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君困局的反思:拍照搜题往何处去?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热点微评”(ID:redianweiping),作者:王新喜,36氪经授权发布。

日前,学霸君破产传闻在业内传的沸沸扬扬。1月2日,学霸君创始人兼CEO张凯磊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学霸君最后一个潜在投资者不能投钱了,但学霸君绝不跑路,绝不推卸责任,问题不解决不宣布破产。”

学霸君的难题其实映照出在线教育拍照搜题这一赛道的困境。

2013 年成立的学霸君深耕中小学在线一对一辅导赛道,主打拍照搜题。据天眼查数据,成立7年来,学霸君完成了 6 轮融资。不过近三年,学霸君并没有拿到融资,这也直接导致了学霸君的资金链困局。在巅峰时刻,学霸君估值超10亿美元。如今的现状令人唏嘘。

学霸君陷入今日之困局,一方面是该赛道的竞争对手太强,新东方、好未来、猿辅导、作业帮跟谁学都是有资本有实力的玩家。

其二是获客成本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9年暑期,这个行业投放获客成本是30-40亿;2020年暑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0亿。缺乏资本加持,学霸君已烧不起钱了。

此外,学霸君其实陷入了工具类教育APP的宿命。其实早在多年前,俞敏洪曾断言,在线教育平台和工具创业项目有99%都会失败。拍照搜题类应用是典型的工具类教育APP,作业帮、小猿搜题和学霸君是其中的代表。

而工具类APP已经从早前作为垂直差异化的玩法代表成了现今教育APP的标配,一众教育类APP几乎都心照不宣的将拍照搜题作为引流的工具性功能,学霸君在核心赛道上的独特差异化优势在不断削减。况且,拍照搜题从一开始的发展之路就不顺利,教育界与家长对拍照搜题这种模式的焦虑一直都在。

拍照搜题的弊端与忧虑

所谓拍照搜题,即在这类APP里面,只要碰到不懂的题目,就拍张照片上传软件,向网络求助,很快就有人回复答案或者能从题库中搜出现成答案。

从一开始,这种模式就遭遇了明显的争议。

在不少家长看来,拍照搜题的跟抄作业没区别,这些教辅“神器”名义上是在帮助学生,但也让学生早早对这些APP产生了依赖而更容易丧失了自主思考能力,一碰到难题即刻拍照求答案也不利于孩子的思维开发,对于知识的巩固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从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各类拍搜类APP将拍照搜题这个工具作为一个吸引用户的流量入口,用答题服务换流量,将这些流量导入其他收费业务课程体系中,最终转化为收益。而这一模式的竞争已非常激烈,作业帮、小猿搜题、猿题库、家长帮学而思等APP都凸显了拍照搜题功能作为吸引用户的重要卖点。

拍照搜题本身也有一定的技术和内容门槛,它的竞争点聚焦在两点,一个是对试题的AI算法识别与匹配能力,一个是内容题库。从技术上来讲,拍照搜题本身融合了扫描、智能识别、检索等大数据技术与图像识别技术。学霸君曾表示自己的拍照搜题技术壁垒有5年。

但据某从业者表示,对于有AI算法研究团队的公司来说,拍照搜题的技术壁垒也就最多 6 个月时间。因为相对于算法的壁垒,题目内容的录入反倒更难,因为你需要收录国内上亿道题目,才可能提供这种服务。

艾瑞咨询的报告也大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各类拍照搜题产品都大同小异,能够构建起竞争壁垒的部分是需要依靠强大的人力和组织力生产的题库。

因此,无论是算法技术,还是内容题库,在当前这两个竞争比拼点上,并没有玩家占据绝对的优势。猿辅导在做猿题库的时候就积累了很多题目,作业帮在做内容学习社区的时候也积累了很多题目,学霸君的题库也很丰富。

从人工智能发展的角度来看,算法准确率的提升和优化是随着数据越来越复杂,用户场景、需求越来越丰富之后不断迭代的,因此,这导致了市场产品很难保证高比例的准确率。

有数据显示,一般会有20%-30%的题目无法通过拍搜产品直接搜索到原题。在能够搜索到的题目中,拥有完整解析过程和准确答案的也只占六成左右。

当然识别、匹配不精准的背后的一大原因也在于题库的内容有限。因此,当前也有众多玩家将研发重点放到题库的延伸拓展上,竭尽所能地将海量的题目纳入其中,希望可以做到“拍题必有解”。

但扩充题库带来了另一重难题——容易产生版权争议。不久前,在线艺术教育机构音基100网就曾起诉微信公众号“艺习微课”侵犯其试题的著作权,最终,“艺习微课”为私自上传1885道音基100网的题库赔偿10.8万元。而猿题库与学科网过去也曾经在内容版权争议上层面互相起诉。

有知识产权界人士表示,如果是一般性的题型,不存在独到的分析与表达,那么这不构成著作权法。但如果基于看图说话类的特殊题型,题目中的图画表达就可能构成一幅美术作品,如果真人解析的产品中,在解析中强调点评、分析的独创性,就有可能受到法律保护。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真人解析的产品,只要在解析中强调点评、分析的独创性,就有可能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点可以构筑内容壁垒。

因此,搜题产品的题库版权的夯实已经成为竞争的重要方向,而内容版权之争的本质是要覆盖足够多的题型,占据足够多的原创真人解析作品,进一步提升解题的准确度与效率。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引入在线老师即时答疑补齐短板。因此,拍照搜题的竞争从如何占据足够多的内容题库到占有足够多的真人老师实时在线解题,产生更多原创版权内容,这一方面能夯实内容壁垒,一方面也能迎合家长急于让孩子摆脱纯粹“拍照搜题抄作业”的诉求。

拍照搜题的新竞争: 真人在线答疑

市场上相关玩家正在采取“拍照搜题+真人在线答疑”双管齐下的模式。比如说好未来推出的中小学拍照搜题软件题拍拍就是典型,今年来,题拍拍打出了“免费真人在线解题”的旗号入场,而学而思的海边搜题在推出两个月后更名为“晓搜题”,也增加了真人实时答疑入口,声称1小时内即时回复解析。

真人在线答题较早的是口袋老师的这种模式,学生对答案看不懂,可以免费问老师,名师在线抢答。在该款APP中,学生提问之后,可匹配相应科目的老师通过抢单来答疑。

后来,作业帮、小猿搜题、学霸君、阿凡题、口袋老师等诸多品牌均上线过人工答疑服务,但均不温不火。

从题拍拍的“在线答题”功能来看,用老师回答题库没有答案的题目,而且只对付费VIP用户开放。因此,题拍拍的“14分钟真人解析答题”功能需要大量外界的答主参与其中来满足需求。与之前的玩家不同的是,这种玩法有点共享老师的意味。

也因此,好未来的这场真人老师答题正在掀起一场营销浪潮,大量在校大学生纷纷应聘题拍拍答主不过当前实际效果难言理想。据媒体报道指出,这场真人解析答题营销成就了不少学生薅羊毛之举,错误答案在拍照搜题APP中大量存在,数学之外科目的开放性题目的解答质量也令人担忧。(如下图)

因此,在线老师真人介入拍照搜题答疑类APP虽然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真人答疑一方面的准确率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在线兼职大学生为了薅羊毛参与其中,师资资源的配置与老师的数量、质量问题成为考验。

有用户反馈,不少用户提交真人解析的题目大多数已收录在题库中,在线答主提供的解析更多只是答案的翻版,有时候拍照搜题等待回复时间漫长,其时间成本太高。

从用户角度来看,找老师是个很慎重的决定,教学质量、教学口碑都很重要,但现在的在线老师答疑模式更注重答案输出,没有思维的碰撞与交流,且准确率堪忧。说到底,当前一些APP的在线真人老师模式距离“既能教会孩子知识,同时又有对学习过程的悉心指导”这种理想形态还很远。

学霸君困局的反思:获客难题与新一轮资本大战

其实无论是拍照搜题的准确率以及在线老师的质量与数量都可以逐步优化提升,但随着竞争白热化,如何规模化的获客,才是搜题软件下一阶段竞争的关键。

学霸君今日之困局,也在于早年在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活的太舒服了,彼时2015年前后,学霸君在技术、内容与用户都占据领先优势,但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获客投放,一直依赖口碑传播的方式获客,陷入了低成本获客的路径依赖,导致多年来在用户增长上没有形成爆发式的增长曲线。

但作业帮、猿辅导随着算法与内容快速赶上之后,通过资本优势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连续投放,用户规模快速上来了,月活早已破千万量级。

因此,这个决策失误带来的代价就是,猿辅导、作业帮依赖商业上的投放迅速加速占领了增量市场,形成了头部优势,市场搏杀,不进则退,资本市场也迅速倒向了头部。

数据显示,2020年1月-12月末,在线教育领域共披露融资事件91起,融资总额约512亿元。从单个公司的今年融资额度可以看出,一大半的资本都流向了两家在线教育公司——两家总计约380亿元,占行业总体融资金额的74%。

在这个阶段,没有资本弹药补充做大规模化优势的学霸君则逐步边缘化。在线教育市场,“烧钱未必死,但不烧钱是等死”的定律在学霸君身上完整演绎出来了。

目前来看,如果学霸君退出,作业帮与猿辅导在拍照搜题市场将二分天下,学而思等巨头玩家在算法内容上应该暂时无法与积累已久的猿辅导与作业帮竞争了,但它开辟了一条新的竞争路线,他们主打搜不到的真人答疑,而猿辅导与作业帮又不得不跟进上去。

从常识来看,如果要用真人来替代机器算法去覆盖搜题的用户,用户规模达到千万量级之后其实根本做不到,因为这意味着支撑答题的老师数量至少也要达到几十万量级的规模,这是一个巨大的投入成本。

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的指出,搜题的用户高峰每小时至少几百万量级,从现有平台对外宣称的老师数量来看,99%的人排队是什么体验?哪个平台有能力招10万个答题官?”

因此,这种真人答疑其实更像是一种营销玩法,它迎合了家长的诉求,是一种营销获客的新模式。因此,作业帮猿辅导都将可能不得不跟进投入这个赛场了,我们看到,在题拍拍推出9个月后,作业帮已更新APP,强化真人答题功能。两者正式杠上。

那么在真人答题这一赛道上,为了尽快打响口碑,那么各方均需要汇聚规模化的具备丰富教学经验和教学管理能力的教师和员工参与其中,一场新的烧钱战役即将打响。

从目前来看,头部几家公司背后都有资本与资源整合实力,对于愿意投入的玩家来说,非常考验团队的算法技术及师资供给、解题质控等综合能力。

因此,这个赛道远远未到终局的时候,2021年,新的资本大战还将持续。拍照搜题这一赛道,融资难度变大之余,还需要研究新的打法与模式。

在当前,无论是拍照搜题,还是真人在线答疑,这类APP当前缺乏线下辅导为学生的知识体系做一个完整的梳理以及打通思维知识上的逻辑关联,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的应试需求,但却并没有建立起与学生与老师的思维碰撞与良性互动,没有逻辑思维的沟通与交流的教育,不是一种良性的教育体系。

西方有一句谚语:“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教育APP创业者更应厘清教育的本质,给孩子的成长过程注入独立思考与学习的能力,既有良性互动,又有责任与陪伴。但目前来看,资本大战下的拍照搜题玩家,距离这种理想形态明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产IVD行业困局:价格优势不再 高端产品突破艰难|行业困局

谁最能代表中国经济向上力量?2020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火热进行中,谁是你心中的TOP10商业领袖,[点击投票]


原标题:国产IVD行业困局: 价格优势不再,高端产品突破艰难

随着乐普医疗分拆乐普诊断冲刺科创板IPO的消息不胫而走,国产IVD(体外诊断)行业的发展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日前,乐普医疗(300003.SZ)公告称拟分拆全资子公司乐普诊断进行科创板IPO,目前申请获受理。本次乐普诊断拟募资4.11亿元,用于两大建设项目。2020年上半年,乐普诊断营业收入5.23亿元,净利润2.73亿元。其中,上半年新冠检测试剂产品收入为3.9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74.66%。公司近三年研发投入累计1.02亿元,占最近三年营业收入的15.58%。

“在传统的酶联免疫逐渐被淘汰、IVD市场进入者日益增加的局面下,当前众多国产龙头也纷纷开始向化学发光、分子诊断等高技术壁垒的细分领域发展。从这一点讲,乐普诊断上市后的道路也并非一路坦途。”12月8日,北京一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经理王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时至今日,在三甲医院检验科,绝大部分产品仍然使用进口产品,而化学发光的试剂更是超过90%的产品使用进口产品。

当下,国产替代在化学发光领域的举步维艰,侧面反映除了目前国产设备和试剂在性能和认可度方面仍逊色于进口产品,未来如何提升国产IVD产品的竞争力,对每一个国产IVD企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基层市场竞争渠道为王

所谓体外诊断(IVD)是在人体之外通过对人体的血液、体液、组织等进行检测而获取临床诊断信息的产品和服务,是现代医学诊断必需的重要手段。体外诊断产品主要可分为免疫诊断、生化诊断、分子诊断、微生物诊断、凝血类诊断、组织诊断、血液和体液诊断等。

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显示,2019年中国IVD市场规模达到7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远高于全球仅个位数的增长。其中免疫诊断、生化诊断、分子诊断是目前中国医疗机构用量最大的体外诊断方式,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38%、19%、15%。

当前,中国IVD行业经过20年的发展,陆续涌现出了安图生物新产业迈克生物科华生物等国产IVD上市公司。这些龙头企业早期多以传统的生化诊断、酶联免疫等产品为主打造平台,并以销售为导向抢占医院坑位,现在也已经发展成为年收入20-30亿元,净利润数亿元的大型企业。

王俊介绍称:“国产IVD领先企业大多有两类出身,一是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逐步进行一两个简单产品开发的公司,例如科华生物的前身湖南化剂室;二是由贸易公司转型产品开发,例如新产业。但无论是哪种方式起步,其产品形态和技术水平与外资相比均落后较多。”

这种情况下,国产厂商的切入点均选择了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生化诊断试剂、酶联免疫试剂等,而即使如此经过30年的发展,在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仍以进口设备以及试剂为主。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检验科主任介绍,“目前三甲医院仍然主要以采购罗氏、雅培、贝克曼等国际领先厂商的设备和产品为主,目前仅在生化检测中会使用部分国产试剂,在免疫检测中虽然基本上各个国产厂商的设备都有,但都很少使用。”

国产产品始终未能在IVD领域实现进一步的替代,究其根本还是技术水平的差距。类似化学发光这种技术门槛较高,进口产品仍保持着绝对的领先地位,三级医院市场份额超过90%、二级医院市场份额超过60%。

“IVD虽然并不直接用于人体,但是其诊断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医生诊断的结果。目前进口产品除了检测品种更加丰富以外,检测结果的精准度、稳定性远超于国产产品。所以目前国产产品在三级医院大多都能免费投放设备占坑,实际用量却非常小。”王俊介绍道。

一直以来,二级及以下医院成为国产厂商的主要战场,受限于诊断水平,基层医院本身对于诊断的精度要求较低,复杂病症多是直接向上转诊,这使得国产产品性能相对较差的缺点在基层医院被弱化。同时由于基层医疗的预算更加紧张,国产产品的价格优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空间。

