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真”与“假”

在经济学界,奈特看起来“高深莫测”,多半是由于他的作品难读: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是自二战以来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所导致的副作用——由于知识面的偏狭而产生的认知错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方钦,原文标题:《社会科学还能够预测这个未知的世界吗:经济学的真与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约莫是三年前左右吧,获赠一本刚出版的弗兰克·奈特文集第一卷《经济学的真理》,赠书人问我能否写篇书评。当时应承得很爽快,结果自拿到书以后一晃就是三年,按理说换作别人都应该写出一本奈特研究专著了,我却只字未写。若要问原因,非常简单,奈特很难写。

难写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读起来特费劲。奈特的文字本就不属于讨好读者的那种风格,但这本文集更令人头疼。它由一位奈特研究专家编纂而成,尽管在绪论部分编者介绍了很多有关奈特思想的梳理,以及文集收录的文章各自反映了奈特哪些方面的研究主题,但是读到具体章节时仍然会一头雾水,因为全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杂烩,既有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方法论的内容,又有奈特同各派人士的论战文章;既有冗长枯燥的学术论文,又有短小洗练的随笔,让人完全弄不清全书的主线是什么。

一直坚持读完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时,我才注意到编者在绪论中的那句不起眼的话:“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但为何只是这29篇而不是其他文章?编者的解释是因为这些文章有代表性,“有助于那些对奈特的著作感兴趣的人全面理解奈特的思想”。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编者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没有达成。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内心的抗拒。阅读奈特的文字,仿佛就是在阅读某个时期的自己(绝对没有自夸的意思)关键还是那个让今日的自我不太喜欢的自己。这样的滋味绝对算不上好,且有一种尼采凝视深渊般的无力感。为了避免再度泥足深陷,我放弃了写作计划。

如今2020年已经过去大半,世事纷扰,乾坤莫测,作为书生的那种“百无一用”的挫败感倍增。我自认为不属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类知识分子,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刻,越会退缩到故纸堆中。故而当周围的学人都在忙着赶论文的时候,我反而不想写任何东西,埋头整理旧译稿。

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意间又看见这本已经覆上些许灰尘的奈特文集。随手翻开晒得有些泛黄的书页,读着数年前在空白处写下的笔记,突然觉得,或许现在才是沉下心来阅读奈特的最佳时期。思想史上,正是在一个喧嚣嘈杂、光怪陆离的时代,奈特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独特思想魅力的学者。

所以,是时候写一写奈特了。

一、所谓“一代宗师”

在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总会有那么几位只闻其名却从未出场的绝世高手,比如独孤求败。在经济学的江湖里,奈特差不多也可以算是这样一位人物:经济学大佬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其中又有多少人真的读过奈特呢?据说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言奈特对他影响很大,称他——与其他一众早期美国经济学家一块儿——是“经济学的美国圣人”(American saintsine-conomics)

然而奈特会认同萨缪尔森那套理论吗?我深表怀疑。还是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一语中的:“他(指奈特)是一个虽被承认但很少有人阅读其著作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家。”

弗兰克·H.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高中学业没有完成,读大学时间要比常人晚一些,20岁就读于美国禁酒大学(American Temperance Universi-ty)。1907年,美国禁酒大学开始逐步关闭,奈特转到了米利根学院(Milligan College)。这两所大学的神学氛围极其浓厚,不过奈特后来成为一名无神论者。

《经济学的真理》

在本科学习期间,奈特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暑期课程,修读的是数学和物理学。1913年,奈特在田纳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博士求学过程不太顺利,由于哲学导师不认同他的学术观点和无神论主张,建议他转学经济学;而他的经济学导师不久之后又离开了康奈尔大学,奈特不得不第三次更换导师。1916年,奈特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7年至1919年,奈特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他是后文提及的J.B.克拉克的儿子)的指导下,重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就是后来奠定他江湖声誉的《风险、不确定和利润》(Risk,Uncertainty,andProfit,1921)一书。

由于得不到稳定的教职,奈特于191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9年。1928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接替克拉克的教席,直至退休。退休之后他继续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荣休教授,但不再是经济学教授,而是社会科学和哲学教授。

1972年4月15日,奈特逝世于芝加哥。

国内有关奈特的介绍,内容上大同小异,其源头可能皆来自某百科网站,大概意思如下: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以及布坎南(James Mc Gill Buchanan,Jr.)等一批诺奖获得者都是他的学生。后来传着传着,就越来越神,甚至有些文章称芝加哥学派所有大牛都是奈特的徒子徒孙。就这样,奈特被送上了神坛,成为一代宗师。

有道是“物之反常者为妖”,但凡一名学者被吹得神乎其神,那么其中必有问题。

首先,“芝加哥学派”就是一个伪概念。经济学家的江湖里的确有纷争,可是明确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学派”的,除了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外,少之又少。尽管喜欢并且希望能够拉帮结派的人有很多,但成功的基本上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通常是出于立场分歧而打架,并非真的有什么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

在历史上,经济学界只存在过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有公认领袖、有组织、有信条,即“重农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此外还有一个德国历史学派(广义的历史学派涵盖多个学科,且最早来自于法学,为了避免混淆,本文中所指皆为经济学历史学派,后文不再说明),则属于国家力量扶植的结果,特别是后期在施莫勒(Gustavvon Schmoller)的控制下,不宣誓效忠于他便不能在德国获得经济学教职,这基本上就不能算是学术派别。

那么为何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叙述中常常会提及某某学派呢?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的陈述方式。一些学者在回顾经济理论文献时,将观点近似、立场相同、分析方法一致的学者,又或者仅仅是活跃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学者归为一类,称作一个学派。

比如:古典经济学派、剑桥学派、货币学派、咸水学派、淡水学派等等,都是如此。他们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文献梳理方便,要么只是想为自己立面大旗,好在圈子里立足。但是倘若具体到那些所谓学派中的学者,便会发现其中不仅存在诸多抵牾之处,而且有许多人会明确拒绝将自己归为某个学派的做法。

“芝加哥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事后归纳的结果,将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工作、短期访学甚至仅是旁听过几门课程的,都归为一类。既然原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芝加哥学派,何来“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一说?

其次,就算承认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中又有多少人确实从奈特思想中获得了启迪呢?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许是比较明确的一位——但国内的介绍中偏偏漏了他。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作的“社会成本问题”,连标题都是取自奈特的那篇“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

另外布坎南和奈特一样,都受过德国哲学的熏陶,所以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但是其他人,像是弗里德曼,尽管奈特是他的导师之一,但仅仅那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完全和奈特背道而驰。

最后,即便前两条准则全部放弃,只看表面上学者之间的师承和影响,那么奈特也不是美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真正的宗师是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恐怕大多都没听说过的德国人:克尼斯(Karl Knies)

不信?那么请看下面的谱系图。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不完全谱系,注1、实线表示师承关系(博士论文导师),虚线表示受到影响(上过其课程、或者专门研究过其思想);注2:该表只是简表,并未列出早期美国经济学的完整谱系。

这位克尼斯是何方神圣?他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更确切些地说,德国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时期,克尼斯是旧历史学派的三大元老之一。

没错,虽然我们如今常将主流经济学等同于“英美经济学”,似乎它们是一脉相承,但其实美国经济学有着不同于英伦传统的精神气质,也就是德国经济学的影响。

要理解奈特,首先必须了解他那个时代美国经济学的状况。因为奈特思想的复杂性正是源于美国经济学自身的复杂性。

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经济学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说得好听点的话,是百家争鸣;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乱象纷呈,反对主流是当时的主流意见,但面向未来的经济学应该是怎样的,谁也不清楚,从而出现了许多新旧杂糅的“革命性理论”,但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非常少。

当时美国经济学家说的“主流”,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作“传统主义”。自美国独立之后,其经济学发展一直是跟在英国经济学之后亦步亦趋,更准确地说是紧随亚当·斯密经济学。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Say,被誉为“法国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材,一直使用到19世纪中叶。

