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一半艺术家,一半流浪者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采访、撰文:刘洋,36氪经授权发布。

仁科进门后,请发型师快速随意地帮他剪剪头发。

时装编辑毫无顾虑地为五条人的拍摄准备了一批很难驾驭的衣服,大红、亮紫、天空蓝的西装,雨林图案的印花衬衫,丝绒睡衣风衬衫,“穿着去酒吧绝对被打”的缀满亮片的T恤,超大号的风衣,卓别林式的裤子……房间里音乐响起来,仁科说:“我应该画个口红。”阿茂递给仁科一双黑色铆钉凉鞋,“穿上你的阿拉伯王子拖鞋。”

整个晚上,他们扮演着擦枪走火的牛仔,阿拉伯的王子,用脸顶篮球的企业家……仁科吃薯条、蘸番茄酱,是叼烟、点烟的样子,他微微一皱眉,像是有烟升腾起来。阿茂作势:“好呛,好呛。”“你抓拍噢,我来了喔”,阿茂把洋葱圈放在眼眶上当眼镜。他在镜头前光着脚,大脚趾一直翘着,拍摄间隙里酒不离手,“来我们家不要客气喽,随意哦!”站起来又给自己满上一杯。 

站在远处的经纪人想起当初给《乐队的夏天》拍宣传海报,其他的乐队在镜头前捧着、举着或者端着酸奶,仁科和阿茂直接把吸管插进去,顺手挤出两条弧线来。她习惯了俩人随时随地玩起来,即兴制造出各种意外。

仁科惺忪着眼睛,想起不久前在School酒吧的乐队聚会上和臧鸿飞拼酒,“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激怒了他,燃起他的兽性摇铃斗酒,很有仪式感,专门调三杯很猛的酒,满满的,而且一口闷,三杯下去,大概5分钟左右就上头了,我在第4分钟的时候就意识到马上要不行了。”天台很黑,所有人都看着他亮晃晃的手机屏保,“喂喂……”仁科假装接着电话,就此消失了。阿茂那天干脆没能出现在续摊儿的酒吧里,在之前的饭桌上就直接喝多了。不过仁科相信,虽然那天臧鸿飞斗酒赢了,但“杀敌一千,自损九百七”。

仁科想起自己念初中时开始练习喝酒,每次跟朋友咸鱼分喝一瓶老珠江,“一醉方休”。在放学后教学楼的天台上,阳光很漂亮,风很舒服,“借酒燃烧青春”,喝了一整个夏天,啤酒瓶在天台上摆了长长一排。那时,海丰是个烦躁的少年。

当年的少年早就不烦躁了,成了父母眼中的“流浪歌手”,此外倒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见证了两季《乐队的夏天》,臧鸿飞觉得今年特别紧张,“大家有了胜负心”。第一个夏天,表演之余,乐队天天聚在一块儿喝酒,一喝喝到天亮,睡到中午才起来调调音。今年,“都知道新裤子、刺猬能火成那样儿,诱惑也好,压力也好,比去年大得多”,而五条人是最没有胜负心的乐队,比节目里呈现出来的更跳脱,“跟玩儿一样,他们玩得挺顶的,音乐挺有劲儿”。“五条人是,音乐,就‘来着’,‘走你’。”大张伟说。

五条人已经大半个月没有接受采访了,在这个“捞五条人的夏天”,略显不寻常。

媒体的采访邀约纷至沓来,每次一聊就两三个小时。大半个月前,那位记者拿着几页纸的采访提纲坐下来,刚起个头儿,就被仁科带到楼下的超市买啤酒。“喝完之后瞎聊,我想阻止他问那些问题。”那之后,仁科和阿茂觉得不能再接受采访了。

上周末,他们刚刚结束了疫情之后的第一场公开演出,在丽水音乐节上压轴,一口气唱了45分钟,又临场换了两首歌,还打乱了表演曲目的顺序,阿茂直接把人字拖甩到了台下。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悄悄对经纪人说:“你带这样的艺人应该很容易头秃。”经纪人说,“习惯了。”

这次,台下的歌迷都是冲着他们来的,挨挨挤挤,狂叫,大合唱,保安也喜欢他们的歌,还有很多人为了跟他们合照冲过安保线……“这就很不像我们的画风。”仁科想起他们以前在音乐节,更喜欢小舞台演出,因为主舞台太大,他们那时连贝斯也没有,压不住场子,“像三只老鼠”,而且台下的观众大多在等别人。

如今,下馆子也只能去包间了,平时20块钱能搞定的一顿饭,现在非得要低消三四百,多花了不少钱。

也有很多导演找他们去拍戏,其中有他们很喜欢、认为“很酷”的。

至今,新状况大体如此,他们应付的还不错。也谈不上应付。因为在《乐队的夏天》临场换歌而第一次上热搜那天晚上,仁科和阿茂拖着箱子去公司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家蹭住,阿茂翻着满墙的唱片,仁科看了一晚上齐泽克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交谈中,仁科有着诗人特有的表达欲,阿茂也有,但嘴总是跟不上趟。他们玩世不恭,又异常严肃。

对话五条人:“我不认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不是我的生活”

Esquire:经过疫情,时隔九个月,再次公开演出是什么感觉?

阿茂:在舞台上终于可以和歌迷面对面了,而且很多的歌迷喜欢我,欢呼,狂叫,“阿茂好帅”,我很开心。叫“仁科很帅”我就不开心。开玩笑啦。

仁科:我们上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叫。

Esquire:刚才拍摄的时候,你们唱《梦幻丽莎发廊》,让我想起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她和第一个丈夫离开家乡,被骗了钱,又被第二个丈夫骗,后来去做了洗脚妹。

仁科:你看过徐童的纪录片吗,《麦收》?

Esquire:看过。你们平时看很多纪录片?

仁科:看的挺多的,还有周浩的,NHK的……

Esquire:你们也一直在考虑自己拍电影。

仁科:也有写过一些剧本,但没到正式写作的时候。那张《故事会》的唱片,本来也是我们想拍一个电影,给它做电影原声的,就是这样,展开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挺难的,电影是一个团队活。我觉得以后会尝试,哪怕失败了,也要试一下。

阿茂:想想都觉得好玩,真正玩的时候会更有趣。当然它肯定是很磨人。

Esquire:两位已经离开海丰的县城生活和广州城中村“走鬼”小贩的生活很久了,有没有觉得创作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仁科:创作像河流,不断在流动,河流有时候宽,有时候窄,有时候汹涌,有时候平静,随着季节不同,水涨、水退。我们的生命历程也是如此。

阿茂:而且流到这里又流到那里。

仁科:今年我们要做的唱片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很多歌里面我们加了一些迷幻(的氛围),这种迷幻是听觉上的迷幻,也想尝试歌词上的迷幻,比如阿茂在写《食醉狗》歌词的时候,把粤语也拼进去,还有海丰话。如果你写实主义一点,肯定要丰富它的前因后果,而《食醉狗》它是一些……”

阿茂:片断。

仁科:对,让它有一点点迷醉,在《地球仪》里也有出现。有些电影,比如《路边野餐》,有一种迷醉、迷幻,他用镜头语言来呈现。而我们音乐,除了音色上的迷幻,用效果器或者后期加入一些听觉上的氛围的东西,我希望歌词也跟上这个节奏,营造一个氛围出来。这跟以前聊的诗意不太一样。

Esquire:为什么想要探索“迷幻”的风格?

仁科:我们老是说,人的意识可以控制自我,但很多时候人的大脑想到北边、想到南边,比如小朋友上课脑子飘到外太空。据说人的大脑是没有一个中央控制器的,所有功能都在产生作用。意识,它没有一个中心控制,它是一波一波的。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着外面的风景会走神,看书的时候也会走神,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会产生联想,结果看着书走神了一夜,潜意识里说了一堆废话。

我想歌词也一样,有一些可以表达很清晰,有一些迷幻。

最近我看巴西的一个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我在张晓舟家里拿了一本她的书。她写作就很迷幻,故事叙事方式很奇特,像贝克特那种很现代的写作。

阿茂: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特别有意思。关于歌词也可以迷幻。它很抽象,它不是具象。

仁科:我们感觉在控制自己的意志,清醒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们控制了,其实不是。比如睡觉的时候,你不能控制你的梦造的是什么,做梦的时候,你有可能去超市,也有可能去抽根烟,但这不是你能控制的,我也不能说今晚我要做个美梦或者我要做个噩梦。要命的就是,所谓的你的那个自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你的大脑意识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像,是你不能控制的。我们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吗?其实醒来的时候,梦里的那些东西都在。就像白天你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阳光太亮了而已。

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是在拥有自我认知中过生活。但其实你想想,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受影响,你的时代、此时此刻的天气、社会、意识形态、你听的音乐、广告和资本主义操作……你要抛开所有东西,寻找人纯粹的本质——没有那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回到根本,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自我。也许并没有。真正的自我就是虚无,什么都没有,都是填满意识、接纳信息的过程。我说,仁科,我控制我自己,但大脑里面没有仁科。

我对这个好奇,我想了解。

最近,马斯克不是发明了脑机芯片植入大脑吗。如果人类文明的各种信息可以传进大脑,像把数据拷进电脑一样,但问题就是,你的大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管理者,这些东西弄进去以后,后果是怎么样?

