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家上市公司年报业绩预告出炉 这6家最高预增超10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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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本周年报抢先看:656家上市公司年报业绩预告出炉,这6家最高预增超10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张艺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1月10日,已有656家上市公司披露2020年年报业绩预告。211家预增,121家预减,81家扭亏,还有76家首亏和53家续亏,不确定114家。

已披露的上市公司包括五粮液(000858.SZ)、比亚迪(002594.SZ)、迈瑞医疗(300760.SZ)、立讯精密(002475.SZ)、山西汾酒(600809.SH)、万华化学(600309.SH)等16家市值超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

强者恒强,值得注意的是,这16家公司中仅万华化学、京沪高铁(601816.SH)、上海机场(600009.SH)预计去年全年业绩将下滑,申万宏源(000166.SZ)无法对去年经营业绩进行准确预测,其余12家公司业绩均有良好表现。

其中,共有8家公司在2021年期间总市值、复权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分别是五粮液、比亚迪、迈瑞医疗、山西汾酒、万华化学、长春高新(000661.SZ)、汇川技术(300124.SZ)、赣锋锂业(002460.SZ)。

白酒股热点贯穿全年,已披露的两家高端白酒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同步增长。五粮液预计全年净利润约199亿元,同比增长14%左右;山西汾酒预计净利润在29.50亿元-32.4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41.56%-55.47%。不过,这两家公司去年至今累积涨幅分别在141.54%和362.42%,近期创历史新高。白酒股目前是否仍存在上涨动力,何时是尽头,也被市场所关注。

新能源汽车是近期明星板块。比亚迪预计去年实现净利润42亿元-46亿元,同比增长160.15%-184.93%。公司股价去年至今涨幅已达3.78倍,同样创新高。

新冠疫情之下,生物医药行业中不论是医疗器械板块还是生物制品,多公司在2020年实现了较好的业绩表现。迈瑞医疗预计去年盈利60.80亿元-65.50亿元,同比增长30%-40%;长春高新预计去年盈利30.18亿元-31.95亿元,同比增长70%-80%;万泰生物(603392.SH)预计去年累积净利润同比将大幅增长。

电子制造板块同样有不俗表现。立讯精密(002475.SZ)预计盈利70.71亿元-73.0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闻泰科技(600745.SH)预计净利润同比将有较大幅度增长;歌尔股份(002241.SZ)预计翻倍式增长,盈利27.53亿元-28.81亿元,同比增长115%-125%。

此外,预计业绩下滑的公司多是深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同处交通运输板的京沪高铁、上海机场,双双预计业绩同比大幅下降。它们也是16家发布年报预告的千亿市值公司中,唯有的两家2020年初至今以来股价未有上涨的公司。

剔除扭亏公司,有36家公司预计2020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最高增长超过2倍,其中,6家公司预计净利润最高增长幅度超过10倍。这些公司分别是天赐材料(002709.SZ)、达安基因(002030.SZ)、东方生物(688298.SH)、海欣食品(002702.SZ)、星网宇达(002829.SZ)、好想你(002582.SZ),2家医疗器械公司、2家食品饮料公司、1家化学制品、1家航天装备。

天赐材料在去年三季报中预计去年全年盈利6.50亿元-7.50亿元,同比增长38.83倍-44.96倍。业绩增幅较大,主因在于2019年全年基数过低,当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滑96.42%至1631.97万元。因此,公司在2020年主营业务走好后,业绩增幅也特别明显。公司称,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事业部卡波姆等高毛利产品销量及销售额占比上升,产品结构优化,毛利率提升明显;锂离子电池材料电解液市场需求增长,销量较去年同期明显上升,产品原材料自产率提高,毛利率提升。

两家医疗器械公司达安基因、东方生物业绩大增原因均与新冠疫情之下,核酸检测需求激增相关。达安基因预计2020年盈利超过20亿元,同比增长20.70倍-22.87倍。东方生物预计盈利15.56亿元,同比增长18倍左右。东方生物2021年1月6日业绩预告显示,报告期公司快速开发了一系列新冠检测产品,上半年重点推动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市场化,下半年重点推动了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纸(胶体金法)市场化,均取得了重大销售业绩突破。

海欣食品是速冻鱼糜制品公司。居家经济兴盛,2020年成为速冻食品行业大年,海欣食品预计2020年盈利7500万元-9500万元,增长9.96倍-12.89倍之间。公司同样在前年基数较低,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80%至不足700万元,因此2020年业绩增幅较大。

红枣龙头好想你预计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35亿元-22.3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倍。其业绩大增主因在于“卖子”获益。公司2020年6月完成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事项,获得了大量投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好想你正处于股东减持窗口期。

航天装备公司星网宇达业绩大增也与基数较低相关。公司2019年盈利1200万元左右,故2020年预计盈利1.20亿元-1.45亿元,同比增长8.99倍-10.07倍。

此外,宇环数控(002903.SZ)、甘化科工(000576.SZ)、长盈精密(300115.SZ)、康泰医学(300869.SZ)、北新建材(000786.SZ)五家公司预计业绩增幅最高超过5倍。

老虎证券ESOP:2021年!年初计划怎能少了“股权激励”

2021年,你好!