在二级及以下医院的竞争中,产品性能不再是厂商之间竞争的第一要素,更高的性价比、更强的渠道关系、更广泛的销售网络、更及时的服务响应,是众多国产厂商在基层市场竞争中更需要具备的能力。

高端产品举步维艰

IVD领域中,技术壁垒较高的几个细分领域仍然以进口厂商保持着绝对领先优势,包括化学发光、NGS、流式细胞检测等项目。国产产品虽然在价格和渠道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只能帮助国产产品实现初步的替代,抢占少量市场。

根据免疫诊断国产龙头安图生物2019年年报显示,其产品已进入二级医院及以上终端用户5600家,其中三级医院1608家,占全国三级医院总量的60%。但在免疫诊断领域,安图生物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不到10%。

上述检验科人士表示,“虽然国产厂商和医院的关系一般都比较好,但是大部分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其检验体系早已建成,很难为了一些并不优于现在检测体系的产品或厂商去进行改变。同时,近年国家对于产品‘砍价’非常厉害,目前进口产品也只比国产贵10%左右,采购国产设备对于医院降低成本的帮助也有限。”

王俊补充道:“综合来看,在未来的竞争中,国产厂商想要依靠单纯的价格或渠道进行竞争已变得异常艰难。只有建设更完备的研发体系、开发技术水平更高的检测产品,才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进一步的优势。”

以2019年上市的科创板IVD公司普门科技为例,普门科技得益于成功攻克罗氏电化学发光的技术路线,虽于2016年才正式推出自己的设备和试剂,但在竞争已经异常激烈的IVD市场,凭借电化学发光产品的技术优势,在短短三年内,实现了近3亿元的销售,并成功将公司推向上市。

王俊坦言:“客观来讲,目前国产厂商的落后局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厂商在搭建好了初步的平台并实现了利润之后,才在近10年逐步开展并完善自己的技术体系,而进口厂商可能30-40年前就完成了这些工作。目前中国厂商经过近10年的积累,在安图生物、新产业、迈瑞等龙头企业的产品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顶尖的设备和试剂产品出现在他们的产品线中,国产产品仍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

华晨困局:一场意外的破产重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原标题《《财经》封面|华晨困局:一场意外的破产重整》,作者:李皙寅、王静仪、杨秀红 ,编辑:施智梁、袁满,责编:刘东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十亿元的债券违约,触发了总资产近2000亿元的大型国企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晨集团)的破产重整。

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集团的重整申请,华晨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稍早前,这家位于辽宁的老牌国企旗下一只十亿元私募公司债到期发生违约,发行的其他债券价格也一路下跌。

“突然”是一致的感受,从企业申请发起重整到法院正式受理不过一周。毕竟华晨集团常年稳居中国汽车销量排行榜前十名,华晨宝马、华晨金杯、华晨中华等都是驰名品牌。破产重整消息一出,震惊公众和市场。

有债权人感到被骗,语含愤怒:AAA级债券华晨集团为何没和债权人沟通,就直接选择破产重整?破产重整前,华晨集团为何要转移旗下核心资产?债务违约前,华晨集团为何多次发布兑付承诺公告?

“得个感冒就进了太平间。”一位债权人认为华晨集团本不至于今天的境地。他告诉《财经》记者,手握多家上市公司、还有华晨宝马这头利润奶牛的华晨集团,仅仅是面临了一次流动性紧张,完全有多种自救手段,比如以市场合理价格出让华晨宝马的股权,再比如债权人商议将债务展期。然而,华晨集团却直接走向破产重整。

就在确认华晨集团正式破产重整当天,证监会决定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同步核查华晨集团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严肃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作为当局者的华晨人觉得迷茫。“法院突然宣布破产重整的消息,集团内部都觉得非常意外,打乱了原定的工作计划,”接近华晨集团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今年九月集团新闻发言人还郑重介绍了集团的十四五规划,从具体产品到整体战略有一揽子计划,如果知道要破产,还做这个规划干嘛?”

多位接近华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华晨破产重整并非完全是出于企业意愿,上级主管部门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华晨只能被动接受。

▲ 记者实地探访辽宁省国资委所在地/《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作为辽宁省重点国企,华晨集团有两位股东,大股东是辽宁省国资委,持股80%,另一股东是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中心),持股20%。

辽宁省国资委婉拒了《财经》记者的采访请求:“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还没有落实,建议等待后续信息发布。”

华晨破产重整留给市场诸多疑问:华晨是否真的无力还债?是否有意转移资产?曾经中国前四的老牌车企何至如此?

截至本刊发稿,各方仍未给出明确的债务重整方案。

《财经》记者独家获悉,11月30日,华晨现有债权人召开了债券持有人大会,通过了包括建立双方定期沟通机制,履行信披义务;承诺不逃废债、制定合理偿债计划等近十项议案,华晨人士致歉释疑,但双方仍然矛盾重重。

债务虚实

11月13日,全国企业破产重组案件信息网上线了一则消息,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晨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整,前者是一家汽车冲压模具研产商。

华晨集团公告称,公司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因企业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华晨汽车此次债务违约对华晨汽车本部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导致财务状况恶化,极大影响偿债能力。

违约一事并非毫无征兆,《财经》记者从多种渠道听闻,为给华晨集团纾困,辽宁省有关部门展开了多次讨论。早在今年8月份,华晨集团旗下多只存续债券就出现暴跌。其中18华汽01债更是连跌三天,从85元直接跌到55.8元,跌幅高达34.35%。

作为辽宁省国资委的重点国有企业,华晨集团旗下拥有4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华晨中国(1114.HK)、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600609.SH);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653.SH)、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1148.HK)。华晨集团账上有钱,为何不还?

目前华晨集团的债务达1300亿。公司2020年债券半年报显示,总资产为1933.25亿元,总负债1328.44亿元,资产负债率68.72%。从期限结构看,流动负债占比达到77.28%,公司短期债务规模较大,流动比率1.1,速动比率0.83,存在短期集中偿债压力。

仔细分析1026.61亿元的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524.8亿元,短期借款165.2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53.94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华晨集团货币资金513.76亿元,但其中167.58亿元为受限资金,可动用资金为346.18亿元。对比前述负债,现有资金远远不够。

在银行贷款、信托、保险资金债权计划均违约的情况下,还拖欠供应商款项,华晨很难单独兑付公司债券。所以账上有钱,不代表就能还债权人的钱。

对于坐拥四家上市公司的华晨集团来说,除了自身的资金,外部是否还有腾挪的空间?在11月9日的“17华汽05持有人大会”上,华晨集团表示,其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得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华晨集团可动用的资金很少,且分布在多家企业中,各企业可动用资金余额较低,不足以偿还债务。

“这说明国企集团公司(母公司)为子公司募集资金的模式有问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告诉《财经》记者,当前的国企集团不再负责具体经营,而将业务和资产下沉到子公司。由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集团公司和母公司不能随便动用子公司资金。加上集团公司经常作为融资主体,借钱给子公司使用。导致在集团的合并报表上,资产和营收规模很大,但大额的货币资金只是合并财报上的数据,这些真金白银并非趴在集团母公司银行账户上,而是在子公司手里。这就导致集团内部调剂资金的能力也有限。

也就是说,华晨集团既动不了华晨宝马的钱,也动不了金杯的钱,能动的就是中华和华颂两个公司的钱。但中华汽车、华颂汽车近几年的销量却不容乐观、盈利能力堪忧。

华晨集团未偿还债券还有13只,余额为162亿元。从到期分布情况来看,2021至2023年将是债券到期及回售压力的集中期。因此,华晨集团的偿债能力堪忧。

更重要的是,华晨集团涉嫌低价转移核心资产华晨中国,在业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华晨中国拥有与德国宝马集团(BMW.DE)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50%股份,是集团的利润奶牛。

今年5月27日,华晨集团以0.01美元(约合人民币0.07元)/股的价格,出售旗下华晨中国2亿股,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3.96%,接盘方为辽宁省另一家国企辽宁省交通建设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交投”)。华晨中国解释称,这是为了与买方进一步拓展业务发展空间、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采取的战略合作安排。

该出售价格被业界普遍质疑。上述股权转让公布日,华晨中国价格均在6港元以上。

华晨集团为何明显低于市价出售旗下上市公司股权?一位资深金融专业人士对《财经》记者称这类操作涉嫌资产转移,是为后期可能的逃废债做铺垫。“这就类似某人通过借款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把房子赠予亲属,后期再以没有房产为由不还借款。”

这位人士解释称:“在因债券违约进行资产重整后,华晨集团甚至还可以以高于0.01美元/股的价格将股权买回来,这一番操作,可以让该公司保留住优质资产。”

7月14日,华晨集团再次将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出售给辽宁交投,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7.93%。钱去哪里了?在11月30日,华晨现有债权人召开了债券持有人大会,这个问题被多次问及,华晨方面未做回应。

华晨集团转让华晨中国股份的行为还在继续。9月22日,华晨集团成立子公司辽宁鑫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鑫瑞”),9月30日将手中还持有的30.43%华晨中国股权全部转让给辽宁鑫瑞。至此,华晨集团不再直接持有华晨中国股份。

除了工商登记资料,辽宁鑫瑞在互联网上信息寥寥,注册地址位于沈阳远郊沈抚新区的金枫街, “这里再过去就是抚顺了”,出租车司机对《财经》记者说。

▲ 记者实地探访辽宁鑫瑞公司注册地,发现仍是一片工地,对面是农田 /《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11月26日,《财经》记者实地探访辽宁鑫瑞的公司注册地址,发现其所在地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零星有建筑工人进出,街对面则是一片稻田,马路上偶有拖拉机驶过,路边悬挂着禁止燃放秸秆的大红标语,附近无人知晓辽宁鑫瑞这家公司的存在。

“华晨集团手中最值钱核心资产,也就是华晨宝马的股权转让及质押,依然成谜。”上述债权人对《财经》记者解释称,辽宁鑫瑞承接华晨中国股权,有关交易价格、受让方资金来源,华晨集团获得资金的使用情况,辽宁鑫瑞随后与吉林信托的股权质押等问题,华晨集团均未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财经》记者独家获悉,11月30日,在线上召开的华晨债券持有人大会上,二十余家债权人机构参会,占可投票债权人总比例的57%。会议设有近十项议案,包括建立双方定期沟通机制,履行信披义务;承诺不逃废债、制定合理偿债计划;披露目前公司财务、资产情况;停止处置资产等。虽然经由现场债权人表决,现场议案逐一得以通过。但债权人并不买账,认为华晨集团参会方并未就核心问题给出有效回应,让人失望。

还有债权人提问:金杜律所何时进入华晨集团开展服务、原因为何?在一小时的债权人大会上,这一问题重复了近10次。有债权人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是能够反映华晨集团是否有意逃废债的重要依据。据他们了解,金杜律所进入华晨集团服务时间,远远早于法院核准华晨集团破产重整。华晨集团相关人士对此始终回避,同时表示并非华晨集团有意破产重整。

对于另一个争议焦点——破产重整前华晨多次发布兑付承诺公告,并把华晨宝马股权转让给其他机构,导致如今没有优质资产可供清偿。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马文兵对《财经》记者分析道,债务人在破产前6个月单方面处置财产的行为是否有效、这个行为是否应该予以撤销,这其中有很大的法律问题。债权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犯罪线索,大的债权人尤是银行、信托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委员会,统一委托相关律师来主张权利。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

会议要求,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自救成效不彰

“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仍未能让集团生产经营好转,也没能有效化解华晨集团的债务和资金风险,对此我们深感愧疚,并在此表示深刻检讨。”在债券持有人大会上,华晨集团任姓负责人代表公司致歉,并表示将尽全力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欢迎投资者来公司做尽职调查。

拯救华晨的方案仍未出炉。任姓负责人表示,华晨集团作为配合方,刚刚获得法院裁定,在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后才能制定具体重整方案。

如今的华晨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想找一个合适的破产管理人,并非易事。11月20日,证监会公告称,已对华晨集团债务违约展开专项检查,向华晨集团出具了警示函,并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同步核查华晨集团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

华晨集团尚未放弃自救。

▲ 华晨集团相关公司正门/《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破产重整宣布后,《财经》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华晨集团以及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未受到太大影响。自主品牌中华和华颂由于销量不佳,年初就基本停产;合资公司有华晨宝马、华晨雷诺金杯、华晨新日等,华晨集团官方表示,破产重整对合资公司没有影响,只涉及自主品牌。

华晨中华厂区门卫告诉《财经》记者,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华的人就基本没怎么上过班,生产基本停滞,现在厂区主要是行政办公室人员值守。

这一说法得到了负责中华汽车销售的沈阳华晨金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人士的认可。“我们现在就是处理库存车了,主要都是去年和前年生产的,卖完最后这一批,以后就不卖了,转卖华晨其他品牌比如金杯啥的。”

“华颂的价格特别合适,原价20多万,现在比五折还低,十万五千八。这是款MPV,用的是宝马发动机,就剩下两台了,卖完就没有了。”前述销售人士对《财经》记者介绍。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0月,华晨金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乘用车1.32万辆,同比下降21.2%,累计销售11.51万辆,同比下降17.92%。今年1月-10月,华晨的自主SUV合计销售4.57万辆,同比下滑30.81%。

除了自主品牌,华晨集团旗下其他板块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这周华晨新日的新车在无锡下线,上周华晨雷诺金杯的新车在沈阳下线,产品都在正常推出。”华晨相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对此也有不同声音,接近华晨雷诺金杯管理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华晨雷诺金杯正在裁员。且由于法国合资方的支持力度不够,新车型引入速度太慢,导致产品和品牌力不断下滑,终端销售渠道也在不断萎缩。

“雷诺的回款速度比较慢,我们公司有笔400万的钱十月底就该结了,到现在都没结,”一位华晨雷诺金杯的供应商告诉《财经》记者。与之相对,宝马的回款速度就比较快,快的时候20多天就能回款,月初发货月底打款。

现任华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阎秉哲去年从沈阳市副市长任上调任而来,他被寄予了将华晨打造为辽宁国企改革标杆的厚望。2018年6月,辽宁省国资委改革处调研华晨集团时强调,作为辽宁省综合改革的试点单位,希望华晨集团成为辽宁省属国有企业的改革标杆,分享和推广改革经验。

相比其他车企掌舵人,阎秉哲在媒体面前罕有露面。“外人可能觉得阎总来了之后做的事情不多,但是理清内部架构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先要摸底,再要调整,每一项都要花很多时间。”不愿具名的华晨集团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该人士介绍,阎秉哲理清了集团的内部组织架构,从过去的9级压缩至3级;调整了公司战略,聚焦整车产业,拓展零部件业务,和宝马、雷诺深化合作,剥离非主营业务,开展清收欠款和处置低效资产。此外,从今年起,华晨压缩了管理层,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也下调了薪资。

作为合资伙伴,宝马集团也有帮扶华晨集团。2020年7月,宝马先是将华晨宝马零部件500亿元的大单签给了华晨集团,8月,又一次性派驻20名德国专家进入华晨汽车,帮助其提升业务水平。

谈及未来出路何在?上述人士认为,首先要想办法降低债务风险,然后巩固和宝马的合作,然后寻求整车和零部件合作伙伴的支持。

何以由盛转衰?