阿茂:《黑镜》里面有一集,人的大脑里都植入芯片,后来主人公很痛苦,把它摘掉了。

仁科:所以迷幻的一面,应该说是飘浮不定。人虚弱的时候、喝多了酒之后,会产生一种迷醉;但电脑没电的时候,不可能会产生迷醉,它所有东西都是准确的。要命的是,机器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它是停止运作的。

我有这个担心,马斯克芯片如果成功了,10年、15年后普及了,我那时候50岁,类似于我们现在离不开智能手机,让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晰的,那迷醉的东西在哪里?芯片会走神么?机器是不可能走神的,机器很准确。

我想说的是,回到意识。有些人肯定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植入进大脑芯片了,这就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人类融进绝对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它不是迷醉知识,它不是诗歌,它是机器那种准确性的知识。

那时候是一种超人,那不是人。我觉得,人可能还没来得及搞懂自己的时候,已经变成超人了。以人的身份去想象超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超人少了迷醉的东西,就是回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但恰恰有些人类文明,产生于意外或者灾难带来的新的生机。

迷幻,有时候也许是一些错误,比如语法的错误可能产生新的词汇和解读。爵士乐也一样,它最早是一种错误的演奏方式,按传统音乐来说,是调之外的音,我们现在叫移调,其实就是当年他唱错了,然后掰回来了,我想是这样。奇妙就突然出现了。

拿我们来说,在《乐夏》,恰恰是我们的错误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新的状况。恰恰产生问题之后,你们《时尚先生》才会拍我们,你会来采访我们。我不是说就要迎接你们,而是恰恰因为一个错误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一切准确运行,那整个《乐夏》会像奥林匹克一样。

所以,应该鼓励年轻人犯错啊。不是去干违法的事,是大胆地去做,做的过程肯定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因为你无知,或者因为人类的那种迷幻、迷醉,是属于人的美好。

Esquire:关于五条人的创作,近几年对迷醉风格的尝试,可以这样理解吗:前几张专辑的养分更多来自曾经的生活和对现实的观察;而近几年的创作养分更多来自阅读、思考和各种形态的艺术,也就是艺术的创作来自艺术本身?

阿茂: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这样。

仁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你逃不过生活的。

Esquire:从哪种意义上说,不是?

仁科:福柯有个采访,记者采访到二三十分钟,福柯一直聊他的结构主义。记者就跟福柯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生活?福柯说:我不认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就不是我的生活。

音乐就是我们的生活,之前有记者说“音乐是你们梦想”,音乐不是梦想,音乐是生活,它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些人他去上班,我不提议生活跟工作分开,工作就是生活。难道不是吗?工作跟生活分开多可怜。

Esquire: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仁科:我知道。

阿茂:就像你早上起来,你必须要把音乐打开,放点音乐。

Esquire: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

仁科: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哪怕你卖衣服也好,销售也好……这个说起来又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不展开了,我好像说太多。

Esquire:两位在30多岁的年纪,有感受到年龄感吗?

阿茂:我越来越rock and roll。

Esquire: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阿茂:没有,没有为什么。

Esquire:是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自由?

阿茂:Yes,你说的是。

Esquire:你的自由是怎么获得的?好像很多人是年纪越大越不自由。

仁科:年纪越大越自由。

阿茂:我觉得我还好,听的越来越多了,看的越来越多了。所见所闻都可以(让我更自由),挺好。

Esquire:仁科呢?

仁科:我这段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看了人民大学张志伟老师的一个西方哲学史的讲座,讲到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有一些东西引发我的思考。关于存在,人1岁其实跟80岁一样,他是一种存在。我们老是说时间是线性的,但其实时间是一种运动。没有时间,一切都是运动。回归到运动本身,就是存在,时时刻刻存在。

那我们有了年龄顾虑也好,焦虑也好,跟社会现象有关,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想象,也对过去怀念。但其实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存在就是不断的运动。你回归到身体本身,不断的皮肤脱落,心脏每刻都在跳动,都是运动。所以,1岁也好、80岁也好,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人到40岁心态很年轻,还有老顽童,而有些人20多岁就感觉心态老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也好,意识形态也好,会告诉你这个人已经过了30岁了,该有一些危机了,年龄的、身体的、机能的……我觉得要攻破这些东西,要回到存在本身:没有时间。时间只是方便我们去梳理自己,方便我们去给所谓的未来一个约定,但是其实是没有未来的,只有运动。之所以明天又要来了,太阳会升起来,是地球产生了运动,运动产生空间,时间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我对年龄焦虑这些社会现象有怀疑的。你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你担心什么?就是此时此刻的一种运动,一种存在。

Esquire:很多同龄人,还会考虑工作、父母的健康和养老、孩子、房子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你们呢?

仁科:我恰恰没有考虑这些,但是我能理解,刚才我说很多的社会现象,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这很正常,因为你活在这种社会规则底下,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传统是这样的。

Esquire:时尚先生:你们不会被这些规则束缚?

仁科:目前没有房子,不着急。我身边很多朋友生孩子,有的确实喜欢小孩,有些生了后悔的,觉得很麻烦,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是逃避这个问题,没去细想,就放在那。

阿茂:(我也)一样。

Esquire:你们有朋友说,如果身边人跟两位探讨这类比较现实世俗的问题,会被嘲讽?

阿茂:没有,没有。

仁科:瞎说。你看我刚刚也没嘲讽你。

Esquire:你们给人的感觉很自恰。有自我感觉不自恰的时候吗?

阿茂:没有。现在手机没有在我的身上,这样就挺好的,可以慢慢跟你聊天,挺好的。

仁科:啊,明天我还有一场演讲,独白,还不知道要讲什么。明天要讲今天和你聊的这些吗?好奇心,迷幻,人脑芯片……拿你当“小白鼠”了。

Esquire:可以。

C o n t r i b u t o r s:

策划、统筹:暖小团

摄影:张亮

采访、撰文:刘洋

化妆:Vivi(11A梳化间) 

发型:杨晓波(11A梳化间)

服装造型:傲寒

助理:沐浴鹿、甜甜、苹果

特别鸣谢:摩登天空

场地鸣谢:北京怡亨酒店

五条人:一半艺术家,一半流浪者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采访、撰文:刘洋,36氪经授权发布。

仁科进门后,请发型师快速随意地帮他剪剪头发。

时装编辑毫无顾虑地为五条人的拍摄准备了一批很难驾驭的衣服,大红、亮紫、天空蓝的西装,雨林图案的印花衬衫,丝绒睡衣风衬衫,“穿着去酒吧绝对被打”的缀满亮片的T恤,超大号的风衣,卓别林式的裤子……房间里音乐响起来,仁科说:“我应该画个口红。”阿茂递给仁科一双黑色铆钉凉鞋,“穿上你的阿拉伯王子拖鞋。”

整个晚上,他们扮演着擦枪走火的牛仔,阿拉伯的王子,用脸顶篮球的企业家……仁科吃薯条、蘸番茄酱,是叼烟、点烟的样子,他微微一皱眉,像是有烟升腾起来。阿茂作势:“好呛,好呛。”“你抓拍噢,我来了喔”,阿茂把洋葱圈放在眼眶上当眼镜。他在镜头前光着脚,大脚趾一直翘着,拍摄间隙里酒不离手,“来我们家不要客气喽,随意哦!”站起来又给自己满上一杯。 

站在远处的经纪人想起当初给《乐队的夏天》拍宣传海报,其他的乐队在镜头前捧着、举着或者端着酸奶,仁科和阿茂直接把吸管插进去,顺手挤出两条弧线来。她习惯了俩人随时随地玩起来,即兴制造出各种意外。

仁科惺忪着眼睛,想起不久前在School酒吧的乐队聚会上和臧鸿飞拼酒,“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激怒了他,燃起他的兽性摇铃斗酒,很有仪式感,专门调三杯很猛的酒,满满的,而且一口闷,三杯下去,大概5分钟左右就上头了,我在第4分钟的时候就意识到马上要不行了。”天台很黑,所有人都看着他亮晃晃的手机屏保,“喂喂……”仁科假装接着电话,就此消失了。阿茂那天干脆没能出现在续摊儿的酒吧里,在之前的饭桌上就直接喝多了。不过仁科相信,虽然那天臧鸿飞斗酒赢了,但“杀敌一千,自损九百七”。