新的一年,新的期待。股权激励作为企业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企业年初布局管理的重要环节。老虎ESOP将为大家系统介绍股权激励落实过程中的详细流程及需要避免的“坑”。

本文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梳理:

股权激励的落地实施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分别需要做什么准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程序

从2006年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开始至今,监管部门已经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进行多轮、数次优化完善,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多,激励的方式也更加呈现出其灵活性与多元化。

从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操作来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主要包括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三种方式(查看过往文章了解详情)。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按照上市公司发布的预案日期进行统计,截至12月28日,剔除项目进度为“未通过”以及“停止实施”的,A股市场共发布476起股权激励计划。其中360起为限制性股票激励,115起为股票期权激励,1起为股票增值权工具。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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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草案

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订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2.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作岀决议,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3.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 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

4.是否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1) 一般情况下不强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董事或监事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聘请;

(2)上市公司采用其他方法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5.内幕交易行为自查

上市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6.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聘请律师事务所对股权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至少对以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1) 上市公司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的条件;

(2) 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3) 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审议、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4) 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 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 上市公司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7)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形;

(8) 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回避。

7.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股权激励计划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并且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应当单独统计并予以披露。

8. 董事会后续实施事项

(1) 董事会应当根据股东大会决议,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以及股票期权的授权、行权和注销。

(2) 董事会与激励对象签订股权激励协议。

(3) 交易所申请及登记结算:授予权益、回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行使权益前,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登记结算事宜。

上市公司应在 60天内授予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有获授权益条件的,应当在条件成就后 60 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

(4) 激励对象为外籍员工的,可以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开立证券账户。

9.公示公告程序

董事会依法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公示、公告程序包括:上市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

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10.员工宣讲

由于股权激励计划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公司员工未必能够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甚至不愿加入激励计划。此时公司则需要对该激励计划进行详细介绍,最好由专业的ESOP专家为员工做详细的教育培训进行介绍。一方面第三方专家利益更居中,容易获得员工信任;另一方面专业人士能够更好地为员工讲解其中的利好价值。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事项,在设置股权激励考核和定价标准时,相关参照指标没有上市公司的全面、透明,且非上市公司股票或股份价值无法通过市场确定,所以必须制定一套综合指标体系去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这也就意味着非上市公司在设置股权激励计划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长远设计。

相对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的实施上存在的不同之处有:

1. 非上市公司通常由董事会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2.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要求独立董事进行审核;

3.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要求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要求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5.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需要公告(新三板挂牌公司除外,如为新三板挂牌的公司,还需注意各个环节的公告程序)。

一般来说,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主要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及虚拟股权(查看过往文章了解详情)。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研究与设计,对企业的现状和被激励者进行充分的调研和沟通,选择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

总结

股权激励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公司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通常会贯穿企业的生命发展周期。在落地实施程序上相对简单的,更复杂的部分在于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尤其是非上市公司,需要在设计方案之初就要充分考虑激励权益的动态管理,以保证整个激励计划在有效期内有效运转。下期我们将会就非上市公司如何根据自身状况设置股权激励方案进行简单分享。

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本文可作为参考,具体详情欢迎关注老虎ESOP微信公众号“TigerESOP股权激励”,获得更多。

老虎ESOP业务提供从前期方案设计到授予、归属、行政审核及数据管理等一站式解决方案。作为新经济公司,老虎证券经历过从激励到上市的全过程,其专业团队能综合人力、法务、财务、税务四大核心因素,量体裁衣设计更适合中国公司的激励方案,大大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极佳的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依托于强大技术的快速响应及定制化能力让老虎ESOP成为上市公司优先选择的ESOP服务伙伴。

目前,老虎ESOP签约客户包括理想汽车、逸仙电商(完美日记母公司)、知乎、声网、周黑鸭、一起作业、和铂医药、秦淮数据、洪恩教育等,美股、港股市场累计服务客户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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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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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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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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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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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分别需要做什么准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程序

从2006年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开始至今,监管部门已经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进行多轮、数次优化完善,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多,激励的方式也更加呈现出其灵活性与多元化。

从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操作来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主要包括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三种方式(查看过往文章了解详情)。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按照上市公司发布的预案日期进行统计,截至12月28日,剔除项目进度为“未通过”以及“停止实施”的,A股市场共发布476起股权激励计划。其中360起为限制性股票激励,115起为股票期权激励,1起为股票增值权工具。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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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草案