华晨集团是中国放宽汽车行业外商来华投资股比限制后的首位践行者,赞誉满身。2018年10月,宝马集团以36亿元的价格,从华晨集团手下买下华晨宝马25%的股份,由此宝马的持股将从50%提高到75%,首次突破合资车企的外资股比限制。

梳理华晨的前世今生,它一直以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而著称。

1987年,华晨集团的前身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沈阳全市近百家街道工厂组合的企业改制而来。耳顺之年的董事长赵希友探索出了公开募股,把卖股票的摊子支到了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俗称“中南海里卖股票”。

▲ 仰融(图源自网络)

后来,乘着国务院下发向社会公开募股的政策东风,神秘的仰融携款而来,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了金杯股份,成为了华晨系的实控人,1992年华晨汽车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

当时,华晨瞅准了中国逐渐起飞的轻型客车市场,引进丰田海狮车型,专门打造了一款低成本的轻型客车。由于踩准了商务车起飞的趋势,金杯海狮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投资回报率高达30%。

最体现当时华晨卓越眼光的是引进宝马项目,2001年时任宝马集团董事长米尔博格作为德国访华团成员来到北京市,仰融与之共进晚餐,力陈双方思路一致有共识,加上技改现有华晨产线,这将是宝马在华生产轿车的捷径。米尔博格接受了仰融的观点,双方商定由仰融担任宝马(沈阳)项目领导小组组长。2003年5月,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在沈阳注册成立。

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初生的中国市场和国民的消费水平,能否供养宝马这条豪华车大鱼?然而此后狂奔十年的中国汽车黄金时代印证了当时华晨的前瞻眼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2019年,宝马品牌(含MINI)在华销售72.36万辆,成为豪华品牌销量冠军。华晨宝马销售54.59万辆,同比增长17.1%,为华晨中国贡献净利润76.26亿元,同比增长22.1%。

仰融做好了大部分的项目铺垫工作,但他并未亲眼见到华晨宝马合资公司落成。2002年,在仰融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探花的第二年,财政部发文认定,华晨归国家所有,仰融经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后,出走美国。同年10月,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捕。

2005年12月,走马灯式的高管换人后,在大连市副市长任上刚干了一年半的祁玉民,手持一纸意外的调令来到沈阳主持华晨工作。

新官上任,他先打响了降价发令枪,在售车型中华尊驰售价最高下调4万元,新车提前下线,搅动了整个车市。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逾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尊驰轿车一度脱销,华晨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扭亏为盈。

彼时的华晨,志得意满,风华正茂。

2019年祁玉民到点退休。在他卸任之时,华晨集团2018年销售收入突破2000亿元,实现利税超过350亿元,成为辽宁省唯一年销售收入过2000亿元企业集团。

有观点认为,华晨依托合资企业躺赚,乐不思蜀忽略了自主品牌发展。这种说法有点“唯结果论”。祁玉民很早就提出要重视发展自主。但他认为自主车企没必要事必躬亲,他梦想中的产品,底盘是保时捷调校,造型、内外饰用意大利的,发动机和宝马合作,三大资源一整合,自然出好车。

但华晨宝马合资公司过于成功,确实成为华晨集团的资源诅咒。业内普遍认为,与宝马集团的17年合作,让华晨汽车尝到了利用外资研发技术的甜头,但由于过度依赖合资板块,华晨汽车自主板块的销量不断下滑,市场占有率缩水。

▲ 沈阳路边一辆闲置多时的金杯汽车/《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一个城市的出租车一般优先选用本地汽车品牌,这一常规在沈阳被打破。11月底,《财经》记者在沈阳留意到,街头的出租车多为现代、铃木等外地品牌,偶有华晨中华驶过。

12月4日,华晨集团破产重整消息发布两周后,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前路何往

华晨集团首先要解决的是债务问题。

“这些国企是否真的没有能力偿债,这需要打上问号。要知道,这些都是3A评级的债券。”一位资深金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国企主动选择债券违约,可以借此实现加杠杆的操作。大型国企债券违约,涉及的违约资金可能多达上百亿,在此过程中,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有可能给予问题国企补贴或协调银行贷款,这些国企可借此拿到更多资金,撬动杠杆。

这种观点颇有代表性:国企债券违约,以往曾通过银行贷款、永续债等获得转机,这让业内出现一种犹如磐石般的信仰,认为国企债券能够刚兑。那么这轮债券违约,为何没有银行出手相救?

一位在大型国有银行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商业银行也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对于华晨这种企业,不能及时偿还债券,银行谈不上救不救。企业应该用自己的现金流还债,而不是等银行去救。银行发放贷款,也要根据企业的偿还能力自主决定。

华晨集团任姓负责人表示,华晨集团并非有意债务违约,会依法重点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但在华晨集团转让资产后,债权人担心的不止是华晨集团的偿债能力,还有其偿债诚意。

“破产是不可逆的,若受理的重整生效,从法理上不能撤回。”马文兵告诉《财经》记者,如果有隐匿的财产一定要追回,企业负责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破产法33条,如果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而隐匿财产,或者虚构债务、承认不真实债务,可以追究债务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马文兵称,清产核资是第一步,追回资产是第二步,如果资产基本能抵偿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破产和解;如果资不抵债但有重整价值,可以破产重整,由有意向的重整投资人来收购企业,实现企业重整;资产实在没有价值那只能破产清算。

“债权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中国企改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打破“国企信仰”,政府不应再为国企业债务背书。有些地方出现国资部门捆绑辖内国企信用的做法,这短期内可以提高地方国企的信用、减少融资成本,但助长“国企信仰”会使某些国企的债务越滚越大。

近年间辽宁见证了多家大型国企的破产重整。先是东北特钢、大连机床、辉山乳业,再到沈阳机床和如今的华晨集团。三四年间,多家本地人引以为傲的老国企因为债务沉重而进入破产重整。

▲ 华晨销售公司的“草台班子”/《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华晨在辽宁的重要地位,救是肯定会救的,关键在于怎么救?

“这次华晨绝对死不了,就是换一种方式改革。”一位华晨退休高管告诉《财经》记者,华晨中国在华晨宝马中只有25%的股份,以后不能并表,一定程度的抽贷造成资金周转不灵,区区10亿的债都还不了。上级主管单位其实是乘机提出重整搞改革,华晨2000亿的资产,要救肯定救得活。

华晨集团的下一步怎么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员工们都表示迷茫,无法证实的传闻中,各大汽车集团都有收购接盘的可能。

在马文兵看来,大型企业的破产重整周期漫长,若能顺利招募到投资人、进入重整阶段,重整期是9个月,两年内有希望重整成功。如果重整失败,那就可能耗时3-5年才有结果。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对《财经》记者表示,没有品牌、核心技术、同时缺资本的车企,未来会纷纷倒下。地方政府不要再追求短期政绩和GDP,应该对产业的核心技术有辨别能力,培养具有核心技术、愿意真心干的企业。

在中德诺浩汽车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资深汽车评论家孙勇看来,华晨破产重整必然推动行业兼并重整,由于企业失去社会信用,华晨必然很难独立生存。在合资股权调整的背景下,华晨集团未来被行业兼并重整或是必然趋势。

华晨困局:一场意外的破产重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原标题《《财经》封面|华晨困局:一场意外的破产重整》,作者:李皙寅、王静仪、杨秀红 ,编辑:施智梁、袁满,责编:刘东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十亿元的债券违约,触发了总资产近2000亿元的大型国企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晨集团)的破产重整。

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集团的重整申请,华晨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稍早前,这家位于辽宁的老牌国企旗下一只十亿元私募公司债到期发生违约,发行的其他债券价格也一路下跌。

“突然”是一致的感受,从企业申请发起重整到法院正式受理不过一周。毕竟华晨集团常年稳居中国汽车销量排行榜前十名,华晨宝马、华晨金杯、华晨中华等都是驰名品牌。破产重整消息一出,震惊公众和市场。

有债权人感到被骗,语含愤怒:AAA级债券华晨集团为何没和债权人沟通,就直接选择破产重整?破产重整前,华晨集团为何要转移旗下核心资产?债务违约前,华晨集团为何多次发布兑付承诺公告?

“得个感冒就进了太平间。”一位债权人认为华晨集团本不至于今天的境地。他告诉《财经》记者,手握多家上市公司、还有华晨宝马这头利润奶牛的华晨集团,仅仅是面临了一次流动性紧张,完全有多种自救手段,比如以市场合理价格出让华晨宝马的股权,再比如债权人商议将债务展期。然而,华晨集团却直接走向破产重整。

就在确认华晨集团正式破产重整当天,证监会决定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同步核查华晨集团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严肃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作为当局者的华晨人觉得迷茫。“法院突然宣布破产重整的消息,集团内部都觉得非常意外,打乱了原定的工作计划,”接近华晨集团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今年九月集团新闻发言人还郑重介绍了集团的十四五规划,从具体产品到整体战略有一揽子计划,如果知道要破产,还做这个规划干嘛?”

多位接近华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华晨破产重整并非完全是出于企业意愿,上级主管部门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华晨只能被动接受。

▲ 记者实地探访辽宁省国资委所在地/《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作为辽宁省重点国企,华晨集团有两位股东,大股东是辽宁省国资委,持股80%,另一股东是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中心),持股20%。

辽宁省国资委婉拒了《财经》记者的采访请求:“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还没有落实,建议等待后续信息发布。”

华晨破产重整留给市场诸多疑问:华晨是否真的无力还债?是否有意转移资产?曾经中国前四的老牌车企何至如此?

截至本刊发稿,各方仍未给出明确的债务重整方案。

《财经》记者独家获悉,11月30日,华晨现有债权人召开了债券持有人大会,通过了包括建立双方定期沟通机制,履行信披义务;承诺不逃废债、制定合理偿债计划等近十项议案,华晨人士致歉释疑,但双方仍然矛盾重重。

债务虚实

11月13日,全国企业破产重组案件信息网上线了一则消息,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华晨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整,前者是一家汽车冲压模具研产商。

华晨集团公告称,公司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因企业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华晨汽车此次债务违约对华晨汽车本部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导致财务状况恶化,极大影响偿债能力。

违约一事并非毫无征兆,《财经》记者从多种渠道听闻,为给华晨集团纾困,辽宁省有关部门展开了多次讨论。早在今年8月份,华晨集团旗下多只存续债券就出现暴跌。其中18华汽01债更是连跌三天,从85元直接跌到55.8元,跌幅高达34.35%。

作为辽宁省国资委的重点国有企业,华晨集团旗下拥有4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华晨中国(1114.HK)、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600609.SH);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653.SH)、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1148.HK)。华晨集团账上有钱,为何不还?

目前华晨集团的债务达1300亿。公司2020年债券半年报显示,总资产为1933.25亿元,总负债1328.44亿元,资产负债率68.72%。从期限结构看,流动负债占比达到77.28%,公司短期债务规模较大,流动比率1.1,速动比率0.83,存在短期集中偿债压力。

仔细分析1026.61亿元的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524.8亿元,短期借款165.2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53.94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华晨集团货币资金513.76亿元,但其中167.58亿元为受限资金,可动用资金为346.18亿元。对比前述负债,现有资金远远不够。

在银行贷款、信托、保险资金债权计划均违约的情况下,还拖欠供应商款项,华晨很难单独兑付公司债券。所以账上有钱,不代表就能还债权人的钱。

对于坐拥四家上市公司的华晨集团来说,除了自身的资金,外部是否还有腾挪的空间?在11月9日的“17华汽05持有人大会”上,华晨集团表示,其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得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华晨集团可动用的资金很少,且分布在多家企业中,各企业可动用资金余额较低,不足以偿还债务。

“这说明国企集团公司(母公司)为子公司募集资金的模式有问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告诉《财经》记者,当前的国企集团不再负责具体经营,而将业务和资产下沉到子公司。由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集团公司和母公司不能随便动用子公司资金。加上集团公司经常作为融资主体,借钱给子公司使用。导致在集团的合并报表上,资产和营收规模很大,但大额的货币资金只是合并财报上的数据,这些真金白银并非趴在集团母公司银行账户上,而是在子公司手里。这就导致集团内部调剂资金的能力也有限。

也就是说,华晨集团既动不了华晨宝马的钱,也动不了金杯的钱,能动的就是中华和华颂两个公司的钱。但中华汽车、华颂汽车近几年的销量却不容乐观、盈利能力堪忧。

华晨集团未偿还债券还有13只,余额为162亿元。从到期分布情况来看,2021至2023年将是债券到期及回售压力的集中期。因此,华晨集团的偿债能力堪忧。

更重要的是,华晨集团涉嫌低价转移核心资产华晨中国,在业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华晨中国拥有与德国宝马集团(BMW.DE)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50%股份,是集团的利润奶牛。

今年5月27日,华晨集团以0.01美元(约合人民币0.07元)/股的价格,出售旗下华晨中国2亿股,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3.96%,接盘方为辽宁省另一家国企辽宁省交通建设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交投”)。华晨中国解释称,这是为了与买方进一步拓展业务发展空间、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采取的战略合作安排。

该出售价格被业界普遍质疑。上述股权转让公布日,华晨中国价格均在6港元以上。

华晨集团为何明显低于市价出售旗下上市公司股权?一位资深金融专业人士对《财经》记者称这类操作涉嫌资产转移,是为后期可能的逃废债做铺垫。“这就类似某人通过借款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把房子赠予亲属,后期再以没有房产为由不还借款。”

这位人士解释称:“在因债券违约进行资产重整后,华晨集团甚至还可以以高于0.01美元/股的价格将股权买回来,这一番操作,可以让该公司保留住优质资产。”

7月14日,华晨集团再次将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出售给辽宁交投,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7.93%。钱去哪里了?在11月30日,华晨现有债权人召开了债券持有人大会,这个问题被多次问及,华晨方面未做回应。

华晨集团转让华晨中国股份的行为还在继续。9月22日,华晨集团成立子公司辽宁鑫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鑫瑞”),9月30日将手中还持有的30.43%华晨中国股权全部转让给辽宁鑫瑞。至此,华晨集团不再直接持有华晨中国股份。

除了工商登记资料,辽宁鑫瑞在互联网上信息寥寥,注册地址位于沈阳远郊沈抚新区的金枫街, “这里再过去就是抚顺了”,出租车司机对《财经》记者说。

▲ 记者实地探访辽宁鑫瑞公司注册地,发现仍是一片工地,对面是农田 /《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11月26日,《财经》记者实地探访辽宁鑫瑞的公司注册地址,发现其所在地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零星有建筑工人进出,街对面则是一片稻田,马路上偶有拖拉机驶过,路边悬挂着禁止燃放秸秆的大红标语,附近无人知晓辽宁鑫瑞这家公司的存在。