仁科想起自己念初中时开始练习喝酒,每次跟朋友咸鱼分喝一瓶老珠江,“一醉方休”。在放学后教学楼的天台上,阳光很漂亮,风很舒服,“借酒燃烧青春”,喝了一整个夏天,啤酒瓶在天台上摆了长长一排。那时,海丰是个烦躁的少年。

当年的少年早就不烦躁了,成了父母眼中的“流浪歌手”,此外倒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见证了两季《乐队的夏天》,臧鸿飞觉得今年特别紧张,“大家有了胜负心”。第一个夏天,表演之余,乐队天天聚在一块儿喝酒,一喝喝到天亮,睡到中午才起来调调音。今年,“都知道新裤子、刺猬能火成那样儿,诱惑也好,压力也好,比去年大得多”,而五条人是最没有胜负心的乐队,比节目里呈现出来的更跳脱,“跟玩儿一样,他们玩得挺顶的,音乐挺有劲儿”。“五条人是,音乐,就‘来着’,‘走你’。”大张伟说。

五条人已经大半个月没有接受采访了,在这个“捞五条人的夏天”,略显不寻常。

媒体的采访邀约纷至沓来,每次一聊就两三个小时。大半个月前,那位记者拿着几页纸的采访提纲坐下来,刚起个头儿,就被仁科带到楼下的超市买啤酒。“喝完之后瞎聊,我想阻止他问那些问题。”那之后,仁科和阿茂觉得不能再接受采访了。

上周末,他们刚刚结束了疫情之后的第一场公开演出,在丽水音乐节上压轴,一口气唱了45分钟,又临场换了两首歌,还打乱了表演曲目的顺序,阿茂直接把人字拖甩到了台下。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悄悄对经纪人说:“你带这样的艺人应该很容易头秃。”经纪人说,“习惯了。”

这次,台下的歌迷都是冲着他们来的,挨挨挤挤,狂叫,大合唱,保安也喜欢他们的歌,还有很多人为了跟他们合照冲过安保线……“这就很不像我们的画风。”仁科想起他们以前在音乐节,更喜欢小舞台演出,因为主舞台太大,他们那时连贝斯也没有,压不住场子,“像三只老鼠”,而且台下的观众大多在等别人。

如今,下馆子也只能去包间了,平时20块钱能搞定的一顿饭,现在非得要低消三四百,多花了不少钱。

也有很多导演找他们去拍戏,其中有他们很喜欢、认为“很酷”的。

至今,新状况大体如此,他们应付的还不错。也谈不上应付。因为在《乐队的夏天》临场换歌而第一次上热搜那天晚上,仁科和阿茂拖着箱子去公司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家蹭住,阿茂翻着满墙的唱片,仁科看了一晚上齐泽克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交谈中,仁科有着诗人特有的表达欲,阿茂也有,但嘴总是跟不上趟。他们玩世不恭,又异常严肃。

对话五条人:“我不认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不是我的生活”

Esquire:经过疫情,时隔九个月,再次公开演出是什么感觉?

阿茂:在舞台上终于可以和歌迷面对面了,而且很多的歌迷喜欢我,欢呼,狂叫,“阿茂好帅”,我很开心。叫“仁科很帅”我就不开心。开玩笑啦。

仁科:我们上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叫。

Esquire:刚才拍摄的时候,你们唱《梦幻丽莎发廊》,让我想起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她和第一个丈夫离开家乡,被骗了钱,又被第二个丈夫骗,后来去做了洗脚妹。

仁科:你看过徐童的纪录片吗,《麦收》?

Esquire:看过。你们平时看很多纪录片?

仁科:看的挺多的,还有周浩的,NHK的……

Esquire:你们也一直在考虑自己拍电影。

仁科:也有写过一些剧本,但没到正式写作的时候。那张《故事会》的唱片,本来也是我们想拍一个电影,给它做电影原声的,就是这样,展开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挺难的,电影是一个团队活。我觉得以后会尝试,哪怕失败了,也要试一下。

阿茂:想想都觉得好玩,真正玩的时候会更有趣。当然它肯定是很磨人。

Esquire:两位已经离开海丰的县城生活和广州城中村“走鬼”小贩的生活很久了,有没有觉得创作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仁科:创作像河流,不断在流动,河流有时候宽,有时候窄,有时候汹涌,有时候平静,随着季节不同,水涨、水退。我们的生命历程也是如此。

阿茂:而且流到这里又流到那里。

仁科:今年我们要做的唱片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很多歌里面我们加了一些迷幻(的氛围),这种迷幻是听觉上的迷幻,也想尝试歌词上的迷幻,比如阿茂在写《食醉狗》歌词的时候,把粤语也拼进去,还有海丰话。如果你写实主义一点,肯定要丰富它的前因后果,而《食醉狗》它是一些……”

阿茂:片断。

仁科:对,让它有一点点迷醉,在《地球仪》里也有出现。有些电影,比如《路边野餐》,有一种迷醉、迷幻,他用镜头语言来呈现。而我们音乐,除了音色上的迷幻,用效果器或者后期加入一些听觉上的氛围的东西,我希望歌词也跟上这个节奏,营造一个氛围出来。这跟以前聊的诗意不太一样。

Esquire:为什么想要探索“迷幻”的风格?

仁科:我们老是说,人的意识可以控制自我,但很多时候人的大脑想到北边、想到南边,比如小朋友上课脑子飘到外太空。据说人的大脑是没有一个中央控制器的,所有功能都在产生作用。意识,它没有一个中心控制,它是一波一波的。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着外面的风景会走神,看书的时候也会走神,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会产生联想,结果看着书走神了一夜,潜意识里说了一堆废话。

我想歌词也一样,有一些可以表达很清晰,有一些迷幻。

最近我看巴西的一个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我在张晓舟家里拿了一本她的书。她写作就很迷幻,故事叙事方式很奇特,像贝克特那种很现代的写作。

阿茂: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特别有意思。关于歌词也可以迷幻。它很抽象,它不是具象。

仁科:我们感觉在控制自己的意志,清醒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们控制了,其实不是。比如睡觉的时候,你不能控制你的梦造的是什么,做梦的时候,你有可能去超市,也有可能去抽根烟,但这不是你能控制的,我也不能说今晚我要做个美梦或者我要做个噩梦。要命的就是,所谓的你的那个自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你的大脑意识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像,是你不能控制的。我们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吗?其实醒来的时候,梦里的那些东西都在。就像白天你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阳光太亮了而已。

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是在拥有自我认知中过生活。但其实你想想,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受影响,你的时代、此时此刻的天气、社会、意识形态、你听的音乐、广告和资本主义操作……你要抛开所有东西,寻找人纯粹的本质——没有那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回到根本,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自我。也许并没有。真正的自我就是虚无,什么都没有,都是填满意识、接纳信息的过程。我说,仁科,我控制我自己,但大脑里面没有仁科。

我对这个好奇,我想了解。

最近,马斯克不是发明了脑机芯片植入大脑吗。如果人类文明的各种信息可以传进大脑,像把数据拷进电脑一样,但问题就是,你的大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管理者,这些东西弄进去以后,后果是怎么样?

阿茂:《黑镜》里面有一集,人的大脑里都植入芯片,后来主人公很痛苦,把它摘掉了。

仁科:所以迷幻的一面,应该说是飘浮不定。人虚弱的时候、喝多了酒之后,会产生一种迷醉;但电脑没电的时候,不可能会产生迷醉,它所有东西都是准确的。要命的是,机器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它是停止运作的。

我有这个担心,马斯克芯片如果成功了,10年、15年后普及了,我那时候50岁,类似于我们现在离不开智能手机,让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晰的,那迷醉的东西在哪里?芯片会走神么?机器是不可能走神的,机器很准确。

我想说的是,回到意识。有些人肯定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植入进大脑芯片了,这就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人类融进绝对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它不是迷醉知识,它不是诗歌,它是机器那种准确性的知识。

那时候是一种超人,那不是人。我觉得,人可能还没来得及搞懂自己的时候,已经变成超人了。以人的身份去想象超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超人少了迷醉的东西,就是回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但恰恰有些人类文明,产生于意外或者灾难带来的新的生机。

迷幻,有时候也许是一些错误,比如语法的错误可能产生新的词汇和解读。爵士乐也一样,它最早是一种错误的演奏方式,按传统音乐来说,是调之外的音,我们现在叫移调,其实就是当年他唱错了,然后掰回来了,我想是这样。奇妙就突然出现了。

拿我们来说,在《乐夏》,恰恰是我们的错误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新的状况。恰恰产生问题之后,你们《时尚先生》才会拍我们,你会来采访我们。我不是说就要迎接你们,而是恰恰因为一个错误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一切准确运行,那整个《乐夏》会像奥林匹克一样。

所以,应该鼓励年轻人犯错啊。不是去干违法的事,是大胆地去做,做的过程肯定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因为你无知,或者因为人类的那种迷幻、迷醉,是属于人的美好。

Esquire:关于五条人的创作,近几年对迷醉风格的尝试,可以这样理解吗:前几张专辑的养分更多来自曾经的生活和对现实的观察;而近几年的创作养分更多来自阅读、思考和各种形态的艺术,也就是艺术的创作来自艺术本身?