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订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2.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作岀决议,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3.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 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

4.是否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1) 一般情况下不强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董事或监事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聘请;

(2)上市公司采用其他方法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

5.内幕交易行为自查

上市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6.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聘请律师事务所对股权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至少对以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1) 上市公司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的条件;

(2) 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3) 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审议、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4) 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 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 上市公司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7)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形;

(8) 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回避。

7.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股权激励计划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并且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应当单独统计并予以披露。

8. 董事会后续实施事项

(1) 董事会应当根据股东大会决议,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以及股票期权的授权、行权和注销。

(2) 董事会与激励对象签订股权激励协议。

(3) 交易所申请及登记结算:授予权益、回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行使权益前,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登记结算事宜。

上市公司应在 60天内授予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有获授权益条件的,应当在条件成就后 60 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

(4) 激励对象为外籍员工的,可以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开立证券账户。

9.公示公告程序

董事会依法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公示、公告程序包括:上市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

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10.员工宣讲

由于股权激励计划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公司员工未必能够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甚至不愿加入激励计划。此时公司则需要对该激励计划进行详细介绍,最好由专业的ESOP专家为员工做详细的教育培训进行介绍。一方面第三方专家利益更居中,容易获得员工信任;另一方面专业人士能够更好地为员工讲解其中的利好价值。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事项,在设置股权激励考核和定价标准时,相关参照指标没有上市公司的全面、透明,且非上市公司股票或股份价值无法通过市场确定,所以必须制定一套综合指标体系去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这也就意味着非上市公司在设置股权激励计划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长远设计。

相对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的实施上存在的不同之处有:

1. 非上市公司通常由董事会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2.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要求独立董事进行审核;

3.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要求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要求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5.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不需要公告(新三板挂牌公司除外,如为新三板挂牌的公司,还需注意各个环节的公告程序)。

一般来说,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主要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及虚拟股权(查看过往文章了解详情)。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研究与设计,对企业的现状和被激励者进行充分的调研和沟通,选择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

总结

股权激励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公司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通常会贯穿企业的生命发展周期。在落地实施程序上相对简单的,更复杂的部分在于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尤其是非上市公司,需要在设计方案之初就要充分考虑激励权益的动态管理,以保证整个激励计划在有效期内有效运转。下期我们将会就非上市公司如何根据自身状况设置股权激励方案进行简单分享。

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本文可作为参考,具体详情欢迎关注老虎ESOP微信公众号“TigerESOP股权激励”,获得更多。

老虎ESOP业务提供从前期方案设计到授予、归属、行政审核及数据管理等一站式解决方案。作为新经济公司,老虎证券经历过从激励到上市的全过程,其专业团队能综合人力、法务、财务、税务四大核心因素,量体裁衣设计更适合中国公司的激励方案,大大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极佳的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依托于强大技术的快速响应及定制化能力让老虎ESOP成为上市公司优先选择的ESOP服务伙伴。

目前,老虎ESOP签约客户包括理想汽车、逸仙电商(完美日记母公司)、知乎、声网、周黑鸭、一起作业、和铂医药、秦淮数据、洪恩教育等,美股、港股市场累计服务客户已百家。

亚信科技荣获港股100强“飞跃科技企业奖“

12月21日,2020香港上市公司发展高峰论坛暨第八届港股100强颁奖典礼在香港隆重召开,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亚信科技,股票代码:01675.HK)荣获港股100强“飞跃科技企业”奖。亚信科技荣获奖项,充分反映了资本市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高度认可及发展前景的充足信心。

香港上市公司发展高峰论坛由港股100强研究中心主办,财华社、西泽投资管理协办,多位知名政商学界权威以及上市公司主席、高管及金融机构负责人参会。“港股100强”评选自2012年推出以来活动规模及影响力逐年扩大,一直以专业、客观、公正、准确的理念,在香港众多上市公司中评选出发展良好以及拥有投资价值的企业,致力于打造最权威、最具公信力的中国香港上市公司排行榜,现已成为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价值新标杆及投资风向标,深受专业机构、市场及社会各界的认同信赖。

当前新基建浪潮下,5G、云计算等核心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亚信科技坚持“一巩固、三发展”战略,持续巩固BSS市场的领导地位,并在5G OSS网络智能化、DSaaS数字化运营、垂直行业及企业上云等新兴业务领域实现快速规模化发展。2020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冲击,整体业绩仍然稳中有升,并在5G OSS、DSaaS、垂直行业及企业上云三大新业务高速发展,转型卓有成效。特别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DSaaS业务价值更加彰显。公司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快速形成从宏观洞察到基层管控的16项疫情防控产品和解决方案,协助运营商和政府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疫情防控贡献科技力量。

