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中国老板为什么行?|工厂

文| [美]孙辕 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研究首席研究员

孙先生坚持请我们喝茶。我和同行的研究员已经见过了他在尼日利亚的陶瓷厂——每天生产5.6万平方米的瓷砖,足以铺满十个足球场。就在刚才,工厂负责人还介绍了工厂的机械运作原理和商业逻辑。

特制的茶海桌上摆放着一个打磨得发亮的木托盘,以及分别用来泡茶、冲茶、分发茶汤和品茶的不同茶具。茶叶冲泡四五次后,孙先生陷入了回忆。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几乎就是一段传奇:一个贫穷的、学历不高的中国男孩努力工作,最后成为自己的老板,从而发家致富。

孙先生的故事既涉及个人的成长,也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写照。从在工厂里打工,到运营工厂,再到拥有自己的皮革加工厂,这些转变在过去30年里改变着中国,同样也给非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孙先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卓越发展——人类有史以来生活水平的最快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机构的正统建议,而是为孙先生和他那一代的同行们创造了在工厂工作并学习如何运营工厂的条件。

很多人通过为中国台湾工厂的老板们工作,学会了运营工厂,而这些老板则是在更早之前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企业那里学习的经验。这一方式表明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生的现象,而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连锁反应。

这一变革必要的核心载体不是最重要的资本或者抽象的技术,而是人。正是那些像孙先生一样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开办一家工厂的受益者,成了累积的制造业知识的化身。并且当他们为开办下一个工厂选址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为制造产业链选择下一个连接点。30多年前,他们选择了中国,并在觉醒中改变了中国。今天,他们正在选择非洲。

▲中国工厂在非洲,当地时间2018年7月31日,埃塞俄比亚,工人们在2015年启用的新厂区内工作,连同其他厂区,该鞋厂一共解决了当地7500余人的工作问题。

回到孙先生在尼日利亚的办公室,在茶水冲泡到第八九次的时候,孙先生用充满哲理的话对我们说:“发展的列车——先到哪一个车站,再经过哪个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要走哪条路。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对于非洲来说,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对比大多数人,孙先生更懂得致富之道。他描述的中国的发展路线正是他自己实践了一遍又一遍的战略:建工厂赚钱。在他看来,显然非洲人也应该这样做。

孙先生制定并实践的这一战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实上,在英国依靠制造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后,加入其行列的大多数国家在将其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过渡之前,都是朝着工业化的方向转变的。少数例外是像卡塔尔这样幸运地拥有非凡资源财富的国家,资源对于其国家财富的贡献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像俄罗斯和安哥拉这样资源充足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联合国从对131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附加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种相关性更强。

并且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现代制造业是贫困国家一直试图在生产力方面超过富有国家的唯一领域。正如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写的,“不论国家处于何等地理上的劣势,有着怎样糟糕的制度和政治,现代制造业都在努力追赶全球生产力。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结果。”此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这种趋势普遍存在,研究表明非洲也不例外。世界各国的历史验证了孙先生直觉的正确性: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位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的出口加工区内,上千名当地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一家由中国企业投资的服装加工厂里忙碌着。这家服装厂为当地民众提供了2700多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建议与过去60年里西方主流发展机构对贫穷国家实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家建议主要围绕着“华盛顿共识”展开。受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烈要求强化市场作用并弱化政府作用的影响,“华盛顿共识”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及其参与塑造市场的行为,主要的做法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削减补贴、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使贸易自由化——正如罗德里克总结的那样:“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

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将这一揽子方案具体化为主流共识并保证其执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机构经常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急需的经济援助作为条件,让它们赞同这些规定的改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尼日利亚是非洲众多国家中承受这些结构化改革方案带来的后果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孙先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城市——温州。这座城市因在约4000年前发明了一种富有光泽、施有淡青色釉的青瓷而闻名。改革开发让温州再一次在中国开创了先河:它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私营企业的城市。

孙先生在13岁的时候便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他曾在几个皮革加工厂工作,最终攒够了钱,自己开了家工厂。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如他这样做着相同的事——长时间地工作,精打细算地攒钱,然后用积累的知识和积蓄使自己成为工厂的老板。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华盛顿共识”显然已经失败了。甚至它的发起人在2002年曾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在发展、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是这样的”。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使金融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罗德里克在2006年写道,“支持者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共识’催生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目前争论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是否奏效,而是什么将取代它。”

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步攀升,孙先生意识到他需要将他的工厂迁往国外。但是要迁到哪里呢?他考虑过孟加拉国,也想过乌兹别克斯坦。之后他的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尼日利亚。

在对尼日利亚进行考察后,孙先生投资4000万美元在那里建了一家陶瓷厂。他的工厂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雇了将近1100个工人,其中1000人是尼日利亚当地人。在尼日利亚,电力供应是不稳定的,而且成本很高,但是工厂的生意很好。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需求量急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使孙先生的利润率达到了7%。相比之下,他在中国的利润率是5%。通常,制造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多赚2%已经十分可观了。这就是在尼日利亚的灌木丛围绕的建筑物里,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的原因。

莱索托的陈先生诠释的“雁行理论”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对企业家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什么促使这些企业家如此甘愿迁往那里呢?一个答案是商业经济。正如孙先生所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而像尼日利亚这样规模庞大、服务水平低、竞争对手较少、利润率更高的国外市场对于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制造业是一个人人都在往其他地方移动以赚取下一个美元的行业。

我在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吃午餐的时候,这点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在城市的一角,镇子上最好的酒店凡妮莱索托酒店坐落在蜿蜒的山丘上,栖息在精心修剪的风景中。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被服务员带到楼下中餐厅的一个包间。大圆形餐桌是木制的,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盆兰花。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其他的客人也陆续到了,他们是五位来自中国的中年男人。他们相互认识,因为在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是彼此在莱索托仅有的有联系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他们不是亲戚,但十分巧合的是他们都姓陈。