阿茂: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这样。

仁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你逃不过生活的。

Esquire:从哪种意义上说,不是?

仁科:福柯有个采访,记者采访到二三十分钟,福柯一直聊他的结构主义。记者就跟福柯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生活?福柯说:我不认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就不是我的生活。

音乐就是我们的生活,之前有记者说“音乐是你们梦想”,音乐不是梦想,音乐是生活,它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些人他去上班,我不提议生活跟工作分开,工作就是生活。难道不是吗?工作跟生活分开多可怜。

Esquire: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仁科:我知道。

阿茂:就像你早上起来,你必须要把音乐打开,放点音乐。

Esquire: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

仁科: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哪怕你卖衣服也好,销售也好……这个说起来又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不展开了,我好像说太多。

Esquire:两位在30多岁的年纪,有感受到年龄感吗?

阿茂:我越来越rock and roll。

Esquire: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阿茂:没有,没有为什么。

Esquire:是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自由?

阿茂:Yes,你说的是。

Esquire:你的自由是怎么获得的?好像很多人是年纪越大越不自由。

仁科:年纪越大越自由。

阿茂:我觉得我还好,听的越来越多了,看的越来越多了。所见所闻都可以(让我更自由),挺好。

Esquire:仁科呢?

仁科:我这段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看了人民大学张志伟老师的一个西方哲学史的讲座,讲到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有一些东西引发我的思考。关于存在,人1岁其实跟80岁一样,他是一种存在。我们老是说时间是线性的,但其实时间是一种运动。没有时间,一切都是运动。回归到运动本身,就是存在,时时刻刻存在。

那我们有了年龄顾虑也好,焦虑也好,跟社会现象有关,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想象,也对过去怀念。但其实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存在就是不断的运动。你回归到身体本身,不断的皮肤脱落,心脏每刻都在跳动,都是运动。所以,1岁也好、80岁也好,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人到40岁心态很年轻,还有老顽童,而有些人20多岁就感觉心态老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也好,意识形态也好,会告诉你这个人已经过了30岁了,该有一些危机了,年龄的、身体的、机能的……我觉得要攻破这些东西,要回到存在本身:没有时间。时间只是方便我们去梳理自己,方便我们去给所谓的未来一个约定,但是其实是没有未来的,只有运动。之所以明天又要来了,太阳会升起来,是地球产生了运动,运动产生空间,时间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我对年龄焦虑这些社会现象有怀疑的。你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你担心什么?就是此时此刻的一种运动,一种存在。

Esquire:很多同龄人,还会考虑工作、父母的健康和养老、孩子、房子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你们呢?

仁科:我恰恰没有考虑这些,但是我能理解,刚才我说很多的社会现象,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这很正常,因为你活在这种社会规则底下,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传统是这样的。

Esquire:时尚先生:你们不会被这些规则束缚?

仁科:目前没有房子,不着急。我身边很多朋友生孩子,有的确实喜欢小孩,有些生了后悔的,觉得很麻烦,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是逃避这个问题,没去细想,就放在那。

阿茂:(我也)一样。

Esquire:你们有朋友说,如果身边人跟两位探讨这类比较现实世俗的问题,会被嘲讽?

阿茂:没有,没有。

仁科:瞎说。你看我刚刚也没嘲讽你。

Esquire:你们给人的感觉很自恰。有自我感觉不自恰的时候吗?

阿茂:没有。现在手机没有在我的身上,这样就挺好的,可以慢慢跟你聊天,挺好的。

仁科:啊,明天我还有一场演讲,独白,还不知道要讲什么。明天要讲今天和你聊的这些吗?好奇心,迷幻,人脑芯片……拿你当“小白鼠”了。

Esquire: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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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统筹:暖小团

摄影:张亮

采访、撰文:刘洋

化妆:Vivi(11A梳化间) 

发型:杨晓波(11A梳化间)

服装造型:傲寒

助理:沐浴鹿、甜甜、苹果

特别鸣谢:摩登天空

场地鸣谢:北京怡亨酒店

五条人:一半艺术家,一半流浪者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采访、撰文:刘洋,36氪经授权发布。

仁科进门后,请发型师快速随意地帮他剪剪头发。

时装编辑毫无顾虑地为五条人的拍摄准备了一批很难驾驭的衣服,大红、亮紫、天空蓝的西装,雨林图案的印花衬衫,丝绒睡衣风衬衫,“穿着去酒吧绝对被打”的缀满亮片的T恤,超大号的风衣,卓别林式的裤子……房间里音乐响起来,仁科说:“我应该画个口红。”阿茂递给仁科一双黑色铆钉凉鞋,“穿上你的阿拉伯王子拖鞋。”

整个晚上,他们扮演着擦枪走火的牛仔,阿拉伯的王子,用脸顶篮球的企业家……仁科吃薯条、蘸番茄酱,是叼烟、点烟的样子,他微微一皱眉,像是有烟升腾起来。阿茂作势:“好呛,好呛。”“你抓拍噢,我来了喔”,阿茂把洋葱圈放在眼眶上当眼镜。他在镜头前光着脚,大脚趾一直翘着,拍摄间隙里酒不离手,“来我们家不要客气喽,随意哦!”站起来又给自己满上一杯。 

站在远处的经纪人想起当初给《乐队的夏天》拍宣传海报,其他的乐队在镜头前捧着、举着或者端着酸奶,仁科和阿茂直接把吸管插进去,顺手挤出两条弧线来。她习惯了俩人随时随地玩起来,即兴制造出各种意外。

仁科惺忪着眼睛,想起不久前在School酒吧的乐队聚会上和臧鸿飞拼酒,“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激怒了他,燃起他的兽性摇铃斗酒,很有仪式感,专门调三杯很猛的酒,满满的,而且一口闷,三杯下去,大概5分钟左右就上头了,我在第4分钟的时候就意识到马上要不行了。”天台很黑,所有人都看着他亮晃晃的手机屏保,“喂喂……”仁科假装接着电话,就此消失了。阿茂那天干脆没能出现在续摊儿的酒吧里,在之前的饭桌上就直接喝多了。不过仁科相信,虽然那天臧鸿飞斗酒赢了,但“杀敌一千,自损九百七”。

仁科想起自己念初中时开始练习喝酒,每次跟朋友咸鱼分喝一瓶老珠江,“一醉方休”。在放学后教学楼的天台上,阳光很漂亮,风很舒服,“借酒燃烧青春”,喝了一整个夏天,啤酒瓶在天台上摆了长长一排。那时,海丰是个烦躁的少年。

当年的少年早就不烦躁了,成了父母眼中的“流浪歌手”,此外倒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见证了两季《乐队的夏天》,臧鸿飞觉得今年特别紧张,“大家有了胜负心”。第一个夏天,表演之余,乐队天天聚在一块儿喝酒,一喝喝到天亮,睡到中午才起来调调音。今年,“都知道新裤子、刺猬能火成那样儿,诱惑也好,压力也好,比去年大得多”,而五条人是最没有胜负心的乐队,比节目里呈现出来的更跳脱,“跟玩儿一样,他们玩得挺顶的,音乐挺有劲儿”。“五条人是,音乐,就‘来着’,‘走你’。”大张伟说。

五条人已经大半个月没有接受采访了,在这个“捞五条人的夏天”,略显不寻常。

媒体的采访邀约纷至沓来,每次一聊就两三个小时。大半个月前,那位记者拿着几页纸的采访提纲坐下来,刚起个头儿,就被仁科带到楼下的超市买啤酒。“喝完之后瞎聊,我想阻止他问那些问题。”那之后,仁科和阿茂觉得不能再接受采访了。

上周末,他们刚刚结束了疫情之后的第一场公开演出,在丽水音乐节上压轴,一口气唱了45分钟,又临场换了两首歌,还打乱了表演曲目的顺序,阿茂直接把人字拖甩到了台下。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悄悄对经纪人说:“你带这样的艺人应该很容易头秃。”经纪人说,“习惯了。”

这次,台下的歌迷都是冲着他们来的,挨挨挤挤,狂叫,大合唱,保安也喜欢他们的歌,还有很多人为了跟他们合照冲过安保线……“这就很不像我们的画风。”仁科想起他们以前在音乐节,更喜欢小舞台演出,因为主舞台太大,他们那时连贝斯也没有,压不住场子,“像三只老鼠”,而且台下的观众大多在等别人。

如今,下馆子也只能去包间了,平时20块钱能搞定的一顿饭,现在非得要低消三四百,多花了不少钱。

也有很多导演找他们去拍戏,其中有他们很喜欢、认为“很酷”的。

至今,新状况大体如此,他们应付的还不错。也谈不上应付。因为在《乐队的夏天》临场换歌而第一次上热搜那天晚上,仁科和阿茂拖着箱子去公司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家蹭住,阿茂翻着满墙的唱片,仁科看了一晚上齐泽克和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交谈中,仁科有着诗人特有的表达欲,阿茂也有,但嘴总是跟不上趟。他们玩世不恭,又异常严肃。

对话五条人:“我不认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不是我的生活”

Esquire:经过疫情,时隔九个月,再次公开演出是什么感觉?