“华晨集团手中最值钱核心资产,也就是华晨宝马的股权转让及质押,依然成谜。”上述债权人对《财经》记者解释称,辽宁鑫瑞承接华晨中国股权,有关交易价格、受让方资金来源,华晨集团获得资金的使用情况,辽宁鑫瑞随后与吉林信托的股权质押等问题,华晨集团均未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财经》记者独家获悉,11月30日,在线上召开的华晨债券持有人大会上,二十余家债权人机构参会,占可投票债权人总比例的57%。会议设有近十项议案,包括建立双方定期沟通机制,履行信披义务;承诺不逃废债、制定合理偿债计划;披露目前公司财务、资产情况;停止处置资产等。虽然经由现场债权人表决,现场议案逐一得以通过。但债权人并不买账,认为华晨集团参会方并未就核心问题给出有效回应,让人失望。

还有债权人提问:金杜律所何时进入华晨集团开展服务、原因为何?在一小时的债权人大会上,这一问题重复了近10次。有债权人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是能够反映华晨集团是否有意逃废债的重要依据。据他们了解,金杜律所进入华晨集团服务时间,远远早于法院核准华晨集团破产重整。华晨集团相关人士对此始终回避,同时表示并非华晨集团有意破产重整。

对于另一个争议焦点——破产重整前华晨多次发布兑付承诺公告,并把华晨宝马股权转让给其他机构,导致如今没有优质资产可供清偿。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马文兵对《财经》记者分析道,债务人在破产前6个月单方面处置财产的行为是否有效、这个行为是否应该予以撤销,这其中有很大的法律问题。债权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犯罪线索,大的债权人尤是银行、信托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委员会,统一委托相关律师来主张权利。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

会议要求,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自救成效不彰

“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仍未能让集团生产经营好转,也没能有效化解华晨集团的债务和资金风险,对此我们深感愧疚,并在此表示深刻检讨。”在债券持有人大会上,华晨集团任姓负责人代表公司致歉,并表示将尽全力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欢迎投资者来公司做尽职调查。

拯救华晨的方案仍未出炉。任姓负责人表示,华晨集团作为配合方,刚刚获得法院裁定,在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后才能制定具体重整方案。

如今的华晨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想找一个合适的破产管理人,并非易事。11月20日,证监会公告称,已对华晨集团债务违约展开专项检查,向华晨集团出具了警示函,并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同步核查华晨集团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

华晨集团尚未放弃自救。

▲ 华晨集团相关公司正门/《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破产重整宣布后,《财经》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华晨集团以及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未受到太大影响。自主品牌中华和华颂由于销量不佳,年初就基本停产;合资公司有华晨宝马、华晨雷诺金杯、华晨新日等,华晨集团官方表示,破产重整对合资公司没有影响,只涉及自主品牌。

华晨中华厂区门卫告诉《财经》记者,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华的人就基本没怎么上过班,生产基本停滞,现在厂区主要是行政办公室人员值守。

这一说法得到了负责中华汽车销售的沈阳华晨金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人士的认可。“我们现在就是处理库存车了,主要都是去年和前年生产的,卖完最后这一批,以后就不卖了,转卖华晨其他品牌比如金杯啥的。”

“华颂的价格特别合适,原价20多万,现在比五折还低,十万五千八。这是款MPV,用的是宝马发动机,就剩下两台了,卖完就没有了。”前述销售人士对《财经》记者介绍。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0月,华晨金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乘用车1.32万辆,同比下降21.2%,累计销售11.51万辆,同比下降17.92%。今年1月-10月,华晨的自主SUV合计销售4.57万辆,同比下滑30.81%。

除了自主品牌,华晨集团旗下其他板块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这周华晨新日的新车在无锡下线,上周华晨雷诺金杯的新车在沈阳下线,产品都在正常推出。”华晨相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对此也有不同声音,接近华晨雷诺金杯管理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华晨雷诺金杯正在裁员。且由于法国合资方的支持力度不够,新车型引入速度太慢,导致产品和品牌力不断下滑,终端销售渠道也在不断萎缩。

“雷诺的回款速度比较慢,我们公司有笔400万的钱十月底就该结了,到现在都没结,”一位华晨雷诺金杯的供应商告诉《财经》记者。与之相对,宝马的回款速度就比较快,快的时候20多天就能回款,月初发货月底打款。

现任华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阎秉哲去年从沈阳市副市长任上调任而来,他被寄予了将华晨打造为辽宁国企改革标杆的厚望。2018年6月,辽宁省国资委改革处调研华晨集团时强调,作为辽宁省综合改革的试点单位,希望华晨集团成为辽宁省属国有企业的改革标杆,分享和推广改革经验。

相比其他车企掌舵人,阎秉哲在媒体面前罕有露面。“外人可能觉得阎总来了之后做的事情不多,但是理清内部架构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先要摸底,再要调整,每一项都要花很多时间。”不愿具名的华晨集团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该人士介绍,阎秉哲理清了集团的内部组织架构,从过去的9级压缩至3级;调整了公司战略,聚焦整车产业,拓展零部件业务,和宝马、雷诺深化合作,剥离非主营业务,开展清收欠款和处置低效资产。此外,从今年起,华晨压缩了管理层,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也下调了薪资。

作为合资伙伴,宝马集团也有帮扶华晨集团。2020年7月,宝马先是将华晨宝马零部件500亿元的大单签给了华晨集团,8月,又一次性派驻20名德国专家进入华晨汽车,帮助其提升业务水平。

谈及未来出路何在?上述人士认为,首先要想办法降低债务风险,然后巩固和宝马的合作,然后寻求整车和零部件合作伙伴的支持。

何以由盛转衰?

华晨集团是中国放宽汽车行业外商来华投资股比限制后的首位践行者,赞誉满身。2018年10月,宝马集团以36亿元的价格,从华晨集团手下买下华晨宝马25%的股份,由此宝马的持股将从50%提高到75%,首次突破合资车企的外资股比限制。

梳理华晨的前世今生,它一直以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而著称。

1987年,华晨集团的前身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由沈阳全市近百家街道工厂组合的企业改制而来。耳顺之年的董事长赵希友探索出了公开募股,把卖股票的摊子支到了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俗称“中南海里卖股票”。

▲ 仰融(图源自网络)

后来,乘着国务院下发向社会公开募股的政策东风,神秘的仰融携款而来,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了金杯股份,成为了华晨系的实控人,1992年华晨汽车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

当时,华晨瞅准了中国逐渐起飞的轻型客车市场,引进丰田海狮车型,专门打造了一款低成本的轻型客车。由于踩准了商务车起飞的趋势,金杯海狮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投资回报率高达30%。

最体现当时华晨卓越眼光的是引进宝马项目,2001年时任宝马集团董事长米尔博格作为德国访华团成员来到北京市,仰融与之共进晚餐,力陈双方思路一致有共识,加上技改现有华晨产线,这将是宝马在华生产轿车的捷径。米尔博格接受了仰融的观点,双方商定由仰融担任宝马(沈阳)项目领导小组组长。2003年5月,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在沈阳注册成立。

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初生的中国市场和国民的消费水平,能否供养宝马这条豪华车大鱼?然而此后狂奔十年的中国汽车黄金时代印证了当时华晨的前瞻眼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2019年,宝马品牌(含MINI)在华销售72.36万辆,成为豪华品牌销量冠军。华晨宝马销售54.59万辆,同比增长17.1%,为华晨中国贡献净利润76.26亿元,同比增长22.1%。

仰融做好了大部分的项目铺垫工作,但他并未亲眼见到华晨宝马合资公司落成。2002年,在仰融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探花的第二年,财政部发文认定,华晨归国家所有,仰融经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后,出走美国。同年10月,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捕。

2005年12月,走马灯式的高管换人后,在大连市副市长任上刚干了一年半的祁玉民,手持一纸意外的调令来到沈阳主持华晨工作。

新官上任,他先打响了降价发令枪,在售车型中华尊驰售价最高下调4万元,新车提前下线,搅动了整个车市。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逾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尊驰轿车一度脱销,华晨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扭亏为盈。

彼时的华晨,志得意满,风华正茂。

2019年祁玉民到点退休。在他卸任之时,华晨集团2018年销售收入突破2000亿元,实现利税超过350亿元,成为辽宁省唯一年销售收入过2000亿元企业集团。

有观点认为,华晨依托合资企业躺赚,乐不思蜀忽略了自主品牌发展。这种说法有点“唯结果论”。祁玉民很早就提出要重视发展自主。但他认为自主车企没必要事必躬亲,他梦想中的产品,底盘是保时捷调校,造型、内外饰用意大利的,发动机和宝马合作,三大资源一整合,自然出好车。

但华晨宝马合资公司过于成功,确实成为华晨集团的资源诅咒。业内普遍认为,与宝马集团的17年合作,让华晨汽车尝到了利用外资研发技术的甜头,但由于过度依赖合资板块,华晨汽车自主板块的销量不断下滑,市场占有率缩水。

▲ 沈阳路边一辆闲置多时的金杯汽车/《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一个城市的出租车一般优先选用本地汽车品牌,这一常规在沈阳被打破。11月底,《财经》记者在沈阳留意到,街头的出租车多为现代、铃木等外地品牌,偶有华晨中华驶过。

12月4日,华晨集团破产重整消息发布两周后,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前路何往

华晨集团首先要解决的是债务问题。

“这些国企是否真的没有能力偿债,这需要打上问号。要知道,这些都是3A评级的债券。”一位资深金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国企主动选择债券违约,可以借此实现加杠杆的操作。大型国企债券违约,涉及的违约资金可能多达上百亿,在此过程中,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有可能给予问题国企补贴或协调银行贷款,这些国企可借此拿到更多资金,撬动杠杆。

这种观点颇有代表性:国企债券违约,以往曾通过银行贷款、永续债等获得转机,这让业内出现一种犹如磐石般的信仰,认为国企债券能够刚兑。那么这轮债券违约,为何没有银行出手相救?

一位在大型国有银行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商业银行也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对于华晨这种企业,不能及时偿还债券,银行谈不上救不救。企业应该用自己的现金流还债,而不是等银行去救。银行发放贷款,也要根据企业的偿还能力自主决定。

华晨集团任姓负责人表示,华晨集团并非有意债务违约,会依法重点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但在华晨集团转让资产后,债权人担心的不止是华晨集团的偿债能力,还有其偿债诚意。

“破产是不可逆的,若受理的重整生效,从法理上不能撤回。”马文兵告诉《财经》记者,如果有隐匿的财产一定要追回,企业负责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破产法33条,如果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而隐匿财产,或者虚构债务、承认不真实债务,可以追究债务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马文兵称,清产核资是第一步,追回资产是第二步,如果资产基本能抵偿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破产和解;如果资不抵债但有重整价值,可以破产重整,由有意向的重整投资人来收购企业,实现企业重整;资产实在没有价值那只能破产清算。

“债权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中国企改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打破“国企信仰”,政府不应再为国企业债务背书。有些地方出现国资部门捆绑辖内国企信用的做法,这短期内可以提高地方国企的信用、减少融资成本,但助长“国企信仰”会使某些国企的债务越滚越大。

近年间辽宁见证了多家大型国企的破产重整。先是东北特钢、大连机床、辉山乳业,再到沈阳机床和如今的华晨集团。三四年间,多家本地人引以为傲的老国企因为债务沉重而进入破产重整。

▲ 华晨销售公司的“草台班子”/《财经》记者 王静仪 摄

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华晨在辽宁的重要地位,救是肯定会救的,关键在于怎么救?

“这次华晨绝对死不了,就是换一种方式改革。”一位华晨退休高管告诉《财经》记者,华晨中国在华晨宝马中只有25%的股份,以后不能并表,一定程度的抽贷造成资金周转不灵,区区10亿的债都还不了。上级主管单位其实是乘机提出重整搞改革,华晨2000亿的资产,要救肯定救得活。

华晨集团的下一步怎么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员工们都表示迷茫,无法证实的传闻中,各大汽车集团都有收购接盘的可能。

在马文兵看来,大型企业的破产重整周期漫长,若能顺利招募到投资人、进入重整阶段,重整期是9个月,两年内有希望重整成功。如果重整失败,那就可能耗时3-5年才有结果。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对《财经》记者表示,没有品牌、核心技术、同时缺资本的车企,未来会纷纷倒下。地方政府不要再追求短期政绩和GDP,应该对产业的核心技术有辨别能力,培养具有核心技术、愿意真心干的企业。

在中德诺浩汽车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资深汽车评论家孙勇看来,华晨破产重整必然推动行业兼并重整,由于企业失去社会信用,华晨必然很难独立生存。在合资股权调整的背景下,华晨集团未来被行业兼并重整或是必然趋势。

大亚圣象困局:权利纷争与高层动荡限制公司发展壮大

大亚圣象困局

本报记者/李瑞娜/北京报道

10月14日,地板巨头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000910.SZ,以下简称“大亚圣象”)融资融券再度下滑,分别为2.489亿元,及-1529万元,而此时的大亚圣象,仍然没有摆脱坊间对其两年前权利纷争的讨论。

日前,大亚圣象发布公告称,因2018年的一起股权转让及解除事项没有及时披露,于公告日前夕收到江苏证监局的警示函。据了解,这一股权转让及解除事项,正是发生于大亚圣象前董事长陈晓龙与其兄、现任大亚圣象董事长陈建军争夺公司控制权期间。而事实上,围绕大亚圣象“权利的游戏”话题,早在2015年大亚圣象第一掌门人陈兴康突然辞世后便已纷纷扬扬。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亚圣象家族内讧的发展,公司营收也再难回到5年前的巅峰状态,2020年更是因为疫情原因营收下滑近两成。

“一季度专卖店门店都在红星美凯龙等大商场里,受到疫情影响确实有所下滑。”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承,下半年在努力改善,二季度公司利润已经实现上涨,被压抑的渠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

信披违规

根据江苏证监局的警示函,经查,丹阳市意博瑞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博瑞特”)于2018年6月17日与丹阳市思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赫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大亚圣象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股权中的62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2.9%)以人民币680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思赫投资。该《股权转让协议》后由大亚集团股东会通过,并进行工商登记。

因大亚集团此时持有大亚圣象45.8%股权,意博瑞特、思赫投资转让大亚集团股权造成双方在大亚圣象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重大变化。

2018年8月22日,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签订《解除协议》,决定解除6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思赫投资退还已受让的大亚集团股权。该《解除协议》后由大亚集团股东会通过,并进行工商登记。

“经过上述转让和解除转让,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江苏证监局表示,大亚圣象并未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事实上,江苏证监局就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上述股权转让及解除事宜分别下发了警示函。9月14日,证监会网站公布的《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丹阳市意博瑞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及《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丹阳市思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指出,因信披违规,将对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令人疑惑的是,本是两年前的一桩信披违规事件,为何于两年后才旧事重提?“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对我们公司完全没有影响。”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事情发生在2018年6月份到8月份之间,而自己是同年10月份才入职,“但对公司确定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已经过去了,而且股权也恢复原状了。”

对此,经济学家宋庆辉表示,一般而言,若没有严重的问题,证监局可能不会对时隔两年的信披违规事件旧事重提。该问题若一经查实,对大亚圣象公司负面影响很大,或会直接导致股价承压。

东方财富信息显示,9月18日下午大亚圣象发布证监局警示函公告时股市已经收盘,在9月21日重新开盘至9月28日,大亚圣象股价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下跌。

