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病”仍在汽车圈蔓延,全球多家车企宣布减产,“攻芯大战”一触即发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BD汽车”(ID:NBD-AUTO),作者:董天意,36氪经授权发布。

眼下,一枚小小的芯片成为了全球各车企的“阿克琉斯之踵”。

日前,据新华社报道,包括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丰田等多家汽车公司均表示,芯片短缺问题已经影响到产品生产环节,它们将因此相应削减汽车产量。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报道称,由于芯片供应问题,福特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装配厂将停产;菲亚特克莱斯勒将推迟其墨西哥工厂生产重启时间,其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布兰普顿的工厂也将停产;丰田方面则表示,将削减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工厂部分皮卡的产量。

华创证券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居家办公人数增加,个人电脑需求也随之上升,这使得全球芯片产能日趋紧张,而全球车企超出预期的生产反弹速度,更加剧了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商的“缺芯”困境。瑞士信贷银行分析师丹尼尔·莱维(Daniel Levy)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芯片供应问题可能限制近期汽车行业产量。

“芯片供应短缺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芯片供需矛盾在这一时间段集中显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部部长李邵华说。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智能、网联化趋势愈发明显,对车规级芯片的需求量正不断攀升。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管理、行驶控制、主动安全及自动驾驶等功能均需要高性能芯片参与实现。鉴于车规级芯片市场的旺盛需求,芯片供应商及部分车企由此展开布局,一场由“缺芯”引发的“大战”即将上演。

01 多家车企因芯片短缺停工、停产

前不久,有关大众汽车集团部分工厂或因“缺芯”而停产的消息引发热议。虽然大众汽车相关负责人已在第一时间回应称“情况并没有传闻中严重”,但其背后暴露出的全球芯片供需失衡问题却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包括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和丰田等全球知名车企均因芯片短缺而宣布减产。其中,福特发言人凯利·费尔克表示,由于芯片供应短缺,福特将把原定于2021年晚些时候执行的停产计划提前到下周。费尔克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称:“我们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解决全球芯片短缺所引发减产的可能性。”

据悉,此次福特因“缺芯”而停产的工厂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该工厂约有3900名员工,主要生产福特Escape(国产版称翼虎)和林肯冒险家Corsair SUV等车型。

丰田美国业务发言人斯科特·瓦辛日前则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由于芯片供应有限,该公司预计本月将其德克萨斯工厂生产的坦途产量削减40%。但斯科特·瓦辛表示,目前只有坦途的产量受到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即将与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完成合并的菲亚特克莱斯勒(FCA)也正遭受“芯病”困扰。菲亚特克莱斯勒方面表示,计划暂时关闭一处加拿大工厂,并将墨西哥工厂有关Jeep车型的生产计划进一步推迟至1月底,理由则是保持其他北美工厂的运转。而其合并方——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则表示其相关生产计划并未受到影响。

此外,包括本田、日产、铃木等多家车企均表示遭遇芯片供应瓶颈而减产。中银证券曾预计,芯片紧缺会延续至2021年一季度,车企或采用其他供应商代替、配置切换等方式应对,虽然排产或受到一定影响,但对行业总体影响相对可控。

02 “车载芯片之战”一触即发

随着近年来智能化、网联化等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快速拓展,不仅对车规级芯片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对其算力、功耗、体积等方面的要求也更为严苛,从当前市场供需情况来看,车规级芯片的供应情况或成各车企“命脉”,而汽车领域的旺盛需求也得到各大芯片巨头关注。

据分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一辆智能电动汽车的电子元器件成本将会占到整车成本的50%。与之相对应,2040年汽车半导体市场将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7.7%。有专家预计,2025年汽车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的比例有望达到15%。

眼下,各大车用半导体公司正积极开发并拓展车用芯片市场,如,恩智浦与台积电针对5nm车用处理器开展合作;意法半导体(ST)与博世合作开发车用微控制器。

此外,随着车载通讯、ADAS、自动驾驶技术的崛起,一场围绕高级别自动驾驶的竞争已经开启,如,高通正在积极兼并收购企业,进军自动驾驶专用芯片。英伟达以GPU垄断优势发展智能座舱,并同多家厂商开展自动驾驶相关合作。与此同时,地平线、寒武纪、芯驰科技等国内高科技企业也在发力于车规级芯片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遭遇“缺芯”困扰后,部分车企也逐渐意识到芯片的重要性,并加快布局。如,宝马公司投资了英国人工智能芯片硬件设计初创公司Graphcore;奥迪与三星电子达成合作协议,由三星电子向奥迪供应无人驾驶所需的Exynos处理器。而包括北汽、上汽、吉利等国内车企也采用与半导体厂商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入局。

佐思汽车研究称,随着博世和英飞凌两座工厂投入生产,以及意法半导体的SiC生产线扩产,预计2021年全球汽车芯片紧缺现象将彻底缓解。而万联证券则表示,疫情影响海外芯片供应,导致短期内部分车企产能或将受限。从中长期来看,上述问题反映出国内汽车芯片亟需自主替代的趋势,有利于国内自主芯片企业及自主研发ADAS企业的加速发展。

“芯病”仍在汽车圈蔓延,全球多家车企宣布减产,“攻芯大战”一触即发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BD汽车”(ID:NBD-AUTO),作者:董天意,36氪经授权发布。

眼下,一枚小小的芯片成为了全球各车企的“阿克琉斯之踵”。

日前,据新华社报道,包括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丰田等多家汽车公司均表示,芯片短缺问题已经影响到产品生产环节,它们将因此相应削减汽车产量。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报道称,由于芯片供应问题,福特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装配厂将停产;菲亚特克莱斯勒将推迟其墨西哥工厂生产重启时间,其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布兰普顿的工厂也将停产;丰田方面则表示,将削减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工厂部分皮卡的产量。

华创证券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居家办公人数增加,个人电脑需求也随之上升,这使得全球芯片产能日趋紧张,而全球车企超出预期的生产反弹速度,更加剧了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商的“缺芯”困境。瑞士信贷银行分析师丹尼尔·莱维(Daniel Levy)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芯片供应问题可能限制近期汽车行业产量。

“芯片供应短缺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芯片供需矛盾在这一时间段集中显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部部长李邵华说。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智能、网联化趋势愈发明显,对车规级芯片的需求量正不断攀升。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管理、行驶控制、主动安全及自动驾驶等功能均需要高性能芯片参与实现。鉴于车规级芯片市场的旺盛需求,芯片供应商及部分车企由此展开布局,一场由“缺芯”引发的“大战”即将上演。

01 多家车企因芯片短缺停工、停产

前不久,有关大众汽车集团部分工厂或因“缺芯”而停产的消息引发热议。虽然大众汽车相关负责人已在第一时间回应称“情况并没有传闻中严重”,但其背后暴露出的全球芯片供需失衡问题却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包括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和丰田等全球知名车企均因芯片短缺而宣布减产。其中,福特发言人凯利·费尔克表示,由于芯片供应短缺,福特将把原定于2021年晚些时候执行的停产计划提前到下周。费尔克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称:“我们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解决全球芯片短缺所引发减产的可能性。”

据悉,此次福特因“缺芯”而停产的工厂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该工厂约有3900名员工,主要生产福特Escape(国产版称翼虎)和林肯冒险家Corsair SUV等车型。

丰田美国业务发言人斯科特·瓦辛日前则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由于芯片供应有限,该公司预计本月将其德克萨斯工厂生产的坦途产量削减40%。但斯科特·瓦辛表示,目前只有坦途的产量受到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即将与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完成合并的菲亚特克莱斯勒(FCA)也正遭受“芯病”困扰。菲亚特克莱斯勒方面表示,计划暂时关闭一处加拿大工厂,并将墨西哥工厂有关Jeep车型的生产计划进一步推迟至1月底,理由则是保持其他北美工厂的运转。而其合并方——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则表示其相关生产计划并未受到影响。

此外,包括本田、日产、铃木等多家车企均表示遭遇芯片供应瓶颈而减产。中银证券曾预计,芯片紧缺会延续至2021年一季度,车企或采用其他供应商代替、配置切换等方式应对,虽然排产或受到一定影响,但对行业总体影响相对可控。

02 “车载芯片之战”一触即发

随着近年来智能化、网联化等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快速拓展,不仅对车规级芯片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对其算力、功耗、体积等方面的要求也更为严苛,从当前市场供需情况来看,车规级芯片的供应情况或成各车企“命脉”,而汽车领域的旺盛需求也得到各大芯片巨头关注。

据分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一辆智能电动汽车的电子元器件成本将会占到整车成本的50%。与之相对应,2040年汽车半导体市场将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7.7%。有专家预计,2025年汽车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的比例有望达到15%。

眼下,各大车用半导体公司正积极开发并拓展车用芯片市场,如,恩智浦与台积电针对5nm车用处理器开展合作;意法半导体(ST)与博世合作开发车用微控制器。

此外,随着车载通讯、ADAS、自动驾驶技术的崛起,一场围绕高级别自动驾驶的竞争已经开启,如,高通正在积极兼并收购企业,进军自动驾驶专用芯片。英伟达以GPU垄断优势发展智能座舱,并同多家厂商开展自动驾驶相关合作。与此同时,地平线、寒武纪、芯驰科技等国内高科技企业也在发力于车规级芯片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遭遇“缺芯”困扰后,部分车企也逐渐意识到芯片的重要性,并加快布局。如,宝马公司投资了英国人工智能芯片硬件设计初创公司Graphcore;奥迪与三星电子达成合作协议,由三星电子向奥迪供应无人驾驶所需的Exynos处理器。而包括北汽、上汽、吉利等国内车企也采用与半导体厂商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入局。

佐思汽车研究称,随着博世和英飞凌两座工厂投入生产,以及意法半导体的SiC生产线扩产,预计2021年全球汽车芯片紧缺现象将彻底缓解。而万联证券则表示,疫情影响海外芯片供应,导致短期内部分车企产能或将受限。从中长期来看,上述问题反映出国内汽车芯片亟需自主替代的趋势,有利于国内自主芯片企业及自主研发ADAS企业的加速发展。

新兴市场股指再创新高 未来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

本报记者 项梦曦

当前,全球主要市场正逐步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开始反弹甚至创下新高。上周五,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新兴市场指数刷新纪录,最高触及1351.08点,突破了2007年11月1日所创的历史新高,并收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所有跌幅。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9个多月里,该指数从2020年3月23日的阶段低点强势反弹近80%,增长速度实属罕见。市场分析机构普遍预计,今年新兴市场股市仍将维持增长势头。