早期美国人之所以会接受斯密的学说,是因为《国富论》迎合了当时的经济现实。但是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开始参与世界市场体系的角逐,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不仅在政策上愈来愈倾向一种重商主义式的保护主义(“幼稚工业论”),而且理论方面也不愿再以英国唯马首是瞻。

19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起草于美国独立之时的《汉密尔顿报告》再度发行,业界和学界都出现了一股向亚当·斯密宣战的思潮。而此时旅居美国的一位德国人,李斯特(FriedrichList),深受美国精神的感召,回到德国以后写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之作。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左,他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的观点深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以及美国学派影响。

德国历史学派的特征主要有如下五点:

(1)否定一般化的经济理论;

(2)重视经验材料的归纳;

(3)强调各民族发展路径的特殊性;

(4)注重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

(5)认为市场存在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家的保护和扶植。

简言之,没有普世化的经济学,只有符合各民族国情的国民经济学。

历史学派的兴起一方面有其客观因素——命运多舛的近代德国统一史;另一方面则是德国哲学的变异,用韦伯(MaxWeber)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派“来源于伟大的黑格尔衰败的思想残余对历史哲学、语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所施加的各种生物人类学方面的影响”。请注意,韦伯自己就是历史学派传承,更有资格评判历史学派。

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但历史学派彻底否定英国经济学的气质还是满足了当时不少美国学者的需求:迫切想要找到替代“传统主义”的经济学。由此我们看到了思想史上有趣的一幕:19世纪中期受到美国精神激励而催生的德国历史学派,到了19世纪末又反哺了美国经济学的成长。有学者曾做过调查,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一半以上的教授毕业于德国大学,接受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教育。

其中就包括我们在谱系图中看到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和伊利(Richard T.Ely)。现在被誉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就是用前者的名字命名的;而后者则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26—1938.3.21) 美国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协会第三任会长

然而美国毕竟不是德国,它缺乏能够让历史学派扎根的土壤。新大陆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地理优势,特别是西进运动之后,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资源、财富和机遇。务实精神和乐观主义情绪就超越了民族主义情结,占据上风。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很快就对历史学派那种残酷、阴暗的经济战争观失去了兴趣,转而再度寻找新的经济理论。

但与此同时欧洲的同行们也在探索新的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运动”正逐渐修成正果,分化为数种不同的思潮;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在英国一统江湖,将古典的生产理论与全新的需求理论相互融合,古典经济学被改造为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在批判现代性思潮的裹挟之下,其他社会科学也在影响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一战前后,所有这些理论纷纷涌入新大陆,抢占各自的学术阵地。一时间,美国经济学界喧嚣纷扰,理论杂陈。

其中像克拉克这样的学者很快就转向了边际主义的观点,他独立地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也就是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厂商最优生产理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中流砥柱。费雪(Irving Fisher)则凭借着他的货币理论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行列。

萨缪尔森与汉森(Alvin Hansen)等人一起,创造出了一个美国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且与新古典理论相结合,发展成为“新古典综合”。历史学派虽然日薄西山,但影响仍存,特别是结合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之后,蜕变为美国特有的发明:制度主义(国内通常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此外,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洛桑学派的数理经济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继马歇尔之后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福利经济学等,皆在美国这片摆脱了旧大陆沉重知识负担的新世界中迅速地传播散布开来。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下,奈特逐渐成长起来,他试图将所有这些立场相左、观点对立、方法迥异的理论吸纳到一起,最终的结果,却是自身思想体系的分裂。

三、分裂的奈特

在经济学界,奈特看起来“高深莫测”,多半是由于他的作品难读: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就给人造成一种玄之又玄的神秘感。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是自二战以来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所导致的副作用——由于知识面的偏狭而产生的认知错觉。

奈特的作品之所以艰深晦涩,不是因为其理论过于抽象,而是过于复杂多变。从之前的谱系图中就可以发现,奈特接触过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从自然科学、哲学一直到经济学。单单就经济学方面来说,他就同时接受过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的教育,此外还有韦伯对他的影响(奈特在1927年翻译并出版了韦伯的《经济通史》),可以说当时在美国学界流行的各类社会科学新思潮皆汇聚于他一身。

但这似乎并没有制造出“万法归宗”的效果,反而让他不断地提出质疑,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分裂的奈特。

以这本《经济学的真理》为例,其中收录的14篇论文里随处可见奈特思想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中批评庇古的抽象理论脱离了真实世界,但是反过来在“失业:凯恩斯先生的经济理论革命”一文中又批评凯恩斯过于注重现实生活而曲解了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中的历史和理论议题”中他明确反对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者拒绝演绎分析方法的立场;而在“李嘉图生产和分配理论”中他又指责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经验现象的重要性,将理论体系建立在荒谬的假设条件之下。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学者的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出现这类左右手互搏的观点实属正常现象。然而奈特思想中的冲突远不止于此。在“竞争的伦理学”一文中,他有关“竞争”的概念就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

一方面奈特认为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在现实中会引致相反的趋势——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竞争是经济秩序的一般基础,对竞争的彻底批评很有可能是在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由此而推出的就是一个看似中庸、实则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实际中没有完全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方法,也没有完全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方法。经济和其他活动总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的,问题是在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各种变形中找出一个正确的比例。”可这“正确的比例”又是什么呢?

仔细观之,事实上在奈特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两套思想体系:一套是以演绎分析为基础的对于纯粹经济规律的憧憬;另一套则是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兴趣。本来一个人具有多样化的观点也很正常,但奈特的问题在于他的这两套思想体系从未调和过,并且他乐于将自己的这种矛盾性展示出来,“我是一位‘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学生,对经典的演绎式理论、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因果关系都同样关心”。

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哲学导师认为这名学生“贪多嚼不烂”,让他转学经济学。而在经济学家这里,奈特这般云山雾绕式的迷之沉思也确实能在一时间吸引不少拥趸,最终塑造出了这样一位只闻其名却不知其实的人物形象。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但是在思想史家眼中,奈特的这种分裂——用塞利格曼(Ben Seligamn)的话来说是“二元性”——则是有害的,“纯粹的形式主义再加上政治偏见,产生了现代最狭隘的经济思想体系”。所以奈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不高——至少没有那么神,就像前文提及布劳格对奈特的评价(实则是在讽刺当代经济学者对于奈特思想的不熟悉)

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他对奈特思想贡献的概括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证实,他们在青年时代从奈特的富于怀疑精神的、漫谈式和推论式的讲课中得到激励。”熟悉布劳格这位老先生行文风格的人会读出这段话中暗藏的揶揄之意:奈特不过就是个优秀的教书匠而已。

宗师也好,教书匠也罢,在我看来这些对于奈特的吹捧和棒杀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不理解奈特思想的精髓和意义。

首先必须明确,奈特是一位典型的韦伯式学者,甚至说他是经济学家中的韦伯也不为过。所以我认为,倘若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标准来评价奈特,其思想内在的矛盾性毫无疑问是缺点而非优点,但这丝毫不会贬损奈特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样的缺点方能促使我们认识经济理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经济理论,即经济学的“真”问题。

四、经济学中的“Truth”

什么是经济学中的“真”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奈特文集第一卷的书名。

这个书名来自于文集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的标题“‘Whatis Truth’in Eco-nomics?”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和中译的时候,还颇有些怀疑译作“经济学的真理”是否合适?

根据《牛津高阶英语词典》,“Truth”一词有三层含义:一是指真的事实,即“真相”;二是指基于事实的一种属性,即“真实性”或者“真的”性质;三是指一种信念,多数人相信是真的事实,即“真理”。这三个含义恰好与奈特的三类“知识”概念相对应,第一类是“外部世界”的知识,其中的“Truth”指真的事实;第二类是“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真”,一种真的属性;第三类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其涉及的是“真”的意义,也就是真理问题。

那么经济学要处理的是何种含义上的“Truth”呢?

