子,讨论追剧、护肤和朋友的恋情。“每个人都背了一个差不多的包,LV、 CUCCI或者YSL,不算太贵的款,一两万这种。”

林玉和王云都是90后,分别生活在湖北宜昌和浙江台州,两座平均月薪不足5000元的小城。她们代表着一个共同且数量庞大的身份——当代小镇青年。

更多的时候,他们安耽于日常生活,朝九晚五,和北上广的年轻人逛同一个淘宝,刷同一个抖音,追同一个明星,关心相似的问题。互联网抹平了信息与时尚的鸿沟。

天猫数据显示,三到五线城市已经逐渐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主力人群之一,增速是一二线城市的1.5倍。由于奢侈品门店并未下沉到小城镇,天猫正在成为他们的“香榭丽舍”。

这是他们的故事,从中窥伺到小镇青年的爱、欲望以及身份认同。

“没错,它就是一种阶层认同”

故事讲述者:林玉,25岁,房产中介

地点:湖北宜昌

我为什么买奢侈品?答案很简单,我想过他们的生活。

我第一次感觉到阶层的问题是在10岁那年。

我从湖北红安县的农村去武汉的亲戚家过暑假。他们家里有一位比我大两岁的表姐。临行前,表姐的妈妈,把表姐的旧衣服铺了一床,然后让我挑。

“挑吧,随便挑”,她插着腰说。我感觉像被针扎了一下。当时,我身上穿着一件已经有些松垮的白T恤,袖子上还有一个小洞。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十二岁才被父母带到了宜昌。他们在一个市场里租赁了门面,卖五金建材。

因为从外地转学来的,开始的时候,我被同学们孤立。他们不跟我讲话,同桌在桌子上画了一条“三八线”。在潜意识里,我隐约地感觉,想要融入一个群体,是很困难的,除非你最后变得和他们一样。

高中毕业之后,我去武汉念了一所大专。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报到第一天,我回到宿舍,一位室友已经在整理行李。她很瘦,脸小小的,下巴尖尖的,穿着短裤和吊带衫,头发挑染出几缕蓝灰色,脸上画着浓妆。

她的桌子上,护肤品摆了十来瓶。95后的梳妆台,也不输后来网上热炒的00后的梳妆台。

我们的学业负担不重,年轻人聚在一起有大把时间无处宣泄,谈恋爱、打游戏和逛街购物,就变成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女孩的虚荣心在这种环境里,被放大了。我确实知道有些人,为了一个iPhone或者一只奢侈品包包会去一些网贷平台借钱。

环境会形成一种压力,其实不应该苛责他们。如果一个女孩,坚持朴素简洁是一种美,但是她身边所有人,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交很多男朋友,三个月后,这女孩心态肯定崩了。

我在大学里学会了化妆。第一次买贵价的护肤品,是快毕业的那年,当时,我在武昌找了一家单位实习。


两个月之后,我领到了3000块的实习工资。我花了近2000元,买了CPB的一套护肤品,准确说,一套还没凑齐。我在淘宝上找的一家代购店铺,朋友推荐的,据说是正品。

毕业之后,我先去武汉世贸广场一家美妆品牌做销售。世贸广场旁边的武汉的国际广场,是全城最高档的商场,一楼的外立面,就是LV的门店。

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中午休息或者下早班之后,去国际广场里逛一圈。

工作之后的第一个月,我用花呗分期,在天猫上买了第一个轻奢品牌的包。送货之前,我每天都要刷很多遍物流信息。第二天背去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步子都轻盈了。

在武汉工作三年,每个月工资到手五、六千元,刨去房租、日常开销之后,所剩无几。去年,在父母的强烈建议之下,我回了宜昌。

经亲戚介绍,我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销售。卖房子虽然辛苦,经常要在外面跑来跑去,但房产销售的提成也是最可观的。

从武汉回到宜昌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是之前的紧张感和自卑感消失了。

我经常能听到一些人称赞我漂亮或者有品位,在以前这很少发生。我的朋友圈,也在重新缓慢地建立起来,其中也包括一些原生家庭富裕的人。

在小城里,人会不自觉地,形成圈子。小时候这种圈子由兴趣爱好、性格或者家庭决定,现在,消费水平和品味似乎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大概率会决定,我们才能吃到一块,玩到一块,有话题可聊。

十月份的时候,因为销售业绩不错,我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提成。宜昌没有国际广场,我的逛街需求转向了淘宝和天猫,反正它们24小时不打烊。我在天猫上买了一套3000元的裙子,作为给自己的奖励。

中旬的时候,我穿着它去参加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地点选在宜昌市中心的一个酒楼,大家都有了很多变化。

吃饭的时候,绕着桌子走一圈,看看女孩的包,就能发现,其实在小城,奢侈品没有那么遥不可及。那次聚会之后,我又和一些新朋友走近了。

小时候,我一直有种丑小鸭的心态,自卑感很重。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用更好的东西,这并没有错。

“27岁,择偶焦虑,开始买包”