经济持续复苏是支撑新兴市场股市上涨的一大动力。全球经济反弹前景乐观,助长了新兴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美国当地时间1月5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若2021年能大规模推广新冠疫苗接种,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在2020年收缩2.6%之后,预计将在2021年增长5%。预计中国经济2020年增长2%,今年将增长7.9%。世界银行进一步表示,在中国经济回升的带动下,预计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2021年有望加速至7.4%。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是2021年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在有效的疫苗普及前,这可能会令全球经济活动持续承压,但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认为,对于新兴市场投资者而言,前路可期。富兰克林邓普顿股票主管斯蒂芬·多佛表示:“从地区来看,我们依然在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主要在亚洲)看到机会。因为相较于发达市场,他们将从2020年的经济疲软的低谷中更加强势地反弹。” 富兰克林邓普顿新兴市场股票首席投资官拉吉·赛孔也表示,随着以东亚地区为首的新兴市场普遍逐步复苏,盈利透明度将提高,从而提振市场表现。瑞士信贷预计,2021年亚洲地区企业收益将实现19%的增长,超过全球其他地区15%的预期增长。

花旗集团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罗伯特·巴克兰持相同看法,花旗目前已提升新兴市场股票至“超配”,并将美股评级下调至“中性”。巴克兰认为,新兴市场经济表现相对亮眼,超越美国和全球经济平均表现,使得新兴市场股市更具竞争力。事实上,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冲高之前,上周五发布的美国12月非农就业人口下降14万人,远逊于预期的增加5万人,创2020年4月疫情高峰期以来最差,终结了连续7个月的正增长,失业率止步七连降,显示出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减弱的信号。

除了经济复苏的利好预期,短期内继续推升新兴市场股市的一大关键动力来自美元“跌跌不休”。美元疲软代表海外收益将转化为更多美元,令国际股票更具吸引力,导致更多美元可能流入新兴市场。新冠肺炎疫情终结了美元10年来的强势,自2020年3月20日以来,美元指数累跌12%,市场普遍预计,2021年美元将持续维持疲软走势。英杰华投资集团多元资产和宏观投资首席投资官彼得·菲茨杰拉德表示,美元持续疲软的原因是“没有哪家央行能比美联储更果断”。换句话说,当美联储长期保持零利率时,美元逐渐失去收益率优势,而其他国家尚有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

此外,新兴市场股市估值较低也增强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目前,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预期市盈率为15.8倍,虽然高于过去15年11.2倍的均值,但仍比全球指数的估值低近20%,标普500指数的平均远期收益倍数为23倍,这令新兴市场股市相对更有吸引力。

而在新兴市场的本轮上涨中,科技企业将扮演重要角色。“科技是新兴市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尔街知名投行摩根大通在其2021年资本市场展望中如是说。近年来,科技行业正成长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之一。尽管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科技企业尚未达到苹果亚马逊在全球的规模,但它们现在正以崭新的方式向市场推出精彩的产品和服务,其规模和数量都在迅速增长。眼下,MSCI新兴市场指数覆盖了27个发展中国家的近1400家公司,权重最大的要数亚洲科技和互联网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韩国三星、台积电四家公司便约占该指数的20%,而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10%,当时大宗商品板块占该指数的近三分之一。

在多重利好因素推动下,全球投资者正加速进入新兴市场。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外资以7年来最快的速度涌入新兴市场,抵消了在疫情暴发之初外资从新兴市场股市和债市出逃的资金。IIF经济学家乔纳森·福顿称,“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因素,2020年堪称有史以来新兴市场资金流入最为猛烈的年份之一。” 美国银行的调查也显示,新兴市场是2020年投行主要的增持对象。

瑞银首席投资官凯文·拉塞尔表示,由于中国在研发推动自有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落成,中国的中小型科技股将是“全球最佳投资机会之一”,受此影响,瑞银集团将加大亚洲新兴市场的押注。同样追加对新兴市场投资的还有高盛,其管理的一只回报率居于前列的基金近期加大了对亚洲新兴股票市场的持仓。此外,包括纽约梅隆、安本标准、富达国际、瑞银资管、贝莱德、桥水、高盛等多家全球知名资管公司纷纷押注亚洲股市,对中国股市和亚洲新兴市场表示看好。

对话全球七大顶尖商学院院长:什么样的商业领导者,才能带领团队应对变革?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每经头条”(ID:nbdtoutiao),36氪经授权发布。

2020年注定因其不平凡而载入史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触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蓬勃兴起,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又带来新的机遇。

身处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变革中,我们需要思考:

什么样的商业领导者,才能带领团队应对变革?全球商学院应怎样变革培养模式,从而培育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商业领导者,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复苏?

2021年,站在新起点上,每日经济新闻每经商学院重磅推出了“巅峰对话:瞰见2021”系列策划。在第一季中,邀请六位诺奖得主,围绕全球经济趋势和科技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在第二季,每经商学院独家对话七位全球顶尖商学院院长:

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院长Bill Boulding;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Fiona Devine;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院长Christina Soh;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院长Jean-Francois Manzoni;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校长Gianmario Verona;

西班牙IE大学校长Santiago Iniguez de Onzono;

韩国延世大学商学院院长Kil-Soo Suh.

横跨太平洋与大西洋,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七位商学院院长围绕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商业领导力和商学院教育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全球化依然是未来趋势 

NBD: 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运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仍然是世界未来的选择吗?

我不认为新冠疫情会从根本上破坏全球供应链。世界不可能从我们创造的全球相互依赖中倒退。

疫情让企业对依赖于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所带来的风险有了更好的理解。面对全球供应链阻断的情况,转向当地单独生产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未来,我希望企业将供应商多元化,以尽量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

我相信,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良好控制后,消费者信心会提升,并重新激发国际流动性,推动跨境贸易和下一步全球业务扩张。

除此之外,全球年轻企业家的国际化欲望、促进跨境业务的新技术、平台和应用程序的传播以及美国新总统的上任,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重新点燃这种乐观情绪。新的全球格局将呈现多地区格局。

新冠疫情迫使每位商业领导者都要考虑自己的行事方式。但我相信,全球化仍是企业最基本的选择。

我们很自豪我们的主校区在英国曼彻斯特,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体验商业的地方之一。但同样,我们分布在中东和亚洲的其他中心,对于提供商业领导者所需的全球经验也是至关重要。

曼彻斯特大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原来以“效率驱动”的全球供应链在未来很可能会被更具区域性、弹性和响应性的供应链所取代。虽然这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首先,全球企业应使其供应和客户基础多样化,以减少对数量有限的市场的依赖,并提高其应变能力。其次,全球公司将重新定位其供应和生产基地,使其更接近目标市场,特别是在USMCA、EU和RCEP三个区域贸易集团内。这将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并利用东道国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激励。最后,这些公司将试图应对政治和社会压力,重新选择和积极投资于本国,以建立核心制造业资产。

我认为全球资源的配置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当然,我的确也相信,资源配置将随着全球化的脚步,往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所改善。这是我们在过往二十年中所学到的一项基本知识,就是必须更多地关心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了利润。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一角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新冠疫情的流行,显示出了供应链多样化和弹性的重要性。今后,成本不应是唯一的考虑因素,需减少和(或)消除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

虽然由于保护主义措施和供应链的区域化,全球贸易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从长远来看,服务、理念和人员流动不太可能消失,全球化仍将继续。

准确地说,新冠疫情对人员流动的阻碍超过了对商品和服务流动的阻碍。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在这次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一些优势。因为当一条路线被封锁时,许多其他路线仍然保持开放。

我认为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保留一部分本地供应的重要性。许多例子表明,本地供应显然有助于避免之前全球性的供应短缺问题。我认为本地供应比例会出现小幅上升,但全球化供应链会变得更加稳健,虽然系统效率可能会低一点,但多样化的全球供应链会更可靠、更有韧性。

企业怎样走出危机?

NBD:企业家带领公司走出危机、实现快速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危机考验了与领导能力相关的所有技能,包括:企业家的动力、对未来愿景的构想、激励人们的能力、执行决策的决心和效率,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恢复力。

恢复力来自于性格的塑造、行为的重复和心理练习。这是一种对所有领域的商业领导者都有用的品质。

企业家们要理解这一点:成功只是失败的另一面,只有在反复失败之后才会到来。

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适应能力和创造力。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商业领导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未经历过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事情。因此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找到不同的生存适应方式。

疫情中,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可能适应能力不尽相同。但为了保持竞争力,商学院必须迎接挑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解决的方法。

现在有许多方法总结商业领导者在危机中的作用,我重点介绍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作为危机中的商业领导者,要确保领导团队全力投入、团结一致。我想再强调一遍,所有的团队人员都要参与进来并团结一致。

第二,商业领导者要与团队进行良好沟通,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安抚团队,二是激励团队。要告诉团队真相,承认面临问题,强调正在寻找解决方案。激励要着重提醒员工牢记组织宗旨,强化社群意识和团队意识。

第三,在防守、度过危机和进攻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回想一下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一些组织设法生存了下来,但生存的代价是让自己的元气大伤。以至于他们走出危机时,失去了发展势头和后续动力。因此,诀窍是注意防守和只进行必要的缩减,同时还要进行足够的投入和充分的准备,是自己能够在危机后重新崛起、脱颖而出。

第四,是商业领导者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商业领导者在危机时刻,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样要帮助员工管理他们的负面情绪。

在克服危机和在危机中,管理者应具备的关键素质包括:敏捷能力,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以及对人的关注。

在企业中,管理者应培养其组织结构、文化和战略的弹性和敏捷性,这有助于企业保持高度不确定性中的动态适应能力。

这种能力还包括:管理人员是否能够迅速、适当地将组织注意力和资源重新分配到快速恢复所需要的领域。

对于大学和企业而言,摆脱危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创新。

逃避创新是残酷的。我们在疫情期间积累的经验是:创新使我们的进步更加有益和高效。我们还必须及时了解整个组织到底需要什么,以便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上,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和更强的影响力。

疫情期间人们会感到紧张和焦虑,担心自己的健康、亲人和工作。因此,商业领导者必须创造归属感、目标感和意义感。

除此之外,商业领导者也必须对公司的健康状况和员工的期望保持透明,以保持公司的活力。这会让公司员工感到受关心和重视,公司也能够留住人才。这是任何组织中最宝贵的资产。

商业领导者怎样提升领导力?