如果完全遵照奈特的想法,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第三类知识,“行为的目的——兴趣和动机——构成的外部世界现实的领域”。所以至少就这一点来说,本书书名译作“真理”是合适的。

奈特关注人的行为之特殊性很明显是受到了韦伯的影响,“在解释人类‘行动’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行动和纯粹经验概括之间确定一种联系,无论这一概括可能有多严格,我们要求对行动的‘意义’进行解释”。但如何解释人的行为,成为由始至终困扰奈特的难题。

因为真理,即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信念和理解,始终与前两个“真”问题——事实本身、事实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密不可分,不能处理好前两个问题,也就无法言说“真理”。但是反过来,事实本身的“真”与“假”、事实A与事实B之间逻辑关系上的“真”,这些问题不等同于真理。

例如,我们能够证明数学命题自身的“真”与“假”,我们能够判断数学命题中变量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上的“真”,但这些与现实世界的真理无关。所以此处存在一个巨大的理论沟壑,“真”的属性与“真”的意义之间并不直接相连,也无法由“真”的属性一步跨越到“真”的意义中去。

面对这一困难,韦伯使用的是“理想型”(idealtype)方法,即一方面是演绎分析而成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是归纳堆积而成的经验材料,然后像压缩饼干一样,用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一般化梳理,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但是奈特却采取一种从问题到问题的方法,既然外部世界的事实和人对于事实的认知分属两个范畴,那么就索性划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有了两种经济学:一是研究“经济行为的形式”,二是研究“经济行为的内容”,前者适用自然科学的工具进行考察,而后者则是自然科学无法解决的,取决于我们的“理解”(knowing)。

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又截然二分,于是乎就诞生出奈特所独有的、乍看起来颇有些怪诞的经济解释,“经济行为的内容不存在普遍规律,但经济行为的形式存在普遍规律”。形式与内容对立,这就是奈特理论内在矛盾性的根源。

前文提及塞利格曼批评奈特的思想体系“狭隘”,其意思正是指奈特的二分法似乎解释不了任何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不是说他知识浅薄。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奈特运用的方法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地带。这使得他无论做出何种解释,皆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证否自己。例如他运用效用概念解释需求原理,但是反过来他又可以用人们现实偏好的异质性证明一般化的需求规律不存在。

平心而论,塞利格曼的评判至少部分是有道理的。纵观奈特的著述便可发现,他时而表现得俨然是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规律与自然法则一样应当具有普遍性;时而又剑走偏锋,像制度主义者那样极度依赖经验,否定一般化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规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发挥作用。

可是奈特既不同意新古典的理论模型,又反对制度主义的经验导向;既重视科学分析的重要性,又强调其局限性;既关注历史,又认为经验材料的观测无法给出任何经济学命题。

“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不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定义,既不是能观测到的,也不是能从观测结果推断出来的。而且也不是武断界定的。它们陈述的是‘事实’,是关于‘实在’的真理——关于‘精神’实在的分析和局部真理,不然它们就是‘错误的’。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解释的真理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种类的,这些真理与感官观察有关,但最终会回归到逻辑思维。”这段话充分展现出奈特思想的特质,同时也暴露出他的缺陷。

如果说韦伯最大的长处是在经验和逻辑之间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么奈特最大的短板是他似乎永远无法、也无意在抽象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把握住一个限度。奈特一直在概念和经验的两个世界中游走,并因此提出了很多的怀疑、很多的疑惑以及很多的问题,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奈特思想最重要的价值吗?

当代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单一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们表面上看起来存在各式各样的争论,但内在理论体系却出奇的一致:批判新古典的不足是时下经济学的主流,但使用的建模方法绝不会脱离新古典的框架,差别只在于变量的替换和数学技术的更迭;定量分析是必备要素,不论是否有必要,因为“科学研究”等于“量化研究”;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现实导向,因此和自然科学一样,要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尽管经济学的大多数预测还停留在科学算命的阶段。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待在自己感觉舒适的“安全地带”,做一些“基本无害”的科学分析。至于科学分析所不及之处,那就交给其他学科:人的行为的生理层面,那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人的行为的精神层面,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应当考察的对象;至于行为的规范性问题,应当交还给道德哲学。可是,将人的行为之生理、精神和规范要素统统去除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机械运动?

经济理论的创新,需要一点好奇心、一点怀疑精神和一点走出“安全地带”的勇气,而这些正是奈特思想中标志性的东西。当年,奈特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引用过一句话,“唯一的好原则就是没有原则”,这是奈特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是当下被僵化的科学评价体系束缚住手脚的经济学最为缺乏的东西。

所以,阅读奈特,我们不需要关心他说对或者说错了什么,只要关心他是不是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以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为例,直到今日,经济学界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贝叶斯概率——主观概率——的层面上。可是如果奈特说的“不确定性”仅仅是指在一个概率的频率解释上附加一个主观置信度的话,那么他反复强调的不确定性自身就能产出利润又怎么解释呢?概率不是生产要素,如何能获得利润回报呢?

考虑赌博掷骰子的情形,通常而言,假设不存在任何特殊条件,出现单数和双数的频率应当是各占50%,这属于概率论中的频率解释。但是我们现在加入人的因素,考虑赌徒的心理,在他的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先验赋予还是后验归纳的结果中——其实只存在两个概率值,0和1,也就是说他相信接下来一次掷骰子的结果要么是单要么是双,不可能有其他结果。

这时,频率统计的概率值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最多只是辅助的效果——帮助他加强或者削弱信念,真正的主观概率值只处在两个极端,并且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也确实是这两个极端的某一个——单或双。

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头脑中所处理的不确定性是潜在事态是否存在(其中有些潜在事态是已知的,其余则是未知的),而概率函数测量的是全部潜在事态出现与不出现的频率;在概率函数中,所有潜在事态可以说都既存在又不存在——一种假想的叠加态,但是当其中某一特定事态真的发生或者真的不发生时,概率函数就坍塌了,只剩下了0或1。

熟悉物理学的读者可能会对这样的解释感觉有些似曾相识。确实,这里使用的是“哥本哈根诠释”一个变体,以此改造的贝叶斯模型,就是量子贝叶斯概率(Quantum Bayesianism,学界简称“量贝”)

依照量贝模型,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恰恰就是决定我们行为决策的关键——选单数还是双数,那么它就是一种机会成本含义,而利润就是对“不确定性”这类机会成本的回报。

此处我是在讲述一个革命性的经济学新理论吗?不是。量贝模型在2002年就诞生了,我只是偶然发现其解释和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五、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经济学

如果经济学只能存在一种话语,那么其理论就会陷于僵化的境地:我们关注人的行为,但是主流经济学界对于人的理解还停留在19世纪的学术概念中;我们强调历史,但是量化史学的基本观点还沉溺于古老的辉格史学观中;我们应用数学,但是为何对于效用、成本、主观性、理性……这些最为重要的基础概念的数学解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否有过重大更新?