故事讲述者:李静,29岁,国企员工

地点:江苏镇江

我第一次接触奢侈品,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深圳,而是我27岁回镇江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同事,也是我曾经同一高中的同学,对包、口红、珠宝的品牌如数家珍,而我却一无所知。我记得她看我的表情,瞪着眼睛,微蹙着眉,怀疑我是否在“装”。

从2008年离开镇江去北京求学,到2018年回到故乡,我有十年的时间生活在一线城市。

我妈是镇江一所中学的老师。初中以前,我都生活在学校的家属区。同学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相互认识,上一代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是一样的。

可能因为教育或者时代的原因,很长时间,我一直对“爱外表的美”有一种耻感,认为内在美和性格才是魅力的来源。

我的专业是理工科,大学是北京一所重点院校。毕业之后,去了深圳一家公司。因为行业相对封闭,身边的女生并不算多,“时尚”没有进入我的视野。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四季温暖潮湿,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没有身份标签。在最初的一年,我几乎觉得自己会永远留在这个城市。

我加入了网上的户外组织,他们经常组织骑行。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把自行车运到香港,环港岛骑行。从太平山顶俯冲而下,穿梭于中环的摩天楼群,咸湿的海风迎面吹来,我觉得平静又愉悦。

当然,这样的时刻只是生活的局部。大多数情况下,我过着从出租屋到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出租屋是两室一厅,60多平米,我和朋友合租。小区老旧,楼与楼相隔不足两米。

在深圳的第三年,我开始感觉疲惫。

有一次,为了办签证,我去人才市场取户口卡。工作人员隔着一层玻璃,拿出厚厚一叠户籍材料,冷漠地翻找着。每张卡都是一个人,跟我一样的,我们一起寄居在一个陌生人的首页卡下。

我第一次感觉,深圳太大了,而人太渺小,也太轻飘。

2017年7月,我辞职离开深圳时,三个箱子装满了我全部的家当。通过父母的关系,进入镇江一家国企工作。

我住回了父母家,睡在少女时代的床上。从小学到高中的成绩单与奖状,父母都小心地收好。每天晚上,电视里播着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吃晚饭,用方言聊着琐碎的日常。

深圳和镇江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你买了一辆宝马,第二天,你同事的前同事的女朋友立刻就知道了。但是,熟悉的人际圈子,稳定的慢节奏的生活,让我感觉安全和妥帖。

27岁,在深圳,你是年轻人,但是在镇江,你要给自己再加3岁——择偶焦虑就这样,突然来袭

几次相亲之后,我陷入了大龄剩女最常见的困境:高不成低不就。那些我心目中列入备选项的男性,几乎无一例外——看脸。那些会打扮,漂亮,有品位的女孩,才在婚恋市场上有竞争力。

在27岁的高龄,我才开始学化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网上查好了,想买Make up forever的粉底。我找了一个朋友带我去线下的逛街,结果因为记不清牌子,买成了蜜丝佛陀的。

开始的时候,我不敢花钱。我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包,是在闲鱼上淘的一个二手Burberry的钱包。不过,我很少告诉别人,我也在闲鱼买过东西。

不久,我又从隔壁桌的同事那里,买了三只没有拆封的墨镜。她有很多的包,集邮一样。

2018年的时候,我通过校友会,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是我所有可以尝试交往的男士中,条件最好的一个。

在确定关系之前,我去了一趟他老家武汉。当时,我背的包,是找那位同事借的,一款Chloé的马鞍包。

临行前一天,他带我回了家。他的妈妈,送了我一个Chloé的小猪包。我后来上淘宝查了一下,售价一万多。我第一个万元包,是我未来婆婆送的。

那段时间,女神进化论,黎贝卡等时尚号也逐渐浮出水面。相比高冷,小城少见的时尚杂志而言,它们大大降低了时尚资讯的阅读门槛。

镇江的中产,其实不像北上广的人想像中的那么土。我身边很多人,对时尚其实非常有研究,品味极好。

其实不难理解。我举个例子,那位“奢侈品专家”同事,她的父母、丈夫的父早在几十年前就算是中产了。两家早早各买好了两套房。她所有的收入,都是可支配收入。工作之余,她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学古筝,学插花,当然,也可以用来钻研奢侈品。

去年,我结婚了。对奢侈品,我没有那么焦虑了,我在慢慢向他们靠拢。

每年,买一只包,一两件好品质的大衣,从天猫的官方旗舰店或者找靠谱代购,买几双鞋子。

一切很自然,它们对我而言,越来越像普通、正常的商品。

“唯一不同的,是你的结婚对象,可能是朋友的前男友”