NBD:企业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如何提升?

我们商学院的工作是,提高管理者们的战略悟性,包括感知和分析所处环境,以及了解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的能力。

例如,当新的竞争对手以非常有吸引力、质量相当、价格低廉的产品向我们的产品发起挑战时,管理者要了解,这背后价值创造来源和价值获取来源发生的变化。

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战略悟性,即商业领导者能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中拨云见雾,为这些竞争挑战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能力。

在杜克大学,我们致力于培养 “三面手”商业领导者:IQ+EQ+DQ相结合。

DQ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品质,称为“正直商数”。DQ意味着你不仅了解人们的感受,而且真心关心他们。你想为别人做正确的事,帮助他们成功的方法。

尊重多样性是商学院行动的第一步。

IE大学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性别、世界观、文化以及个人喜好不同,学校对他们表现出同等尊重与关心。研究表明,多样性促进了创新和创造力。

我们还要求学生认识到“可持续”在商业行动和决策中的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技术的确拥有创造美好世界的潜力,但也需要加强人文学科学习,培养人文精神。

最后,我们把创业精神贯穿于所有课程中,培养所有学生形成创业习惯。我们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都会尝试初创公司。

我们致力于培养多才多艺、全球化和负责任的商业领导者。这场流行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凸显了当今商业世界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对学生和校友来说,都是一个鲜活的研究案例。

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自信等技能,并提供适合当前商业环境的兼具实用性和创新性内容。

敏捷思维是我们鼓励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领导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求知欲、目标感和想有所作为的热情。

为此,我们设计了敏捷领导、咨询、设计思维和科技创业的课程,也提供了如跨项目互动,现实生活的项目,研讨会等探索性活动。我们的参与者可以从中与行业领导者互动,体验参与者的多样性,以及获得国际经验。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让高管具备自我意识。

尤其是在像现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只有当一个商业领导者对自己作为一个执行者的身份和理念有了具体的认识,才能在行使领导权时具有独创性和创造性,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疫情怎样影响了商学教育?

NBD:新冠疫情对商学教育有何影响?

2020年,世界同时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危机:健康危机、经济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这些同时发生的危机也在某种情况下导致了第四场危机,那就是领导力危机。在过去,一些领导人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些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整个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两极分化。

当然,这也是商学院所拥有的巨大的机会,那就是帮助培养出能够真正释放出商业潜力,并成为世界积极力量的商业领导者。

在商学院教育方面,包括杜克大学在内的许多商学院都致力于更新或改革课程,尤其是在领导力领域。这其中关键目标在于培养出重视差异性,并能够利用差异性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商业领导者。

危机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健康和安全问题,二是经济危机。有意思的是,对于商学院来说,经济危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学位教育是逆周期的,当经济不景气时,往往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攻读学位。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非学位项目和高管教育培训项目。

危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与健康有关的各种限制。我们不能把很多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上课。因此,我们不得不快速把学位项目搬到网上授课。相较于“在线课程”,在IMD商学院我们称之为“以技术为媒介的互动课程”。

后疫情时代增强了适应和变化。专业人士不仅仅在办公室工作,也更多地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团队合作,其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混合和流动。这种形式模糊了距离、时间,提高了生产率。他们将越来越多地与来自不同半球和时区的同事打交道,结交属于不同文化背景、对世界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教育也将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将反映在知识的创造与分配、教学方法改进和一般的交流上,也反映在我们在IE大学定义的“流动学习”中。

这场流行病意味着,今年我们的教学比往年更多地在网上进行。30年来“线上+线下”混合授课模式使我们更加有经验地应对危机。在校园关闭期间,我们利用“全球兼职MBA”的专业知识和平台,让学生们迅速过渡到在线学习。

新冠疫情以来,我们做出的最大改变之一是将全日制MBA的开学日期从7月推迟到12月。与此同时,全校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新冠疫情对自己特定研究领域的影响,他们解释了病毒对商业和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曼大商学院如何具体支持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复苏方面,他们也提出了独特见解。

在过去几个月,商学院加强了在线教育,数字化应用率大幅跃升。这一流行病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技术领域上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线学习和互动产品发展得非常迅速。教员们也逐渐培养起了“数字技能”,并重新设计课程。

当我们因疫情而转向在线学习时,我们意识到“专业社交网络”是线上学习缺乏的领域。因此,商学院必须跳出思维定势,克服这一障碍。目前,我们与校友和行业领导者合作,组织虚拟网络会议,以及虚拟行业实地考察,来增强数字化的“专业社交机会”服务。

向网络平台的转型,无疑是最近这场危机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延世大学商学院就一直在准备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这场流行病为学校在线教学过渡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如今,我们不仅成功地采用了完全在线的教学模式,而且还根据每门课程的不同,采用了线上和线下的混合授课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版权问题在疫情中迎来了曙光。人们对版权问题开始了更多探讨。

我认为,疫情对商学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那就是“我们教什么”和“我们怎么教”这两个问题。

在“我们教什么”上,疫情带来的复杂全球经济问题迫使我们去做更多跨学科的研究。以往各个学科分别研究的方式被整合到一起,开展更多领域的集中研究。例如,“健康经济学”就是我们未来要着手去整合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是“我们怎么教”的问题。疫情影响了我们教学的方式,让我们不得减少现场教学,而更多采用数字技术来教学。

怎样看待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之间的关系?

NBD:线上教育越来越流行,是否有可能完全取代线下教育?

在疫情期间,创新的在线教学和合作方式让整个商学院有了更多选择。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限制,扩大了可以参与商学院教育的候选人范围。我们也更有可能接触到更多多样化背景的学生。然而,我相信在世界顶级商学院项目中,线下教育总会有市场。

我们也从这次大流行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坐在一起学习和合作”的价值。虽然我们的学生总能创意性地找到保持网络联系的方法,但他们也错失了能够聚集在一个大的群体中,加深他们的关系,并花时间互相学习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面对面交流对那些希望脱产学习,在学习中不被工作和其他任务打扰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需要专注于接受自己的商业教育,并能够与他们的学习伙伴进行密切的交流。

首先要明确的是:线上教育并不能取代面对面授课。教育是一种具体化的活动,需要教授和那些看重校园学习经验的同学互动。但是,疫情期间实施的线上改革,将允许学生主导课堂,丰富学习体验。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将继续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交距离和跨境流动给定期参加面对面的课程带来了问题,而是因为它们比传统的“表象学习”产生了更好的效果。

“流动学习”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适应学习者的环境来保持学习的动力,也扩大了参与者的互动范围。流动学习拥有灵活、适应性强、用户友好、甚至娱乐性强等特征,它将在线学习与课堂学校的方法结合起来。

有人会认为网络教育会完全取代线下教育,但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大多数课程都需要混合学习经验——这也是符合学生需求的。即使一些在线教育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很方便了,但面对面教学所提供的独特好处依旧没有减少。

对于多数课程而言,学校致力于将校园打造成为混合式、灵活式学习体验。因此,当我们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时,我们将在校园里开展教学活动,也同时开展高质量的在线教学。当然,对于一些商业领导者而言,较短的线上高管课程通过网络参与更方便。

商业教育乃至教育不仅仅包括知识的学习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内容的传递可以在网上进行,但网络媒体的丰富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除了功能性内容教授之外,学习还兼具有物理(例如,在公共空间学习以尽量减少分心)、社交(同伴互动)和情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要素。学习不仅包括了体验式学习,还包括与同龄人、高年级学生、教师和校友互动,建立专业网络社交。对一些人来说,学习还包括离开家乡,住在校园的体验。

因此,我们相信,未来商业教育的新常态将是一种混合形式——线上线下结合,提供最佳的学习体验。

我认为在线教学不会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未来是混合教学的模式。我们会采用数字技术的力量来丰富我们的教学手段,提升我们传统教学的方式。

我们已经意识到,许多课程都可以在线的方式完成授课,而把宝贵的课堂体验留给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当然,借助在线工具,我们可以更好地细分班级。这样,我们的教授就可以根据特定的学生群体,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新冠疫情的确给我们的教学方式带来革命性改变,但它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面对面互动在商业教育中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还不能说线下教育完全可以被在线学习所取代,尤其是对于以网络是最重要工具的MBA和高管课程而言。

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延世大学商学院认识到使用完全线上课程的缺点之后,迅速引入了混合教学模式。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如何支持虚拟互动与合作。

在我们商学院,我们几乎不使用“在线教育”这个词。因为直到现在,在线教育一直与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联系在一起。MOOCs虽然规模大,但得到的教师现场支持非常有限。这种不同步课程的一个特点是:学生可以随时按需获取课程材料,但缺乏同步课堂讨论。

因此,在IMD商学院,我们更重视以技术为媒介的互动课程。这些互动课程是由同步教学活动和不同步教学活动搭配组成的。在同步教学活动中,所有的学生同时在场。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不同步的教学活动。

那么,以技术为媒介的互动课程会完全取代面对面教学吗?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这是因为面对面课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和平台。让学生们对于所学知识进行深入讨论,也让教授们在课堂上能够实行行之有效的教学干预。

注:本文采访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每日经济新闻》立场,亦不构成投资建议。

主创简介:

记者:梁宏亮

实习记者:王思雨

编辑:梁宏亮

视觉:刘阳

排版:王思雨 牟璇

对话全球七大顶尖商学院院长:什么样的商业领导者,才能带领团队应对变革?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每经头条”(ID:nbdtoutiao),36氪经授权发布。

2020年注定因其不平凡而载入史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触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蓬勃兴起,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又带来新的机遇。

身处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变革中,我们需要思考:

什么样的商业领导者,才能带领团队应对变革?全球商学院应怎样变革培养模式,从而培育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商业领导者,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复苏?

2021年,站在新起点上,每日经济新闻每经商学院重磅推出了“巅峰对话:瞰见2021”系列策划。在第一季中,邀请六位诺奖得主,围绕全球经济趋势和科技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在第二季,每经商学院独家对话七位全球顶尖商学院院长:

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院长Bill Boulding;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Fiona Devine;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院长Christina Soh;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院长Jean-Francois Manzoni;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校长Gianmario Verona;

西班牙IE大学校长Santiago Iniguez de Onzono;

韩国延世大学商学院院长Kil-Soo Suh.

横跨太平洋与大西洋,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七位商学院院长围绕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商业领导力和商学院教育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全球化依然是未来趋势 

NBD: 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运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仍然是世界未来的选择吗?