尽管这顿午餐很丰盛,但陈先生们并不是过去那些在非洲过着奢华生活的欧洲殖民者的现代中国版本。他们过去的经历表明,相比于吃美味佳肴,他们更懂得“吃苦”——这是努力工作在中文里的表达。

陈先生们都是从底层打拼过来的,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工作,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那时,中国大陆的劳务机构通常会挑选年轻的中国大陆工人,之后将他们分配给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台湾公司,每一位陈先生都恰好被分给在莱索托有生意的老板。尽管他们没有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外生活的经验,也不懂英语或当地语言,但每个人都被送到了遥远的非洲国家。其中有两位陈先生是极“不幸”的:他们的目的地不是首都马塞卢,而是郊外偏远的山村。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他们一年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其中一个陈先生在回忆的时候,声音里掺杂着笑声和苦涩:“那可恶的电话!我能拨号,能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但我说完话后需要等,因为声音的传送需要时间。我一听到‘新年好!你怎么样’就会掉线。”他摇了摇头,“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足够的钱给家里打个正常的电话。”

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和节衣缩食,陈先生们有了足够的钱去做自己的小生意。一些人创办了工厂,另一些人经营着小商店。他们的一个中国朋友是我们吃饭的这家酒店的合伙人,他与陈先生们在早年一起来到莱索托,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中国美食的细心留意。这个饭局里唯一不姓陈的是邀请我来吃饭的那个人,他的故事有些许不同。年轻的时候,他没有为中国台湾的老板工作,而是一开始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我仍是整个莱索托的中国人里日语说得最好的!”他在几轮敬酒后自夸道。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家中国服装厂内,当地工人在加工服装。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在座的几位先生是历史上跨国制造链上最新的一环。在学术界,这种现象叫作“雁行理论”——20世纪中叶,日本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崛起。这一理论最近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新提起,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公民。他研究的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快速工业化成功的原因。这一理论将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比作雁行模式,它们会根据成本和需求的改变,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产品转换为另一种产品。

“雁行理论”描述的正是陈先生们在莱索托和孙先生在尼日利亚所走的路线。陈先生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中国台湾老板们打工当学徒的经历为他们有朝一日运营自己的企业打下了基础。日本的企业家浪潮催生了中国台湾的企业家浪潮,后者又催生了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浪潮。画一张随时间变化的竞争力图示,波浪形成一系列倒置的“V”,这是迁徙的大雁的飞行模式(见图表)。这些中国企业家如今在非洲运营工厂的事实大大增加了下一个非洲企业家浪潮出现的可能性。

雁行理论有第二个维度:V形描述的不仅仅是制造商从国家/地区到国家/地区的流动,而且还说明了在每个国家/地区,从产品到产品的工业升级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首先,一些公司会尝试制造某种产品。据它们所知,它们的利润将吸引其他公司也试着生产该产品。但是随着这一领域变得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一些公司将寻找一种不同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被迫尝试生产稍微复杂一些、其他人难以复制的东西。这一过程将会不断重演,以复制和学习为开始的国家/地区最终走向了发明创造,并且教导一代或两代人。孙先生从皮革加工转向技术更先进的瓷器生产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真实数据揭示了这些倒V的确切情况:对148个国家/地区的分析表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每个国家/地区的制造商都能预见性地制造更复杂的产品。昨天的皮革,今天的瓷器——再过10年或20年,孙先生可能会生产电脑。

想要得到它,就去制造它

雁行理论不只是关于制造业的理论,它也涉及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发展不只是少数幸运儿获得惊人的财富;发展意味着普通人在上千微小的方面体验更轻松和更舒适的生活。因此,它不仅影响着直接参与工厂生产的人,也影响着其他人。

我在长春出生,它是吉林省的省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父亲离家一年去日本攻读博士后,把我的母亲和当时两岁的我留在了中国。我那时候太小了,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是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他带回来一个稀罕物:保鲜膜。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很少有人家里有冰箱,家里有电视的人也不多,像可乐和雪碧这样的软饮在当时也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当时只有我表现好的时候,我的父母才会买这些软饮来奖励我。

我的父亲拿着保鲜膜进了家。他从日本回来,手提箱里装的全是它。他拿出一个盒子,教我们如何沿着卷筒滑动手指找到边缘,如何用锯齿状的刀片裁出一张,以及如何将它抻开,罩在碗上,而不使之结成一团。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5,但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仅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我家没人见过类似的东西。当时的我被禁止触碰这些从远方带来的发光的珍贵的保鲜膜。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它使剩饭剩菜比之前更可口。我的父母把手提箱里的东西分为家用的和送给友人的礼物。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日本有保鲜膜而中国没有的原因,在于日本有制造保鲜膜的工厂而中国没有。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东亚奇迹”之初,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创下了世界历史上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最快纪录,而美国和英国分别用了60年和50年才成为工业化国家。然后,日本公司迁往海外,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破纪录的经济增长。之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打破了日本的纪录。日本用了35年的时间使GDP翻倍,韩国只用了11年。

因此,这些国家在中国投资工厂绝非偶然。当孙先生因贫困辍学去温州的一家工厂工作的时候,正是在本国面临高额成本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像陈先生们这样的,大量的大陆劳动力在中国台湾的企业和外企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从当时的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贫穷程度要超过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中国当时设定了目标: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增长一倍。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将增长16倍。忽略“华盛顿共识”和其他西方的发展建议,中国的战略也正是孙先生的大战略:学习如何制造东西,制造它们,然后卖掉它们。

这种战略奏效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它的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4。在这一过程中,30年内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近10%,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中国只用了9年就打破了韩国GDP翻倍的纪录,同时一并消除了对雁行理论只适用于亚洲小国的怀疑。

不用说,保鲜膜在中国已不再是国外的新奇事物了。这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像我父亲那样接受了教育,能够把它从发达国家带回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变得富裕,能买得起保鲜膜了。原因是:中国人制造了保鲜膜,因此变得富裕了。今天,中国制造了世界上1/4的塑料制品,普通人如今也买得起保鲜膜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正如孙先生和陈先生们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最好方法,很可能是自己去制造它。