阿茂:在舞台上终于可以和歌迷面对面了,而且很多的歌迷喜欢我,欢呼,狂叫,“阿茂好帅”,我很开心。叫“仁科很帅”我就不开心。开玩笑啦。

仁科:我们上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叫。

Esquire:刚才拍摄的时候,你们唱《梦幻丽莎发廊》,让我想起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她和第一个丈夫离开家乡,被骗了钱,又被第二个丈夫骗,后来去做了洗脚妹。

仁科:你看过徐童的纪录片吗,《麦收》?

Esquire:看过。你们平时看很多纪录片?

仁科:看的挺多的,还有周浩的,NHK的……

Esquire:你们也一直在考虑自己拍电影。

仁科:也有写过一些剧本,但没到正式写作的时候。那张《故事会》的唱片,本来也是我们想拍一个电影,给它做电影原声的,就是这样,展开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挺难的,电影是一个团队活。我觉得以后会尝试,哪怕失败了,也要试一下。

阿茂:想想都觉得好玩,真正玩的时候会更有趣。当然它肯定是很磨人。

Esquire:两位已经离开海丰的县城生活和广州城中村“走鬼”小贩的生活很久了,有没有觉得创作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仁科:创作像河流,不断在流动,河流有时候宽,有时候窄,有时候汹涌,有时候平静,随着季节不同,水涨、水退。我们的生命历程也是如此。

阿茂:而且流到这里又流到那里。

仁科:今年我们要做的唱片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很多歌里面我们加了一些迷幻(的氛围),这种迷幻是听觉上的迷幻,也想尝试歌词上的迷幻,比如阿茂在写《食醉狗》歌词的时候,把粤语也拼进去,还有海丰话。如果你写实主义一点,肯定要丰富它的前因后果,而《食醉狗》它是一些……”

阿茂:片断。

仁科:对,让它有一点点迷醉,在《地球仪》里也有出现。有些电影,比如《路边野餐》,有一种迷醉、迷幻,他用镜头语言来呈现。而我们音乐,除了音色上的迷幻,用效果器或者后期加入一些听觉上的氛围的东西,我希望歌词也跟上这个节奏,营造一个氛围出来。这跟以前聊的诗意不太一样。

Esquire:为什么想要探索“迷幻”的风格?

仁科:我们老是说,人的意识可以控制自我,但很多时候人的大脑想到北边、想到南边,比如小朋友上课脑子飘到外太空。据说人的大脑是没有一个中央控制器的,所有功能都在产生作用。意识,它没有一个中心控制,它是一波一波的。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着外面的风景会走神,看书的时候也会走神,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会产生联想,结果看着书走神了一夜,潜意识里说了一堆废话。

我想歌词也一样,有一些可以表达很清晰,有一些迷幻。

最近我看巴西的一个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我在张晓舟家里拿了一本她的书。她写作就很迷幻,故事叙事方式很奇特,像贝克特那种很现代的写作。

阿茂: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特别有意思。关于歌词也可以迷幻。它很抽象,它不是具象。

仁科:我们感觉在控制自己的意志,清醒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们控制了,其实不是。比如睡觉的时候,你不能控制你的梦造的是什么,做梦的时候,你有可能去超市,也有可能去抽根烟,但这不是你能控制的,我也不能说今晚我要做个美梦或者我要做个噩梦。要命的就是,所谓的你的那个自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你的大脑意识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像,是你不能控制的。我们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吗?其实醒来的时候,梦里的那些东西都在。就像白天你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阳光太亮了而已。

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是在拥有自我认知中过生活。但其实你想想,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受影响,你的时代、此时此刻的天气、社会、意识形态、你听的音乐、广告和资本主义操作……你要抛开所有东西,寻找人纯粹的本质——没有那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回到根本,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自我。也许并没有。真正的自我就是虚无,什么都没有,都是填满意识、接纳信息的过程。我说,仁科,我控制我自己,但大脑里面没有仁科。

我对这个好奇,我想了解。

最近,马斯克不是发明了脑机芯片植入大脑吗。如果人类文明的各种信息可以传进大脑,像把数据拷进电脑一样,但问题就是,你的大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管理者,这些东西弄进去以后,后果是怎么样?

阿茂:《黑镜》里面有一集,人的大脑里都植入芯片,后来主人公很痛苦,把它摘掉了。

仁科:所以迷幻的一面,应该说是飘浮不定。人虚弱的时候、喝多了酒之后,会产生一种迷醉;但电脑没电的时候,不可能会产生迷醉,它所有东西都是准确的。要命的是,机器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它是停止运作的。

我有这个担心,马斯克芯片如果成功了,10年、15年后普及了,我那时候50岁,类似于我们现在离不开智能手机,让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晰的,那迷醉的东西在哪里?芯片会走神么?机器是不可能走神的,机器很准确。

我想说的是,回到意识。有些人肯定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植入进大脑芯片了,这就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人类融进绝对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它不是迷醉知识,它不是诗歌,它是机器那种准确性的知识。

那时候是一种超人,那不是人。我觉得,人可能还没来得及搞懂自己的时候,已经变成超人了。以人的身份去想象超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超人少了迷醉的东西,就是回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但恰恰有些人类文明,产生于意外或者灾难带来的新的生机。

迷幻,有时候也许是一些错误,比如语法的错误可能产生新的词汇和解读。爵士乐也一样,它最早是一种错误的演奏方式,按传统音乐来说,是调之外的音,我们现在叫移调,其实就是当年他唱错了,然后掰回来了,我想是这样。奇妙就突然出现了。

拿我们来说,在《乐夏》,恰恰是我们的错误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新的状况。恰恰产生问题之后,你们《时尚先生》才会拍我们,你会来采访我们。我不是说就要迎接你们,而是恰恰因为一个错误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一切准确运行,那整个《乐夏》会像奥林匹克一样。

所以,应该鼓励年轻人犯错啊。不是去干违法的事,是大胆地去做,做的过程肯定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因为你无知,或者因为人类的那种迷幻、迷醉,是属于人的美好。

Esquire:关于五条人的创作,近几年对迷醉风格的尝试,可以这样理解吗:前几张专辑的养分更多来自曾经的生活和对现实的观察;而近几年的创作养分更多来自阅读、思考和各种形态的艺术,也就是艺术的创作来自艺术本身?

阿茂: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这样。

仁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你逃不过生活的。

Esquire:从哪种意义上说,不是?

仁科:福柯有个采访,记者采访到二三十分钟,福柯一直聊他的结构主义。记者就跟福柯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生活?福柯说:我不认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就不是我的生活。

音乐就是我们的生活,之前有记者说“音乐是你们梦想”,音乐不是梦想,音乐是生活,它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些人他去上班,我不提议生活跟工作分开,工作就是生活。难道不是吗?工作跟生活分开多可怜。

Esquire: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仁科:我知道。

阿茂:就像你早上起来,你必须要把音乐打开,放点音乐。

Esquire: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

仁科: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哪怕你卖衣服也好,销售也好……这个说起来又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不展开了,我好像说太多。

Esquire:两位在30多岁的年纪,有感受到年龄感吗?

阿茂:我越来越rock and roll。

Esquire: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阿茂:没有,没有为什么。

Esquire:是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自由?

阿茂:Yes,你说的是。

Esquire:你的自由是怎么获得的?好像很多人是年纪越大越不自由。

仁科:年纪越大越自由。

阿茂:我觉得我还好,听的越来越多了,看的越来越多了。所见所闻都可以(让我更自由),挺好。

Esquire:仁科呢?