我不认为新冠疫情会从根本上破坏全球供应链。世界不可能从我们创造的全球相互依赖中倒退。

疫情让企业对依赖于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所带来的风险有了更好的理解。面对全球供应链阻断的情况,转向当地单独生产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未来,我希望企业将供应商多元化,以尽量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

我相信,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良好控制后,消费者信心会提升,并重新激发国际流动性,推动跨境贸易和下一步全球业务扩张。

除此之外,全球年轻企业家的国际化欲望、促进跨境业务的新技术、平台和应用程序的传播以及美国新总统的上任,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重新点燃这种乐观情绪。新的全球格局将呈现多地区格局。

新冠疫情迫使每位商业领导者都要考虑自己的行事方式。但我相信,全球化仍是企业最基本的选择。

我们很自豪我们的主校区在英国曼彻斯特,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体验商业的地方之一。但同样,我们分布在中东和亚洲的其他中心,对于提供商业领导者所需的全球经验也是至关重要。

曼彻斯特大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原来以“效率驱动”的全球供应链在未来很可能会被更具区域性、弹性和响应性的供应链所取代。虽然这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首先,全球企业应使其供应和客户基础多样化,以减少对数量有限的市场的依赖,并提高其应变能力。其次,全球公司将重新定位其供应和生产基地,使其更接近目标市场,特别是在USMCA、EU和RCEP三个区域贸易集团内。这将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并利用东道国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激励。最后,这些公司将试图应对政治和社会压力,重新选择和积极投资于本国,以建立核心制造业资产。

我认为全球资源的配置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当然,我的确也相信,资源配置将随着全球化的脚步,往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所改善。这是我们在过往二十年中所学到的一项基本知识,就是必须更多地关心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了利润。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一角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新冠疫情的流行,显示出了供应链多样化和弹性的重要性。今后,成本不应是唯一的考虑因素,需减少和(或)消除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

虽然由于保护主义措施和供应链的区域化,全球贸易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从长远来看,服务、理念和人员流动不太可能消失,全球化仍将继续。

准确地说,新冠疫情对人员流动的阻碍超过了对商品和服务流动的阻碍。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在这次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一些优势。因为当一条路线被封锁时,许多其他路线仍然保持开放。

我认为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保留一部分本地供应的重要性。许多例子表明,本地供应显然有助于避免之前全球性的供应短缺问题。我认为本地供应比例会出现小幅上升,但全球化供应链会变得更加稳健,虽然系统效率可能会低一点,但多样化的全球供应链会更可靠、更有韧性。

企业怎样走出危机?

NBD:企业家带领公司走出危机、实现快速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危机考验了与领导能力相关的所有技能,包括:企业家的动力、对未来愿景的构想、激励人们的能力、执行决策的决心和效率,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恢复力。

恢复力来自于性格的塑造、行为的重复和心理练习。这是一种对所有领域的商业领导者都有用的品质。

企业家们要理解这一点:成功只是失败的另一面,只有在反复失败之后才会到来。

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适应能力和创造力。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商业领导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未经历过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事情。因此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找到不同的生存适应方式。

疫情中,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可能适应能力不尽相同。但为了保持竞争力,商学院必须迎接挑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解决的方法。

现在有许多方法总结商业领导者在危机中的作用,我重点介绍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作为危机中的商业领导者,要确保领导团队全力投入、团结一致。我想再强调一遍,所有的团队人员都要参与进来并团结一致。

第二,商业领导者要与团队进行良好沟通,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安抚团队,二是激励团队。要告诉团队真相,承认面临问题,强调正在寻找解决方案。激励要着重提醒员工牢记组织宗旨,强化社群意识和团队意识。

第三,在防守、度过危机和进攻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回想一下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一些组织设法生存了下来,但生存的代价是让自己的元气大伤。以至于他们走出危机时,失去了发展势头和后续动力。因此,诀窍是注意防守和只进行必要的缩减,同时还要进行足够的投入和充分的准备,是自己能够在危机后重新崛起、脱颖而出。

第四,是商业领导者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商业领导者在危机时刻,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样要帮助员工管理他们的负面情绪。

在克服危机和在危机中,管理者应具备的关键素质包括:敏捷能力,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以及对人的关注。

在企业中,管理者应培养其组织结构、文化和战略的弹性和敏捷性,这有助于企业保持高度不确定性中的动态适应能力。

这种能力还包括:管理人员是否能够迅速、适当地将组织注意力和资源重新分配到快速恢复所需要的领域。

对于大学和企业而言,摆脱危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创新。

逃避创新是残酷的。我们在疫情期间积累的经验是:创新使我们的进步更加有益和高效。我们还必须及时了解整个组织到底需要什么,以便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上,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和更强的影响力。

疫情期间人们会感到紧张和焦虑,担心自己的健康、亲人和工作。因此,商业领导者必须创造归属感、目标感和意义感。

除此之外,商业领导者也必须对公司的健康状况和员工的期望保持透明,以保持公司的活力。这会让公司员工感到受关心和重视,公司也能够留住人才。这是任何组织中最宝贵的资产。

商业领导者怎样提升领导力?

NBD:企业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如何提升?

我们商学院的工作是,提高管理者们的战略悟性,包括感知和分析所处环境,以及了解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的能力。

例如,当新的竞争对手以非常有吸引力、质量相当、价格低廉的产品向我们的产品发起挑战时,管理者要了解,这背后价值创造来源和价值获取来源发生的变化。

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战略悟性,即商业领导者能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中拨云见雾,为这些竞争挑战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能力。

在杜克大学,我们致力于培养 “三面手”商业领导者:IQ+EQ+DQ相结合。

DQ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品质,称为“正直商数”。DQ意味着你不仅了解人们的感受,而且真心关心他们。你想为别人做正确的事,帮助他们成功的方法。

尊重多样性是商学院行动的第一步。

IE大学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性别、世界观、文化以及个人喜好不同,学校对他们表现出同等尊重与关心。研究表明,多样性促进了创新和创造力。

我们还要求学生认识到“可持续”在商业行动和决策中的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技术的确拥有创造美好世界的潜力,但也需要加强人文学科学习,培养人文精神。

最后,我们把创业精神贯穿于所有课程中,培养所有学生形成创业习惯。我们的许多学生在毕业后都会尝试初创公司。

我们致力于培养多才多艺、全球化和负责任的商业领导者。这场流行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凸显了当今商业世界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对学生和校友来说,都是一个鲜活的研究案例。

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自信等技能,并提供适合当前商业环境的兼具实用性和创新性内容。

敏捷思维是我们鼓励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领导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求知欲、目标感和想有所作为的热情。

为此,我们设计了敏捷领导、咨询、设计思维和科技创业的课程,也提供了如跨项目互动,现实生活的项目,研讨会等探索性活动。我们的参与者可以从中与行业领导者互动,体验参与者的多样性,以及获得国际经验。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让高管具备自我意识。

尤其是在像现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只有当一个商业领导者对自己作为一个执行者的身份和理念有了具体的认识,才能在行使领导权时具有独创性和创造性,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疫情怎样影响了商学教育?

NBD:新冠疫情对商学教育有何影响?

2020年,世界同时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危机:健康危机、经济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这些同时发生的危机也在某种情况下导致了第四场危机,那就是领导力危机。在过去,一些领导人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些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整个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两极分化。

当然,这也是商学院所拥有的巨大的机会,那就是帮助培养出能够真正释放出商业潜力,并成为世界积极力量的商业领导者。

在商学院教育方面,包括杜克大学在内的许多商学院都致力于更新或改革课程,尤其是在领导力领域。这其中关键目标在于培养出重视差异性,并能够利用差异性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商业领导者。

危机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健康和安全问题,二是经济危机。有意思的是,对于商学院来说,经济危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学位教育是逆周期的,当经济不景气时,往往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攻读学位。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非学位项目和高管教育培训项目。

危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与健康有关的各种限制。我们不能把很多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上课。因此,我们不得不快速把学位项目搬到网上授课。相较于“在线课程”,在IMD商学院我们称之为“以技术为媒介的互动课程”。

后疫情时代增强了适应和变化。专业人士不仅仅在办公室工作,也更多地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团队合作,其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混合和流动。这种形式模糊了距离、时间,提高了生产率。他们将越来越多地与来自不同半球和时区的同事打交道,结交属于不同文化背景、对世界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教育也将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将反映在知识的创造与分配、教学方法改进和一般的交流上,也反映在我们在IE大学定义的“流动学习”中。

这场流行病意味着,今年我们的教学比往年更多地在网上进行。30年来“线上+线下”混合授课模式使我们更加有经验地应对危机。在校园关闭期间,我们利用“全球兼职MBA”的专业知识和平台,让学生们迅速过渡到在线学习。

新冠疫情以来,我们做出的最大改变之一是将全日制MBA的开学日期从7月推迟到12月。与此同时,全校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新冠疫情对自己特定研究领域的影响,他们解释了病毒对商业和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曼大商学院如何具体支持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复苏方面,他们也提出了独特见解。

在过去几个月,商学院加强了在线教育,数字化应用率大幅跃升。这一流行病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技术领域上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线学习和互动产品发展得非常迅速。教员们也逐渐培养起了“数字技能”,并重新设计课程。

当我们因疫情而转向在线学习时,我们意识到“专业社交网络”是线上学习缺乏的领域。因此,商学院必须跳出思维定势,克服这一障碍。目前,我们与校友和行业领导者合作,组织虚拟网络会议,以及虚拟行业实地考察,来增强数字化的“专业社交机会”服务。

向网络平台的转型,无疑是最近这场危机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延世大学商学院就一直在准备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这场流行病为学校在线教学过渡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如今,我们不仅成功地采用了完全在线的教学模式,而且还根据每门课程的不同,采用了线上和线下的混合授课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版权问题在疫情中迎来了曙光。人们对版权问题开始了更多探讨。

我认为,疫情对商学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那就是“我们教什么”和“我们怎么教”这两个问题。

在“我们教什么”上,疫情带来的复杂全球经济问题迫使我们去做更多跨学科的研究。以往各个学科分别研究的方式被整合到一起,开展更多领域的集中研究。例如,“健康经济学”就是我们未来要着手去整合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是“我们怎么教”的问题。疫情影响了我们教学的方式,让我们不得减少现场教学,而更多采用数字技术来教学。

怎样看待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之间的关系?

NBD:线上教育越来越流行,是否有可能完全取代线下教育?