《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

[美]孙辕 著,唐晓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2020年8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尽管西方国家有针对非洲的五十年的援助计划,非洲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都多。那些认真考虑提高整个大陆生活水平的人都知道,需要采取另一种策略。作者在书中更多关注的是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管理中小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正引领着这些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投资带来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非洲可以在未来的一代人中实现工业化。作者用深刻的商业和经济分析为读者描绘非洲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未来。

在非洲,中国老板为什么行?|工厂

文| [美]孙辕 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研究首席研究员

孙先生坚持请我们喝茶。我和同行的研究员已经见过了他在尼日利亚的陶瓷厂——每天生产5.6万平方米的瓷砖,足以铺满十个足球场。就在刚才,工厂负责人还介绍了工厂的机械运作原理和商业逻辑。

特制的茶海桌上摆放着一个打磨得发亮的木托盘,以及分别用来泡茶、冲茶、分发茶汤和品茶的不同茶具。茶叶冲泡四五次后,孙先生陷入了回忆。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几乎就是一段传奇:一个贫穷的、学历不高的中国男孩努力工作,最后成为自己的老板,从而发家致富。

孙先生的故事既涉及个人的成长,也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写照。从在工厂里打工,到运营工厂,再到拥有自己的皮革加工厂,这些转变在过去30年里改变着中国,同样也给非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孙先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卓越发展——人类有史以来生活水平的最快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机构的正统建议,而是为孙先生和他那一代的同行们创造了在工厂工作并学习如何运营工厂的条件。

很多人通过为中国台湾工厂的老板们工作,学会了运营工厂,而这些老板则是在更早之前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企业那里学习的经验。这一方式表明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生的现象,而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连锁反应。

这一变革必要的核心载体不是最重要的资本或者抽象的技术,而是人。正是那些像孙先生一样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开办一家工厂的受益者,成了累积的制造业知识的化身。并且当他们为开办下一个工厂选址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为制造产业链选择下一个连接点。30多年前,他们选择了中国,并在觉醒中改变了中国。今天,他们正在选择非洲。

▲中国工厂在非洲,当地时间2018年7月31日,埃塞俄比亚,工人们在2015年启用的新厂区内工作,连同其他厂区,该鞋厂一共解决了当地7500余人的工作问题。

回到孙先生在尼日利亚的办公室,在茶水冲泡到第八九次的时候,孙先生用充满哲理的话对我们说:“发展的列车——先到哪一个车站,再经过哪个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要走哪条路。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对于非洲来说,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对比大多数人,孙先生更懂得致富之道。他描述的中国的发展路线正是他自己实践了一遍又一遍的战略:建工厂赚钱。在他看来,显然非洲人也应该这样做。

孙先生制定并实践的这一战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实上,在英国依靠制造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后,加入其行列的大多数国家在将其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过渡之前,都是朝着工业化的方向转变的。少数例外是像卡塔尔这样幸运地拥有非凡资源财富的国家,资源对于其国家财富的贡献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像俄罗斯和安哥拉这样资源充足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联合国从对131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附加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种相关性更强。

并且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现代制造业是贫困国家一直试图在生产力方面超过富有国家的唯一领域。正如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写的,“不论国家处于何等地理上的劣势,有着怎样糟糕的制度和政治,现代制造业都在努力追赶全球生产力。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结果。”此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这种趋势普遍存在,研究表明非洲也不例外。世界各国的历史验证了孙先生直觉的正确性: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位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的出口加工区内,上千名当地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一家由中国企业投资的服装加工厂里忙碌着。这家服装厂为当地民众提供了2700多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建议与过去60年里西方主流发展机构对贫穷国家实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家建议主要围绕着“华盛顿共识”展开。受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烈要求强化市场作用并弱化政府作用的影响,“华盛顿共识”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及其参与塑造市场的行为,主要的做法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削减补贴、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使贸易自由化——正如罗德里克总结的那样:“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

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将这一揽子方案具体化为主流共识并保证其执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机构经常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急需的经济援助作为条件,让它们赞同这些规定的改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尼日利亚是非洲众多国家中承受这些结构化改革方案带来的后果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孙先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城市——温州。这座城市因在约4000年前发明了一种富有光泽、施有淡青色釉的青瓷而闻名。改革开发让温州再一次在中国开创了先河:它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私营企业的城市。

孙先生在13岁的时候便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他曾在几个皮革加工厂工作,最终攒够了钱,自己开了家工厂。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如他这样做着相同的事——长时间地工作,精打细算地攒钱,然后用积累的知识和积蓄使自己成为工厂的老板。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华盛顿共识”显然已经失败了。甚至它的发起人在2002年曾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在发展、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是这样的”。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使金融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罗德里克在2006年写道,“支持者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共识’催生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目前争论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是否奏效,而是什么将取代它。”

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步攀升,孙先生意识到他需要将他的工厂迁往国外。但是要迁到哪里呢?他考虑过孟加拉国,也想过乌兹别克斯坦。之后他的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尼日利亚。

在对尼日利亚进行考察后,孙先生投资4000万美元在那里建了一家陶瓷厂。他的工厂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雇了将近1100个工人,其中1000人是尼日利亚当地人。在尼日利亚,电力供应是不稳定的,而且成本很高,但是工厂的生意很好。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需求量急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使孙先生的利润率达到了7%。相比之下,他在中国的利润率是5%。通常,制造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多赚2%已经十分可观了。这就是在尼日利亚的灌木丛围绕的建筑物里,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的原因。

莱索托的陈先生诠释的“雁行理论”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对企业家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什么促使这些企业家如此甘愿迁往那里呢?一个答案是商业经济。正如孙先生所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而像尼日利亚这样规模庞大、服务水平低、竞争对手较少、利润率更高的国外市场对于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制造业是一个人人都在往其他地方移动以赚取下一个美元的行业。