面向未来,伴随5G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亚信科技将继续坚持“一巩固、三发展“的战略抉择,深耕电信行业,并聚焦金融、能源、交通、政务、邮政等垂直行业,在新基建浪潮中贡献力量,致力于成为5G时代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使能者。

关于亚信科技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亚信科技,股票代码:01675.HK)始于1993年,2018 年12 月19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是领先的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领先的云网一体管理服务提供商,致力于成为5G时代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使能者。

公司积极拥抱5G、云计算、大数据、AI、物联网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沿着“一巩固、三发展”的战略决策,依托产品、服务、运营和集成的能力,在传统业务方面,以5G为契机,全面布局,提升效能,巩固BSS市场的领导地位,在新兴业务方面,力争5G OSS网络智能化、DSaaS数字化运营服务、企业上云及垂直行业领域快速规模化发展。同时,公司将与业界伙伴共同建设生态体系,持续推动商业模式转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出亚信科技的力量。

亚信科技拥有行业领先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电信级软件产品,包括客户关系管理、计费账务、大数据、物联网及5G网络智能化产品。大型企业客户涉及金融、交通、邮政、能源、广电、零售、政务等行业。

641家上市公司预告全年业绩 超四成报喜|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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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641家上市公司预告全年业绩 超四成报喜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5日晚间,共有641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预喜率为42.59%。不少上市公司因业绩大幅超预期,在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后,股价出现明显异动,这在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中表现尤其突出。业内人士认为,有业绩支撑并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白马龙头股股价仍有较大空间。

超四成公司预喜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5日晚间,共有641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0年全年业绩预告,有273家公司预喜,占比达42.59%。其中,略增68家、扭亏73家、续盈14家、预增118家。

净利润增长率方面,在已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剔除扭亏公司后,有149家预计2020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超过10%,123家预计超过30%,111家预计超过50%,78家预计超过100%,22家预计超过300%。天赐材料等10家上市公司预计2020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超过500%。

净利润数值方面,在已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有163家上市公司预计2020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1亿元,有75家预计超过3亿元,有50家预计超过5亿元,有22家预计超过10亿元。

多公司业绩超预期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出售大额资产或股权、并购公司业绩并表、主营产品毛利率提升、所在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是上述公司业绩表现突出的主因。

不少上市公司由于业绩大幅超预期,在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后,股价明显异动。这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传媒类上市公司中体现得比较突出。

另外,利尔化学12月2日发布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0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亿元至6.2亿元,同比增长80%至100%。公司指出,2020年度,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公司千方百计保障原材料供应,全力控制成本,有效稳定生产和销售。受部分产品销售数量增加及销售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业绩实现同比上升。

白马股表现强势

对未来行业布局,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期,A股市场整体走出震荡回升态势,结构性行情比较突出。有业绩支撑又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白马龙头股整体表现强势。

杨德龙表示,未来10年,消费白马股趋势依然向好,每轮调整都是抄底这些优质白马股的时机。目前,消费已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回升重要引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杨德龙强调,从近期市场分化看,一方面,业绩优良股票股价不断创新高,另一方面,绩差股股价不断下跌。投资者应远离绩差股和题材股,特别是一些可能会退市的股票,防止出现较大亏损。

针对A股市场2021年的投资策略,业内人士表示,看好低估值周期板块修复机会。2021年中国库存周期有望与欧美库存周期形成共振,企业盈利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也将继续向上修复。历史经验表明,在补库存周期中,金融和周期风格类股票能获取超额收益。2021年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向上的力量主要来自出口与可选消费链条。

退市新规:怎么看、怎么办

退市新规:怎么看、怎么办

郑登津陈运森

近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了改革后的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退市新规的出台体现了坚守“零容忍”的底线,力图通过疏通退市通道使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系统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退市新规补监管弊端

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具备完善的退市制度。中国自2001年确立有效的退市制度以来,A股上市公司退市数量为124家,平均每年仅6.2家公司退市。今年至今共退市15家,为历年最多,退市率也仅为0.4%。从退市原因来看,被动退市仍是国内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其中21家公司因连续四年亏损被予退市,50家公司因其它不符合挂牌的情形遭到退市处理。对比2007-2018年伦交所和纳斯达克的退市公司数量累计值均超过2500家,退市率分别达到9.5%、7.6%,同期上交所和深交所退市率仅为0.3%和0.1%,现阶段中国退市规模仍较低,退市制度不够畅通。

这一点在风险警示制度的实践上也有所体现。自1998年正式实施至今,A股上市公司共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及其他风险警示(ST)共1013起,同期撤销705起。为保壳,被ST公司纷纷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避免最终被退市,旨在警示退市风险的ST制度,客观上却成为帮助上市公司免于退市的一道缓冲屏障。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陷入“只进不出”的难局。因此,要清退低质量上市企业、净化资本市场生态,必须从退市制度入手进行改革。