在疫情期间,创新的在线教学和合作方式让整个商学院有了更多选择。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限制,扩大了可以参与商学院教育的候选人范围。我们也更有可能接触到更多多样化背景的学生。然而,我相信在世界顶级商学院项目中,线下教育总会有市场。

我们也从这次大流行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坐在一起学习和合作”的价值。虽然我们的学生总能创意性地找到保持网络联系的方法,但他们也错失了能够聚集在一个大的群体中,加深他们的关系,并花时间互相学习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面对面交流对那些希望脱产学习,在学习中不被工作和其他任务打扰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需要专注于接受自己的商业教育,并能够与他们的学习伙伴进行密切的交流。

首先要明确的是:线上教育并不能取代面对面授课。教育是一种具体化的活动,需要教授和那些看重校园学习经验的同学互动。但是,疫情期间实施的线上改革,将允许学生主导课堂,丰富学习体验。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将继续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交距离和跨境流动给定期参加面对面的课程带来了问题,而是因为它们比传统的“表象学习”产生了更好的效果。

“流动学习”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适应学习者的环境来保持学习的动力,也扩大了参与者的互动范围。流动学习拥有灵活、适应性强、用户友好、甚至娱乐性强等特征,它将在线学习与课堂学校的方法结合起来。

有人会认为网络教育会完全取代线下教育,但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大多数课程都需要混合学习经验——这也是符合学生需求的。即使一些在线教育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很方便了,但面对面教学所提供的独特好处依旧没有减少。

对于多数课程而言,学校致力于将校园打造成为混合式、灵活式学习体验。因此,当我们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时,我们将在校园里开展教学活动,也同时开展高质量的在线教学。当然,对于一些商业领导者而言,较短的线上高管课程通过网络参与更方便。

商业教育乃至教育不仅仅包括知识的学习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内容的传递可以在网上进行,但网络媒体的丰富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除了功能性内容教授之外,学习还兼具有物理(例如,在公共空间学习以尽量减少分心)、社交(同伴互动)和情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要素。学习不仅包括了体验式学习,还包括与同龄人、高年级学生、教师和校友互动,建立专业网络社交。对一些人来说,学习还包括离开家乡,住在校园的体验。

因此,我们相信,未来商业教育的新常态将是一种混合形式——线上线下结合,提供最佳的学习体验。

我认为在线教学不会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未来是混合教学的模式。我们会采用数字技术的力量来丰富我们的教学手段,提升我们传统教学的方式。

我们已经意识到,许多课程都可以在线的方式完成授课,而把宝贵的课堂体验留给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当然,借助在线工具,我们可以更好地细分班级。这样,我们的教授就可以根据特定的学生群体,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新冠疫情的确给我们的教学方式带来革命性改变,但它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面对面互动在商业教育中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还不能说线下教育完全可以被在线学习所取代,尤其是对于以网络是最重要工具的MBA和高管课程而言。

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延世大学商学院认识到使用完全线上课程的缺点之后,迅速引入了混合教学模式。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如何支持虚拟互动与合作。

在我们商学院,我们几乎不使用“在线教育”这个词。因为直到现在,在线教育一直与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联系在一起。MOOCs虽然规模大,但得到的教师现场支持非常有限。这种不同步课程的一个特点是:学生可以随时按需获取课程材料,但缺乏同步课堂讨论。

因此,在IMD商学院,我们更重视以技术为媒介的互动课程。这些互动课程是由同步教学活动和不同步教学活动搭配组成的。在同步教学活动中,所有的学生同时在场。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根据需要参与不同步的教学活动。

那么,以技术为媒介的互动课程会完全取代面对面教学吗?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这是因为面对面课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和平台。让学生们对于所学知识进行深入讨论,也让教授们在课堂上能够实行行之有效的教学干预。

注:本文采访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每日经济新闻》立场,亦不构成投资建议。

主创简介:

记者:梁宏亮

实习记者:王思雨

编辑:梁宏亮

视觉:刘阳

排版:王思雨 牟璇

市场要闻 | 芯片断供致全球5大车企减产,国产芯片厂商股价大涨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芯片断供致全球多家大型车企减产,而国产汽车芯片有望从中受益。

在2021年的第一周内,由于芯片短缺,包括本田、丰田、日产、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在内的车企均宣布将对部分车型进行减产或停产。

至于芯片短缺的原因,新华社援引外媒报道称,全球车企生产反弹速度超出预期,当前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正面临芯片短缺困境。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居家办公人数增加,个人电脑需求增加,使全球芯片产能紧张,这也是目前汽车芯片短缺的原因之一。

随着汽车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芯片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

曾有机构预测,2019年汽车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400亿美元,2040年将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7.7%。

据报道,市场情报公司Guidehouse Insights的分析师Sam Abuelsamid表示,如今大多数汽车至少具备40种不同的芯片,高端车型更多达150种。

目前,全球主要的汽车芯片厂商包括意法半导体,英飞凌,恩智浦,德州仪器等。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中国国产汽车芯片厂商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受益于国产替代。安信证券指出,国产替代依旧是驱动半导体发展的最大因素。新能源需求驱动,功率半导体产业方兴未艾。

上述消息对国产汽车芯片厂商的利好已经体现在股价上。据富途牛牛数据,今日午间休盘,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汽车电子、芯片概念股集体大涨,其中四维图新涨停,均胜电子涨近6%,紫光国微涨超5%。

此外,据数据宝梳理,1月以来,韦尔股份、闻泰科技、紫光国微均胜电子4只汽车芯片概念股均获得北向资金超亿元的净流入。

渣打银行丁爽: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4.8% 中国继续起引领作用

1月9日,2021年第九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大变局和双循环”。在年会圆桌讨论“美国新政展望与全球化新格局”环节,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进行了分享。

“现在对2021年全球的前景大家都比较乐观,我们也分享了这种乐观的情绪,我们预测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是4.8%,这当中中国是继续起引领的作用,我们预测今年中国增长达到8%,这已经是在市场共识当中处于比较低的那一端。”丁爽说。

同时,丁爽也指出,预测是根据一定的假设做的,这当中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三个主要假设:一个是疫苗,疫苗是经济复苏,特别是服务业复苏的重要前提条件;第二个是政策,继续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支持、货币,特别是欧美零利率、量化宽松继续;第三是拜登当选之后,减少了很多不确定性,风险溢价有所下降。

“三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资产价格当中得到反映。大家可能看到资产价格高起,而且近期波动性明显减弱,整个市场对这个有一种比较自我满足的状态。我们渣打银行每年都对这些共识预测做一个情景预想,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事件,这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可能是小于30%,但是是明显大于0。”丁爽表示。

从全球贸易网络看芯片博弈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有没有一种感觉,都在说中美科技战里,芯片“卡脖子”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但这事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自中美科技摩擦发生以来,在国内被讨论最多的,也是最坏的可能就是美国推动大规模芯片断供。然而事实上美国只是针对部分高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芯片围堵,并且也往往留有余地。反而整体上面向中国的芯片出口越来越多,场面十分火热。

这种似乎有点“口嫌体正直”的奇怪情况,根源在于政治-经济上的地缘摩擦,与芯片产业本身的市场规律、市场地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

逆全球化确实正在开启,但很多因素却在阻碍它的发生,芯片就是其中一个。半导体是人类最大的工业成就,同时也是最依赖全球化的产业体系。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半导体产业推动了7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活动,直接支撑了占据全球GDP总量四分之一的数字经济。

如此大的经济价值,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忽视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对于希望将半导体变成科技战手段的国家来说,有三点严重的阻力:

1、半导体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种可以被用来进行科技制裁的“武器”,但它本质上就是生意,生意就需要买方和市场。

2、半导体产业错综复杂,虽然看似美国一家独大,但其实每个部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

3、半导体产业的高度全球化,令大量国家、地区、企业从中受益,而谁也不想在这个利益网络中被削弱。这导致半导体产业的逆全球化,必将牵一发动全身。

基于这三点,谈论那些因为“卡脖子”就可能发动的芯片战,纯属纸上谈兵。真实的芯片博弈,必须建立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多元性中来实现。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要鼓吹中国芯片毫无风险,不必走科技自强之路,而是希望明确一点:分析中国芯片产业的未来,应该建立在充分考虑和理解全球半导体贸易体系的基础上。

那么就让我们从全球芯片贸易网络中,各主要成员的贸易格局与贸易诉求出发,看看我们所担心的“芯片战”究竟可能性几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近几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涨跌幅度颇大,数据高速变化,所以本文将考察范围放在2018-2020年的平均数据中,以便具备更宽泛的可参考价值。

而另一方面,全球目前有23个国家和地区具备参与半导体产业多个环节的能力。但其中大多数国家市场份额与市场参与度很低。比如参与高端研发的加拿大、转口和制造大户新加坡、新兴市场拉美和俄罗斯、外包制造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国家等等。

以2019年数据为参考,真正占据半导体贸易主流的是以下国家与地区:美国企业占据近50%市场份额,韩国企业近20%,日本和欧洲各占10%左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各占5%左右。

在这个格局中,我们会发现全球半导体产业处在利益链相互覆盖,发展诉求彼此环套的精密平衡中。

这是一个谁也不敢,甚至不能贸然打破的平衡。

走向世界新中心的东北亚三角

一直以来,全球化的芯片贸易都需要一个中心来完成整个市场的引导。在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依靠密集的终端设备制造产业,成为了消化全球芯片的中心。而随着新世纪以来,家电、显示设备的制造中心前往亚洲,以及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生产在中国崛起,全球芯片的消化中心移向了东北亚。

这个迁移过程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贸易优势。可能对芯片贸易没有仔细了解的朋友,会惊讶于韩国居然占据了芯片市场20%的份额,甚至高于欧洲和日本的总和。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有赖于此前美国有意分割日本的半导体产能,扶植韩国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芯片需求的成长,让韩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找到了长期买家。

在中日韩组成的东北亚芯片贸易三角中,日本失去了芯片制造优势,只能以半导体原材料作为产业主导;而中国则没有发展起核心的芯片制造能力,以芯片购买为主。韩国夹在其中,恰好可以大量采购日本的原材料,在生产后将芯片卖到中国。这个贸易区间让韩国赚得盆满钵满。

目前,韩国半导体出口已经超过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并且持续上涨,其中面向中国市场的半导体出口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在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后,普遍认为美国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将下跌,而最有可能占领这一空缺的依旧是韩国。