经济学中的“Truth”,就是确立抽象概念与经验实在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回答,只有不断地提出质疑。奈特思想最重要的品质,就是通过多学科的知识汲取,培养一种“良好的判断力”(goodsense),进而不断怀疑自身,迫使我们去探寻新的理论阐释。

“求真的哲学是良好的判断力……如何识别、发现真或者良好的判断力,有两个肯定的答案。一个答案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具备思考问题能力的人类,在其自由精神范围内,有且必须有他自己的判断力。应用此类检验标准,遵从这样的行为指导,支配其自身的判断力,他必须对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和风险。

另一个答案是,真理由法律和掌权者的专断权威所决定。一切社会生活,事实上任何可能的人类生活,都是这两种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方式相互结合与妥协的具体化表现。今日世界的最大问题……是集中于一种趋势、一种运动和一场斗争,使上述妥协点远离个人自由和责任,导向权威和暴力。”

身处今日世界的我们,重读奈特这段写于80年前的话,我想一定会别有一番感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方钦

经济学中的“真”与“假”

方钦

约莫是三年前左右吧,获赠一本刚出版的弗兰克·奈特文集第一卷《经济学的真理》,赠书人问我能否写篇书评。当时应承得很爽快,结果自拿到书以后一晃就是三年,按理说换作别人都应该写出一本奈特研究专著了,我却只字未写。若要问原因,非常简单,奈特很难写。

难写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读起来特费劲。奈特的文字本就不属于讨好读者的那种风格,但这本文集更令人头疼。它由一位奈特研究专家编纂而成,尽管在绪论部分编者介绍了很多有关奈特思想的梳理,以及文集收录的文章各自反映了奈特哪些方面的研究主题,但是读到具体章节时仍然会一头雾水,因为全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杂烩,既有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方法论的内容,又有奈特同各派人士的论战文章;既有冗长枯燥的学术论文,又有短小洗练的随笔,让人完全弄不清全书的主线是什么。一直坚持读完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时,我才注意到编者在绪论中的那句不起眼的话:“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但为何只是这29篇而不是其他文章?编者的解释是因为这些文章有代表性,“有助于那些对奈特的著作感兴趣的人全面理解奈特的思想”。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编者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没有达成。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内心的抗拒。阅读奈特的文字,仿佛就是在阅读某个时期的自己(绝对没有自夸的意思),关键还是那个让今日的自我不太喜欢的自己。这样的滋味绝对算不上好,且有一种尼采凝视深渊般的无力感。为了避免再度泥足深陷,我放弃了写作计划。

如今2020年已经过去大半,世事纷扰,乾坤莫测,作为书生的那种“百无一用”的挫败感倍增。我自认为不属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类知识分子,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刻,越会退缩到故纸堆中。故而当周围的学人都在忙着赶论文的时候,我反而不想写任何东西,埋头整理旧译稿。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意间又看见这本已经覆上些许灰尘的奈特文集。随手翻开晒得有些泛黄的书页,读着数年前在空白处写下的笔记,突然觉得,或许现在才是沉下心来阅读奈特的最佳时期。思想史上,正是在一个喧嚣嘈杂、光怪陆离的时代,奈特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独特思想魅力的学者。

所以,是时候写一写奈特了。

所谓“一代宗师”

在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总会有那么几位只闻其名却从未出场的绝世高手,比如独孤求败。在经济学的江湖里,奈特差不多也可以算是这样一位人物:经济学大佬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其中又有多少人真的读过奈特呢?据说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曾言奈特对他影响很大,称他——与其他一众早期美国经济学家一块儿——是“经济学的美国圣人”(Americansaintsine-conomics)。然而奈特会认同萨缪尔森那套理论吗?我深表怀疑。还是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Blaug)一语中的:“他(指奈特)是一个虽被承认但很少有人阅读其著作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家。”

弗兰克·H.奈特(FrankHynemanKnight,1885-197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高中学业没有完成,读大学时间要比常人晚一些,20岁就读于美国禁酒大学(AmericanTemperanceUniversi-ty)。1907年,美国禁酒大学开始逐步关闭,奈特转到了米利根学院(MilliganCollege)。这两所大学的神学氛围极其浓厚,不过奈特后来成为一名无神论者。

在本科学习期间,奈特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暑期课程,修读的是数学和物理学。1913年,奈特在田纳西大学(theUniversityofTen-nessee)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博士求学过程不太顺利,由于哲学导师不认同他的学术观点和无神论主张,建议他转学经济学;而他的经济学导师不久之后又离开了康奈尔大学,奈特不得不第三次更换导师。1916年,奈特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7年至1919年,奈特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克拉克(JohnMauriceClark,他是后文提及的J.B.克拉克的儿子)的指导下,重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就是后来奠定他江湖声誉的《风险、不确定和利润》(Risk,Uncertainty,andProfit,1921)一书。由于得不到稳定的教职,奈特于191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9年。1928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接替克拉克的教席,直至退休。退休之后他继续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荣休教授,但不再是经济学教授,而是社会科学和哲学教授。

1972年4月15日,奈特逝世于芝加哥。

国内有关奈特的介绍,内容上大同小异,其源头可能皆来自某百科网站,大概意思如下: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以及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Jr.)等一批诺奖获得者都是他的学生。后来传着传着,就越来越神,甚至有些文章称芝加哥学派所有大牛都是奈特的徒子徒孙。就这样,奈特被送上了神坛,成为一代宗师。

有道是“物之反常者为妖”,但凡一名学者被吹得神乎其神,那么其中必有问题。

首先,“芝加哥学派”就是一个伪概念。经济学家的江湖里的确有纷争,可是明确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学派”的,除了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外,少之又少。尽管喜欢并且希望能够拉帮结派的人有很多,但成功的基本上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通常是出于立场分歧而打架,并非真的有什么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经济学界只存在过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有公认领袖、有组织、有信条,即“重农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此外还有一个德国历史学派(广义的历史学派涵盖多个学科,且最早来自于法学,为了避免混淆,本文中所指皆为经济学历史学派,后文不再说明),则属于国家力量扶植的结果,特别是后期在施莫勒(GustavvonSchmoller)的控制下,不宣誓效忠于他便不能在德国获得经济学教职,这基本上就不能算是学术派别。

那么为何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叙述中常常会提及某某学派呢?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的陈述方式。一些学者在回顾经济理论文献时,将观点近似、立场相同、分析方法一致的学者,又或者仅仅是活跃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学者归为一类,称作一个学派。比如:古典经济学派、剑桥学派、货币学派、咸水学派、淡水学派等等,都是如此。他们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文献梳理方便,要么只是想为自己立面大旗,好在圈子里立足。但是倘若具体到那些所谓学派中的学者,便会发现其中不仅存在诸多抵牾之处,而且有许多人会明确拒绝将自己归为某个学派的做法。

“芝加哥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事后归纳的结果,将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工作、短期访学甚至仅是旁听过几门课程的,都归为一类。既然原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芝加哥学派,何来“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一说?

其次,就算承认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中又有多少人确实从奈特思想中获得了启迪呢?科斯(RonaldHarryCoase)也许是比较明确的一位——但国内的介绍中偏偏漏了他。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作的“社会成本问题”,连标题都是取自奈特的那篇“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另外布坎南和奈特一样,都受过德国哲学的熏陶,所以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但是其他人,像是弗里德曼,尽管奈特是他的导师之一,但仅仅那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完全和奈特背道而驰。

最后,即便前两条准则全部放弃,只看表面上学者之间的师承和影响,那么奈特也不是美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真正的宗师是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恐怕大多都没听说过的德国人:克尼斯(KarlKnies)。

不信?那么请看下面的谱系图(见34版)。

这位克尼斯是何方神圣?他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更确切些地说,德国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时期,克尼斯是旧历史学派的三大元老之一。

没错,虽然我们如今常将主流经济学等同于“英美经济学”,似乎它们是一脉相承,但其实美国经济学有着不同于英伦传统的精神气质,也就是德国经济学的影响。

要理解奈特,首先必须了解他那个时代美国经济学的状况。因为奈特思想的复杂性正是源于美国经济学自身的复杂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

美国经济学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说得好听点的话,是百家争鸣;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乱象纷呈,反对主流是当时的主流意见,但面向未来的经济学应该是怎样的,谁也不清楚,从而出现了许多新旧杂糅的“革命性理论”,但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非常少。

当时美国经济学家说的“主流”,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作“传统主义”。自美国独立之后,其经济学发展一直是跟在英国经济学之后亦步亦趋,更准确地说是紧随亚当·斯密经济学。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Say,被誉为“法国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材,一直使用到19世纪中叶。