故事讲述者:王云,28岁,银行职员

地点:浙江台州

我的“时尚启蒙者”是我爸。

2010年高考结束,某天我爸在餐桌上跟我说,“你是大姑娘了,可以学化妆了”。

两天后,一个化妆师出现在我的卧室里,给我上了一堂彩妆课。她是我们县城的婚礼跟妆师,彩妆课收费500元/课,是别人推荐给我爸的,他碍于情面,不好拒绝。

我爸,并不时髦。

我家在浙江台州管辖的一个县城里。在浙江,台州并不闻名,只有在台风季的时候,会出现在本省报纸的社会版。至于我生长的县城,更加籍籍无名。

我爸,是一名普通的国企职工,毕业后被分配过来,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娶了同厂里的女孩,在职工宿舍里生下了女儿。

在那个职工宿舍里,我们一家生活了8年。

宿舍共五层,在北京,它被称为筒子楼,每家在走廊里摆个煤气炉子做饭,公用走廊尽头的厕所和浴室。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对每户人家的喜事、丧事都如数家珍。

关于那里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了,有一个画面却印象深刻。夏天午睡醒来,躺在凉席上,吊扇吱悠吱悠,楼里夫妻吵架,孩子啼哭,窗外聒噪的蝉鸣,都听得一清二楚。

县城仅有四条中心街道,也是我的生活半径。小学、初中、高中都相隔不远,在同一个方向。起初,我爸骑自行车载我上学,后来骑电动车,再后来我自己骑车。

这一路的风景变化非常慢,例如,有一家馄饨店,最早的时候,是一位婆婆在经营,现在婆婆已经去世,她的两位女儿接手。我小时候,她们还是青春少女,现在已经四十多岁,孩子上初中。

我爸给我找彩妆老师的那一年,我18岁,手机还是3G网络,除了发短信和聊QQ,无法承担更多功能。课程结束之后没多久,我买了人生第一套彩妆,品牌是美宝莲——消费世界的门已经缓慢地打开。

2010年9月初,我拖着行李,离开了县城,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火车去了成都上大学。

在成都,我第一感受到“大城市”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成为任何一类你想成为的人。在成都,我第一尝试穿吊带衫、烫头发、蹦迪。

大二那年,我在天猫上买了第一个能被称为奢侈品的美妆产品——兰蔻的小黑瓶。

我在淘宝上逛了一周,才下定决心付款,对于学生而言,它真的很贵。但跨出那一步后,我对价格的敏感度急剧下滑。

我的奢侈品教育,是在法国完成的。毕业那一年,我在学校的平台上法国一家商学院为期半年的交换信息,我报名了,被录取了。2014年初,我从上海坐上了飞往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飞机。

半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旅行、逛街、购物。3月初,我还接到来自台州同学的代购需求——两瓶Sisley全能面霜。

即使在法国,Sisley依然昂贵,单价近人民币900元一瓶。我开始意识到,小县城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

巴黎的精品店里,穿梭往来的都是中国游客。有一次,我路过一家LV的店铺,看到一位中年女士冲进店铺,指着橱窗里的一款包,操着一口东北话告诉法国服务员:“就那个,整俩。”

之后有一次,我爸的朋友的女儿托人来咨询我在法国买爱马仕的铂金包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款包,对它的购买流程一无所知。

周末的时候,我逛去了一家爱马仕的门店,问打扮得一丝不苟的年轻白人销售:“铂金包有吗?”

她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回答“没有”,我转身大摇大摆的出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铂金包是什么之后,突然在想,那天的销售内心是不是在翻白眼:“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土,都不知道铂金包要配货吗?”

不过,至今我还没有见过真的铂金包,它不属于我这个圈层。

在法国,我开始买轻奢品牌的包和鞋子,比如COACH、MK之类。返程的时候,因为帮县城的朋友代购,我的行李都超重了5公斤。

我为自己买了二三十只口红,YSL、兰蔻、雅诗兰黛,什么都有。现在我也好奇,当时怎么有那么旺盛的欲望呢?不过,那些口红最终多数没有用完,放过期了。

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台州,去县城的一家银行工作。并不像大城市的人想象中的那么固化,县城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楼房越来越多,商业街的商铺每隔半年就撤换一批。

一些出现在杭州的店铺,比如网红烤鱼店、奶茶店等,很快会在县城的街头出现。不过,山寨的事时有发生,例如我家附近那家盗版的“炉鱼”。

其实县城里的年轻人,和一二线城市里的也没有很多差别。我和朋友聊天的内容,和那些北上广的同学聊的话题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你的结婚对象,大概率会是朋友的前男友。

圈子太小,攀比和较劲不可避免,彼此相互看齐,心照不宣。

在县城里,一个小圈层里的人都差不多,他们会看同样的剧,关注同样的公号,感兴趣同一类综艺,买差不多价格的衣服。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还可能有一个淘宝群,互相安利种草。

一个人开始买LV,就意味着其他人很快会背相似价格的包。

大部分时候,我们的生活安逸而简单,甚至有些乏味,朝九晚五,晚上追剧。也有一些时刻,我无比怀恋在巴黎的生活。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四月的时候,我独自散步去巴黎圣母院,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了两个小时。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广阔的世界离我很近,一个人,居大都会,我有无限可能。

(应采访者要求,王云、李静、林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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