我在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吃午餐的时候,这点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在城市的一角,镇子上最好的酒店凡妮莱索托酒店坐落在蜿蜒的山丘上,栖息在精心修剪的风景中。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被服务员带到楼下中餐厅的一个包间。大圆形餐桌是木制的,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盆兰花。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其他的客人也陆续到了,他们是五位来自中国的中年男人。他们相互认识,因为在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是彼此在莱索托仅有的有联系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他们不是亲戚,但十分巧合的是他们都姓陈。

尽管这顿午餐很丰盛,但陈先生们并不是过去那些在非洲过着奢华生活的欧洲殖民者的现代中国版本。他们过去的经历表明,相比于吃美味佳肴,他们更懂得“吃苦”——这是努力工作在中文里的表达。

陈先生们都是从底层打拼过来的,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工作,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那时,中国大陆的劳务机构通常会挑选年轻的中国大陆工人,之后将他们分配给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台湾公司,每一位陈先生都恰好被分给在莱索托有生意的老板。尽管他们没有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外生活的经验,也不懂英语或当地语言,但每个人都被送到了遥远的非洲国家。其中有两位陈先生是极“不幸”的:他们的目的地不是首都马塞卢,而是郊外偏远的山村。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他们一年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其中一个陈先生在回忆的时候,声音里掺杂着笑声和苦涩:“那可恶的电话!我能拨号,能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但我说完话后需要等,因为声音的传送需要时间。我一听到‘新年好!你怎么样’就会掉线。”他摇了摇头,“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足够的钱给家里打个正常的电话。”

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和节衣缩食,陈先生们有了足够的钱去做自己的小生意。一些人创办了工厂,另一些人经营着小商店。他们的一个中国朋友是我们吃饭的这家酒店的合伙人,他与陈先生们在早年一起来到莱索托,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中国美食的细心留意。这个饭局里唯一不姓陈的是邀请我来吃饭的那个人,他的故事有些许不同。年轻的时候,他没有为中国台湾的老板工作,而是一开始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我仍是整个莱索托的中国人里日语说得最好的!”他在几轮敬酒后自夸道。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家中国服装厂内,当地工人在加工服装。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在座的几位先生是历史上跨国制造链上最新的一环。在学术界,这种现象叫作“雁行理论”——20世纪中叶,日本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崛起。这一理论最近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新提起,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公民。他研究的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快速工业化成功的原因。这一理论将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比作雁行模式,它们会根据成本和需求的改变,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产品转换为另一种产品。

“雁行理论”描述的正是陈先生们在莱索托和孙先生在尼日利亚所走的路线。陈先生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中国台湾老板们打工当学徒的经历为他们有朝一日运营自己的企业打下了基础。日本的企业家浪潮催生了中国台湾的企业家浪潮,后者又催生了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浪潮。画一张随时间变化的竞争力图示,波浪形成一系列倒置的“V”,这是迁徙的大雁的飞行模式(见图表)。这些中国企业家如今在非洲运营工厂的事实大大增加了下一个非洲企业家浪潮出现的可能性。

雁行理论有第二个维度:V形描述的不仅仅是制造商从国家/地区到国家/地区的流动,而且还说明了在每个国家/地区,从产品到产品的工业升级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首先,一些公司会尝试制造某种产品。据它们所知,它们的利润将吸引其他公司也试着生产该产品。但是随着这一领域变得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一些公司将寻找一种不同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被迫尝试生产稍微复杂一些、其他人难以复制的东西。这一过程将会不断重演,以复制和学习为开始的国家/地区最终走向了发明创造,并且教导一代或两代人。孙先生从皮革加工转向技术更先进的瓷器生产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真实数据揭示了这些倒V的确切情况:对148个国家/地区的分析表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每个国家/地区的制造商都能预见性地制造更复杂的产品。昨天的皮革,今天的瓷器——再过10年或20年,孙先生可能会生产电脑。

想要得到它,就去制造它

雁行理论不只是关于制造业的理论,它也涉及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发展不只是少数幸运儿获得惊人的财富;发展意味着普通人在上千微小的方面体验更轻松和更舒适的生活。因此,它不仅影响着直接参与工厂生产的人,也影响着其他人。

我在长春出生,它是吉林省的省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父亲离家一年去日本攻读博士后,把我的母亲和当时两岁的我留在了中国。我那时候太小了,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是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他带回来一个稀罕物:保鲜膜。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很少有人家里有冰箱,家里有电视的人也不多,像可乐和雪碧这样的软饮在当时也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当时只有我表现好的时候,我的父母才会买这些软饮来奖励我。

我的父亲拿着保鲜膜进了家。他从日本回来,手提箱里装的全是它。他拿出一个盒子,教我们如何沿着卷筒滑动手指找到边缘,如何用锯齿状的刀片裁出一张,以及如何将它抻开,罩在碗上,而不使之结成一团。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5,但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仅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我家没人见过类似的东西。当时的我被禁止触碰这些从远方带来的发光的珍贵的保鲜膜。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它使剩饭剩菜比之前更可口。我的父母把手提箱里的东西分为家用的和送给友人的礼物。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日本有保鲜膜而中国没有的原因,在于日本有制造保鲜膜的工厂而中国没有。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东亚奇迹”之初,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创下了世界历史上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最快纪录,而美国和英国分别用了60年和50年才成为工业化国家。然后,日本公司迁往海外,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破纪录的经济增长。之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打破了日本的纪录。日本用了35年的时间使GDP翻倍,韩国只用了11年。

因此,这些国家在中国投资工厂绝非偶然。当孙先生因贫困辍学去温州的一家工厂工作的时候,正是在本国面临高额成本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像陈先生们这样的,大量的大陆劳动力在中国台湾的企业和外企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从当时的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贫穷程度要超过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中国当时设定了目标: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增长一倍。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将增长16倍。忽略“华盛顿共识”和其他西方的发展建议,中国的战略也正是孙先生的大战略:学习如何制造东西,制造它们,然后卖掉它们。

这种战略奏效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它的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4。在这一过程中,30年内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近10%,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中国只用了9年就打破了韩国GDP翻倍的纪录,同时一并消除了对雁行理论只适用于亚洲小国的怀疑。