早期美国人之所以会接受斯密的学说,是因为《国富论》迎合了当时的经济现实。但是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开始参与世界市场体系的角逐,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不仅在政策上愈来愈倾向一种重商主义式的保护主义(“幼稚工业论”),而且理论方面也不愿再以英国唯马首是瞻。19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起草于美国独立之时的《汉密尔顿报告》再度发行,业界和学界都出现了一股向亚当·斯密宣战的思潮。而此时旅居美国的一位德国人,李斯特(FriedrichList),深受美国精神的感召,回到德国以后写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之作。

德国历史学派的特征主要有如下五点:(1)否定一般化的经济理论;(2)重视经验材料的归纳;(3)强调各民族发展路径的特殊性;(4)注重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5)认为市场存在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家的保护和扶植。简言之,没有普世化的经济学,只有符合各民族国情的国民经济学。

历史学派的兴起一方面有其客观因素——命运多舛的近代德国统一史;另一方面则是德国哲学的变异,用韦伯(MaxWeber)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派“来源于伟大的黑格尔衰败的思想残余对历史哲学、语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所施加的各种生物人类学方面的影响”。请注意,韦伯自己就是历史学派传承,更有资格评判历史学派。

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但历史学派彻底否定英国经济学的气质还是满足了当时不少美国学者的需求:迫切想要找到替代“传统主义”的经济学。由此我们看到了思想史上有趣的一幕:19世纪中期受到美国精神激励而催生的德国历史学派,到了19世纪末又反哺了美国经济学的成长。有学者曾做过调查,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一半以上的教授毕业于德国大学,接受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教育。其中就包括我们在谱系图中看到的克拉克(JohnBatesClark)和伊利(RichardT.Ely)。现在被誉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就是用前者的名字命名的;而后者则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然而美国毕竟不是德国,它缺乏能够让历史学派扎根的土壤。新大陆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地理优势,特别是西进运动之后,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资源、财富和机遇。务实精神和乐观主义情绪就超越了民族主义情结,占据上风。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很快就对历史学派那种残酷、阴暗的经济战争观失去了兴趣,转而再度寻找新的经济理论。

但与此同时欧洲的同行们也在探索新的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运动”正逐渐修成正果,分化为数种不同的思潮;马歇尔(AlfredMarshall)则在英国一统江湖,将古典的生产理论与全新的需求理论相互融合,古典经济学被改造为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在批判现代性思潮的裹挟之下,其他社会科学也在影响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一战前后,所有这些理论纷纷涌入新大陆,抢占各自的学术阵地。一时间,美国经济学界喧嚣纷扰,理论杂陈。

其中像克拉克这样的学者很快就转向了边际主义的观点,他独立地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也就是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厂商最优生产理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中流砥柱。费雪(IrvingFisher)则凭借着他的货币理论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行列。萨缪尔森与汉森(AlvinHansen)等人一起,创造出了一个美国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且与新古典理论相结合,发展成为“新古典综合”。历史学派虽然日薄西山,但影响仍存,特别是结合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之后,蜕变为美国特有的发明:制度主义(国内通常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此外,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洛桑学派的数理经济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继马歇尔之后庇古(ArthurCecilPigou)的福利经济学等,皆在美国这片摆脱了旧大陆沉重知识负担的新世界中迅速地传播散布开来。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下,奈特逐渐成长起来,他试图将所有这些立场相左、观点对立、方法迥异的理论吸纳到一起,最终的结果,却是自身思想体系的分裂。

分裂的奈特

在经济学界,奈特看起来“高深莫测”,多半是由于他的作品难读: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就给人造成一种玄之又玄的神秘感。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是自二战以来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所导致的副作用——由于知识面的偏狭而产生的认知错觉。

奈特的作品之所以艰深晦涩,不是因为其理论过于抽象,而是过于复杂多变。从之前的谱系图中就可以发现,奈特接触过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从自然科学、哲学一直到经济学。单单就经济学方面来说,他就同时接受过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的教育,此外还有韦伯对他的影响(奈特在1927年翻译并出版了韦伯的《经济通史》),可以说当时在美国学界流行的各类社会科学新思潮皆汇聚于他一身。但这似乎并没有制造出“万法归宗”的效果,反而让他不断地提出质疑,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分裂的奈特。

以这本《经济学的真理》为例,其中收录的14篇论文里随处可见奈特思想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中批评庇古的抽象理论脱离了真实世界,但是反过来在“失业:凯恩斯先生的经济理论革命”一文中又批评凯恩斯过于注重现实生活而曲解了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中的历史和理论议题”中他明确反对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者拒绝演绎分析方法的立场;而在“李嘉图生产和分配理论”中他又指责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经验现象的重要性,将理论体系建立在荒谬的假设条件之下。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学者的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出现这类左右手互搏的观点实属正常现象。然而奈特思想中的冲突远不止于此。在“竞争的伦理学”一文中,他有关“竞争”的概念就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一方面奈特认为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在现实中会引致相反的趋势——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竞争是经济秩序的一般基础,对竞争的彻底批评很有可能是在犯更加严重的错误”。由此而推出的就是一个看似中庸、实则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实际中没有完全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方法,也没有完全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方法。经济和其他活动总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的,问题是在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各种变形中找出一个正确的比例。”可这“正确的比例”又是什么呢?

仔细观之,事实上在奈特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两套思想体系:一套是以演绎分析为基础的对于纯粹经济规律的憧憬;另一套则是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兴趣。本来一个人具有多样化的观点也很正常,但奈特的问题在于他的这两套思想体系从未调和过,并且他乐于将自己的这种矛盾性展示出来,“我是一位‘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学生,对经典的演绎式理论、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因果关系都同样关心”。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哲学导师认为这名学生“贪多嚼不烂”,让他转学经济学。而在经济学家这里,奈特这般云山雾绕式的迷之沉思也确实能在一时间吸引不少拥趸,最终塑造出了这样一位只闻其名却不知其实的人物形象。

但是在思想史家眼中,奈特的这种分裂——用塞利格曼(BenSeligamn)的话来说是“二元性”——则是有害的,“纯粹的形式主义再加上政治偏见,产生了现代最狭隘的经济思想体系”。所以奈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不高——至少没有那么神,就像前文提及布劳格对奈特的评价(实则是在讽刺当代经济学者对于奈特思想的不熟悉),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他对奈特思想贡献的概括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证实,他们在青年时代从奈特的富于怀疑精神的、漫谈式和推论式的讲课中得到激励。”熟悉布劳格这位老先生行文风格的人会读出这段话中暗藏的揶揄之意:奈特不过就是个优秀的教书匠而已。

宗师也好,教书匠也罢,在我看来这些对于奈特的吹捧和棒杀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不理解奈特思想的精髓和意义。

首先必须明确,奈特是一位典型的韦伯式学者,甚至说他是经济学家中的韦伯也不为过。所以我认为,倘若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标准来评价奈特,其思想内在的矛盾性毫无疑问是缺点而非优点,但这丝毫不会贬损奈特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样的缺点方能促使我们认识经济理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经济理论,即经济学的“真”问题。

经济学中的“Truth”

什么是经济学中的“真”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奈特文集第一卷的书名。

这个书名来自于文集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的标题“‘WhatisTruth’inEco-nomics?”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和中译的时候,还颇有些怀疑译作“经济学的真理”是否合适?

根据《牛津高阶英语词典》,“Truth”一词有三层含义:一是指真的事实,即“真相”;二是指基于事实的一种属性,即“真实性”或者“真的”性质;三是指一种信念,多数人相信是真的事实,即“真理”。这三个含义恰好与奈特的三类“知识”概念相对应,第一类是“外部世界”的知识,其中的“Truth”指真的事实;第二类是“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真”,一种真的属性;第三类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其涉及的是“真”的意义,也就是真理问题。

那么经济学要处理的是何种含义上的“Truth”呢?