但韩国强势的半导体贸易也不断遭到质疑,比如半导体产业在韩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过大,国家投资过分集中,间接带来了电器、汽车、造船等老牌支柱产业的疲软。而过分集中在半导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加大了韩国贸易体系的风险。比如2019年日韩爆发经济摩擦,日本很快就选择对韩国实行高纯度氟化氢等半导体原材料的断供,而韩国对此缺乏应对手段。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局势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兴起,中国正在努力搭建半导体上游产业链,加强自身的科技安全系数;而日本则希望重新回到半导体下游,依靠IoT、AI等新技术窗口重回芯片制造的核心。比如日本的Society 5.0战略,就将日本成为“专注于AI应用的领先半导体制造商”定为目标。换言之,中日两国都希望延长产业链,而这势必将挤占韩国的贸易优势。

东北亚三国的芯片贸易,在短期内属于非常一致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依赖,难以独存。但在长期产业链升级中却可能出现竞争关系。

而这个竞争开始后,韩国的优势将最先转为风险。

割据半壁的美国跨国公司

时至如今,美国公司的半导体市场份额依旧占据全球的50%左右,可以说牢牢占据着半壁江山。但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上并非没有问题。与来自欧洲、日本的上游竞争和来自中国的下游竞争相比,更多压力来自美国内部。

经过长期的全球化发展与产业吞并,美国公司在半导体产业独占鳌头的另一面,是这个游戏中剩下硕果仅存的跨国公司。它们在各自所占的半导体市场中搭建了全球化布局、产业链完善的庞大体系,并且基本处于寡头甚至接近垄断的地位。我们很难在美国半导体巨头中见到激烈的对撞竞争,而更多是面向未来的技术布局,以及完成所剩无几的产业吞并。

这些执掌全球半导体权柄的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贸易力量与发展诉求,并且与美国政府、美国经济整体的发展需求有着很难调和的矛盾。比如寡头半导体公司需要的是挖掘新市场、新技术的机遇,这就需要持续升级产业全球化趋势,避免技术割裂、市场空档。

显然,这与特朗普政府,甚至美国将长期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政策有着根本矛盾。但作为美国继石油、飞机、汽车之后的第四大出口项,芯片和芯片背后的寡头公司又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具有超然的话语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发动了对中国公司的芯片封锁,但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不能触动高通、英特尔这样公司的实际利益。并且美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半导体制造业回流,也只能拿台积电这样的外来户开刀。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各行其是,我搞我的贸易战,你做你的跨国生意。但二者终究会有相互触碰的一天。当实体经济本土化需求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发生难以调和冲突时,半导体巨头可能是排在软件公司之后的又一只出头鸟。

重新寻找话语权的欧洲

2020年的欧洲显然不平静,但在抗疫、英国脱欧这些关键词持续发酵之余,我们会看到欧盟又“难能可贵”地为科技问题聚集在了一起,并且讨论的不是数据安全和数字主权这两个老生常谈。

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召开了欧盟17国电信部长会议,会后发表了《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科技计划联合声明》,宣布未来两三年内将投入1450亿欧元用于半导体产业。这份《声明》中与以往不同,着重强调了半导体的战略意义,以及欧盟半导体产业的一体化协同。可以说是全面加强了2018年的欧洲微电子共同利益计划(IPCEI),将对半导体战略利益的关切推动到了欧盟国家层面。

从贸易格局上看,欧洲半导体产业处于相对有些尴尬,或者说可上可下的位置。一方面欧洲半导体长期参与上游产业链与全球化的进程,培育了众多产业布局完善、可以与美国、日本跨国公司媲美的半导体公司。并且欧洲公司在参与半导体全球化的进程里掌握了很多关键布局,比如耳熟能详的荷兰ASML。依靠这些“家底”,欧洲显然可以在持续攀升的半导体市场与数字经济新周期占得一席之地。

但另一方面,欧洲(包括英国)占据的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只有10%,与日本一个国家相当,并且市场优势集中在存储、逻辑芯片、模拟芯片等相对次要、低利润的领域。一边是美国巨头把握全球市场的核心份额与利益,一边是美国一旦发动半导体制裁,首先打击的却是欧洲利益。2020年的种种迹象表明,以德国为中心欧盟开始寻求在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并且建立与东北亚市场的全新关系。

欧洲这种“重振雄风”的诉求,会在相对长的时间中逐渐渗透到芯片贸易格局中。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盟和日本这些曾经辉煌但最终没落的半导体力量,是很难短期内改变什么的。但他们对现状都不满意,则会给目前的半导体格局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芯片沙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是一个产业能力相互覆盖交错,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区位代表性又比较明显的格局。

总体来看,日本是最大的芯片原材料出口国,而欧洲占据着生产设备、底层工艺、工业芯片等领域的主流,韩国和中国台湾是最大的“芯片工厂”,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则横跨整个产业,占据核心技术,割据半壁江山。这种体系下生产出的芯片,则又大规模流向不断上升的亚洲市场。其中又以中国为全球规模最大,也是增幅最快的单体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甚至在很长时间成为了唯一增长的芯片市场。

如今,中国的芯片需求规模已经超过全球总市场的35%。当然了,这些流进中国的芯片也没闲着,而是变成了电器、显示器、手机销往全球。在中国转口增值的芯片,是半导体产业中的高净值部分,是各国家与地区、各跨国巨头争夺的核心利益。

随着AI计算的崛起、5G商用加速,可见范围内中国将继续在芯片需求方的角色上一骑绝尘,并积极布局半导体上游产业,力争芯片的自给自足。

回到全球芯片贸易格局的视野中,中国市场占据了超过全球三分之一的需求份额,并且利润最高、增长幅度最快。这就导致全球芯片贸易是一个沙漏形状:顶端的美国巨头们,需要向中国市场来确保利益可持续;中层的韩国则将中国作为核心的芯片出口方向;旁边的日本和欧洲,也需要在与中国和亚洲市场建立新联系的基础上,改变自己目前的区位。

那么如果大幅切断对中国的半导体供应,或者中国快速搭建了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上游体系,就变成了各方都不愿意见到的景象。

换言之,改变现状既危险又困难。

钢丝上的博弈

如果我们仅仅从贸易逻辑出发,会很简单地发现没有人希望真正损害庞大的中国半导体市场。

与此同时,各国对中国半导体市场的期望也不相同,比如美国更多希望阻击中国半导体向上游发展的可能,同时以半导体为杠杆撬动其他诉求;而韩国则希望美国企业加速撤离亚太,从而让自身填补这个空白,但中国不能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否则会直接形成与韩国产业的竞争;而欧洲和日本则可能更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升级,从而与他们各自的上游区位对接,绕开美国和韩国把持的下游市场;而中国自身,则必须加速实现半导体区位独立,避免半导体核心技术与产业布局缺失成为战略上的受牵制点,并且要尽快消除庞大的半导体贸易逆差。当然,这样的逻辑仅仅局限于半导体产业本身,如果囊括到更广泛的贸易体系,甚至加上诸多政治因素,那么变量会更加复杂。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那种被广泛讨论的“热战争”式半导体断供很难真正出现。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狙击其实是踩在钢丝上进行的博弈,随时可能牵动各方的利益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半导体自立之路也如是。半导体与军事、航天科技不同,是一个高强度依赖市场的产业。完成产业链上升,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建一些工厂、搞一些研究就结束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芯片博弈的历史证明,谁先放弃全球化谁就将大概率掉队。

归其根本,半导体是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是主要受益者。作为创新导向的行业,半导体产业一旦受到政府行为的过度干涉,将可能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有这样几个产业规律,让极端的半导体贸易战很难发生:

1、可控、稳定的全球市场是摊薄和回收半导体成本的前提。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都以全球市场为预判进行投资。而中国市场超过35%需求体量,已经处在无法被替代或抹杀的阶段。

2、过度补贴、政策过度干预、建立贸易壁垒,这些非市场行为被一再证明将影响核心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具备技术竞争力的企业获得不平衡的收益。最终损害整体市场前景,降低创新能力。半导体是一头快速奔跑的巨兽,停下来将伤害所有利益体。

3、有效的人才交流与流动、行业组织协商、知识产权保护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土壤。如果政治压力过大,会导致连锁反应,致使创新无法延续。全球化的科研与人才体系造就了半导体的辉煌,也让半导体创新得以持续。

根据目前数据估计,2020年面对全球疫情影响,半导体产业依旧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可能完成7%-8%的增长。这是人类共同的盾牌,并且也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玩家,会在目前情况下用半导体利益当作赌博的筹码。

“芯片战”的本质,是商业竞争而非科技制裁。在那密密麻麻的晶体管上,生意终将持续,产业还要发展,蛋糕必须被做出来和分掉。

芯片,是创造利益和分配利益的游戏。

从全球贸易网络看芯片博弈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有没有一种感觉,都在说中美科技战里,芯片“卡脖子”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但这事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自中美科技摩擦发生以来,在国内被讨论最多的,也是最坏的可能就是美国推动大规模芯片断供。然而事实上美国只是针对部分高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芯片围堵,并且也往往留有余地。反而整体上面向中国的芯片出口越来越多,场面十分火热。

这种似乎有点“口嫌体正直”的奇怪情况,根源在于政治-经济上的地缘摩擦,与芯片产业本身的市场规律、市场地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

逆全球化确实正在开启,但很多因素却在阻碍它的发生,芯片就是其中一个。半导体是人类最大的工业成就,同时也是最依赖全球化的产业体系。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半导体产业推动了7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活动,直接支撑了占据全球GDP总量四分之一的数字经济。

如此大的经济价值,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忽视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对于希望将半导体变成科技战手段的国家来说,有三点严重的阻力:

1、半导体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种可以被用来进行科技制裁的“武器”,但它本质上就是生意,生意就需要买方和市场。

2、半导体产业错综复杂,虽然看似美国一家独大,但其实每个部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

3、半导体产业的高度全球化,令大量国家、地区、企业从中受益,而谁也不想在这个利益网络中被削弱。这导致半导体产业的逆全球化,必将牵一发动全身。

基于这三点,谈论那些因为“卡脖子”就可能发动的芯片战,纯属纸上谈兵。真实的芯片博弈,必须建立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多元性中来实现。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要鼓吹中国芯片毫无风险,不必走科技自强之路,而是希望明确一点:分析中国芯片产业的未来,应该建立在充分考虑和理解全球半导体贸易体系的基础上。