“宫斗”暂停

事实上,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的赫然再现,不仅令人回想起当年权利纷争的岁月。而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解除,也恰巧发生在这一时期。

公开资料显示,陈兴康在世之时,个人直接持有意博瑞特51%股权和卓睿投资100%股权,两家公司分别持有大亚集团63%和18.87%股权。大亚集团为大亚圣象控股股东,陈兴康就此实现对大亚集团及上市公司的控制。

陈兴康和遗孀戴品哎育有一女二子,分别为陈巧玲、陈建军和陈晓龙。陈兴康去世后,其所持股份由戴品哎分别继承意博瑞特和卓睿投资31.875%、62.5%股权,3个子女平均继承两家公司6.375%、12.5%股权。

天眼查信息显示思赫投资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647万元,由仲宏年持股48.72%,卓睿投资持股45.63%。此外,思赫投资还直接持有大亚集团13.54%股份。

按照坊间流传的大亚圣象“3年之期”轮流坐庄的约定,2018年7月,当是陈建军走马上任之时。也就是说,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之间的股权转让或是这场博弈的重要一步。

2018年7月6日,在江苏镇江公证处的公证下,戴品哎将手中的关键一票投给了长子,将其持有的意博瑞特31.525%股权和卓睿投资54.5%股权依法转让给陈建军。该股权转让后,陈建军持有意博瑞特37.9%的股权,持有卓睿投资67%的股权。陈建军因此持有大亚集团股份超过50%成为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则是大亚圣象的第一大股东,持股45.89%。

与此同时,大亚圣象的高层洗牌也在继续。公司副总裁、董秘吴谷华辞职,另外,陈钢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吴谷华和陈钢在辞去相关职务前已将其能减持的股票全部抛售。彼时,新入职的总裁吴文新于2018年12月26日提出辞任。2019年9月26日,董事许永生也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此后,陈晓龙、陈建军之间的“权利游戏”仍在你来我往,甚至对簿公堂。2020年6月1日,大亚圣象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5月31日不幸逝世。这场兄弟阋墙终于落下帷幕。

随后,陈晓龙配偶张晶晶及其3名未成年子女依法继承陈晓龙持有的丹阳市意博瑞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375%的股权和丹阳市卓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2.5%的股权。鉴于陈晓龙的3名子女尚未成年,其持有的股权将委托给其法定监护人张晶晶行使,并由其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

9月1日,戴品哎、陈巧玲、陈建军、张晶晶签署了《共同控制协议》,这4人成为大亚圣象的实际控制人,共同控制的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仍持有2.54亿股大亚圣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44%,为控股股东。

业绩尴尬

大亚圣象权利纷争与高层动荡之际,也限制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大亚圣象2020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40亿元,同比下降17.61%;实现净利润1.54亿元,同比下降24.07%;实现归母净利润1.58亿元,同比下降19.54%。

从产品来说,地板及配件实现营收20.69亿元,同比下降9.23%,总营收占比达到81.44%,比上年提升近8个百分点,占比持续加重;中高密度板营收降幅则达到42.07%,仅为4.55亿元。对于半年报业绩下滑,大亚圣象将原因归咎于疫情因素。

“我们的销售端口一般都是设在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大卖场中,疫情期间卖场根本不开门,我们的销售也就无从谈起,甚至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是大幅下滑,历史上还首次亏损了6000多万元,但是单看二季度利润是上涨的。”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坦承,二季度时公司以同行业中较快的速度进行复原,被压抑的渠道方面也得到回归,下半年公司还会继续努力改善。

不过,即便抛开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上半年,大亚圣象的营收规模也没有回到从前的巅峰时代。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大亚圣象营收分别为65.31亿元、70.48亿元、72.61亿元、72.98亿元,与2015年的84.40亿元相去甚远。

今年6月,大亚圣象公告称,拟回购559万股股权激励股份并注销,原因是公司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0亿元,较2016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为33%,低于45%。公司未达到解锁业绩条件。

尽管通过对三费支出的优化,大亚圣象净利润得到拉高,从而呈现增利不增收的尴尬局面,但是控股股东高质押的情形,似乎又使资本市场看出另一重凶险。

东方财富信息显示,截至9月25日,大亚圣象控股股东大亚集团质押总笔数23笔,质押大亚圣象总股数2.21亿股,质押总比例40.37%,占其持有的股份数86.94%。

“质押率高不是最近一年半年的事情了,而是一个历史原因,最近我们也在努力降质押率,而且已经从90%多降到86%左右。”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质押来的资金用于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等业务方面,质押只是信贷上增加抵押物的措施,不会影响大股东控制权。

大亚圣象困局:权利纷争与高层动荡限制公司发展壮大

大亚圣象困局

本报记者/李瑞娜/北京报道

10月14日,地板巨头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000910.SZ,以下简称“大亚圣象”)融资融券再度下滑,分别为2.489亿元,及-1529万元,而此时的大亚圣象,仍然没有摆脱坊间对其两年前权利纷争的讨论。

日前,大亚圣象发布公告称,因2018年的一起股权转让及解除事项没有及时披露,于公告日前夕收到江苏证监局的警示函。据了解,这一股权转让及解除事项,正是发生于大亚圣象前董事长陈晓龙与其兄、现任大亚圣象董事长陈建军争夺公司控制权期间。而事实上,围绕大亚圣象“权利的游戏”话题,早在2015年大亚圣象第一掌门人陈兴康突然辞世后便已纷纷扬扬。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亚圣象家族内讧的发展,公司营收也再难回到5年前的巅峰状态,2020年更是因为疫情原因营收下滑近两成。

“一季度专卖店门店都在红星美凯龙等大商场里,受到疫情影响确实有所下滑。”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承,下半年在努力改善,二季度公司利润已经实现上涨,被压抑的渠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

信披违规

根据江苏证监局的警示函,经查,丹阳市意博瑞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博瑞特”)于2018年6月17日与丹阳市思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赫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大亚圣象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股权中的62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2.9%)以人民币680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思赫投资。该《股权转让协议》后由大亚集团股东会通过,并进行工商登记。

因大亚集团此时持有大亚圣象45.8%股权,意博瑞特、思赫投资转让大亚集团股权造成双方在大亚圣象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重大变化。

2018年8月22日,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签订《解除协议》,决定解除6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思赫投资退还已受让的大亚集团股权。该《解除协议》后由大亚集团股东会通过,并进行工商登记。

“经过上述转让和解除转让,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江苏证监局表示,大亚圣象并未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事实上,江苏证监局就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上述股权转让及解除事宜分别下发了警示函。9月14日,证监会网站公布的《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丹阳市意博瑞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及《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丹阳市思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指出,因信披违规,将对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令人疑惑的是,本是两年前的一桩信披违规事件,为何于两年后才旧事重提?“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对我们公司完全没有影响。”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事情发生在2018年6月份到8月份之间,而自己是同年10月份才入职,“但对公司确定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已经过去了,而且股权也恢复原状了。”

对此,经济学家宋庆辉表示,一般而言,若没有严重的问题,证监局可能不会对时隔两年的信披违规事件旧事重提。该问题若一经查实,对大亚圣象公司负面影响很大,或会直接导致股价承压。

东方财富信息显示,9月18日下午大亚圣象发布证监局警示函公告时股市已经收盘,在9月21日重新开盘至9月28日,大亚圣象股价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下跌。

“宫斗”暂停

事实上,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的赫然再现,不仅令人回想起当年权利纷争的岁月。而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解除,也恰巧发生在这一时期。

公开资料显示,陈兴康在世之时,个人直接持有意博瑞特51%股权和卓睿投资100%股权,两家公司分别持有大亚集团63%和18.87%股权。大亚集团为大亚圣象控股股东,陈兴康就此实现对大亚集团及上市公司的控制。

陈兴康和遗孀戴品哎育有一女二子,分别为陈巧玲、陈建军和陈晓龙。陈兴康去世后,其所持股份由戴品哎分别继承意博瑞特和卓睿投资31.875%、62.5%股权,3个子女平均继承两家公司6.375%、12.5%股权。

天眼查信息显示思赫投资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647万元,由仲宏年持股48.72%,卓睿投资持股45.63%。此外,思赫投资还直接持有大亚集团13.54%股份。

按照坊间流传的大亚圣象“3年之期”轮流坐庄的约定,2018年7月,当是陈建军走马上任之时。也就是说,意博瑞特与思赫投资之间的股权转让或是这场博弈的重要一步。

2018年7月6日,在江苏镇江公证处的公证下,戴品哎将手中的关键一票投给了长子,将其持有的意博瑞特31.525%股权和卓睿投资54.5%股权依法转让给陈建军。该股权转让后,陈建军持有意博瑞特37.9%的股权,持有卓睿投资67%的股权。陈建军因此持有大亚集团股份超过50%成为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则是大亚圣象的第一大股东,持股45.89%。

与此同时,大亚圣象的高层洗牌也在继续。公司副总裁、董秘吴谷华辞职,另外,陈钢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吴谷华和陈钢在辞去相关职务前已将其能减持的股票全部抛售。彼时,新入职的总裁吴文新于2018年12月26日提出辞任。2019年9月26日,董事许永生也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此后,陈晓龙、陈建军之间的“权利游戏”仍在你来我往,甚至对簿公堂。2020年6月1日,大亚圣象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5月31日不幸逝世。这场兄弟阋墙终于落下帷幕。

随后,陈晓龙配偶张晶晶及其3名未成年子女依法继承陈晓龙持有的丹阳市意博瑞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375%的股权和丹阳市卓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2.5%的股权。鉴于陈晓龙的3名子女尚未成年,其持有的股权将委托给其法定监护人张晶晶行使,并由其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

9月1日,戴品哎、陈巧玲、陈建军、张晶晶签署了《共同控制协议》,这4人成为大亚圣象的实际控制人,共同控制的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仍持有2.54亿股大亚圣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44%,为控股股东。

业绩尴尬

大亚圣象权利纷争与高层动荡之际,也限制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大亚圣象2020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40亿元,同比下降17.61%;实现净利润1.54亿元,同比下降24.07%;实现归母净利润1.58亿元,同比下降19.54%。

从产品来说,地板及配件实现营收20.69亿元,同比下降9.23%,总营收占比达到81.44%,比上年提升近8个百分点,占比持续加重;中高密度板营收降幅则达到42.07%,仅为4.55亿元。对于半年报业绩下滑,大亚圣象将原因归咎于疫情因素。

“我们的销售端口一般都是设在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大卖场中,疫情期间卖场根本不开门,我们的销售也就无从谈起,甚至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是大幅下滑,历史上还首次亏损了6000多万元,但是单看二季度利润是上涨的。”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坦承,二季度时公司以同行业中较快的速度进行复原,被压抑的渠道方面也得到回归,下半年公司还会继续努力改善。

不过,即便抛开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上半年,大亚圣象的营收规模也没有回到从前的巅峰时代。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大亚圣象营收分别为65.31亿元、70.48亿元、72.61亿元、72.98亿元,与2015年的84.40亿元相去甚远。

今年6月,大亚圣象公告称,拟回购559万股股权激励股份并注销,原因是公司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0亿元,较2016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为33%,低于45%。公司未达到解锁业绩条件。

尽管通过对三费支出的优化,大亚圣象净利润得到拉高,从而呈现增利不增收的尴尬局面,但是控股股东高质押的情形,似乎又使资本市场看出另一重凶险。

东方财富信息显示,截至9月25日,大亚圣象控股股东大亚集团质押总笔数23笔,质押大亚圣象总股数2.21亿股,质押总比例40.37%,占其持有的股份数86.94%。

“质押率高不是最近一年半年的事情了,而是一个历史原因,最近我们也在努力降质押率,而且已经从90%多降到86%左右。”大亚圣象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质押来的资金用于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等业务方面,质押只是信贷上增加抵押物的措施,不会影响大股东控制权。

德国“眼镜蛇困局”:房租一年1块钱,穷人却在高福利中陷入深渊

本文来自:正解局(ID:zhengjieclub),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德里的眼镜蛇十分猖獗。

当局为减轻蛇害,颁布了一项措施:每打死一只眼镜蛇,可以获得1卢比的奖励。

穷苦的印度民众闻风而动。

很快,野生眼镜蛇大幅减少。

蛇少了,可钱还想拿。

不少人就动了歪点子:饲养眼镜蛇,骗取政府赏金。

当局者发现这个问题后,把奖赏取消了。

手足无措的印度民众,只好将眼镜蛇放生。

于是,德里的眼镜蛇又开始泛滥,比先前还多。

这就是“眼镜蛇效应”,常用来表示出发点很好的政策,非但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

德国现在就遭遇到这样的“眼镜蛇困局”:德国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正在把德国社会引向歪路。

一、汽车与社会救助,谁是德国第一大产业?

说起德国,很多人会想到德国的汽车。

比如,我们熟悉的汽车品牌大众、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迈巴赫等等都来自德国。

根据德国联邦参议院统计,德国汽车行业雇员人数在80万以上。

但实际上,德国还有比汽车更庞大的产业:社会救助产业。

图片2.png

2005年至2019年德国汽车行业员工人数

根据数据,德国社会救助产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200万,比汽车业、建筑施工业(约54万)、食品行业(约55.5万)加起来还多。

比如,德国最大的社会救助机构天主教明爱会,拥有超50万名专职人员、约100万名志愿者,是德国最大的私人雇主。

从总产值来看,2018年德国汽车行业总产值5115.9亿欧元(4万多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的15%。

图片3.png

2008年至2018年德国汽车工业总产值 单位:十亿欧元

德国社会救助产业总产值也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占政府收入的11.8%~15.1%。

要知道德国生产的汽车,将近80%是出口的。

所以,光看满足本国市场的产值,2018年德国汽车是1125亿欧元(不到9000亿元人民币),和社会救助产业相当。

德国最大的几个社会救助组织,有10万个左右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德各地。

比如新教福利协会迪阿科尼,有大约2.7万个机构和服务点,总计超过100万个照管看护位置。

图片4.png

德国的一家养老院

最后,谈一下历史。巧合的是,汽车和社会救济,都起源于德国,并且时间惊人的相似。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造出了一辆装有汽油机的三轮汽车。次年1月29日,他申请了专利,这一天被公认为汽车的诞生日。

19世纪8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这是德国社会救济的源头。

图片5.png

养老金制度是俾斯麦主要成就之一

德国有汽车工业,更有社会救助产业。

二、穷人的天堂:房租一年不到1块钱

渴有所饮,饥有所食,监有所探,病有所医,外有所宿,裸有所衣,终有所葬。

德国社会救助,贯穿这28个字。

确实,庞大的社会救助产业,很好保障了穷人的生活。竞争中的获胜者、走运的人当然能快意享受,失败者、不走运的人也不至于陷入绝望。

德国社会救助有多好?