如果完全遵照奈特的想法,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第三类知识,“行为的目的——兴趣和动机——构成的外部世界现实的领域”。所以至少就这一点来说,本书书名译作“真理”是合适的。

奈特关注人的行为之特殊性很明显是受到了韦伯的影响,“在解释人类‘行动’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行动和纯粹经验概括之间确定一种联系,无论这一概括可能有多严格,我们要求对行动的‘意义’进行解释”。但如何解释人的行为,成为由始至终困扰奈特的难题。

因为真理,即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信念和理解,始终与前两个“真”问题——事实本身、事实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密不可分,不能处理好前两个问题,也就无法言说“真理”。但是反过来,事实本身的“真”与“假”、事实A与事实B之间逻辑关系上的“真”,这些问题不等同于真理。例如,我们能够证明数学命题自身的“真”与“假”,我们能够判断数学命题中变量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上的“真”,但这些与现实世界的真理无关。所以此处存在一个巨大的理论沟壑,“真”的属性与“真”的意义之间并不直接相连,也无法由“真”的属性一步跨越到“真”的意义中去。

面对这一困难,韦伯使用的是“理想型”(idealtype)方法,即一方面是演绎分析而成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是归纳堆积而成的经验材料,然后像压缩饼干一样,用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一般化梳理,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但是奈特却采取一种从问题到问题的方法,既然外部世界的事实和人对于事实的认知分属两个范畴,那么就索性划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有了两种经济学:一是研究“经济行为的形式”,二是研究“经济行为的内容”,前者适用自然科学的工具进行考察,而后者则是自然科学无法解决的,取决于我们的“理解”(knowing)。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又截然二分,于是乎就诞生出奈特所独有的、乍看起来颇有些怪诞的经济解释,“经济行为的内容不存在普遍规律,但经济行为的形式存在普遍规律”。形式与内容对立,这就是奈特理论内在矛盾性的根源。

前文提及塞利格曼批评奈特的思想体系“狭隘”,其意思正是指奈特的二分法似乎解释不了任何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不是说他知识浅薄。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奈特运用的方法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地带。这使得他无论做出何种解释,皆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证否自己。例如他运用效用概念解释需求原理,但是反过来他又可以用人们现实偏好的异质性证明一般化的需求规律不存在。

平心而论,塞利格曼的评判至少部分是有道理的。纵观奈特的著述便可发现,他时而表现得俨然是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规律与自然法则一样应当具有普遍性;时而又剑走偏锋,像制度主义者那样极度依赖经验,否定一般化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规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发挥作用。可是奈特既不同意新古典的理论模型,又反对制度主义的经验导向;既重视科学分析的重要性,又强调其局限性;既关注历史,又认为经验材料的观测无法给出任何经济学命题。

“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不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定义,既不是能观测到的,也不是能从观测结果推断出来的。而且也不是武断界定的。它们陈述的是‘事实’,是关于‘实在’的真理——关于‘精神’实在的分析和局部真理,不然它们就是‘错误的’。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解释的真理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种类的,这些真理与感官观察有关,但最终会回归到逻辑思维。”这段话充分展现出奈特思想的特质,同时也暴露出他的缺陷。

如果说韦伯最大的长处是在经验和逻辑之间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么奈特最大的短板是他似乎永远无法、也无意在抽象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把握住一个限度。奈特一直在概念和经验的两个世界中游走,并因此提出了很多的怀疑、很多的疑惑以及很多的问题,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奈特思想最重要的价值吗?

当代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单一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们表面上看起来存在各式各样的争论,但内在理论体系却出奇的一致:批判新古典的不足是时下经济学的主流,但使用的建模方法绝不会脱离新古典的框架,差别只在于变量的替换和数学技术的更迭;定量分析是必备要素,不论是否有必要,因为“科学研究”等于“量化研究”;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现实导向,因此和自然科学一样,要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尽管经济学的大多数预测还停留在科学算命的阶段。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待在自己感觉舒适的“安全地带”,做一些“基本无害”的科学分析。至于科学分析所不及之处,那就交给其他学科:人的行为的生理层面,那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人的行为的精神层面,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应当考察的对象;至于行为的规范性问题,应当交还给道德哲学。可是,将人的行为之生理、精神和规范要素统统去除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机械运动?

经济理论的创新,需要一点好奇心、一点怀疑精神和一点走出“安全地带”的勇气,而这些正是奈特思想中标志性的东西。当年,奈特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引用过一句话,“唯一的好原则就是没有原则”,这是奈特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是当下被僵化的科学评价体系束缚住手脚的经济学最为缺乏的东西。

所以,阅读奈特,我们不需要关心他说对或者说错了什么,只要关心他是不是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以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为例,直到今日,经济学界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贝叶斯概率——主观概率——的层面上。可是如果奈特说的“不确定性”仅仅是指在一个概率的频率解释上附加一个主观置信度的话,那么他反复强调的不确定性自身就能产出利润又怎么解释呢?概率不是生产要素,如何能获得利润回报呢?

考虑赌博掷骰子的情形,通常而言,假设不存在任何特殊条件,出现单数和双数的频率应当是各占50%,这属于概率论中的频率解释。但是我们现在加入人的因素,考虑赌徒的心理,在他的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先验赋予还是后验归纳的结果——中,其实只存在两个概率值,0和1,也就是说他相信接下来一次掷骰子的结果要么是单要么是双,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这时,频率统计的概率值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最多只是辅助的效果——帮助他加强或者削弱信念,真正的主观概率值只处在两个极端,并且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也确实是这两个极端的某一个——单或双。

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头脑中所处理的不确定性是潜在事态是否存在(其中有些潜在事态是已知的,其余则是未知的),而概率函数测量的是全部潜在事态出现与不出现的频率;在概率函数中,所有潜在事态可以说都既存在又不存在——一种假想的叠加态,但是当其中某一特定事态真的发生或者真的不发生时,概率函数就坍塌了,只剩下了0或1。

熟悉物理学的读者可能会对这样的解释感觉有些似曾相识。确实,这里使用的是“哥本哈根诠释”一个变体,以此改造的贝叶斯模型,就是量子贝叶斯概率(QuantumBayesianism,学界简称“量贝”)。

依照量贝模型,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恰恰就是决定我们行为决策的关键——选单数还是双数,那么它就是一种机会成本含义,而利润就是对“不确定性”这类机会成本的回报。

此处我是在讲述一个革命性的经济学新理论吗?不是。量贝模型在2002年就诞生了,我只是偶然发现其解释和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结语

如果经济学只能存在一种话语,那么其理论就会陷于僵化的境地:我们关注人的行为,但是主流经济学界对于人的理解还停留在19世纪的学术概念中;我们强调历史,但是量化史学的基本观点还沉溺于古老的辉格史学观中;我们应用数学,但是为何对于效用、成本、主观性、理性……这些最为重要的基础概念的数学解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否有过重大更新?

经济学中的“Truth”,就是确立抽象概念与经验实在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回答,只有不断地提出质疑。奈特思想最重要的品质,就是通过多学科的知识汲取,培养一种“良好的判断力”(goodsense),进而不断怀疑自身,迫使我们去探寻新的理论阐释。“求真的哲学是良好的判断力……如何识别、发现真或者良好的判断力,有两个肯定的答案。一个答案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具备思考问题能力的人类,在其自由精神范围内,有且必须有他自己的判断力。应用此类检验标准,遵从这样的行为指导,支配其自身的判断力,他必须对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和风险。另一个答案是,真理由法律和掌权者的专断权威所决定。一切社会生活,事实上任何可能的人类生活,都是这两种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方式相互结合与妥协的具体化表现。今日世界的最大问题……是集中于一种趋势、一种运动和一场斗争,使上述妥协点远离个人自由和责任,导向权威和暴力。”

身处今日世界的我们,重读奈特这段写于80年前的话,我想一定会别有一番感触。

杜国楹:世界上没有我收不了的智商税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本黑”(ID:darkinsider),作者:一本黑老黑,36氪经授权发布。