仁科:我这段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看了人民大学张志伟老师的一个西方哲学史的讲座,讲到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有一些东西引发我的思考。关于存在,人1岁其实跟80岁一样,他是一种存在。我们老是说时间是线性的,但其实时间是一种运动。没有时间,一切都是运动。回归到运动本身,就是存在,时时刻刻存在。

那我们有了年龄顾虑也好,焦虑也好,跟社会现象有关,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想象,也对过去怀念。但其实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存在就是不断的运动。你回归到身体本身,不断的皮肤脱落,心脏每刻都在跳动,都是运动。所以,1岁也好、80岁也好,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人到40岁心态很年轻,还有老顽童,而有些人20多岁就感觉心态老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也好,意识形态也好,会告诉你这个人已经过了30岁了,该有一些危机了,年龄的、身体的、机能的……我觉得要攻破这些东西,要回到存在本身:没有时间。时间只是方便我们去梳理自己,方便我们去给所谓的未来一个约定,但是其实是没有未来的,只有运动。之所以明天又要来了,太阳会升起来,是地球产生了运动,运动产生空间,时间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我对年龄焦虑这些社会现象有怀疑的。你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你担心什么?就是此时此刻的一种运动,一种存在。

Esquire:很多同龄人,还会考虑工作、父母的健康和养老、孩子、房子这些很现实的问题,你们呢?

仁科:我恰恰没有考虑这些,但是我能理解,刚才我说很多的社会现象,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担忧,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这很正常,因为你活在这种社会规则底下,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传统是这样的。

Esquire:时尚先生:你们不会被这些规则束缚?

仁科:目前没有房子,不着急。我身边很多朋友生孩子,有的确实喜欢小孩,有些生了后悔的,觉得很麻烦,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是逃避这个问题,没去细想,就放在那。

阿茂:(我也)一样。

Esquire:你们有朋友说,如果身边人跟两位探讨这类比较现实世俗的问题,会被嘲讽?

阿茂:没有,没有。

仁科:瞎说。你看我刚刚也没嘲讽你。

Esquire:你们给人的感觉很自恰。有自我感觉不自恰的时候吗?

阿茂:没有。现在手机没有在我的身上,这样就挺好的,可以慢慢跟你聊天,挺好的。

仁科:啊,明天我还有一场演讲,独白,还不知道要讲什么。明天要讲今天和你聊的这些吗?好奇心,迷幻,人脑芯片……拿你当“小白鼠”了。

Esquire:可以。

C o n t r i b u t o r s:

策划、统筹:暖小团

摄影:张亮

采访、撰文:刘洋

化妆:Vivi(11A梳化间) 

发型:杨晓波(11A梳化间)

服装造型: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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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摩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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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条人说开去:影迷文化究竟是什么?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 武怡楠,编辑 江宇琦。36氪经授权发布。

“说到电影,这个采访时间不够长了。”《乐队的夏天》中,五条人的仁科、阿茂是讲一口海丰方言的吟游诗人,是在歌曲中拼凑城中村生活碎片的小镇青年,观众被他们那一股“知识分子气息”的赤裸真实所吸引——而近期爆红的一次采访,则让很多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另一重身份:骨灰级影迷。

音乐之外的仁科,热衷于观看戈达尔、特吕弗、库布里克等大师的作品,阿茂也有一串长长的片单:《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南方车站的聚会》《阳光普照》《热天午后》《雁南飞》《绿鱼》……透过这些片单,很多人也终于恍然大悟,五条人身上某种奇异的特质,究竟源自于哪里。

《热天午后》剧照

像仁科和阿茂这样深受电影影响的”非电影工作者”,在当今的时代绝非少数。影迷之间自有暗语,当他们像呼吸空气一般流露出观影欲望时,当他们的谈论范围从在豆瓣TOP250延展到费里尼和塔可夫斯基时,当他们开始比较不同放映厅音响的细微差别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电影创作者和普通观众之外的第三类人。

相比把进电影院当做娱乐消遣的普通用户,影迷们的观影往往更加虔诚、拥有十足的仪式感。

“有次看电影时,一个女生的电话铃声在几分钟内连续响了两次,现场五六个影迷真的就暴跳如雷了。最后那位女生直接被赶出了影厅,再也没回来。”一位影迷回忆了他在电影节上,经历过的“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观影经历”,而在很多影迷心里,这种“愤怒”是很容易被理解的:电影节的展映,或许是很多影迷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在大银幕上看某部电影的机会。

这种痴迷,当然不仅仅属于年轻人的专利。“看了十几年电影节啦”、“每个周末都会去电影院的”……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环节的第一天,费里尼的名作《八部半》开场前,毒眸(微信ID:DomoreDumou)在上海影城门口遇到了一位上海阿姨,年过五旬的她,兴奋地和我们讲起了自己身处一个十几个人的影迷圈子里,每当遇到某部心仪的片子时,他们总相约观影、阵势浩荡。

而相比创作者,影迷们又拥有更纯粹的旁观者眼光。他们对影片质量有着自己的一套严格标准,并总会在豆瓣上留下只言片语或洋洋洒洒数千字,与其说是一份表达,更像是某种和自我对话。

对电影行业来说,影迷不仅仅是电影在宣发前期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影响着创作。今年在北影节放映的《绿光》,是法国导演侯麦的代表作,而《绿光》的主演兼编剧、侯麦御用女演员玛丽‧里维埃和侯麦结识,靠的是她在21岁时写给侯麦的一封信——那时候,她还只是个普通的影迷。

《绿光》剧照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影迷团”。“影迷团”团长、《影迷周报》赵英才专门强调了影迷如何影响着电影发展:“影迷是维持电影与创造电影的‘最后力量’,是纯真的影迷和广大的观众。他们不但是‘最后力量’,而且是‘最高力量’。”

影迷和电影这种特殊的联系,前后延续了百年之久。而在今年,这一切都变得更为特别:

由于疫情,大批影迷数个月的时间里无法进入影院。以至于当影院复工后,上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北影节三大电影节先后在7-8月间召开时,很多影迷开始进行报复性观影,电影节成为了平日里四散各地的他们的欢聚地。“泡在电影里真的很舒服,尤其今年大家都憋坏了。”刷完自己的北影节片单后,一位影迷心满意足地说。

这两个月里,毒眸也先后亲身参与了这三场狂欢,见证了中国影迷的众生相,这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做电影的俘虏

7月的一个傍晚,上海影院旁的一家面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生走了进来,匆匆地点了一碗黄鱼面,顾不得面条还有些烫,便大口吞咽了起来。

几分钟后,另一个刚刚从外地赶到上海的男生,坐到前者身边与之攀谈了起来,并从包里掏出了两张电影票。这是同在一个影迷群的他们,第一次见面。20分钟后将开始放映的一场《大地》,就这样将两个素未谋面的电影爱好者连接了起来。

每年的上影节,都是全国电影爱好者的大型“面基现场”,而在今年座位、场次都严格受限的情况下,团队作战更是成了一种常态。

有位女生为了给两位朋友求得两张《现代启示录》,在各大抢票群进行了数轮换票,终于在六轮的“交易”后,凑齐了三张一同欣赏科波拉的“入场券”。“今年抢到的每一张票都很珍贵,得像金币一样来交换。”这位影迷笑着向毒眸展示了她手中来之不易的电影票。

《现代启示录》海报

这是她第五次参加上影节的展映,她今年的目标是要看够20场,而在她的认知里,“骨灰级影迷”一次电影节下来往往能看三四十部影片——在没能如愿抢到票的情况下,另一位请了年假从北京赶来上海的资深影迷,每天一早就守在想看的电影放映影院门口外,还时刻盯着手机里的转票群,看看有没有人临时转票。在他的周围,还有不少人则举着手机、灯牌,“求《八部半》、求《红辣椒》”的字眼格外显眼。

而上海这片令影迷们癫狂的土地,正是中国影迷文化萌芽的地方。

1896年的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里,西洋影戏第一次走入中国人的生活。在《火车进站》这样的影戏从幕布上隆隆驶来的12年后,电影从茶楼离开,有了专属的放映空间,那便是最初的影院。全中国第一家影院,坐落在上海的海宁路乍浦路口,是一座铁皮搭建的、可容纳250名观众的“铁房子”。

到了20世纪20年代,电影已经成了很多国人最重要的娱乐手段,《电影杂志》《影戏杂志》这样的刊物热衷于描绘观众对电影的迷恋:“每出一新片,虽身负要事,亦置诸不顾,必以争往先观为快,见片之至佳处,常喜极欲狂”、“一见国产影片出映,就像磁针见铁一般,必定要去看了”。

1925年的《影戏世界》杂志上,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思廉”的读者来信,开头便是“我是个影迷”。这是“影迷”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共舆论里,自那之后,这批热爱电影的人便有了统一的代号。鲁迅先生算得上是当时中国影迷的代表,1927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在上海看了约140部电影。每每观影,都会在日记上写下“佳”、“不佳”或“劣极”的评论。