从退市制度的改革历史看,此次退市新规可以与2012年的退市制度改革,并列为中国退市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与之相对应的,2012年以前中国退市制度处于逐步建立和初步发展状态,退市标准以财务指标“净利润”为主。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单一的退市标准带来的内幕交易、壳资源炒作等问题逐渐显现,A股陷入“退市难”的困境。

2012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大力改革退市制度,最主要的改变体现在退市指标方面:增加净资产、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并提高标准,“净资产为负”和“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任何一项达到一年即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两年暂停上市,三年终止上市;新增市场交易指标,通过“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收盘价”进行判定。自此,中国退市标准开始由单一的财务指标向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并在之后的2014年和2018年又分别进行两次改革,最终建立起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四类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同时,逐渐完善退市程序,设立风险警示板,使退市标准和程序都趋于全面和完善。

此次出台的退市新规主要改变包括以下几点:财务类指标方面,由原来的单一财务指标转变为“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在关注盈利能力的同时增加对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视,减少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规避退市的机会;交易类指标方面,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3亿元”的标准,并由面值退市改为“1元退市”;规范类指标方面,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和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两类情形;重大违法类指标方面,新增造假金额和造假比例的量化指标,明确了财务造假退市的判定标准。同时,本次新规也缩短了退市流程,压缩了缓冲期,强化了风险警示。

如果说2012年的改革使中国建立起多元、全面的退市制度,本次新规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了标准,力图通过“高标准”形成筛选机制,利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为全面推行注册制奠定基础。

退市新规的多剂药引

如前述,此次退市新规是注册制改革的进一步补充,从总体上看,退市新规的设计还遵循了这样一条思维路径:一方面完善退市体系,包括规则和时间,准确刻画并迅速出清低质量上市公司;另一方面严肃会计规则,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

以此次的退市新规新增的组合财务指标为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A股共有85家上市企业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值为负且营业收入小于一亿元,其中ST公司有39家。而在退市新规发布的第二天,正常交易的208只ST股票中有144只出现下跌,超过40只跌停,初步展示退市新规的市场威慑力。笔者认为,此次退市新规能够起到较好的监管效果,理由如下:

首先,退市新规中更加严格的标准,增加了盈余管理等暂时性手段的成本,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既往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被实施风险警示后,会加大盈余管理程度避免最终退市。此次退市新规针对这种财务造假以“保壳”的资本市场痼疾,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财务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降低了企业就退市标准进行操纵的空间。此外,触及财务指标两年退市的新规以及市值退市的使用,也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应计盈余管理的作用难以保证后续的持续性,而真实盈余管理成本高昂损害公司价值,两种暂时性的盈余调整即使当年盈利避免退市,后续也难以保持,一经暴露当即会被警告,两年则退市,前功尽弃,这也将促使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

其次,严格的退市监管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促使代理人真正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退市新规实施后,不论是更为严格的组合类财务指标还是新增的市值退市安排,都更强调公司本身价值。同时,关联交易、政府补贴等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救济手段也将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一旦公司退市,不仅股东利益受损,经理人声誉和利益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当公司面临更为严峻的退市威胁时,利益相关者如大小股东及经理人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问题,进一步提升信息质量的同时也使得公司经理人以及大股东能够致力于真正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

总的来说,严格的退市新规具有更强的外部监管威慑力,提高盈余管理成本,缓解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上市公司通过“真才实干”提升公司价值。此外,对于资本市场发展,退市新规有利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打击“保壳”“抄差”的投机行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规的细化标准虽然给监管带来了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打擦边球”提供了便利,加之退市新规的一些量化规定可谓宽松(比如“连续三年虚增净利润金额每年均超过当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净利润金额的100%,且三年合计虚增净利润金额达到1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只要不连续三年虚增100%的利润或者三年虚增的净利润小于10亿元就不会退市),也可能给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留下风口。

持续强化退市监管

尽管此次退市新规针对当前资本市场顽疾进行更为严格、有针对性地监管改进,但其作用的发挥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笔者也对退市监管的持续完善和强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充分听取市场声音,持续完善退市制度。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进一步强化市值、成交量、成交价等市场类指标在退市制度中的权重,进一步完善违规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的细化标准,丰富多元化指标。其次,虽然此次退市新规趋于严格,但与市场此前预期的“史上最严”相比,此轮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仍显宽松,一些财务造假的量化指标仍存在较大的空间。监管部门在对财务造假退市的门槛进行量化时,应结合市场实践反馈,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尤其加强对主观恶意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最后,在强化强制退市监管的背景下,也应完善自愿退市的制度建设,拓宽兼并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途径,有效化解风险。