好到有些新款电子商品,主要的目标用户就是领救助金的人。

图片6.png

在德国,收入低于当地中位数60%,就会被定义为穷人

德国的社会救助金种类繁多,涉及保险、慈善捐赠、财政拨款等多个方面。

为简单起见,这里主要讨论失业救助金。

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改革前,失业人员在失业后三年内,领取的失业金占原净工资的60%~67%。

领取失业金时效结束后,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用怕,可以领取失业救济,直到退休年龄(65岁)。失业救济占原净工资的53%~57%。

改革后,超过55岁的失业者领取失业金的最长年限缩减为18个月,55岁以下的则下降为6至12个月。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能在规定期内找到工作,就会被抛弃,而是自动转入“失业金Ⅱ”。

“失业金Ⅱ”分为六个等级,2018年第一等级是416欧元(约3312元)。每个没能在规定期找到工作的失业者,都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

其家庭成员将获得“社会津贴”,比如不具备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也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如果是6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则领取第六等级的补助。

图片7.png

各等级救助金历年变动

此外,领取“失业金Ⅱ”的人员可以领取住房和暖气补贴,特殊人群如孕妇,还能获得特殊待遇补贴。

更具体些,比如德国最早的社会福利区富格区,专用来出租给穷人和流浪汉,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医疗和护理均免费。更重要的是,每年每套房间的租金只需要0.88欧元(约7元人民币)

1年不到1欧元,享受富人级待遇。

至于在德的国外难民,德国也花了血本。

2018年“哈茨第四阶段”(Hartz-IV)社会救助金,外国领取人共获得130亿欧元(约1029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

有权领取正式补助金的外国人,由2007年的大约130万上升到了约200万。

无数国际难民的理想家园、良好的国际形象,就是这样靠钱砸出来的。

图片8.png

2019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几大捐助国 单位:百万美元

但这背后,却是困在牢笼里的受助者、撕裂的德国。

三、穷人只是获利的工具

在德国,福利救助工作基本外包给私营机构,原意是为避免政府不透明、低效率。

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也有突破性,但被玩坏了。

首先,私营救助机构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靠政府补助。服务的受助者越多,政府的补助也越多。

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就可以向政府多领一份钱。

图片9.png

羊毛出在羊身上,税收占GDP比重,德国在经合组织中排第五

没有受助者,救助机构就没用了。而救助机构的雇员,收入中等,工作轻松。

为了继续待下去,他们自然会多寻找“受助者”。

据统计,95%的德国人至少有一次成为救助机构的顾客。滥竽充数的情况,比比皆是。

卫生专家发现,1994年~2010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

因为许多健康的人,被救助机构一顿操作之后,成了“残疾人”。

以至于有些德国人,把这样的社会救助机构称呼为:慈善黑手党。

近些年来,德国社会救助机构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中东难民,成为了他们又一大“顾客”来源。

德国政府也想过禁止国际难民入境,却被迫放弃,背后就有救助机构阻挠的因素。

如此优质的顾客资源,救助机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至于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他们才懒得考虑。

抛开救助机构,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本身也大有问题。

政府给的钱太多,哪怕不工作,穷人也可以安然度过一生,从而滋生了大量懒汉。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厚脸皮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迪贝尔,几乎没工作过,只干过两三个星期的苦力(如家具搬运工),用他的话说,还“累得要死”。

几十年里,他一直靠领取救济金度日。在一场脱口秀节目上,他还大言不惭称:我为什么要工作?

尽管如此,2015年他还是被送进了养老院,安度晚年。

图片10.png

图为阿诺·迪贝尔

像迪贝尔这样的人,自甘堕落。但也有很多人,领了一次救助金,毁了一生。

就如这句话所说的:“Einmal Hartz IV, immer Hartz IV。”(一次失业救助金,永远失业救助金。)

从领取第一笔救助金开始,就被救助产业豢养,再也无法逃离那种舒适状态。

紧接着是生活的失控:暴力、色情、赌博、健康恶化。

并且,这种陷落,很容易在代际之间传染。

有项调查显示,10~15岁有着失业父母的青少年,比起父母工作的孩子,在以后更容易成为失业人口。

图片11.png

四、与懒汉没有道理可言

种种弊病,当然被德国历代执政者关注。

2003年,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改革,推出“2010议程”。

图片12.png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10议程”的提出者

在此之前,德国失业者可以拿到失业前约60%的净工资,一直持续到65岁,然后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

改革后,本质上是“不养懒汉”口号的实施。最长18个月,如果失业者没有重新找到工作,那么只能领取固定的补贴,和以前的收入不挂钩。

并且,如果失业者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补贴会按一定的比例减少。

这很大程度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2005年开始,德国失业率也逐步下降。

图片13.png

2004年至2020年德国的年平均失业率

但这次改革的推行者,结局都不太好。

2005年,施罗德在政党选举中失利,当年11月,退出政坛。

施罗德的智囊团,改革专案小组主席皮特·哈茨,2005年被起诉,原因是在担任福斯汽车董事期间,贿赂他人260万欧元(约2060万元人民币),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不仅如此,哈茨还背负着背信、资方代表、白领犯罪的骂名。

背后,自然是利益集团的暗流涌动。

200万社会救助产业雇员,至少数百万靠社会救济为生的群体都有选票。

一个惊人的数据是,直接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比例比执政党还要高。

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德国高官,都可能被直接轰走。

以致于现在,没有人敢轻易动社会救助这颗“雷”。

一个原本美好的事物,就这样被利益绑架,变得面目可憎。

本文来自:正解局(ID:zhengjieclub)

当她决定把自己的父亲留在养老中心

我国目前有超过6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全球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在全世界,养老都是一个现实和情感双重挑战的议题。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之际,我们将服务重度失能失智老人群体的王艳蕊的故事重新编辑刊出。

面对养老,特别是对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照顾,我们往往过度强调诚心与爱,却闭口不谈种种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局——不同的个体和家庭情况存在差异,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面对养老,我们往往过度强调诚心与爱,却闭口不谈种种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局。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李何,责编:谢雯雯,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能把他暂时放在你们那儿吗?”一位阿姨这样问王艳蕊,“晚上也不接了。”

2013年春节前,王艳蕊创办的北京石景山乐龄养老中心,接到了一位客户这样的请求。这位客户家中两位高龄老人均为重度失能失智,老父亲失明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则常年瘫痪在床,除了雇佣了一个住家保姆之外,还需要四个子女以月为单位轮流在父母家陪护,但实际上,四个子女本身也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找到乐龄的是这家的大女儿,轮到她值守的那个月刚好赶上她自己的女儿怀孕分娩,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瘫痪老人的生活起居已经工作饱和,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父亲一刻离不开人。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被拖入近乎没有止境的时间索取,几乎无法避免顾此失彼的结局。

她因此选择了向乐龄求助。

无论对于这个家庭,对于乐龄养老中心,还是对于乐龄的创始人王艳蕊本人来说,这次求助都是很多尝试的起点:它揭示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快的发展节奏之下,长期没有得到足够注意的庞大真空地带的存在。对于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家庭,它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争吵、泪水、愧悔与求助无门。对于仍处身其外的行业与社会,它意味着许许多多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困境和需要面对的刚性需求。

现实困局

“养老”这件事,其实远非很多年轻人想象中的那样平和温馨:陪老人说说话,散散步,帮忙买生活用品,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陪他/她去医院,或在重病住院阶段去医院看望和陪护。

在现实中,早在最终宣告情况危急之前很久,家里的老人可能就已经难以自己行走,可能失去语言和表达能力,可能失明失聪,可能逐渐失去思维和意识,变得无法交流,可能陷入幻觉乃至于做出一些家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失能失智”,我们一般这样称呼这个老年人群体。他们需要的不再是“陪伴”,而是实实在在的“照料”,需要有人帮助完成大小便,帮助洗澡擦身,需要喂饭或者流食,需要有人24小时关注情况变化,制止危险举动——就像照料一个新生儿那样。

甚至比照料新生儿更难。

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患者,是其中极为典型的一个群体:随着患者逐渐失去记忆和思维能力、变得日益难以理解和预测,一个这样的年长家属就足以将一个普通家庭拖入极为脆弱的境地。而如果家中出现第二个需要照顾的成员,崩溃随时可能发生。

为了照料那位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乐龄工作人员与家属共同尝试了多种方案:起初是日托,早上把老父亲送到乐龄站点,晚上再接回。

尽管家到站点只有大约一百米距离,这种方式还是很快被证明行不通:移动过程中的困难还都在其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极其依赖熟悉的环境,而对于这些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的老人来说,每天两次往返其实意味着一整天都在陌生环境中度过,患者会因此格外焦虑不安,对于这位失明的老人来说,这种影响尤其强烈。

困顿中的大女儿于是提出了将父亲24小时托付在乐龄的请求。这也是乐龄尝试老人入住模式的开始,王艳蕊将护理员们的排班从原本的统一白班修改为24小时倒班制——为了防范可能的走失、坠床、摔倒和其他不可测因素,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必须24小时不间断看护。对于机构,这意味着成本急剧增加,当时的乐龄财政压力极为沉重,但王艳蕊还是答应了下来。

她知道,开口求助的家属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没有家庭能够承受如此强度的长期照护工作,因为这意味着至少牺牲家里其中几个人的全部生活,即使没有怨言,这样的自我牺牲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实现的可能。

与照护困局同样现实的还有家庭财政负担:目前市场价而言,照料一个失能老人的保姆薪水至少在7000元以上,如果有专业技能,上万也很常见,即使在北京,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退休金可以轻易负担得起的费用。

今年春节时,王艳蕊给在院老人送生肖鼠 / 受访者供图

在许多人想象中,由足够孝顺的子女孙辈在老人晚年需要照顾时全权负责,始终是养老问题的“最优解”:既排除了老人被欺负、被虐待的可能性,也势必比“外人”更贴心和周到,还能在照料老人时给予充足的情感支持。但事实上,现实并不总能按照想象发展。

面对养老,面对照顾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我们往往过度强调诚心与爱,却闭口不谈种种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局。

远非特例

身在养老行业,王艳蕊自己也是一位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家属:她的父亲在近年确诊。

起初她的母亲坚持不肯让其他人插手照料工作,尽管她自己经常会被老伴的举动气得跳脚,“很多事情如果是我们护理员做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像跟病人发脾气,骂他吼他,”王艳蕊说,“但我妈就会这样,即使我跟她反复解释他是病人,可我妈自己也有很多情绪要发泄。”

不久前,母亲终于同意让父亲也住到乐龄,这让王艳蕊真切感受到了价值感。“我真的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爸爸终于住进了我的养老院。

乐龄广宁街道站点大门 / 网络

在乐龄,与此类似的故事从未间断:阿尔兹海默症是失智症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失智老人家庭找到乐龄的时候,工作人员面对的往往是茫然的患者与精疲力尽的家属。

“我多次想过,死吧!(可)我不能这样死。”2019年7月,一位与丈夫双双入住乐龄的老人在给乐龄工作人员的表扬信中这样回忆,她的丈夫是一位失智老人,因为“捡”别人东西一度在家里与自己四十七岁的儿子动起手来,而她自己已经动过多次大手术,不可能照料丈夫,无奈之下才找到乐龄。

与失智同样常见的则是失能:它意味着身体出现一些严重影响生活的机体障碍,比如无法行走、无法翻身、大小便失禁、或是失明失聪。在更多例子里,失能失智症状会并发或叠加,一如本文开头提到过的那位失明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这样的晚年并不专属于某个“特殊群体”:它已经是许多家庭当下的现实,还将是更多人的未来。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晚年、或是在临终前经历这样一段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时长或许是几个月,也有可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乐龄站点内工作人员和老人一起做活动 / 受访者供图 

从六十五岁正式迈入定义上的“老年”门槛,一直到最终离世,这段极有可能长达数十年的漫长晚年时光当中,老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接受什么样的照顾,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但在当下,更迫切的问题并非老人或家人应当如何选择,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选择的机会。

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对公益还是有情怀在。”谈到过去几年的选择与经历,王艳蕊这样总结,读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的她没想到未来自己会投身于养老事业,但一路走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希望“解决问题”、希望能为其他人做些实事的初心,直到今天仍推动着她。

“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王艳蕊总结。

疫情后“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的一则留言 / 网页截图

2006年最初创办社区养老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时,王艳蕊和她在社区动员起来的老年志愿者团队同样没有特别注意过深处舆论水面之下的失能失智老人群体,在当时,动员本地社区力量,实现老人群体内部的互帮互助,被认为是解决老年人孤独等问题的先进理念之一。

但真正的刚性需求逐渐浮出水面:不断有老人因为家里保姆“断档”而寻求同为老年人的志愿者团队的帮助,老年护理方面的家政服务存在巨大缺口,尽管热心志愿者愿意提供一些帮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乐龄的全职家政护理员很快上岗,不久后争取到了部分社区居委会的场地支持,从上门服务发展到日托,之后又在家属要求的推动下,进一步从日托发展到入住。

“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是有极高需求的,有些家庭是临时找不到保姆,有些是刚出院的需要特殊护理的老人,家属担心照顾不好于是寻求专业帮助。”王艳蕊解释。第一个开放入住的站点最初的六张床迅速满员,随后开始加床,王艳蕊也收到了更多社区“能不能开到我们这里”的询问。

摸爬滚打多年,王艳蕊始终坚持要做平价养老,要为普通人、普通家庭解决养老困境,但在此之前,乐龄始终没有解决需求端与服务端之间经济上的巨大鸿沟:一边是需要职业培训、需要稳定工资和五险一金的全职员工,另一边却是节俭了一辈子,最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的老年人群体。

但从接收长期入住老人开始,乐龄虽然仍旧亏本,但终于开始有了稳定收入。“我们要做的是居家、社区和机构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王艳蕊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倡议,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才是真需求。我们要做小型嵌入式的综合养老服务,但更多地偏向于失能失智、高龄、空巢、独居等等群体,那些低龄的活跃老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当志愿者。”志愿者模式,是十四年前“乐龄合作社”的延续。

在找到正确经营模式之后,乐龄渐上正轨,2019年,乐龄接收的托管老人人数达到146人,老年餐服务超过4万次,直接接受服务的老人则达到1046人。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王艳蕊原本期望乐龄能够在2020年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但疫情打乱了一切。

“封院”期间乐龄八角南里驿站的老人与儿子只能隔门相聚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也不是没想过放弃,这次我也跟我们员工说了,要是今年撑不下去那咱们只能解散,我实在没钱还能继续往里贴了。”王艳蕊说着,笑了笑,“但现在还行,走一步看一步吧。”

可是,成立十几年来一直亏本,已经贴钱贴到没钱还能继续投入的程度,为什么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决定坚持下去?

“有那么多小超市,小饭馆,都亏着,北京几千几万家饭馆,是都在盈利吗?”王艳蕊反问,“别的行业,也没有那么多人说因为现在不挣钱,我就不干了吧?”