不用说,保鲜膜在中国已不再是国外的新奇事物了。这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像我父亲那样接受了教育,能够把它从发达国家带回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变得富裕,能买得起保鲜膜了。原因是:中国人制造了保鲜膜,因此变得富裕了。今天,中国制造了世界上1/4的塑料制品,普通人如今也买得起保鲜膜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正如孙先生和陈先生们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最好方法,很可能是自己去制造它。

《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

[美]孙辕 著,唐晓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2020年8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尽管西方国家有针对非洲的五十年的援助计划,非洲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都多。那些认真考虑提高整个大陆生活水平的人都知道,需要采取另一种策略。作者在书中更多关注的是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管理中小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正引领着这些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投资带来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非洲可以在未来的一代人中实现工业化。作者用深刻的商业和经济分析为读者描绘非洲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未来。

在非洲,中国老板为什么行?|工厂

文| [美]孙辕 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研究首席研究员

孙先生坚持请我们喝茶。我和同行的研究员已经见过了他在尼日利亚的陶瓷厂——每天生产5.6万平方米的瓷砖,足以铺满十个足球场。就在刚才,工厂负责人还介绍了工厂的机械运作原理和商业逻辑。

特制的茶海桌上摆放着一个打磨得发亮的木托盘,以及分别用来泡茶、冲茶、分发茶汤和品茶的不同茶具。茶叶冲泡四五次后,孙先生陷入了回忆。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几乎就是一段传奇:一个贫穷的、学历不高的中国男孩努力工作,最后成为自己的老板,从而发家致富。

孙先生的故事既涉及个人的成长,也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写照。从在工厂里打工,到运营工厂,再到拥有自己的皮革加工厂,这些转变在过去30年里改变着中国,同样也给非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孙先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卓越发展——人类有史以来生活水平的最快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机构的正统建议,而是为孙先生和他那一代的同行们创造了在工厂工作并学习如何运营工厂的条件。

很多人通过为中国台湾工厂的老板们工作,学会了运营工厂,而这些老板则是在更早之前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企业那里学习的经验。这一方式表明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生的现象,而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连锁反应。

这一变革必要的核心载体不是最重要的资本或者抽象的技术,而是人。正是那些像孙先生一样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开办一家工厂的受益者,成了累积的制造业知识的化身。并且当他们为开办下一个工厂选址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为制造产业链选择下一个连接点。30多年前,他们选择了中国,并在觉醒中改变了中国。今天,他们正在选择非洲。

▲中国工厂在非洲,当地时间2018年7月31日,埃塞俄比亚,工人们在2015年启用的新厂区内工作,连同其他厂区,该鞋厂一共解决了当地7500余人的工作问题。

回到孙先生在尼日利亚的办公室,在茶水冲泡到第八九次的时候,孙先生用充满哲理的话对我们说:“发展的列车——先到哪一个车站,再经过哪个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要走哪条路。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对于非洲来说,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对比大多数人,孙先生更懂得致富之道。他描述的中国的发展路线正是他自己实践了一遍又一遍的战略:建工厂赚钱。在他看来,显然非洲人也应该这样做。

孙先生制定并实践的这一战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实上,在英国依靠制造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后,加入其行列的大多数国家在将其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过渡之前,都是朝着工业化的方向转变的。少数例外是像卡塔尔这样幸运地拥有非凡资源财富的国家,资源对于其国家财富的贡献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像俄罗斯和安哥拉这样资源充足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联合国从对131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附加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种相关性更强。

并且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现代制造业是贫困国家一直试图在生产力方面超过富有国家的唯一领域。正如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写的,“不论国家处于何等地理上的劣势,有着怎样糟糕的制度和政治,现代制造业都在努力追赶全球生产力。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结果。”此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这种趋势普遍存在,研究表明非洲也不例外。世界各国的历史验证了孙先生直觉的正确性: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位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的出口加工区内,上千名当地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一家由中国企业投资的服装加工厂里忙碌着。这家服装厂为当地民众提供了2700多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建议与过去60年里西方主流发展机构对贫穷国家实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家建议主要围绕着“华盛顿共识”展开。受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烈要求强化市场作用并弱化政府作用的影响,“华盛顿共识”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及其参与塑造市场的行为,主要的做法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削减补贴、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使贸易自由化——正如罗德里克总结的那样:“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

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将这一揽子方案具体化为主流共识并保证其执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机构经常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急需的经济援助作为条件,让它们赞同这些规定的改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尼日利亚是非洲众多国家中承受这些结构化改革方案带来的后果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孙先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城市——温州。这座城市因在约4000年前发明了一种富有光泽、施有淡青色釉的青瓷而闻名。改革开发让温州再一次在中国开创了先河:它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私营企业的城市。

孙先生在13岁的时候便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他曾在几个皮革加工厂工作,最终攒够了钱,自己开了家工厂。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如他这样做着相同的事——长时间地工作,精打细算地攒钱,然后用积累的知识和积蓄使自己成为工厂的老板。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华盛顿共识”显然已经失败了。甚至它的发起人在2002年曾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在发展、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是这样的”。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使金融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罗德里克在2006年写道,“支持者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共识’催生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目前争论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是否奏效,而是什么将取代它。”

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步攀升,孙先生意识到他需要将他的工厂迁往国外。但是要迁到哪里呢?他考虑过孟加拉国,也想过乌兹别克斯坦。之后他的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尼日利亚。

在对尼日利亚进行考察后,孙先生投资4000万美元在那里建了一家陶瓷厂。他的工厂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雇了将近1100个工人,其中1000人是尼日利亚当地人。在尼日利亚,电力供应是不稳定的,而且成本很高,但是工厂的生意很好。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需求量急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使孙先生的利润率达到了7%。相比之下,他在中国的利润率是5%。通常,制造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多赚2%已经十分可观了。这就是在尼日利亚的灌木丛围绕的建筑物里,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的原因。