二是健全事前预防措施,事前事后强化退市监管。连续两年亏损或市值过低通常已经是公司经营不善的最终表现,因而现有退市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事后的修正,而非事前的预防,对于在财务上有效地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作用有限。这种情况下,退市机制的完善一方面应与IPO注册制改革相呼应,共同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另一方面还需结合问询函等创新监管方式,完善配套的预防措施。

三是提升退市新规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好退市过程的投资者保护工作。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系统需要形成合力,加强退市执行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避免行政力量干预,提升退市规则执行效率。退市绝不可一退了之,对于因违规等原因造成的退市,要结合新证券法,建立健全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和完善赔偿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向好发展。

(郑登津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陈运森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天琪、陈心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退市新规:怎么看、怎么办

退市新规:怎么看、怎么办

郑登津陈运森

近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了改革后的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退市新规的出台体现了坚守“零容忍”的底线,力图通过疏通退市通道使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系统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退市新规补监管弊端

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具备完善的退市制度。中国自2001年确立有效的退市制度以来,A股上市公司退市数量为124家,平均每年仅6.2家公司退市。今年至今共退市15家,为历年最多,退市率也仅为0.4%。从退市原因来看,被动退市仍是国内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其中21家公司因连续四年亏损被予退市,50家公司因其它不符合挂牌的情形遭到退市处理。对比2007-2018年伦交所和纳斯达克的退市公司数量累计值均超过2500家,退市率分别达到9.5%、7.6%,同期上交所和深交所退市率仅为0.3%和0.1%,现阶段中国退市规模仍较低,退市制度不够畅通。

这一点在风险警示制度的实践上也有所体现。自1998年正式实施至今,A股上市公司共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及其他风险警示(ST)共1013起,同期撤销705起。为保壳,被ST公司纷纷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避免最终被退市,旨在警示退市风险的ST制度,客观上却成为帮助上市公司免于退市的一道缓冲屏障。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陷入“只进不出”的难局。因此,要清退低质量上市企业、净化资本市场生态,必须从退市制度入手进行改革。

从退市制度的改革历史看,此次退市新规可以与2012年的退市制度改革,并列为中国退市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与之相对应的,2012年以前中国退市制度处于逐步建立和初步发展状态,退市标准以财务指标“净利润”为主。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单一的退市标准带来的内幕交易、壳资源炒作等问题逐渐显现,A股陷入“退市难”的困境。

2012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大力改革退市制度,最主要的改变体现在退市指标方面:增加净资产、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并提高标准,“净资产为负”和“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任何一项达到一年即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两年暂停上市,三年终止上市;新增市场交易指标,通过“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收盘价”进行判定。自此,中国退市标准开始由单一的财务指标向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并在之后的2014年和2018年又分别进行两次改革,最终建立起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四类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同时,逐渐完善退市程序,设立风险警示板,使退市标准和程序都趋于全面和完善。

此次出台的退市新规主要改变包括以下几点:财务类指标方面,由原来的单一财务指标转变为“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在关注盈利能力的同时增加对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视,减少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规避退市的机会;交易类指标方面,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3亿元”的标准,并由面值退市改为“1元退市”;规范类指标方面,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和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两类情形;重大违法类指标方面,新增造假金额和造假比例的量化指标,明确了财务造假退市的判定标准。同时,本次新规也缩短了退市流程,压缩了缓冲期,强化了风险警示。

如果说2012年的改革使中国建立起多元、全面的退市制度,本次新规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了标准,力图通过“高标准”形成筛选机制,利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为全面推行注册制奠定基础。

退市新规的多剂药引

如前述,此次退市新规是注册制改革的进一步补充,从总体上看,退市新规的设计还遵循了这样一条思维路径:一方面完善退市体系,包括规则和时间,准确刻画并迅速出清低质量上市公司;另一方面严肃会计规则,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

以此次的退市新规新增的组合财务指标为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A股共有85家上市企业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值为负且营业收入小于一亿元,其中ST公司有39家。而在退市新规发布的第二天,正常交易的208只ST股票中有144只出现下跌,超过40只跌停,初步展示退市新规的市场威慑力。笔者认为,此次退市新规能够起到较好的监管效果,理由如下:

首先,退市新规中更加严格的标准,增加了盈余管理等暂时性手段的成本,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既往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被实施风险警示后,会加大盈余管理程度避免最终退市。此次退市新规针对这种财务造假以“保壳”的资本市场痼疾,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财务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降低了企业就退市标准进行操纵的空间。此外,触及财务指标两年退市的新规以及市值退市的使用,也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应计盈余管理的作用难以保证后续的持续性,而真实盈余管理成本高昂损害公司价值,两种暂时性的盈余调整即使当年盈利避免退市,后续也难以保持,一经暴露当即会被警告,两年则退市,前功尽弃,这也将促使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