沉吟片刻,她的声音低下去,“而且,我喜欢,我也知道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为了有尊严的生命

在所有国家,养老模式问题如今都在探索阶段,并且前景都日益悲观:老龄人群获得的照料和医疗服务越好,人均寿命越高,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就必然越严重,长此以往,作为产业的养老服务模式似乎只有资金链断裂一种可能。

“这是事实,现在大家都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王艳蕊说,“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再去做了。”

过去几年,乐龄在联合多方力量推动“长期介护险”的发展,希望能够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帮助支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晚年照护费用,这也是一部分养老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当前解决方案:调用类似医保的社会保障系统,让老年人有机会在晚年获得更专业的照料,而不至于为此搭上毕生积蓄。

在已有的国家实践当中,阿尔兹海默症正是其中被证明最“贵”的一种。

入住老人利用认知症辅具进行康复练习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尽管仍在起步阶段,但类似的社保理念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落地。2020年开始,北京市石景山区——也就是乐龄目前所在的区——将推进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区覆盖,乐龄的经验,也正在更多地方获得引进和推广。

而对王艳蕊来说,眼前仍是一条有关意义、价值和目标的漫漫长路。在日本照护所实习时,一位高龄失能老人的案例给她印象很深,这位被称为“多米桑”的老奶奶已经103岁,无法言语,无法进食,无法行动,也失去了全部亲人,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还有感觉与思维,但她依然活着。

每一天早上,护理员会把她从床上唤醒,和她说话,把她抱下床,做晨间清洁,然后吃早餐。期间护理员会一直和她讲话。她只能吃流食,用管子推到嘴里,但每一天的流食也会安排好不同的味道。护理员会说:“多米桑,今天我们吃胡萝卜味的早餐哦”——她不会有反应,但这不是让她无尊严地活着的理由。

对她的照料也精确到了每一个细节:帮她清洁过手以后需要涂上护手霜,百岁老人的皮肤如此脆弱,护手霜不可以涂抹,而必须轻拍。每一周,会有另一家专业机构上门来帮她洗澡,她所在的照护所也有能力提供洗浴服务,但出于防范虐待、增强监督的考虑,她的照护计划被分配给了多家机构。

而多米桑已经不再会表达她的感受,也不再可能“好起来”,她的生活依靠着日本社会保险系统维持,这样大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值不值得?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子女,作为将来即将老去的自己,都终将直面的终极追问:如果无论如何,终点都是一样的,为了过程中的不同而不问回报地付出,值不值得?

这是一个注定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对王艳蕊和乐龄来说,考验仍旧接二连三。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随着北京疫情的反复,原本已看到一线转机的行业再次遭遇沉重打击,服务中断使得不少机构的资金流状况愈发艰难,一如王艳蕊在6月初发布的乐龄2019年报序言中写过的句子,“真的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但在从业十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自己为之投入无数精力金钱的养老事业,王艳蕊提起的是那个经典寓言:雨后的沙滩上,一个小男孩把浅坑中搁浅的小鱼一条一条扔回大海,路过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浅坑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鱼。

小男孩回答说:“能救一条也有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李何,责编:谢雯雯

梅西:天才的困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萧拓,编辑:陈远

2020年8月25日,在巴塞罗那2比8惨败拜仁慕尼黑后,梅西用传真的方式通知俱乐部他希望离开。10天后,他在接受采访时宣布留队,并公开表达了对于俱乐部管理层的不满。 

作为国际足坛近年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梅西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世界的目光。他一向行事沉稳,此次宣布离队又归队,引发大家对他处境的猜测。本文作者从2008年开始关注梅西和巴萨,希望通过对球场内外环境变化的回顾,管窥梅西自身所处的困局。

“我将继续在巴萨效力,无论我之前有多想离开。这里是我的家。我以前这么想,现在还是这么想。”

当梅西重新面对镜头的时候,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情绪。在这段长达18分钟的视频采访中,无论是表达对俱乐部的忠诚,还是讲述对主席巴托乌梅的失望,他的表情和语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一次套着采访外壳的团队声明,他要扮演的角色是公关发言人。一言一行都要滴水不漏。

我更愿意相信半个月前发出那封著名传真的梅西,是更真实的。他展示着一个普通人该有的愤怒,勇敢地对商业世界提出挑战。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在场外各种无聊的斗争中蹉跎着所剩不多的职业生涯。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梅西。

散步

8月14日的里斯本光明球场,大屏上亮着比分:2比8。这是梅西整个职业生涯里最大比分的一次失败。在巴萨121年的俱乐部历史中,上一次单场被进8个球,是74年前的事。

终场哨响,梅西摘下左臂的队长袖标,面无表情地和迎面走来的对手拍手致意。这是他在这个夜晚必须要进行的最后一项流程。10秒后,转播镜头切回球场全景,梅西消失在了画面中。他终于可以逃离这场噩梦了。

但他根本无处可逃,他在球场上的一切都被放在了放大镜下审查。如今足坛的主流打法要求大量的跑动。梅西从来做不到这点,哪怕是在他的运动黄金期,场均跑动距离也只有8km左右。和他同一位置的利物浦前锋菲尔米诺,这一数据可以超过13km。不同于总是在高速冲刺跑的菲尔米诺,梅西大部分时间里的身体姿态看上去像是散步。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认为,“梅西的体能、跑动能力严重不足,梅西所在的这支队伍等于缺半个人。”

为了找到散步和失败间的关系,我重看了巴萨近10年来的重要比赛录像。其实他的踢球风格一直没变,但周遭环境却大不相同。

2009年的欧冠决赛,在中场“溜达”的梅西吸引了曼联球员卡里克的注意。身边的伊涅斯塔正是抓住了这一秒的空隙,加速突破后送出关键助攻。

2009年欧冠决赛,梅西为队友创造突破空间

两年后,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这一次,放慢脚步的梅西带走了曼联左后卫埃弗拉。队友佩德罗利用了后者留下的空档,再次在决赛中打开胜利之门。

2011年欧冠决赛,梅西再次为队友制造空间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足球,我被它深深吸引。梅西和身边的一群小个子队友,将绿茵场上对于团队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在恩师瓜迪奥拉为他量身打造的“伪9号”战术中,这个大多数时间里散着步的天才如鱼得水。他们共同建立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百年历史中的第3支“梦之队”。近10年的足球风格变化皆因此而起。

为了对抗巴萨的传控足球,后来者们引入了整体防守和全场压迫的概念。而当瓜迪奥拉在2012年夏天离开巴萨后,团队足球和战术创新在这支球队中一起消失。他们买入了苏亚雷斯、内马尔,和梅西一起组成了比“梦三”时期还要恐怖的攻击线。但球风已再不复当初的犀利。

随着哈维、伊涅斯塔等队友的离开,梅西承担起了更多组织进攻的任务。他接球的位置离球门越来越远。以至于很多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看篮球比赛的错觉:梅西(和内马尔)是能力超强的控球后卫,在90分钟里不断重复个人突破。巴萨曾经通过快速传导将“球永远比人快”的理念贯彻到极致,此刻却变成了全明星周末无聊的技巧秀。

最后,当内马尔出走巴黎,苏亚雷斯逐渐老去之后,个人能力再也无法掩盖团队理念的缺失。在更快、更能跑、更强壮的对手面前,老迈的巴塞罗那显得不堪一击。他们最终死于“散步”。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头脑中的。 

       

梅西和C罗职业生涯各项数据对比

我不再守着巴萨的比赛直播。梅西对我更多变成了一串串数字和一个个进球集锦。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在各类足球App上收到他打破各项纪录的推送。进球纪录、出场纪录、联赛里的纪录、各项赛事相加的纪录、一个赛季内的纪录、一个自然年的纪录……

我分不清这些复杂的纪录,甚至分不清他和C罗谁更出色。2015年夏天,我在参加某门户网站体育频道面试时,唯一答错的正是“上赛季西甲联赛的最佳射手是谁”这个问题。

内斗

批评并不局限于竞技表现。队友糟糕的发挥、主教练失败的战术布置,也全都被归罪在了梅西头上。同样年事已高的队友苏亚雷斯,被打上了“梅西关系户”的标签。另一名队友格里兹曼则被认为因为和梅西“球风相克”,所以才被挤出首发阵容。

还有他传闻中税前接近1亿欧元的年薪,几乎成为了所有问题的原罪:队友的年薪因此水涨船高,造成高薪低能;俱乐部又因为巨额的工资开销,导致没钱买进新人。总之,在巴萨如今进退两难的困局里,梅西似乎要为一切负责。

他对于这些指责并不陌生。每次失败后,类似的说法都会被重新提起。从2013年阿根廷教练马蒂诺执教巴萨开始,“指定主教练”、“控制更衣室”、“拉帮结派”就始终围绕着他。只不过最近三年,质疑声格外响亮且刺耳。除了今年的2比8惨案外,巴萨在过去两年还遭遇了两次足以被载入欧冠史册的大逆转:前年,他们带着主场4比1领先的巨大优势,在意大利被罗马队爆冷淘汰;去年,同样是主场3球领先,他们又成为了利物浦队奇迹大逆转的输家。

惨败后的第5天,俱乐部功勋队长罗纳德-科曼接任帅位。他肩负着裁撤冗员、更新换代的职责。在早年执教瓦伦西亚时,科曼曾有将三名球队队长同时赶出一队的铁腕治军史。

他选择从梅西和苏亚雷斯开刀。为了向梅西施压,他将两人谈话中“梅西倾向于离队”的消息直接泄露给了媒体。而后,他又傲慢地通过电话的方式通知苏亚雷斯,新赛季的球队计划中没有后者的位置。

但这一次,科曼把事情搞砸了。

       

网传梅西发给巴萨的离队传真

其实即使没有梅西发出的那封著名传真,恐怕也不会有几个人相信科曼的改革能取得成功。从上任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为了巴萨俱乐部主席巴托梅乌用来制衡梅西的工具。

这位戴着眼镜、额头宽大、脸颊微胖的主席在球迷圈里有一个绰号:大雄,日本动漫《哆啦A梦》里的角色。他也曾在接受采访时,欣然接纳过这个称呼:“梅西就像是哆啦A梦,能帮助巴萨解决各种难题。我是大雄,因为总是请求他解决各种问题。”

如巴托梅乌所言,在他6年的任期里,梅西一共为俱乐部赢回了13座冠军奖杯。作为回报,他为梅西提供了两份丰厚的合同。

第一次续约发生在2014年5月,巴萨刚刚经历了6年以来的最差赛季。巴托梅乌却主动为合同还剩4年的梅西送上肥约:合同年限不变,年薪从1300万欧元上涨到2000万。

讨好梅西为大雄在第二年的主席换届选举中换回无数选票,他成功从代理主席的身份转正。梅西也带领球队在2015年成就三冠王伟业。

第二次谈判发生在2017年11月,距离梅西能以自由球员身份和其他球队谈判只剩不到50天。在那次火线签约中,俱乐部几乎没有还价的空间。合同上年限的数字变为了3000万欧元。

两次糟糕的谈判让巴托梅乌陷入了被动。他不仅让俱乐部的财政支出涨到了几乎不可控制的地步,也让自己在和梅西的对话中失去了全部话语权。全世界都能看出来,巴托梅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住梅西。他不能允许这位俱乐部历史最佳球员在自己的任期内离开。

巴萨主席巴托梅乌和动画形象大雄

巴托梅乌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制衡的手段。他尝试过重金引援,希望后来者可以取代梅西在球场上的作用。结果是价值1.2亿的格里兹曼沦为替补,1.5亿身价的库蒂尼奥更是无法在更衣室立足,被租去了拜仁慕尼黑——8比2惨案的始作俑者。在那场“屠杀”中,库蒂尼奥贡献了2个进球和1次助攻,给巴托梅乌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也笼络过不少俱乐部名宿。在找来科曼之前,他还请过了梅西曾经的队友,法国人阿比达尔——一名曾在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后捧起了欧冠奖杯的黑人后卫——出任俱乐部体育总监。事实证明,毫无管理经验的法国人显然更适合做形象大使。他将球队内部矛盾公开化的行为几乎惹怒了整个更衣室。惨败之后,阿比遭到解雇。

所以科曼不过是巴托梅乌手里的又一枚棋子。后者一边打着改革的旗号画饼,一边在媒体上宣称“梅西是非卖品”。全世界都知道,梅西接近1亿欧元的天价税前薪资已经严重挤占了球队的财政预算。留下梅西就意味着没有多余资金引入新援。

巴托梅乌不会没有这样的常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露出两面三刀的政客嘴脸。就在半年前,西班牙才刚刚曝光了巴萨通过雇佣公关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刻意抹黑多名自家球员的行为。

对梅西而言,巴塞罗那是他的第二故乡。2000年,前巴萨技术总监雷克萨奇用一份写在餐巾纸上承诺让他留在了这里。此后的20年里,梅西从一个身患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孩子,成长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6次被评为年度最佳足球运动员,4次帮助巴塞罗那队捧起象征着欧洲足球最高荣誉的欧冠奖杯。

       

梅西著名的“餐巾纸合约”

最近一次要追溯到2015年。在那之后,他的老对手C罗率领着皇马创造了这项赛事65年历史里前无古人的三连冠伟业。而梅西却在媒体的口中,从“球王”变成“球霸”最后成为“毒瘤”。

负担 

2007年4月18日,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19岁的梅西在中线附近接球,小范围内快速摆脱两人防守,高速带球向前。随后一左一右两次变向杀入禁区,趟过出击的守门员,在倒地前将球射入球门。

这样的进球上一次出现,要追溯到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场上“球王”马拉多纳的表演。在足球史上,那粒进球被评选为了“二十世纪百年最佳”。那一年,梅西还没出生。

21年后,无论从启动位置、前进路线,甚至连每一次突破时选择的变向方式,梅西都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了前辈的表演。

同样只有不到1米70的个头、同样是左撇子前锋、同样来自阿根廷……第一次出现在世界面前,梅西就被冠以了“球王接班人”的称号。

        

被阿根廷人寄予厚望的梅西

他被认为能靠一己之力以定胜局。哪怕是在足球综艺节目里,他的游戏设定也和别人不同。普通球员面对的是3人挑战100个小学生的游戏;前队友哈维则是完成10秒内对球场上剩余21名球员的位置记忆:都是基于团队配合的项目。但轮到梅西时,游戏就变成了用脚把足球踢进篮筐,或者挑战各类非常规守门员这样的纯个人表演环节。

球场上,他亲手从马拉多纳手中接过了10号球衣,也接过了带领阿根廷队重夺世界杯的重担。他也曾无限接近完成这个使命。2014年世界杯,他们在最后的决赛里倒在了德国人的脚下。

2016年美洲杯开赛前,大男孩梅西蓄起了络腮胡。然而那届却是一次噩梦。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梅西和队友们都在忍受着阿根廷足协混乱管理带来的恶果。因为没钱多出一晚房费,他们甚至要在酒店大厅里等着前一晚的客人退房后才能入住。

决赛前,梅西罕见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不满。如果拿下最终的冠军,那将是一次完美的反击。但他没有做到。他罚丢了关键的点球,收获了连续3年的第3个大赛亚军。

他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而后又不出所有人意料的重新回归。在那个为足球而狂热的国度里,他是国民的希望,连总统也出面亲自挽留他。两年后,他再次带领阿根廷出征。在跌跌撞撞的小组出线后,他看着1998年出生的姆巴佩一次次从自己身旁飞驰而过,又一次带走了阿根廷人的大力神杯梦想。

2007年夏天,在济南遥墙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中央电视台《天下足球》节目组的摄影头拍摄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参加完商业活动的梅西,坐在他哥哥旁边大口地啃着一个从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而且不吃里面的菜。

       

      