莱索托的陈先生诠释的“雁行理论”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对企业家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什么促使这些企业家如此甘愿迁往那里呢?一个答案是商业经济。正如孙先生所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而像尼日利亚这样规模庞大、服务水平低、竞争对手较少、利润率更高的国外市场对于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制造业是一个人人都在往其他地方移动以赚取下一个美元的行业。

我在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吃午餐的时候,这点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在城市的一角,镇子上最好的酒店凡妮莱索托酒店坐落在蜿蜒的山丘上,栖息在精心修剪的风景中。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被服务员带到楼下中餐厅的一个包间。大圆形餐桌是木制的,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盆兰花。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其他的客人也陆续到了,他们是五位来自中国的中年男人。他们相互认识,因为在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是彼此在莱索托仅有的有联系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他们不是亲戚,但十分巧合的是他们都姓陈。

尽管这顿午餐很丰盛,但陈先生们并不是过去那些在非洲过着奢华生活的欧洲殖民者的现代中国版本。他们过去的经历表明,相比于吃美味佳肴,他们更懂得“吃苦”——这是努力工作在中文里的表达。

陈先生们都是从底层打拼过来的,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工作,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那时,中国大陆的劳务机构通常会挑选年轻的中国大陆工人,之后将他们分配给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台湾公司,每一位陈先生都恰好被分给在莱索托有生意的老板。尽管他们没有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外生活的经验,也不懂英语或当地语言,但每个人都被送到了遥远的非洲国家。其中有两位陈先生是极“不幸”的:他们的目的地不是首都马塞卢,而是郊外偏远的山村。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他们一年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其中一个陈先生在回忆的时候,声音里掺杂着笑声和苦涩:“那可恶的电话!我能拨号,能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但我说完话后需要等,因为声音的传送需要时间。我一听到‘新年好!你怎么样’就会掉线。”他摇了摇头,“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足够的钱给家里打个正常的电话。”

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和节衣缩食,陈先生们有了足够的钱去做自己的小生意。一些人创办了工厂,另一些人经营着小商店。他们的一个中国朋友是我们吃饭的这家酒店的合伙人,他与陈先生们在早年一起来到莱索托,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中国美食的细心留意。这个饭局里唯一不姓陈的是邀请我来吃饭的那个人,他的故事有些许不同。年轻的时候,他没有为中国台湾的老板工作,而是一开始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我仍是整个莱索托的中国人里日语说得最好的!”他在几轮敬酒后自夸道。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家中国服装厂内,当地工人在加工服装。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在座的几位先生是历史上跨国制造链上最新的一环。在学术界,这种现象叫作“雁行理论”——20世纪中叶,日本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崛起。这一理论最近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新提起,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公民。他研究的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快速工业化成功的原因。这一理论将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比作雁行模式,它们会根据成本和需求的改变,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产品转换为另一种产品。

“雁行理论”描述的正是陈先生们在莱索托和孙先生在尼日利亚所走的路线。陈先生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中国台湾老板们打工当学徒的经历为他们有朝一日运营自己的企业打下了基础。日本的企业家浪潮催生了中国台湾的企业家浪潮,后者又催生了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浪潮。画一张随时间变化的竞争力图示,波浪形成一系列倒置的“V”,这是迁徙的大雁的飞行模式(见图表)。这些中国企业家如今在非洲运营工厂的事实大大增加了下一个非洲企业家浪潮出现的可能性。

雁行理论有第二个维度:V形描述的不仅仅是制造商从国家/地区到国家/地区的流动,而且还说明了在每个国家/地区,从产品到产品的工业升级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首先,一些公司会尝试制造某种产品。据它们所知,它们的利润将吸引其他公司也试着生产该产品。但是随着这一领域变得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一些公司将寻找一种不同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被迫尝试生产稍微复杂一些、其他人难以复制的东西。这一过程将会不断重演,以复制和学习为开始的国家/地区最终走向了发明创造,并且教导一代或两代人。孙先生从皮革加工转向技术更先进的瓷器生产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真实数据揭示了这些倒V的确切情况:对148个国家/地区的分析表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每个国家/地区的制造商都能预见性地制造更复杂的产品。昨天的皮革,今天的瓷器——再过10年或20年,孙先生可能会生产电脑。

想要得到它,就去制造它

雁行理论不只是关于制造业的理论,它也涉及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发展不只是少数幸运儿获得惊人的财富;发展意味着普通人在上千微小的方面体验更轻松和更舒适的生活。因此,它不仅影响着直接参与工厂生产的人,也影响着其他人。

我在长春出生,它是吉林省的省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父亲离家一年去日本攻读博士后,把我的母亲和当时两岁的我留在了中国。我那时候太小了,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是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他带回来一个稀罕物:保鲜膜。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很少有人家里有冰箱,家里有电视的人也不多,像可乐和雪碧这样的软饮在当时也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当时只有我表现好的时候,我的父母才会买这些软饮来奖励我。

我的父亲拿着保鲜膜进了家。他从日本回来,手提箱里装的全是它。他拿出一个盒子,教我们如何沿着卷筒滑动手指找到边缘,如何用锯齿状的刀片裁出一张,以及如何将它抻开,罩在碗上,而不使之结成一团。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5,但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仅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我家没人见过类似的东西。当时的我被禁止触碰这些从远方带来的发光的珍贵的保鲜膜。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它使剩饭剩菜比之前更可口。我的父母把手提箱里的东西分为家用的和送给友人的礼物。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日本有保鲜膜而中国没有的原因,在于日本有制造保鲜膜的工厂而中国没有。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东亚奇迹”之初,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创下了世界历史上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最快纪录,而美国和英国分别用了60年和50年才成为工业化国家。然后,日本公司迁往海外,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破纪录的经济增长。之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打破了日本的纪录。日本用了35年的时间使GDP翻倍,韩国只用了11年。