其次,严格的退市监管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促使代理人真正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退市新规实施后,不论是更为严格的组合类财务指标还是新增的市值退市安排,都更强调公司本身价值。同时,关联交易、政府补贴等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救济手段也将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一旦公司退市,不仅股东利益受损,经理人声誉和利益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当公司面临更为严峻的退市威胁时,利益相关者如大小股东及经理人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问题,进一步提升信息质量的同时也使得公司经理人以及大股东能够致力于真正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

总的来说,严格的退市新规具有更强的外部监管威慑力,提高盈余管理成本,缓解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上市公司通过“真才实干”提升公司价值。此外,对于资本市场发展,退市新规有利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打击“保壳”“抄差”的投机行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规的细化标准虽然给监管带来了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打擦边球”提供了便利,加之退市新规的一些量化规定可谓宽松(比如“连续三年虚增净利润金额每年均超过当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净利润金额的100%,且三年合计虚增净利润金额达到1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只要不连续三年虚增100%的利润或者三年虚增的净利润小于10亿元就不会退市),也可能给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留下风口。

持续强化退市监管

尽管此次退市新规针对当前资本市场顽疾进行更为严格、有针对性地监管改进,但其作用的发挥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笔者也对退市监管的持续完善和强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充分听取市场声音,持续完善退市制度。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进一步强化市值、成交量、成交价等市场类指标在退市制度中的权重,进一步完善违规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的细化标准,丰富多元化指标。其次,虽然此次退市新规趋于严格,但与市场此前预期的“史上最严”相比,此轮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仍显宽松,一些财务造假的量化指标仍存在较大的空间。监管部门在对财务造假退市的门槛进行量化时,应结合市场实践反馈,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尤其加强对主观恶意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最后,在强化强制退市监管的背景下,也应完善自愿退市的制度建设,拓宽兼并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途径,有效化解风险。

二是健全事前预防措施,事前事后强化退市监管。连续两年亏损或市值过低通常已经是公司经营不善的最终表现,因而现有退市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事后的修正,而非事前的预防,对于在财务上有效地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作用有限。这种情况下,退市机制的完善一方面应与IPO注册制改革相呼应,共同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另一方面还需结合问询函等创新监管方式,完善配套的预防措施。

三是提升退市新规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好退市过程的投资者保护工作。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系统需要形成合力,加强退市执行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避免行政力量干预,提升退市规则执行效率。退市绝不可一退了之,对于因违规等原因造成的退市,要结合新证券法,建立健全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和完善赔偿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向好发展。

(郑登津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陈运森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天琪、陈心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退市新规:怎么看、怎么办

退市新规:怎么看、怎么办

郑登津陈运森

近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了改革后的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退市新规的出台体现了坚守“零容忍”的底线,力图通过疏通退市通道使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系统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退市新规补监管弊端

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具备完善的退市制度。中国自2001年确立有效的退市制度以来,A股上市公司退市数量为124家,平均每年仅6.2家公司退市。今年至今共退市15家,为历年最多,退市率也仅为0.4%。从退市原因来看,被动退市仍是国内企业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其中21家公司因连续四年亏损被予退市,50家公司因其它不符合挂牌的情形遭到退市处理。对比2007-2018年伦交所和纳斯达克的退市公司数量累计值均超过2500家,退市率分别达到9.5%、7.6%,同期上交所和深交所退市率仅为0.3%和0.1%,现阶段中国退市规模仍较低,退市制度不够畅通。

这一点在风险警示制度的实践上也有所体现。自1998年正式实施至今,A股上市公司共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及其他风险警示(ST)共1013起,同期撤销705起。为保壳,被ST公司纷纷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避免最终被退市,旨在警示退市风险的ST制度,客观上却成为帮助上市公司免于退市的一道缓冲屏障。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陷入“只进不出”的难局。因此,要清退低质量上市企业、净化资本市场生态,必须从退市制度入手进行改革。

从退市制度的改革历史看,此次退市新规可以与2012年的退市制度改革,并列为中国退市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与之相对应的,2012年以前中国退市制度处于逐步建立和初步发展状态,退市标准以财务指标“净利润”为主。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单一的退市标准带来的内幕交易、壳资源炒作等问题逐渐显现,A股陷入“退市难”的困境。

2012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大力改革退市制度,最主要的改变体现在退市指标方面:增加净资产、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并提高标准,“净资产为负”和“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任何一项达到一年即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两年暂停上市,三年终止上市;新增市场交易指标,通过“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收盘价”进行判定。自此,中国退市标准开始由单一的财务指标向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并在之后的2014年和2018年又分别进行两次改革,最终建立起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四类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同时,逐渐完善退市程序,设立风险警示板,使退市标准和程序都趋于全面和完善。