最近我晚上老是失眠,在极度无聊之下我把一本黑的历史文章都翻了一遍。

我发现骗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割韭菜,二是收智商税。

割韭菜行为可以视为一种赤裸裸,暴利的骗局。比如说P2P,资金盘。

但是智商税就不一样了,首先收税听起来本身就是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并且缴纳智商税也是心甘情愿的结果,所以要是真出事也没啥好抱怨的。

像我之前写过的读书会、肾宝片、成功学,它们确实给用户提供了产品或者服务或者解决方案,但是作用效果却被严重夸大,完全对不起它的价格。

这些价格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产品,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智商税。

而说到智商税,杜国楹老师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杜国楹可能有人不认识,那背背佳、好记星、8848、小罐茶,你总该认识吧,他就是这些产品背后的男人。

在收割智商税这件事上,前面写过的肾宝片和成功学充其量只是小农经济,而杜国楹早已实现了工业4.0。

而他的经历,可以写满两大本教科书留给学营销的孩子。

杜国楹的几款智商税产品

杜国楹,1973年生,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教师。1992年他随着浪潮下海创业,在一家眼镜店从事销售工作。在这里杜国楹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50万。

背背佳

1997年,背背佳面世,这是杜国楹打造的第一个产品。请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背背佳是啥。

背背佳当时在各大电视台投放了大量又长又臭的广告。多到我一度怀疑我小时看的背背佳广告,比我现在看的毛片还要多。

不知道是不是脑子进了水,当时我被背背佳迷得不行。仿佛只要穿上它,我就能成为整条街最靓的仔。

于是在家假装弯腰驼背,给父母各种明示或者暗示,希望他们能给我买一套。但是经过一顿毒打之后,我的驼背问题神奇地给解决了。

我儿时的靓仔梦也在爸妈的毒打中消失殆尽。

前几天我又重温了一遍背背佳的广告。“一拉一扣、驼背变挺变直!”听到这个广告语,我不禁大喊一声:爷青回!

为了突出产品效果,广告中采用了很多对比手法。

比如说没穿背背佳之前,这个同学趴在桌上,显得无精打采。当她穿上背背佳之后,整个人就像是打了鸡血:给我来十套卷子,我要打十个。

我寻思爱不爱学习跟背背佳也没啥关系啊,为啥右边的那位笑得这么开心。

还有一个画面描述了一个靓仔穿上背背佳前后气质发生的变化,一张是便秘多年的黑白照,一张是操场上挥洒青春的高P,气质没有区别就有鬼了。

除此之外,广告中还出现了很多吊炸天的名词,比如说:X型矫姿结构、一字施力包肩设计。

这不就一捆绑play吗?果然概念一换,产品形象瞬间高大上。

这就好比说我相亲的时候介绍自己是一个混凝土空间移动工程师,谁又知道我只是一个搬砖的呢?

在广告的狂轰烂炸之下,产品面世仅一年,背背佳的销售额就高达4.5亿。年仅25岁的杜国楹,也步入了亿万富翁俱乐部。

背背佳效果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问了一些用过这个产品的小伙伴,他们说这玩意穿起来浑身难受,就跟刑具差不多,没过几天就被丢在一旁吃灰了。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发现通过佩戴类似的器具强行矫正身体,这个做法不仅无法改变身姿,还可能会引起双肩变窄、肩头后移等问题。

8848 

时间来到2015,杜国楹带着他的新项目杀进了手机市场,他这次打造的产品是8848钛金手机。

8848钛金手机发布时基础版价格9999,最高配甚至达到了15999。这个价格买两台iPhone都绰绰有余了。

杜国楹敢卖这么贵,难道真的掌握了什么核心科技?

不,8848的硬件配置并不高。比如在处理器上面,别人都用上835的时候它用820,别人开始用845,它却只是835。

为什么售价都上万了,却舍不得用好一点的处理器呢?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有钱人可能不打王者荣耀。

难道是系统好用才卖得这么贵?8848的系统卖点主要是这几个:双系统、机身腕表设计、人机分离10米自动爆炸,呸,自动报警。

8848广告吹的双系统设计,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首先安卓系统本来就标配了访客模式。其次,不同密码进入不同空间这一功能,MIUI、华为等厂商也早就出现了。

再说回腕表设计,8848机身背面号称由瑞士制表大师精心设计的表盘,实际上只是一套二次元的UI动画。这概念偷换得简直天衣无缝,让人感觉哪里不对劲,却又无法反驳。

至于人机分离10米自动报警这个功能,好不好用我也不知道,因为老黑我也买不起啊。反正我觉得纯粹是脱裤子放屁。

难道是因为极具设计感才卖得贵?

8848手机四周镶嵌了密密麻麻的宝石,然后再搭配牛皮设计,这种杀马特风格颇有一种城乡结合部的审美品位,简直要亮瞎我的钛合金狗眼。

哦,对了,除了我的狗眼以外,8848机身也是钛合金的。8848广告中以“5系钛合金”作为宣传卖点,实际上行业内并没有“5系钛合金”这种东西。而钛也并非宣传所说的是一种名贵金属。

“荷兰进口小牛皮”只不过是“加工返销”的公牛皮罢了。

于是乎,在数码爱好者的眼中,8848手机以及其用户简直是手机圈鄙视链最底端的存在。

不过杜国楹也很有自知之明,8848面向的并不是数码爱好者,而是那些暴发户。

8848拉来了王石作为代言人,然后在各大电视台疯狂输出广告。它在广告中给了我们一个很委婉的暗示:8848钛金手机才是成功人士的标配。

然而这么一款彻彻底底收割智商税的产品,2017年卖了15万台,净利润7000万。

一想到这里,老黑我不禁感慨,国内的土豪可真多啊。

小罐茶

而现在,杜国楹把目光瞄向了制茶市场。

小罐茶是杜国楹2014年创办的茶叶品牌,主要特点是采用小罐设计,喝茶的时候一次一小罐,方便存储以及取用。

小罐茶的另一大特点是贵,金罐系列产品一罐4g茶叶,售价50元。折算下来一斤茶叶6250元,这个价格已经属于茶叶之霸。

为了能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喝到正宗的好茶,小罐茶员工不惜花费三年半时间,寻找8位制茶大师亲手制作好茶。

为了能找到撕膜的最佳手感,小罐茶的产品经理亲手撕下了3万片铝膜。

小罐茶的广告,真的男默女泪。

小罐茶的slogan:小罐茶,大师作。也就是说每罐茶都是由大师亲手炒制。

有网友算了一下,2018年小罐茶的销售额为20亿,折合起来每位大师每天要炒茶1466斤。一想到这些制茶大师都一把年纪了还如此操劳,我难免有些心疼。

不过随即小罐茶出来辟谣, “作”并不是“做”,制茶大师负责标准把控,并不是让他们亲自炒茶。我只能说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魔幻的还不止这一处,小罐茶有一句广告语是:“好听吗?好听就是好茶。”我愣是没转过弯来,难道选茶叶也跟选西瓜一样?

小罐茶好不好喝呢?我有点意外的是,网上很多都是正面评论,夸小罐茶做得不错。

然而小罐茶的过度营销已经引起了人们本能的反感。

屡试不爽的套路

杜国楹所打造的这几款产品,产品力一般,但价格却又死贵死贵的。可以说在价格里面,智商税占了大头。

他的成功,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极为变态的选品定位。

背背佳,贩卖的是父母对于孩子成长的焦虑。

如果孩子因为弯腰驼背问题无法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泡不到妞,你说当妈的得有多担心。而背背佳仅需398,就能帮你解决这些困扰,这么一想是不是瞬间物超所值?