他脸上的笑容似曾相识——在那段18分钟的留队采访里短暂出现过,那是提到他的儿子马特奥的时候。

这份笑容很真实,也很短暂。他也许会羡慕C罗吧,后者从不在意将自己的情绪暴露在媒体面前。无论是2004年在里斯本痛失欧洲冠军后的眼泪,还是2015年当选FIFA年度最佳球员后的攥拳怒吼。C罗敢于离开曼联、离开恩师弗格森。他是自私的,也是快乐的。

梅西永远做不到那份洒脱。哪怕在发出离队传真后,他也依然希望“不和球队对簿公堂”。他是天才,人们也在这位天才身上寄托了太多家国情怀,和遵循世俗道德的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萧拓,编辑:陈远 

外卖骑手何处去?破解零工经济困局的三条出路

原标题:外卖骑手何处去?破解零工经济困局的三条出路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了广泛讨论。文章揭示出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在算法中剥削外卖骑手,规避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的责任等问题,因而招致许多用户消费者的批评。在文章引起舆论风暴的24h内,两家平台就先后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饿了么的主要举措是在App付款页面添加“我愿意多等5/10分钟”的按钮,并放宽骑手订单超时所需要承担责任的标准。美团则提出将在每一单给骑手多留出8分钟的弹性时间。

尽管仍然有一部分舆论继续指责平台的举措是将矛盾的焦点转移到了消费者和骑手之间,但大部分讨论转入更为狭隘的范围,寄希望于涉事平台自身的有限改良,甚至落入消费者个体化操作的范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讨论是建立在不否认平台零工经济的合理性这一基础之上的。在这种讨论闭环当中,零工经济本身结构性的弊病被轻易放过。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在主要数字资本平台的推动下,将领薪劳动者转变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零工经济模式已经不分国界地在整个人类社会铺展开来。可以预见,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行动干预,零工经济将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成为主流的用工模型,越来越多人(包括大部分白领)的工作状态也将接近外卖骑手,在劳动权益严重受损的同时却陷入法律意义上无权可维的境地。

因而,解决零工经济带来的矛盾,实在是一个关乎全体劳动者未来福祉的国际性问题。近年来许多地方的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以及行动者都在探索破解困境的方案,从思路上大致可以划分为约束平台、改造平台和建立替代性平台三种。了解这些进展对于我们认识到平台零工经济的破坏性以及解决本土相关问题度会大有裨益。

外卖骑手何处去?破解零工经济困局的三条出路

约束平台:强制性劳动法规的出台

无论是国内的美团、饿了么,还是国外的Deliveroo、UberEats,这些外卖平台压制人力成本的主要办法是不承认骑手与其存在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而倾向于将骑手认定为自雇者或平台上使用服务的用户合作方,从而逃避既存的劳动法体系给平台带来的各种“约束”。

以美团外卖为例,平台上的骑手可以分为自营骑手、代理商骑手、众包骑手和劳务派遣骑手四类。其中只有自营骑手直接与美团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是美团平台旗下公司的正式员工。而通过分包的方式,代理商骑手劳动保障的责任被推给地方上与平台合作的代理商,不过在具体操作中地方代理商同样可以不与外卖员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因而平台骑手仍然很难认定劳动雇佣关系。尽管美团并未公布自营骑手所占所有骑手数量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很可能非常低。而早在2017年就有报道显示美团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连年进行自营骑手的大规模裁员,并用代理取代自营模式。据此可以推断直营骑手的比例应该是连年下降的。

要知道,各国的劳动法是工人阶级两百年来在残酷的劳资斗争中所争取的成果不断以成文法形式确定下来的产物。当劳动法被零工经济架空、成为一纸空文时,劳动者自然也成为躺在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这标志着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雇佣劳动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大部分政府对此采取了暧昧态度,因为在利润率长期萎靡的经济停滞和下行阶段,灵活用工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就业率,尽管这些工作的质量对于劳动者来说可能大打折扣。实际上鼓励企业用工灵活化,比如大量雇佣临时工、实行劳务派遣以及将工作外包和分包,在1970年代以来一直是许多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从这一点来说,数字资本平台只是运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对这种“倒退”进行了包装,并且更高效和彻底地推卸了责任。

到目前为止,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的法院在个别判例中将一些平台零工归类为雇佣劳动者,但还没有其他地区的法院能够像美国加州最高法院那样,通过一项专门的强制性法案来全面性地约束零工经济平台。需要强调这种改变是在当地Uber和Lyft工人组织的多次行动要求下推动的。这一法案(AB5)从2020年初开始生效,包含一项测试来确定工人到底应该被归类为“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自雇者”)。根据这项ABC测试,只有用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工人才能被视为独立承包商,否则皆为雇员:

1、无论是根据合同还是实际上的工作表现,工人不受到雇用实体的控制和指导;2、工人从事的工作超出了用工单位的正常业务范围;3、工人通常从事了独自建立的贸易,职业或业务,且与雇用实体的工作性质相同。

按照这一测试的标准,Uber、Lyft将不得不将平台司机和骑手视为雇员,因而必须遵守最低工资标准,并按地方法律给予加班费、医疗保险和带薪休假。并保证工人的集体行动权和团结权。

然而想要垄断巨头认输并不容易。Uber和Lyft最初威胁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法案,他们将退出加州市场,从而使得数百万加州平台司机失业,并试图一边通过微调现有的程序让劳动者看起来更像“独立承包商”,以此规避法律。但当他们发现这些手段都不起作用、法院仍然在8月裁定平台违法时,几家平台公司联手投入了多达1.1亿美元致力于在11月推动加州第22号提案的投票通过,以将平台零工重新分类为独立承包商。

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

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

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Khosrowshahi)随后在公开文章中为零工经济辩护。他称AB5法案会极大地影响平台司机的灵活性,其实他们大多数并不想成为全职的雇员。然而事实是,由于时薪通常低于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许多平台司机不得不进行着全职工作。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在平台算法和监控技术的控制下根本无灵活性可言。而在一些统计数据中将平台劳动作为主要工作的劳动者比例高达72%。此外,一些平台零工采用多个平台接受工作指派,因而全部工作时长可能远远超过单个全职的传统工作时长。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即便存在来自国家权力的强力约束,对零工劳动者的保障仍然充满了阻碍。数字资本平台利用自己市场垄断性的优势胁迫法院,甚至绑架劳动者来为自己的利益做辩护。当然,AB5法案将直接有益于那些将平台劳动当作全职来做的工人,但由于无法改变平台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利益分配方式,平台无疑倾向于想办法把成本转嫁给劳动者和消费者。这里并不是反对强制性劳动法规的出台以对劳动权益进行兜底,而是指出这一解决思路也存在的风险。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平台劳工成为雇员,平台将进一步加强对劳工的管理,比如可能规定最低的工作时长,这将可能使得一些过去倾向于短期兼职的工人失去机会。平台也可能大幅减少工人的数量,通过增加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面临涨价;由于司机的减少,使用平台的便利程度可能下降。因而,尽管平台会非常不乐意见到AB5这类法案的推行,但如果不得不接受,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来化解。

此外,还很难预见类似的法案是否能在更大的范围获得采纳。如果各地方的平台零工无法形成集体的诉求,地方权力机关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来推行保障劳动者的法案。

改造平台:算法民主化与社会团结

今天的数字平台实际上是联结生产企业、劳动者和用户消费者等多方的中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发展,互联互通的平台技术使得资本逐渐打通行业上下游以及不同行业和领域的边界,资本越来越具有总体性。数字平台也越来越具有集成性,借助中介地位可以演化出介入到各行各业乃至企业和个体的管理权力,从而扮演一个中央枢纽的角色。这就产生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口号与高度中心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初算法只是为这种作为中介的联结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工具,却演变为强制性的、不可违背的命令。是算法本身具有专制倾向吗?答案显然为否。而是平台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垄断性。当算法完全代表资本的意志对中介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自上而下的指挥,却缺乏民主和开放的形成机制时,算法就成为资本专制主义的代理人。

因而可以预见,放任现有数字平台对算法的发展,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如外卖骑手那般生活在资本塑造的数字极权之下。而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当我们的数据隐私被平台任意地收集和使用,我们已经和外卖骑手受到监控的遭遇没有本质区别。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将算法民主化,这要求打破传统公司制度的边界,做到开放治理。

一种路径是由来已久的自由软件运动。这意味着平台将应用程序的技术算法上传到数字公地(例如github)当中,供所有人继续开发和免费使用。原有的应用程序将在志愿者的贡献中发展出许多版本分叉,用于适应不同地方的特殊性。而采用其中任何一个版本拷贝的人们都不会遭到知识产权诉讼。实际上,我们日常使用的大部分应用程序的许多基础算法,都是由网络志愿者无偿贡献出来的——尽管这一点在程序开发界几乎是一个常识,却很少被消费者知道。

另一种路径是在核心算法制定的过程中建立利益相关方的多方协商机制。

这意味着完善的自组织。以外卖平台为例,社会力量应该团结起来督促平台建立起一个算法民主协商委员会,至少包括平台股东/管理层代表、技术开发者代表、外卖骑手代表、用户消费者代表以及外卖商家代表。而这些代表都应该从所代表集体的自组织中产生出来,并定期轮换。而在一些地方,骑手自组织已经逐渐成形。

尽管在实践中还缺乏成功的案例,但这一开放民主治理的灵感来自于区块链社区的自治实验、德国和北欧广泛存在的劳资共决企业制度、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协商机制、消费者道德运动以及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主张。因而并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源。

此外,考虑到算法影响的不仅仅是外卖骑手,而是与平台发生关系的每一个集体和个体,因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团结尤为重要。当舆论将矛头纷纷指向饿了么和美团等外卖平台时,我们看到他们只是将责任推卸给消费者,承诺对算法进行的改动,也并没有保证外卖员待遇实质性的提高。而同样作为劳动者、以996而闻名的程序员需要为修改算法而熬夜加班,并且不会有加班费。也许应该意识到,996和外卖骑手违章逆行是两个相互促成的事实。作为社畜的白领与外卖员分享着类似的命运,共同在加速中丧命。

算法民主化的另一个有力依据在于,随着数据和算法的累积,越来越多工作(包括许多白领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取代,比如会计师、程序员甚至包括新闻行业的记者和编辑——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将算法民主化,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样的报道。工作自动化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缺乏对新的价值贡献和分配机制和自动化工作伦理的讨论,工作自动化就会造成大规模失业以及人类自主性的丧失。

最终,广泛的社会团结应该使劳动者和用户消费者都能够参与到平台的决策和管理中,在重大问题上有决定权。考虑到这次围绕外卖骑手权益的社会讨论对平台算法的改变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可以把这次改变视为算法民主化雏形的一个实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学者、记者媒体、用户消费者乃至半官方的地方消费者协会站在了一起。只是,我们如何把这种转瞬即逝的舆论推动转变为长久的稳定机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替代性平台:社区食堂与平台合作主义

大部分数字平台最初都是以“共享经济”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往往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并且有许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我们也许都忘了,网约车平台最初诞生时,只是为人们提供友好互助的便利——孤独司机寻找聊天同伴,顺便赚点外快;错过公共交通或着急赶路的乘客搭顺风车(还记得“顺风车”这个词的本意吗?)。短租民宿平台(如Airbnb)一开始则是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本地土著接待的环境,但现在完全成为了商业化房屋短租工具,租客很可能见不到主人,而主人是以食租谋生的二房东。最初的情感联结和社区联系消失了,人们之间重新变得陌生。

外卖平台同样使食客和餐馆经营者的生活很不相同了。便捷的外卖可以让白领员工一直呆在工位上,即使是午休时间也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处理信息。当然,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工作量超负荷,但外卖的确使不间断的工作成为可能。不需要踩饭点的外卖也助长了饮食不规律,因而可能对健康不利。在这种关系当中,食客与餐馆经营者也不再相识,彼此成为了屏幕上的文字和代码。

也许在一些社区主义者看来,外卖未必是必要的。实际上,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和单位往往拥有自己的食堂,这的确使得外卖变得多余。一些单位也倾向于把健康的食堂饭菜作为一种员工福利。但也存在另一种思路。今天在一些社区中仍然遗留着集体所有的食堂,尽管大部分时候这些食堂主要是向高龄退休的老人提供服务的,但一些留有余力的食堂也被鼓励向社会开放,例如临近的一些白领就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物美价廉的饭菜。当然这样的例子非常有限。但是否存在着筹办社区食堂并借此激活社区自治的可能呢?在筹办食堂中创造出来的新岗位,也可以吸纳以往的外卖骑手,并为他们提供更有保障和安全的工作。

而在印度孟买,有着130多年历史的传统外卖系统“达巴瓦拉”(Dabbawala)根本不依靠算法,而是通过外卖员在共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简单编码系统来保证配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套编码系统仅仅是由颜色、字母、数字和其它简单符号组成的,因而非常简单实用。这让达巴瓦拉在有80%的外卖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情况下,可以做到99.99966%的服务正确率。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采用了合作社形式来运作,每个外卖员都是平等的股东,共享合作社盈余,并享受儿童奖学金等福利。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由于交通封锁,许多来自农村的外卖员无法来到城市工作,因而缺乏生活来源。达巴瓦拉发挥了救济保障的功能,为外卖员们提供物质援助。

“达巴瓦拉”外卖员

“达巴瓦拉”外卖员


全国首例同性伴侣争抚养权案宣判 代孕母亲获权利20-09-12 15:29:27全国首例同性伴侣争抚养权案宣判

胡锡进:中印边境对峙,印军没能占到一分便宜20-09-12 14:57:13中印,边境,对峙

94岁二战老兵最后愿望:将棺材涂成黄箭口香糖主题20-09-10 13:28:25老兵愿望 将棺材涂成黄箭口香糖主题

胡锡进:向大家通报一下我所了解的中印边境最新情况20-09-12 16:59:59胡锡进,中印,边境

外卖骑手何处去?破解零工经济困局的三条出路20-09-12 16:35:30外卖,骑手

特朗普吹嘘的机密武器是什么?军事分析家们忙起来了20-09-12 15:52:55特朗普,武器

北京一男子在公交车上持刀行凶 乘务员浴血夺刀20-09-12 15:28:03公交车,行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灾后重建工地20-09-12 15:22:27朝鲜,金正恩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最新消息:飞行路程达1.37亿千米20-09-12 14:59:21天问一号,火星,探测

如果本-拉登看到现在的美国,会怎么想?20-09-12 07:47:50本-拉登 美国

侠客岛:边境鸣枪后中印外长会晤,传递了什么信号?20-09-12 07:42:48边境鸣枪 中印外长会晤

巴基斯坦卡拉奇楼房倒塌 已致4人遇难20-09-12 06:59:47卡拉奇楼房倒塌

蔡英文炫耀防空导弹连,却被台湾网友这样讽刺……20-09-12 06:55:47蔡英文炫耀防空导弹连

欧盟向英国下“最后通牒” 英政府“无视”了……20-09-12 06:52:48欧盟向英国下最后通牒

俄罗斯将举办“高加索-2020”战略指挥演习20-09-12 06:50:15高加索-2020战略指挥演习

疫情局部反弹 西班牙超10万居民再度进入管控状态20-09-12 01:20:36西班牙疫情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