图源光明网

此后的数十年里,社会经历了战乱等动荡,电影创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已有了雏形的影迷文化,却还是在历史长河中被传承了下来,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再次萌芽的机会——在一间间混合着烟草气和汗臭味的、30多平米的录像厅里,无数70、80后生人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港片和好莱坞大片等“新鲜玩意儿”,在追视听刺激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慢慢感受了影像语言的魅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迷影文化研究》一文提到,中国当代的迷影文化于90年代的盗版影碟中萌芽,发轫于电影酒吧的小型公开放映,成形于21世纪初的DVD观影和网络社区。而普通人的观影轨迹也大致如此,不同年纪的影迷,对电影最初的记忆并不相同。

对于很多90后影迷来说,VCD与DVD是他们关于电影最真切的记忆。

在90后影迷JoJo的回忆里,她是从50张DVD开始接触电影的:“5年级的暑假,爸爸买了一台DVD回家,还有碟店老板帮挑的50张DVD,其中的《黑衣人》陪伴了我整个青少年初期。”在整个初高中时代,JoJo成为了碟店常客,也慢慢开始懂得电影的更多可能性。

数据显示,2000年-2003年期间,国内VCD的数量从0.79亿张增长到3.05 亿张,而DVD的2002、2003年发行数量也比同比增长了614.4%和168.26%。

2005年,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一起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内石牌村,石牌村里有发廊,也有盗版影碟。卖盗版书和打口碟之余,他们通过同行接触了大量的盗版电影。关于“五条人”这个名字最为文艺的一个说法,是仁科和阿茂化用了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

这些盗版内容毫无疑问都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产品,但在信息交互不够发达的年代里,浸润了太多的观众甚至是创作者。

贾樟柯就曾回忆道:“在当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同时买了两张 VCD 光盘。一张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一张是奥威尔斯的《公民凯恩》…… 当车过大钟寺附近楼群里的那片田野时,突然意识到我用几十块钱,就把两个大师的两部杰作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心里猛然的一阵温暖。”

正如《新青年DVD手册》一书的卷首语中所言:“我们并不介意将那些引进了伯格曼、帕索里尼给普通大众的暗黑(盗版碟)商人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相提并论。”

但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游走在边界上的岁月,而今的影迷对电影的“敬畏感”反倒更为突出。

在北影节抢票正式开始前,很多影迷都会加入十几个、甚至几十个500人的大群,抢票开始前的几分钟群里人声鼎沸,抢票开始的一瞬间群里顿时鸦雀无声。

短短几分钟后,群内再次开始沸腾,大家纷纷把群昵称改成自己的求票、换票信息。管理员则会不断提醒,严禁加价转票,这似乎成为了很多人默认的一种规矩,对电影的爱是不应该被利益所裹挟的。

图源:某微信抢票转票群

而在今年FIRST期间,西宁白日的地面温度直逼40度,可即使是不算大热门的纪录片《光之子》,仍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在放映所在地青海大剧院门前开始排队。大剧院门口毫无遮蔽,在高原强烈的日照下暴晒过的观众们,进门测温时的体温纷纷突破40度、没法通过安检。大家只好在一旁扇风,等待体温降下来。

电影开始后,这种敬畏感更被放大了。

2015年6月,上海影城二厅即将放映金爵奖竞赛片《岸边之旅》,一位观众突然走上舞台,向在场的所有观众说出了一段话:“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影迷。为了保证大家观影愉快,请每位朋友在暗灯后放映中不要拍照,不要摄像,手机请挑静音,调低亮度,减少使用频率。请勿大声喧哗,尽量不说话。总之,尽我所能,不打扰他人。也请工作人员加强场内巡视和监管。谢谢大家!”

一位亲身经历、见证过上述这几件事情的影迷告诉毒眸,跑了很多年电影节的她,常常会感到孤独,身边的一些人会觉得自己“太文艺”,无法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多钱跑去上海看网上资源随手可及的老片子,更不懂她为什么要跑到西宁这么远的地方去看一些不成熟的新人作品。

可当她真的经历了这些事情、见到了这些人的时候,却慢慢意识到和自己类似的人其实有很多,自我对电影痴迷的心境有了回响。“人有时候可能真的很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很狂热的事物。参加电影节,加入到一个集体性的行为中去,可能会有找到支点的感觉,不会那么孤独了。”

和数位影迷的交流中,毒眸发现,不少人的教育背景和如今的工作和电影毫不相干,但是电影却像他们的恋人、也像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生活的底色。“只要空下来,就会看电影。”

或许就像杨德昌在《一一》里说的:“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以前延长了三倍。”

本质上,这种痴迷的心理是因为电影这台强大的造梦机器,很容易让人们在观影的快感中,拥有陶醉的认同感。《重点所在》一书提到:“电影具有典型的现代性,为人们喜闻乐见,诗情与神秘感、色情与道德存于一体。”在电影的幻梦中,人类的个体孤独被消解了。

影迷如何改变电影?

影迷不仅仅在和电影对话,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改变着电影行业。

在电影进入中国十数年间,国产电影欧化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西装、洋房、舞会等元素一度充斥着国片银幕。慢慢的,包括影迷在内的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希望改变这样的风气,于是便开始挖掘民间文学,提出渴望在大银幕上看到真正带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影片。

在经过“梁祝化蝶”这样的故事改编成《梁祝痛史》的试水后,1928年,同为民间故事改编的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在上映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三年连拍了18部续集。《火烧红莲寺》能流行开来,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在积贫积弱的国情下,影迷和普通观众都在片中寻找到英雄主义情结的寄托。

在那之后,更多的片厂看到了机会、受到了启发,在创作上从全面欧化掉头,开启了三年的武侠神怪片潮流——1928年到1931年的400部国产影片里,250部是类似《火烧红莲寺》的故事。《火烧红莲寺》偶然为之的尝试,却也是民间的影迷意志第一次打破官方主导的里程碑,电影的制作方向开始被影迷影响。

《火烧红莲寺》海报

到了今天,影迷则成了一部分电影能够继续生长的土壤。美国的ABRAMORAMA公司早年专注于发行各类乐队纪录片,而他们能为很多小众影片博取数百万美元的票房,靠的便是精准找寻受众,只在最有把握的地方(best locations)发行。在发行之前,他们会确认这部电影是否具有tribal(部落)属性,也就是是否已经存在核心观众。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识别和动员他们。

即使后来开拓了国际发行渠道,ABRAMORAMA依然遵循这样精细的打法。2019年下半年,为了发行蓝调摇滚乐队ZZ Top的电影,公司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一路跟随乐队的50周年巡演,每到一个巡演地点,就在演出地所在的城市放映4-7天相关影片。

在当下的全球电影产业里,影迷文化不止对ABRAMORAMA这样的独立发行商很重要,同时更是整个电影工业里的关键一环——大众流行文化的审美裹挟和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发行模式,导致主流渠道的内容开始趋同,而影迷“特立独行”的选择,便显得尤为珍贵。

上海大学教授葛颖指出,电影正从一种文化消费品转变为快消品,消费者的购买习惯是:简单、迅速、冲动、感性。大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审美多样性的匮乏,这点从2016年北影节上的一个小插曲可以窥见——

当年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被许多观众大呼“看不懂”,北大教授戴锦华对此颇为不解。她表示,当《镜子》于1975年公映时,曾让整个莫斯科为之沸腾,而北影节部分观众看不懂的背后,是“很多人对单一审美趣味的洋洋自得“。戴锦华甚至尖锐地指出,电影教育是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作为一般的艺术教养和艺术修养,在中国还远远不够、甚至很差。

《镜子》海报

这种生态,对一部分影片生产空间的压缩是可想而知的。去年在戛纳上大热的《春江水暖》,便在发行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力,其制片人黄旭峰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市场上能够聊一聊的、最好的、有可能发的发行公司我几乎都跑过”,但出于商业考虑,这些公司的发行意愿普遍不高。

事实上,早年间国内的艺术电影常常寄希望于先在国际上得奖,再回国上映。而如今即便在影迷文化最好的欧美地区,迷影运动也早已式微,影迷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多数对艺术片不感兴趣。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就有很多跑了很多年电影节市场的从业者告诉毒眸:“除了好莱坞商业大片,多数国家的电影现在想出海都不容易。”

故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王梦昭在《艺术院线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提到:“艺术院线要发展下去,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第一个是稳定的观众群,第二个是充足的片源,第三个是资金支持。”

而其实不仅仅是艺术电影,很多现实题材、纪录片,甚至是《信条》这样具有一定观影门槛的影片,在宣发上都会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影迷群体,希望通过他们来发酵口碑。

全部启用藏族素人演员、和《变形金刚5》同期上映的《冈仁波齐》最终收获一亿票房,依靠的便是专攻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核心影迷。这样的精准营销保证了口碑的持续发酵,使该片能在数周的时间内、始终保持单日百万量级的票房成绩,完成长线积累。拿下《小偷家族》国内版权的路画影视CEO蔡公明也认为:“文艺片是口碑电影,依靠忠实粉丝的口碑传播,把核心受众维护好,就已经完成大部分宣发工作了。”