那么就让我们从全球芯片贸易网络中,各主要成员的贸易格局与贸易诉求出发,看看我们所担心的“芯片战”究竟可能性几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近几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涨跌幅度颇大,数据高速变化,所以本文将考察范围放在2018-2020年的平均数据中,以便具备更宽泛的可参考价值。

而另一方面,全球目前有23个国家和地区具备参与半导体产业多个环节的能力。但其中大多数国家市场份额与市场参与度很低。比如参与高端研发的加拿大、转口和制造大户新加坡、新兴市场拉美和俄罗斯、外包制造历史悠久的东南亚国家等等。

以2019年数据为参考,真正占据半导体贸易主流的是以下国家与地区:美国企业占据近50%市场份额,韩国企业近20%,日本和欧洲各占10%左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各占5%左右。

在这个格局中,我们会发现全球半导体产业处在利益链相互覆盖,发展诉求彼此环套的精密平衡中。

这是一个谁也不敢,甚至不能贸然打破的平衡。

走向世界新中心的东北亚三角

一直以来,全球化的芯片贸易都需要一个中心来完成整个市场的引导。在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依靠密集的终端设备制造产业,成为了消化全球芯片的中心。而随着新世纪以来,家电、显示设备的制造中心前往亚洲,以及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生产在中国崛起,全球芯片的消化中心移向了东北亚。

这个迁移过程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贸易优势。可能对芯片贸易没有仔细了解的朋友,会惊讶于韩国居然占据了芯片市场20%的份额,甚至高于欧洲和日本的总和。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有赖于此前美国有意分割日本的半导体产能,扶植韩国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芯片需求的成长,让韩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找到了长期买家。

在中日韩组成的东北亚芯片贸易三角中,日本失去了芯片制造优势,只能以半导体原材料作为产业主导;而中国则没有发展起核心的芯片制造能力,以芯片购买为主。韩国夹在其中,恰好可以大量采购日本的原材料,在生产后将芯片卖到中国。这个贸易区间让韩国赚得盆满钵满。

目前,韩国半导体出口已经超过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并且持续上涨,其中面向中国市场的半导体出口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在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后,普遍认为美国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将下跌,而最有可能占领这一空缺的依旧是韩国。

但韩国强势的半导体贸易也不断遭到质疑,比如半导体产业在韩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过大,国家投资过分集中,间接带来了电器、汽车、造船等老牌支柱产业的疲软。而过分集中在半导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加大了韩国贸易体系的风险。比如2019年日韩爆发经济摩擦,日本很快就选择对韩国实行高纯度氟化氢等半导体原材料的断供,而韩国对此缺乏应对手段。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局势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兴起,中国正在努力搭建半导体上游产业链,加强自身的科技安全系数;而日本则希望重新回到半导体下游,依靠IoT、AI等新技术窗口重回芯片制造的核心。比如日本的Society 5.0战略,就将日本成为“专注于AI应用的领先半导体制造商”定为目标。换言之,中日两国都希望延长产业链,而这势必将挤占韩国的贸易优势。

东北亚三国的芯片贸易,在短期内属于非常一致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依赖,难以独存。但在长期产业链升级中却可能出现竞争关系。

而这个竞争开始后,韩国的优势将最先转为风险。

割据半壁的美国跨国公司

时至如今,美国公司的半导体市场份额依旧占据全球的50%左右,可以说牢牢占据着半壁江山。但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上并非没有问题。与来自欧洲、日本的上游竞争和来自中国的下游竞争相比,更多压力来自美国内部。

经过长期的全球化发展与产业吞并,美国公司在半导体产业独占鳌头的另一面,是这个游戏中剩下硕果仅存的跨国公司。它们在各自所占的半导体市场中搭建了全球化布局、产业链完善的庞大体系,并且基本处于寡头甚至接近垄断的地位。我们很难在美国半导体巨头中见到激烈的对撞竞争,而更多是面向未来的技术布局,以及完成所剩无几的产业吞并。

这些执掌全球半导体权柄的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贸易力量与发展诉求,并且与美国政府、美国经济整体的发展需求有着很难调和的矛盾。比如寡头半导体公司需要的是挖掘新市场、新技术的机遇,这就需要持续升级产业全球化趋势,避免技术割裂、市场空档。

显然,这与特朗普政府,甚至美国将长期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政策有着根本矛盾。但作为美国继石油、飞机、汽车之后的第四大出口项,芯片和芯片背后的寡头公司又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具有超然的话语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发动了对中国公司的芯片封锁,但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不能触动高通、英特尔这样公司的实际利益。并且美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半导体制造业回流,也只能拿台积电这样的外来户开刀。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各行其是,我搞我的贸易战,你做你的跨国生意。但二者终究会有相互触碰的一天。当实体经济本土化需求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发生难以调和冲突时,半导体巨头可能是排在软件公司之后的又一只出头鸟。

重新寻找话语权的欧洲

2020年的欧洲显然不平静,但在抗疫、英国脱欧这些关键词持续发酵之余,我们会看到欧盟又“难能可贵”地为科技问题聚集在了一起,并且讨论的不是数据安全和数字主权这两个老生常谈。

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召开了欧盟17国电信部长会议,会后发表了《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科技计划联合声明》,宣布未来两三年内将投入1450亿欧元用于半导体产业。这份《声明》中与以往不同,着重强调了半导体的战略意义,以及欧盟半导体产业的一体化协同。可以说是全面加强了2018年的欧洲微电子共同利益计划(IPCEI),将对半导体战略利益的关切推动到了欧盟国家层面。

从贸易格局上看,欧洲半导体产业处于相对有些尴尬,或者说可上可下的位置。一方面欧洲半导体长期参与上游产业链与全球化的进程,培育了众多产业布局完善、可以与美国、日本跨国公司媲美的半导体公司。并且欧洲公司在参与半导体全球化的进程里掌握了很多关键布局,比如耳熟能详的荷兰ASML。依靠这些“家底”,欧洲显然可以在持续攀升的半导体市场与数字经济新周期占得一席之地。

但另一方面,欧洲(包括英国)占据的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只有10%,与日本一个国家相当,并且市场优势集中在存储、逻辑芯片、模拟芯片等相对次要、低利润的领域。一边是美国巨头把握全球市场的核心份额与利益,一边是美国一旦发动半导体制裁,首先打击的却是欧洲利益。2020年的种种迹象表明,以德国为中心欧盟开始寻求在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并且建立与东北亚市场的全新关系。

欧洲这种“重振雄风”的诉求,会在相对长的时间中逐渐渗透到芯片贸易格局中。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盟和日本这些曾经辉煌但最终没落的半导体力量,是很难短期内改变什么的。但他们对现状都不满意,则会给目前的半导体格局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芯片沙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是一个产业能力相互覆盖交错,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区位代表性又比较明显的格局。

总体来看,日本是最大的芯片原材料出口国,而欧洲占据着生产设备、底层工艺、工业芯片等领域的主流,韩国和中国台湾是最大的“芯片工厂”,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则横跨整个产业,占据核心技术,割据半壁江山。这种体系下生产出的芯片,则又大规模流向不断上升的亚洲市场。其中又以中国为全球规模最大,也是增幅最快的单体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甚至在很长时间成为了唯一增长的芯片市场。

如今,中国的芯片需求规模已经超过全球总市场的35%。当然了,这些流进中国的芯片也没闲着,而是变成了电器、显示器、手机销往全球。在中国转口增值的芯片,是半导体产业中的高净值部分,是各国家与地区、各跨国巨头争夺的核心利益。

随着AI计算的崛起、5G商用加速,可见范围内中国将继续在芯片需求方的角色上一骑绝尘,并积极布局半导体上游产业,力争芯片的自给自足。

回到全球芯片贸易格局的视野中,中国市场占据了超过全球三分之一的需求份额,并且利润最高、增长幅度最快。这就导致全球芯片贸易是一个沙漏形状:顶端的美国巨头们,需要向中国市场来确保利益可持续;中层的韩国则将中国作为核心的芯片出口方向;旁边的日本和欧洲,也需要在与中国和亚洲市场建立新联系的基础上,改变自己目前的区位。

那么如果大幅切断对中国的半导体供应,或者中国快速搭建了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上游体系,就变成了各方都不愿意见到的景象。

换言之,改变现状既危险又困难。

钢丝上的博弈

如果我们仅仅从贸易逻辑出发,会很简单地发现没有人希望真正损害庞大的中国半导体市场。

与此同时,各国对中国半导体市场的期望也不相同,比如美国更多希望阻击中国半导体向上游发展的可能,同时以半导体为杠杆撬动其他诉求;而韩国则希望美国企业加速撤离亚太,从而让自身填补这个空白,但中国不能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否则会直接形成与韩国产业的竞争;而欧洲和日本则可能更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升级,从而与他们各自的上游区位对接,绕开美国和韩国把持的下游市场;而中国自身,则必须加速实现半导体区位独立,避免半导体核心技术与产业布局缺失成为战略上的受牵制点,并且要尽快消除庞大的半导体贸易逆差。当然,这样的逻辑仅仅局限于半导体产业本身,如果囊括到更广泛的贸易体系,甚至加上诸多政治因素,那么变量会更加复杂。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那种被广泛讨论的“热战争”式半导体断供很难真正出现。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狙击其实是踩在钢丝上进行的博弈,随时可能牵动各方的利益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半导体自立之路也如是。半导体与军事、航天科技不同,是一个高强度依赖市场的产业。完成产业链上升,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建一些工厂、搞一些研究就结束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芯片博弈的历史证明,谁先放弃全球化谁就将大概率掉队。

归其根本,半导体是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是主要受益者。作为创新导向的行业,半导体产业一旦受到政府行为的过度干涉,将可能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有这样几个产业规律,让极端的半导体贸易战很难发生:

1、可控、稳定的全球市场是摊薄和回收半导体成本的前提。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都以全球市场为预判进行投资。而中国市场超过35%需求体量,已经处在无法被替代或抹杀的阶段。

2、过度补贴、政策过度干预、建立贸易壁垒,这些非市场行为被一再证明将影响核心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具备技术竞争力的企业获得不平衡的收益。最终损害整体市场前景,降低创新能力。半导体是一头快速奔跑的巨兽,停下来将伤害所有利益体。

3、有效的人才交流与流动、行业组织协商、知识产权保护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土壤。如果政治压力过大,会导致连锁反应,致使创新无法延续。全球化的科研与人才体系造就了半导体的辉煌,也让半导体创新得以持续。