此次出台的退市新规主要改变包括以下几点:财务类指标方面,由原来的单一财务指标转变为“扣非前后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在关注盈利能力的同时增加对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视,减少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规避退市的机会;交易类指标方面,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3亿元”的标准,并由面值退市改为“1元退市”;规范类指标方面,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和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年报不保真”两类情形;重大违法类指标方面,新增造假金额和造假比例的量化指标,明确了财务造假退市的判定标准。同时,本次新规也缩短了退市流程,压缩了缓冲期,强化了风险警示。

如果说2012年的改革使中国建立起多元、全面的退市制度,本次新规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了标准,力图通过“高标准”形成筛选机制,利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为全面推行注册制奠定基础。

退市新规的多剂药引

如前述,此次退市新规是注册制改革的进一步补充,从总体上看,退市新规的设计还遵循了这样一条思维路径:一方面完善退市体系,包括规则和时间,准确刻画并迅速出清低质量上市公司;另一方面严肃会计规则,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

以此次的退市新规新增的组合财务指标为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A股共有85家上市企业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值为负且营业收入小于一亿元,其中ST公司有39家。而在退市新规发布的第二天,正常交易的208只ST股票中有144只出现下跌,超过40只跌停,初步展示退市新规的市场威慑力。笔者认为,此次退市新规能够起到较好的监管效果,理由如下:

首先,退市新规中更加严格的标准,增加了盈余管理等暂时性手段的成本,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既往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被实施风险警示后,会加大盈余管理程度避免最终退市。此次退市新规针对这种财务造假以“保壳”的资本市场痼疾,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财务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的交叉适用,降低了企业就退市标准进行操纵的空间。此外,触及财务指标两年退市的新规以及市值退市的使用,也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应计盈余管理的作用难以保证后续的持续性,而真实盈余管理成本高昂损害公司价值,两种暂时性的盈余调整即使当年盈利避免退市,后续也难以保持,一经暴露当即会被警告,两年则退市,前功尽弃,这也将促使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

其次,严格的退市监管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促使代理人真正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退市新规实施后,不论是更为严格的组合类财务指标还是新增的市值退市安排,都更强调公司本身价值。同时,关联交易、政府补贴等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救济手段也将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一旦公司退市,不仅股东利益受损,经理人声誉和利益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当公司面临更为严峻的退市威胁时,利益相关者如大小股东及经理人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问题,进一步提升信息质量的同时也使得公司经理人以及大股东能够致力于真正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

总的来说,严格的退市新规具有更强的外部监管威慑力,提高盈余管理成本,缓解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上市公司通过“真才实干”提升公司价值。此外,对于资本市场发展,退市新规有利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打击“保壳”“抄差”的投机行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规的细化标准虽然给监管带来了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打擦边球”提供了便利,加之退市新规的一些量化规定可谓宽松(比如“连续三年虚增净利润金额每年均超过当年年度报告对外披露净利润金额的100%,且三年合计虚增净利润金额达到1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只要不连续三年虚增100%的利润或者三年虚增的净利润小于10亿元就不会退市),也可能给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留下风口。

持续强化退市监管

尽管此次退市新规针对当前资本市场顽疾进行更为严格、有针对性地监管改进,但其作用的发挥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笔者也对退市监管的持续完善和强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充分听取市场声音,持续完善退市制度。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进一步强化市值、成交量、成交价等市场类指标在退市制度中的权重,进一步完善违规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的细化标准,丰富多元化指标。其次,虽然此次退市新规趋于严格,但与市场此前预期的“史上最严”相比,此轮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仍显宽松,一些财务造假的量化指标仍存在较大的空间。监管部门在对财务造假退市的门槛进行量化时,应结合市场实践反馈,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尤其加强对主观恶意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最后,在强化强制退市监管的背景下,也应完善自愿退市的制度建设,拓宽兼并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途径,有效化解风险。

二是健全事前预防措施,事前事后强化退市监管。连续两年亏损或市值过低通常已经是公司经营不善的最终表现,因而现有退市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事后的修正,而非事前的预防,对于在财务上有效地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作用有限。这种情况下,退市机制的完善一方面应与IPO注册制改革相呼应,共同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另一方面还需结合问询函等创新监管方式,完善配套的预防措施。

三是提升退市新规的执行力度,切实做好退市过程的投资者保护工作。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系统需要形成合力,加强退市执行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避免行政力量干预,提升退市规则执行效率。退市绝不可一退了之,对于因违规等原因造成的退市,要结合新证券法,建立健全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和完善赔偿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向好发展。

(郑登津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陈运森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天琪、陈心怡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