因此,这些国家在中国投资工厂绝非偶然。当孙先生因贫困辍学去温州的一家工厂工作的时候,正是在本国面临高额成本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像陈先生们这样的,大量的大陆劳动力在中国台湾的企业和外企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从当时的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贫穷程度要超过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中国当时设定了目标: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增长一倍。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将增长16倍。忽略“华盛顿共识”和其他西方的发展建议,中国的战略也正是孙先生的大战略:学习如何制造东西,制造它们,然后卖掉它们。

这种战略奏效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它的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4。在这一过程中,30年内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近10%,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中国只用了9年就打破了韩国GDP翻倍的纪录,同时一并消除了对雁行理论只适用于亚洲小国的怀疑。

不用说,保鲜膜在中国已不再是国外的新奇事物了。这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像我父亲那样接受了教育,能够把它从发达国家带回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变得富裕,能买得起保鲜膜了。原因是:中国人制造了保鲜膜,因此变得富裕了。今天,中国制造了世界上1/4的塑料制品,普通人如今也买得起保鲜膜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正如孙先生和陈先生们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最好方法,很可能是自己去制造它。

《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

[美]孙辕 著,唐晓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2020年8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尽管西方国家有针对非洲的五十年的援助计划,非洲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都多。那些认真考虑提高整个大陆生活水平的人都知道,需要采取另一种策略。作者在书中更多关注的是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管理中小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正引领着这些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投资带来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非洲可以在未来的一代人中实现工业化。作者用深刻的商业和经济分析为读者描绘非洲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未来。

在非洲,中国老板为什么行?|工厂

文| [美]孙辕 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研究首席研究员

孙先生坚持请我们喝茶。我和同行的研究员已经见过了他在尼日利亚的陶瓷厂——每天生产5.6万平方米的瓷砖,足以铺满十个足球场。就在刚才,工厂负责人还介绍了工厂的机械运作原理和商业逻辑。

特制的茶海桌上摆放着一个打磨得发亮的木托盘,以及分别用来泡茶、冲茶、分发茶汤和品茶的不同茶具。茶叶冲泡四五次后,孙先生陷入了回忆。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几乎就是一段传奇:一个贫穷的、学历不高的中国男孩努力工作,最后成为自己的老板,从而发家致富。

孙先生的故事既涉及个人的成长,也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写照。从在工厂里打工,到运营工厂,再到拥有自己的皮革加工厂,这些转变在过去30年里改变着中国,同样也给非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孙先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卓越发展——人类有史以来生活水平的最快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机构的正统建议,而是为孙先生和他那一代的同行们创造了在工厂工作并学习如何运营工厂的条件。

很多人通过为中国台湾工厂的老板们工作,学会了运营工厂,而这些老板则是在更早之前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企业那里学习的经验。这一方式表明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生的现象,而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连锁反应。

这一变革必要的核心载体不是最重要的资本或者抽象的技术,而是人。正是那些像孙先生一样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开办一家工厂的受益者,成了累积的制造业知识的化身。并且当他们为开办下一个工厂选址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为制造产业链选择下一个连接点。30多年前,他们选择了中国,并在觉醒中改变了中国。今天,他们正在选择非洲。

▲中国工厂在非洲,当地时间2018年7月31日,埃塞俄比亚,工人们在2015年启用的新厂区内工作,连同其他厂区,该鞋厂一共解决了当地7500余人的工作问题。

回到孙先生在尼日利亚的办公室,在茶水冲泡到第八九次的时候,孙先生用充满哲理的话对我们说:“发展的列车——先到哪一个车站,再经过哪个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要走哪条路。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对于非洲来说,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对比大多数人,孙先生更懂得致富之道。他描述的中国的发展路线正是他自己实践了一遍又一遍的战略:建工厂赚钱。在他看来,显然非洲人也应该这样做。

孙先生制定并实践的这一战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实上,在英国依靠制造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后,加入其行列的大多数国家在将其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过渡之前,都是朝着工业化的方向转变的。少数例外是像卡塔尔这样幸运地拥有非凡资源财富的国家,资源对于其国家财富的贡献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像俄罗斯和安哥拉这样资源充足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联合国从对131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附加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种相关性更强。

并且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现代制造业是贫困国家一直试图在生产力方面超过富有国家的唯一领域。正如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写的,“不论国家处于何等地理上的劣势,有着怎样糟糕的制度和政治,现代制造业都在努力追赶全球生产力。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结果。”此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这种趋势普遍存在,研究表明非洲也不例外。世界各国的历史验证了孙先生直觉的正确性: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位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的出口加工区内,上千名当地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一家由中国企业投资的服装加工厂里忙碌着。这家服装厂为当地民众提供了2700多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建议与过去60年里西方主流发展机构对贫穷国家实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家建议主要围绕着“华盛顿共识”展开。受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烈要求强化市场作用并弱化政府作用的影响,“华盛顿共识”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及其参与塑造市场的行为,主要的做法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削减补贴、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使贸易自由化——正如罗德里克总结的那样:“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

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将这一揽子方案具体化为主流共识并保证其执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机构经常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急需的经济援助作为条件,让它们赞同这些规定的改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尼日利亚是非洲众多国家中承受这些结构化改革方案带来的后果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孙先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城市——温州。这座城市因在约4000年前发明了一种富有光泽、施有淡青色釉的青瓷而闻名。改革开发让温州再一次在中国开创了先河:它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私营企业的城市。

孙先生在13岁的时候便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他曾在几个皮革加工厂工作,最终攒够了钱,自己开了家工厂。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如他这样做着相同的事——长时间地工作,精打细算地攒钱,然后用积累的知识和积蓄使自己成为工厂的老板。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华盛顿共识”显然已经失败了。甚至它的发起人在2002年曾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在发展、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是这样的”。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使金融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罗德里克在2006年写道,“支持者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共识’催生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目前争论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是否奏效,而是什么将取代它。”

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步攀升,孙先生意识到他需要将他的工厂迁往国外。但是要迁到哪里呢?他考虑过孟加拉国,也想过乌兹别克斯坦。之后他的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尼日利亚。