8848面世时,手机市场布局已经很明显,2000元档有小米、2000-5000元档有三星、5000-6000元档有苹果,10000元档有威图。但是杜国楹发现了6000-10000元价位手机市场是空白的。

瞄准的群体你们也知道了,那就是人傻钱多,呸,尊贵的成功人士。他们钱多,同时也想要追求逼格。

当土豪们发现自家的保洁小妹都开始用起了iPhone,自己还拿什么装逼。于是8848出现了。

而选择小罐茶这一方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中国的茶饮市场行业集中度低,外国有立顿这个茶类品牌,但是中国连一个叫得出名字的茶类品牌都没有。市场还没有成熟,发展机会大。

二是因为我们送礼的时候,茶叶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但是懂茶的却不多。怎么委婉地提醒领导我送的这盒茶很名贵,是送礼者面临的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小罐茶在包装设计上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在线下商圈开设B格很高的的门店,以及在电视、机场等各个地方投放广告。通过这些做法使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小罐茶的存在。小罐茶好不好喝不知道,但是贵是真的贵。

杜国楹能疯狂收割智商税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舍得砸钱投广告。

杜国楹这些产品,差不多形成了一个范式。没人涉足的领域+广告狂轰滥炸=爆品。

背背佳最困难的时候,杜国楹口袋里仅剩20万,但他依旧考虑花10万元投广告。

2003年好记星进入武汉市场,杜国楹买下了150份报纸的整页版面做广告,这样的密集的轰炸之下,想不知道好记星都不可能。

杜国楹如此迷恋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是因为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年代,电视广告=销量保证。哪怕是一坨狗屎,在电视上做广告之后,也能卖得很好。

比如1995年,当时山东一个不知名的酒厂秦池,斥资6666万拿下央视标王,次年酒厂营收就高达了9.8亿元。收入直接翻了5,6翻。

也是从那时开始,央视竞标变成了企业的春晚,他们都想在央视夺下来年的黄金广告位。

最后的电视时代

然而到了今天,央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电视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杜国楹的招数,也开始没这么灵验了。

年轻人习惯了上网,听网友吹牛逼比在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谁还天天看电视啊。

得益于互联网的信息流通,大家都知道8848、背背佳是怎么忽悠我们的。

你去B站搜一搜8848或者小罐茶就知道了,这几款产品在B站都被黑出了翔,各种鬼畜视频源源不断。

但是杜国楹的目标用户并不是年轻人,而是只看电视的长辈。

在他们心目中,能上电视的,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产品,再加上有电视台做信任背书,所以他们对于广告都深信不疑。

杜国楹的智商税,也是由这一群人所缴纳的。 

有人说,父母为孩子买了背背佳好记星;事业有成之后,换上了8848;老了之后就喝小罐茶品味人生。

他们看着电视广告,背背佳牛逼,买!8848牛逼,买!小罐茶牛逼,买!

支撑这一消费行为的,是对于电视台的信任。

但是电视台是怎么做的呢?各种虚假广告满天飞,非得掏空这群电视用户的钱包不可。典型的就有XX药酒,XX口服液这些中老年人保健品。

传统营销最后的狂欢,自然能薅一把是一把。

所以每当爸妈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就感到异常紧张,生怕他们想不开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电话。

我只能感慨世界变得太快,杜国楹在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企业面前,高尚得简直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

杜国楹以及杜国楹打造的智商税产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产物。

这一个神奇的时代,如今也快要画上了句号。

当回过头来,或许我们会想,过去的人,真的是单纯得有点可爱。

一本售价 3 美元的书,4 条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人生经验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耐克(Nike)的创始人Phil Knight把自己的故事写在了回忆录《鞋狗》(Shoe Dog)里。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希望给那些正在经历同样的考验的年轻人一些鼓舞,或者安慰,或者警告。这本书中的很多经验都是无价的,也许能够为正陷入迷茫的你指点迷津。本文作者Sumit Garg,原文标题Four Billion-Dollar Lessons I Learned From Reading a $3 Book。

图片来源:Chris Benson on Unsplash

没错,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位伟大的导师。

Phil Knight关于创建耐克(Nike)的回忆录《鞋狗》(Shoe Dog)就是这样一本书。Bill Gates表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诚实的提醒,提醒人们商业成功之路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耐克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运动品牌之一,销售额高达390亿美元。

“天啊,我多么希望我能重新体验这一切,” Knight承认,他试图解释是什么激励了他想要与我们分享他的非凡旅程。

“除此之外,”他补充道,“我想分享这些经历,这些起起落落,这样,在某个地方,正在经历同样的考验的年轻人,可能会受到鼓舞或得到安慰,当然也可能是警告。一些年轻的企业家、运动员、画家或小说家可能会因此而继续努力。”

“让我们前行的动力都一样,都是梦想,”他说。

在书的最后几页,这位亿万富翁兼耐克联合创始人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无价的商业建议,也可以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方向。

1. 一刻也不要停地寻找,直到找到你所爱的事物

Knight表示:“我不断地告诉25岁左右的男人和女人,不要满足于一份工作、一项职业,甚至一项事业。恰恰相反,你们应该寻求一种召唤。即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要去寻找。”

Knight继续解释他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如果你追随你的使命,你会更能承受疲劳,你会将失望看作是燃料,体会从未有过的高潮感觉。”他想让我们停下来,认真思考我们想要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以及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我们想和谁一起度过这些。

在阅读他的建议时,我还想起了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毕业典礼演讲,Jobs表示:

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让自己真正满意的唯一方式就是,只做那些你认为是杰出工作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 那么就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全心全意的去找, 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所以继续找,直到你找到它为止,不要停下来。

当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们推荐一些可能会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时,你必须要注意了。毕竟,这些人需要的是员工来管理他们的工厂,而不是与他们竞争的企业家。

简而言之,花点时间弄清楚你这一生想做什么,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初期。不要因为错误的原因就匆忙地选择一份工作或一项职业,这只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2. 要知道,总会有人试图把你拖下水

“我想警告人们之中最好的那些人,那些打破传统的人、革新者、反叛者,” Knight写道,“他们的背上永远都有一只靶子。他们做得越好,靶心就越大。”

Knight说,“这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而是自然规律。”他是对的。人们总是试图把你拖下水。这意味着你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了,但也意味着你在紧张地赛跑。

你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但不要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要继续前进。

3. 有时候放弃也是正确的选择

“还有那些敦促企业家永不放弃的人呢?江湖骗子罢了,”Knight如是说道。

除了这句话之外,他还坚持要传达严酷的事实,而不是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希望感,以及即使事情显然不可能成功也要坚持下去的钦佩之情。

他写道:“有时候你不得不放弃。有时候,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该尝试别的东西,这才是天才之举。放弃并不意味着停止,你可以放弃,但永远不要停止。”

你是否经常遇到这样的建议:你可以放弃并尝试做其他的事情?几乎没有吧。所以,记住你可以放弃,可以试试做别的事情。当你知道是时候继续前进,尝试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试图非得有个什么结果或者在原地驻足不前。

4. 决定结果的可能仍然是“运气”

我最近读了Nasim Nicholas Taleb的《Fooled By Randomness》一书。它着重探讨了机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商业中隐藏的角色。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记住,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偶然成功,只有承认自己偶然失败。

相反,Knight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运气起了很大作用。“是的,我愿意公开承认运气的力量,”他说,“运动员会走运,诗人会走运,企业也会走运。努力工作至关重要,良好的团队必不可少,头脑和决心是无价的,但运气可能会决定结果。”

所以既要努力工作,也要坚定信念。幸运会找上门来的。

写在最后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所以,坚持阅读,坚持学习。

我第一次读《鞋狗》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四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发现人生中最深刻的一课也是最明显的一课。

  1. 在找到你所爱的事物之前,不要停下来。追随内心的召唤,让它指引你。

  2. 人们会试图拖你下水。接受这一点,并以此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3. 有时候,放弃反而更好。待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并不高尚,这是自杀。知道什么时候放弃并尝试别的事情才是大智慧。如果某件事不奏效,就干脆放弃它。只是不要停止前进就好。

  4. 在你的旅途中不要忘记运气。每个人都是幸运的,但是你越努力,你就会变得越幸运。

译者: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