根据目前数据估计,2020年面对全球疫情影响,半导体产业依旧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可能完成7%-8%的增长。这是人类共同的盾牌,并且也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玩家,会在目前情况下用半导体利益当作赌博的筹码。

“芯片战”的本质,是商业竞争而非科技制裁。在那密密麻麻的晶体管上,生意终将持续,产业还要发展,蛋糕必须被做出来和分掉。

芯片,是创造利益和分配利益的游戏。

出海日报 |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战略投资法国设计师品牌AMI;印度数字支付公司 Phi Commerce 宣布已完成4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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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战略投资法国设计师品牌AMI。36氪获悉,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战略投资法国设计师品牌 AMI ,这是红杉中国的首个国际并购项目。作为控股股东,红杉中国将通过 “科技赋能消费”的经验及全球创业创新平台资源,支持 AMI 触达新消费者、升级数字化渠道、深化发展。 AMI 于2011年诞生于巴黎。该品牌拥有完整的男装线和女装线,实现了休闲与时尚的交融。 AMI 在全球均衡发展,其主要市场包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中国和韩国,全球范围内共设有350多个零售网点。

地平线完成 C2 轮 4 亿美元融资。36氪获悉,地平线已完成 C2 轮 4 亿美元融资,由 Baillie Gifford 、云锋基金、 CPE 、宁德时代联合投资。至此,地平线计划融得的 7 亿美元 C 轮融资已经完成 5.5 亿美元。地平线成立于 2015 年,已经形成覆盖从 L2 到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芯片方案的完整产品布局。2018 年 4 月,作为首个实现自动驾驶海外商业落地的中国 AI 芯片公司,地平线即将芯片及解决方案部署到国外顶级自动驾驶运营车队,开创了中国高端芯片出海先河。

视频会议智能设备公司苏州蛙声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近亿元人民币 A 轮融资。36氪获悉,专注于视频会议智能设备研发生产的苏州蛙声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完成近亿元人民币的 A 轮融资,本轮投资由 GGV 纪源资本领投,钟鼎资本、远望资本跟投。融资资金将用于新产品研发、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宣传与推广等。蛙声科技成立于2018年5月,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企业提供远程协作解决方案的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云视频会议硬件。据悉,2020年间,蛙声科技产品的营收已达5000万元。耳目达产品现已在海外亚马逊平台销售,同时也在南非、印度等国有销售代理。

印度

印度数字支付公司 Phi Commerce 宣布已完成4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据 Tech in Asia 报道,印度数字支付公司 Phi Commerce 宣布已完成400万美元的A轮融资,由新加坡风险投资公司 Beenext 领投。金融科技资深种子轮投资者 Abhishant Pant 所管理的 Yatra Angel Network 也参与了这一轮募资。 Phi Commerce 成立于2015年,通过提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平台 PayPhi 来协助满足银行、企业等收集、处理及分配账务的需求。 Phi Commerce 称平台每月拥有1亿次以上交易,覆盖印度一至三线城市。该公司将利用所募集资金加强其产品供应,扩展现有影响力并进入新的市场。

印度风险债务平台 BlackSoil Capital 完成新一轮募资。据 Tech in Asia 报道,印度风险债务平台 BlackSoil Capital 宣布已通过不可转换债券( NCD )筹集了3.2亿卢比(440万美元),并宣布完成共计10亿卢比(1360万美元)的募资目标。BlackSoil 表示,自2016年成立以来,它已通过14次 NCD 发行筹集了总计26.5亿卢比(3600万美元)的资金。迄今为止,该公司在过去四年中已完成90笔交易,投资了140亿卢比(1.906亿美元)。其投资组合包括酒店连锁 OYO ,美容电子商务平台 Purplle , B2B 市场营销平台Zetwerks ,制药公司 Koye Pharmaceuticals ,物流公司 LetsTansport 以及自行车电动车租赁平台 Vogo 等。

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基因组学科技公司 Nusantics 宣布完成由 East Ventures 牵头的 A 轮融资。据 Tech in Asia 报道,基因组学科技公司 Nusantics 宣布已完成由早期风险投资公司 East Ventures 牵头的 A 轮融资,金额未公开。 Nusantics 将使用新资金来增强其研发能力,在微生物组分析领域(所有微生物的基因组研究)中继续创新。此项投资还将用于医疗诊断套件的创新。此前, Nusantics 已成功开发出两代 Covid -19 PCR 检测试剂盒,该公司称其试剂盒能够检测新冠病毒的多种突变,包括最近英国的变异菌株。

新加坡多币种电子钱包 YouTrip 与 Visa 建立合作。据 Tech in Asia 报道,新加坡的多币种电子钱包 YouTrip 宣布已与 Visa 建立了为期六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展其在东南亚的业务。最近,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将业务重心转移至海外电商在线支付,并声称与去年同期相比季度交易量增长了三倍。 YouTrip 的目标是使东南亚旅行者能够使用跨境支付解决方案,例如通过批发汇率的方式免去150余种货币的外币交易费用。 YouTrip 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未来六至十二个月的潜在市场。2019年,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出境旅行支出分别达到124亿美元和120亿美元。

欧美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企业路威酩轩宣布完成对美国珠宝品牌蒂凡尼的收购。据澎湃报道,全球最大的奢侈品企业路威酩轩宣布完成对美国珠宝品牌蒂凡尼的收购。路威酩轩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旗下包括酒类、时装与皮具、香水与化妆品、腕表和珠宝、精品零售等行业的75个品牌。2019年,路威酩轩宣布将收购蒂凡尼。2020年9月,受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路威酩轩一度决定停止该收购。次月,双方就达成新协议,收购价格由每股135美元降至131.5美元。尽管最后收购价格降至158亿美元,但仍是奢侈品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2020年12月底,蒂凡尼公司股东批准了此项收购。

电动卡车初创公司 Rivian Automotive 即将开启新一轮融资。据 Bloomberg 报道,由亚马逊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共同资助的电动卡车初创公司 Rivian Automotive  即将开启新一轮融资,其估值约为250亿美元。现有投资者都将参加这轮融资,包括亚马逊, T. Rowe Price Group , BlackRock , Soros Fund Management , Coatue , Fidelity Investments 和 Baron Capital Group 。融资数目尚未最终确定。 Rivian 目前正在开发两款旨在应对越野地形的电池电动车。 R1T 是一款电动皮卡,该公司称其一次充电能够行驶300多英里,并能拖动11000磅的重量。而 R1S 是一款基于同一平台打造的运动型多功能车。

F5以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Volterra 多云管理初创公司。据 TechCrunch 报道,应用程序网络公司F5今天宣布将以5亿美元收购多云管理初创公司 Volterra ,包含4.4亿美元的现金和6000万美元的递延及未归属的激励性薪酬。 Volterra 于2019年从多个渠道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 Khosla Ventures 和 Mayfield ,以及战略投资者如微软的风险部门 M 12和 Samsung Ventures 。该公司称, Volterra 创新了一个一致的、可在多个公共云和边缘站点部署的云原生环境–分布式云平台。在这一基于 SaaS 的产品中, Volterra 整合了通常被区分开的产品、网络及云提供商的服务。该解决方案旨在提供一种独立的方式来监控安全、运营和管理组件。

欧盟创建欧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据 Bloomberg 报道,通过创建欧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欧盟将首次成为初创企业的直接股东。欧洲创新委员会基金( 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 Fund )预计总额约30亿欧元,旨在填补“关键”资金缺口,以使突破性技术扩大到商业水平,更好地与美国和亚洲竞争。它将为深科技领域的早期公司提供资金,如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欧盟表示将占有公司10%到25%的所有权,其票面规模可达1500万欧元。欧盟基金的第一轮投资包括对法国医疗行业初创公司 CorWave 的1500万欧元投资。

美国最大的本地新闻信息平台 News Break 宣布完成1.15亿美元的 C 轮融资。硅谷洞察报道,美国最大的本地新闻信息平台、总部位于硅谷的明星公司 News Break 宣布完成1.15亿美元的 C 轮融资。本轮由专注于创新技术的硅谷私募股权机构 Francisco Partners 领投,老股东 IDG 资本继续跟投。此轮融资后, News Break 成为新晋独角兽公司。 News Break 的产品核心是为本地用户提供“海量资讯,一触即享”的即时要闻、本地信息和生活资讯,从而帮助本地居民的生活更安全、多彩、互连畅通。 2020年 News Break 日均活跃用户数增长近三倍,第四季度达1200万,用户规模已远超美国市场同类平台,长期以来盘踞着美国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新闻类第一的位置。

拉美

巴西版宜家 MadeiraMadeira 获得1.9亿美元融资。据 TechCrunch 报道,巴西版宜家 MadeiraMadeira 获得1.9亿美元融资,领投方为软银拉丁美洲投资基金以及巴西投资机构 Dynamo。目前, MadeiraMadeira 市值已达10亿美元。 MadeiraMadeira 成立于2009年,为客户提供大约30万种与建造,装修和翻新房屋有关的产品。目前, MadeiraMadeira 平台上有10,000多名卖家,以及250万件产品存货。据称,新募集的资金可能是该公司上市之前的最后一轮融资。

中东

中东及北非地区音乐流媒体公司 Anghami 从阿联酋的 Shuaa Capital 筹集了新资金。据 MENAbytes 报道,总部位于贝鲁特的中东及北非领先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 Anghami 从阿联酋 Shuaa Capital 筹集了新资金,这是其进行中的5000万美元融资的一部分,本次交易规模未透露。 Anghami 于2012年在贝鲁特成立,如今已成为该地区领先的音乐流媒体平台,拥有超过5000万首歌曲的曲库和7000万用户。

其它

澳大利亚企业支付金融科技公司 Limepay 和房地产交易平台 Domain 成立合资公司 MarketNow Payments 。据 Tech in Asia 报道,澳大利亚企业支付金融科技公司 Limepay 和房地产交易平台 Domain 成立合资公司 MarketNow Payments 。该公司提供立即购买,随后付款( BNPL )的支付解决方案。 MarketNow 是一个在线支付网关,房地产中介可以在房屋出售时向业主收取预付的总营销费用。同时,供应商可以选择将最多25,000美元的付款延期支付。作为在线分类广告门户, Domain 正在发展其房地产交易业务。此举是该公司提供房地产市场服务战略的一部分。除地产名录外, Domain 还提供保险,房屋贷款以及刚开启的付款业务。

文|郭莹然@36氪出海

图|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