很多商业片成功的背后,同样有类似的故事。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初期,受观众认知度影响,影片热度不是很理想。于是大批看过影片的影迷,便自发组织包场、送票等各种活动, 还开设了“水帘洞大圣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微博, 每天更新票房动向等。

一位影迷在回忆自己充当《大圣归来》的“自来水”的经历时说,“我感觉自己参与了电影的宣发过程,看着《大圣归来》的票房一天天好起来,排片也越来越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大圣归来》海报

到了今天,类似的模式已经在很多影片上被复制,甚至开发出了很多新玩法。《我不是药神》在上影节期间的“千人点映”,主打媒体和资深影迷,成了这部现实题材作品,在日后口碑不断向下辐射,最终能在竞争颇为激烈的暑期档,面对很多商业大片一骑绝尘的关键。

除了对宣发、影片内容方向的影响,在影迷群体中,还孵化出了影评人这样值得单独被讨论、深刻影响着产业的群体。

1954年,24岁的《电影手册》编辑、影评人特吕弗采访了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在这次采访中,特吕弗终于见到了偶像,体会到了“作为影痴的无上幸福”。虽然彼时的特吕弗只是个毛头小子,但还是以此为机缘,和希区柯克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和希区柯克的交流中不断从这位前辈身上汲取养分。和希区柯克初次见面的5年后,特吕弗拍出了《四百击》,为法国新浪潮运动拉开了序幕。

《四百击》剧照

这种“反向的影响”,在当下的时代环境里正变得越发普遍。在互联网并未普及的时代,迷影者们各自看着碟片,互相并不知晓,专业话语权还掌握在学者、官员、专业杂志上。而当网络的接口打通,Liar、愤怒的猪猪、张小北等一批影评人相继涌现,网络让电影评论拥有了大众向的声音,进而成就了一类特殊的KOL,让他们有了向电影产业更上游迈进的机会。

在内容领域,电影圈活跃着不少影评人的身影。

前文提到的Liar,线下的身份是拍出了电影《少女哪吒》的李霄峰,在今年的上影节上,他的新作《风平浪静》入围了本届金爵奖;愤怒的猪猪,是拍出了《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的陆川;至于因为《第十放映室》而被更多人所知晓的张小北,也成为了一名编剧、导演,创作了《拓星者》等影片。

在促进宣发等产业端中下游事业发展上,更是有不少影评人在身体力行。

影评人卡夫卡•陆所所创办的“影像现场”是一项民间放映活动,曾名噪一时。虽然卡夫卡•陆在创办次年的2007年就不幸车祸离世,但其他影评人接棒管理,如今该组织依然活跃,致力于小规模的公益放映。在艺联出现之前,由影评人水怪等人创立的“后窗放映”项目和宣发公司放大影业,曾经填补了艺术电影在和普通人见面渠道上的不足。

此外,时年25岁的海关公务员“妖灵妖”徐鸢,早在1997年就开始带领着他的电影101工作室帮忙上影节组委会招募志愿者,电影101工作室成为了上影节筹备工作中一股重要的民间力量。今年上影节、北影节上《祝福》能以4K形式和观众见面,就离不开徐鸢在背后做出的工作。

《祝福》海报

不过有幸能够做电影、改变电影的,是少数影迷。更多情况下,电影进入了这些人的生活,成为了他们生活肌理的一部分,构建起了他们的部分人生。影迷的最终定义,或许就在一场场“集体地独自观影”中,反复在光影中相遇的痴爱者。

关于这种痴迷,一位有三万知乎粉丝的影迷和毒眸分享的一个故事:在大学时,有一阵他精神压力极大,而翘课去看《阿甘正传》的经历治愈、滋养了他。当看到阿甘对病床上的珍妮讲述自己在越南丛林看到的星夜和在落基山脉看到的晚霞时,他意识到,人人都有享受电影、享受精神生活的权利。

或许就像《看一场周末电影》唱到的:

看一场周末电影

让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暂时联系

看一场周末电影

让自己暂时活在荧幕上的故事里

看一场周末电影

让自己暂时发挥精湛的演技

参考资料:

1.和五条人一起找猪,GQ报道

2.仪式性展演:上海国际电影节影迷参与实践的研究,黄经纬,南京大学

3.民国时期影迷研究,喻筱程,贵州师范大学

4.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1896-1949),陈一愚,中国艺术研究院

5.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迷影文化研究,李佳瑛,中国艺术研究院

6.让电影、影迷和电影节一起成长,从易,解放日报

7.电影口碑传播中“自来水”的形成因素研究,赵蓓,现代视听

8.从《大圣归来》看“自来水”式的电影宣传策略,宋超,经贸实践

9.当我们只知影迷而不知迷影,葛颖,解放日报

10.特吕弗:影迷的梦想,连城,电影世界

11.奖项在手也难逃院线放映取消,文艺片发行仍然困难重重,第一财经

12.电影十日谈6.18. 忍无可忍的观众走上了舞台,电影山海经

13. Deadline| Abramorama Seals Film Fund Deal To Turn Up The Music| Patrick Hipes

14.ScreenDaily| Abramorama expands into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exclusive)| Jeremy Kay

作为影迷的五条人推荐了部怎样的神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电影杂志(ID:moview_weekly),作者:卷卷毛,题图来自:五条人乐队官博

五条人实在太有梗了!

从《乐队的夏天2》第一期和大张伟在台上台下说起了“相声”,胳膊一抱,“no problem”一出,那股子奇怪的范儿就不知道把多少人笑得喷饭。

马东说:“我本来想聊聊关于五条人的歌,五条人的音乐什么的。”仁科直接金口一开:“晚上打电话给我吧!反正我也睡不着。”囧。

“土到掉渣”的接地气、“条言条语”的反主流让他们吸粉无数。“捞五条人”和“又要捞五条人”简直成了今夏一种粉丝“行为艺术”。

而且很多人很快发现,音乐之外,#作为影迷的五条人#同样令人惊叹。

在最近一个采访中,提及喜欢的电影,阿茂直言“那就厉害了!说到电影。”仁科更是吓人“说到电影,这个采访时间可就不够长了。”

贾樟柯、伍迪·艾伦、阿基·考里斯马基、库布里克、黑泽明……仁科对热爱的导演真是如数家珍。而且还特意用了一大段来安利2018年电影《盛夏》。

“他提到一个人叫维克多·崔,说我们像他!”

五条人被说像维克多·崔?被仁科激情安利的《盛夏》又是怎样一部电影?请听我道来。

要到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才轰然倒塌。

而1981年,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导演基里尔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1987年,在电影《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 / 白天与它一起熄灭 / 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 / 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 / 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 / 融入我们痛苦欢乐 / 融入我们跳动血脉 / 改变 / 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80年代初,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苏联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资金赞助。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遇到迈克之后,崔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 / 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 / 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之前是爵士乐,现在是摇滚乐。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但是,这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当然,要用一些地下渠道。比如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但在地下,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显然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摇滚。

早期的苏联乐队,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官方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他们控制着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运动领袖的名号。他不过是在后来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在《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地下丝绒的声音被带到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为代表的“第二文化”的兴起,又推动了捷克的“丝绒革命”。

后来的捷克总统,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生命中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维克多·崔被称为“苏联的崔健”,五条人光是被乐迷说像维克多·崔都太荣幸了!难怪仁科激动连连地安利《盛夏》和崔本人。

不只是音乐上的“俄罗斯流行”,崔音乐上的反叛性五条人其实也不少啊。

只不过,五条人的“叛逆”显然是后现代性的。

就像他们依然吊儿郎当穿着拖鞋上节目,在节目中仍在鼓上贴着“不入流”的五条人三个大字,仁科说好像“很low”,但“no problem”啊!

他们临场换歌,摄影师找不到方向,超级乐迷的问题卡变成废纸,导演的脸都气绿,第一场即惨遭淘汰。赛后采访,仍然是一副“你们更遗憾”的无谓姿态。

而在这些稍显drama的“事故”之后,去听他们的歌吧!

“我们在田野上面找猪,我们在城市里面找猪……农村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

“十年水流东啊,十年水流西,流晚几年行得不啊?鬼还不知啊,旧年啊番薯不比,今年啊芋头呀……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过。”

“大楼的主人在二十年前,从上面跳了下来。一个生意人沦为乞丐,躲在烂尾楼里面。”

“天顶有一只猪啊,土脚有一架飞机。一个小屁孩穿条底裤做游戏,霎时又变作老人啊在看戏。”

天马行空的后现代意象,烟火气的南方方言和城中村乡野气息。五条人的“反叛”是对城市主流文化和被赞美的标准生活的一种反叛。

他们很有趣,很有梗,很生活化,同时又很一种很奇特的快乐和坚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电影杂志(ID:moview_weekly),作者:卷卷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