在对尼日利亚进行考察后,孙先生投资4000万美元在那里建了一家陶瓷厂。他的工厂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雇了将近1100个工人,其中1000人是尼日利亚当地人。在尼日利亚,电力供应是不稳定的,而且成本很高,但是工厂的生意很好。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需求量急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使孙先生的利润率达到了7%。相比之下,他在中国的利润率是5%。通常,制造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多赚2%已经十分可观了。这就是在尼日利亚的灌木丛围绕的建筑物里,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的原因。

莱索托的陈先生诠释的“雁行理论”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语言和文化对企业家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什么促使这些企业家如此甘愿迁往那里呢?一个答案是商业经济。正如孙先生所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而像尼日利亚这样规模庞大、服务水平低、竞争对手较少、利润率更高的国外市场对于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制造业是一个人人都在往其他地方移动以赚取下一个美元的行业。

我在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吃午餐的时候,这点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在城市的一角,镇子上最好的酒店凡妮莱索托酒店坐落在蜿蜒的山丘上,栖息在精心修剪的风景中。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被服务员带到楼下中餐厅的一个包间。大圆形餐桌是木制的,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盆兰花。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其他的客人也陆续到了,他们是五位来自中国的中年男人。他们相互认识,因为在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是彼此在莱索托仅有的有联系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他们不是亲戚,但十分巧合的是他们都姓陈。

尽管这顿午餐很丰盛,但陈先生们并不是过去那些在非洲过着奢华生活的欧洲殖民者的现代中国版本。他们过去的经历表明,相比于吃美味佳肴,他们更懂得“吃苦”——这是努力工作在中文里的表达。

陈先生们都是从底层打拼过来的,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工作,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那时,中国大陆的劳务机构通常会挑选年轻的中国大陆工人,之后将他们分配给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台湾公司,每一位陈先生都恰好被分给在莱索托有生意的老板。尽管他们没有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外生活的经验,也不懂英语或当地语言,但每个人都被送到了遥远的非洲国家。其中有两位陈先生是极“不幸”的:他们的目的地不是首都马塞卢,而是郊外偏远的山村。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他们一年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其中一个陈先生在回忆的时候,声音里掺杂着笑声和苦涩:“那可恶的电话!我能拨号,能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但我说完话后需要等,因为声音的传送需要时间。我一听到‘新年好!你怎么样’就会掉线。”他摇了摇头,“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足够的钱给家里打个正常的电话。”

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和节衣缩食,陈先生们有了足够的钱去做自己的小生意。一些人创办了工厂,另一些人经营着小商店。他们的一个中国朋友是我们吃饭的这家酒店的合伙人,他与陈先生们在早年一起来到莱索托,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中国美食的细心留意。这个饭局里唯一不姓陈的是邀请我来吃饭的那个人,他的故事有些许不同。年轻的时候,他没有为中国台湾的老板工作,而是一开始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我仍是整个莱索托的中国人里日语说得最好的!”他在几轮敬酒后自夸道。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家中国服装厂内,当地工人在加工服装。新华社记者 李斯博 摄

在座的几位先生是历史上跨国制造链上最新的一环。在学术界,这种现象叫作“雁行理论”——20世纪中叶,日本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崛起。这一理论最近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新提起,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公民。他研究的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快速工业化成功的原因。这一理论将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比作雁行模式,它们会根据成本和需求的改变,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产品转换为另一种产品。

“雁行理论”描述的正是陈先生们在莱索托和孙先生在尼日利亚所走的路线。陈先生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中国台湾老板们打工当学徒的经历为他们有朝一日运营自己的企业打下了基础。日本的企业家浪潮催生了中国台湾的企业家浪潮,后者又催生了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浪潮。画一张随时间变化的竞争力图示,波浪形成一系列倒置的“V”,这是迁徙的大雁的飞行模式(见图表)。这些中国企业家如今在非洲运营工厂的事实大大增加了下一个非洲企业家浪潮出现的可能性。

雁行理论有第二个维度:V形描述的不仅仅是制造商从国家/地区到国家/地区的流动,而且还说明了在每个国家/地区,从产品到产品的工业升级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首先,一些公司会尝试制造某种产品。据它们所知,它们的利润将吸引其他公司也试着生产该产品。但是随着这一领域变得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一些公司将寻找一种不同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被迫尝试生产稍微复杂一些、其他人难以复制的东西。这一过程将会不断重演,以复制和学习为开始的国家/地区最终走向了发明创造,并且教导一代或两代人。孙先生从皮革加工转向技术更先进的瓷器生产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真实数据揭示了这些倒V的确切情况:对148个国家/地区的分析表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每个国家/地区的制造商都能预见性地制造更复杂的产品。昨天的皮革,今天的瓷器——再过10年或20年,孙先生可能会生产电脑。

想要得到它,就去制造它

雁行理论不只是关于制造业的理论,它也涉及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发展不只是少数幸运儿获得惊人的财富;发展意味着普通人在上千微小的方面体验更轻松和更舒适的生活。因此,它不仅影响着直接参与工厂生产的人,也影响着其他人。

我在长春出生,它是吉林省的省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父亲离家一年去日本攻读博士后,把我的母亲和当时两岁的我留在了中国。我那时候太小了,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是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他带回来一个稀罕物:保鲜膜。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很少有人家里有冰箱,家里有电视的人也不多,像可乐和雪碧这样的软饮在当时也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当时只有我表现好的时候,我的父母才会买这些软饮来奖励我。

我的父亲拿着保鲜膜进了家。他从日本回来,手提箱里装的全是它。他拿出一个盒子,教我们如何沿着卷筒滑动手指找到边缘,如何用锯齿状的刀片裁出一张,以及如何将它抻开,罩在碗上,而不使之结成一团。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5,但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仅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3%,我家没人见过类似的东西。当时的我被禁止触碰这些从远方带来的发光的珍贵的保鲜膜。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它使剩饭剩菜比之前更可口。我的父母把手提箱里的东西分为家用的和送给友人的礼物。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日本有保鲜膜而中国没有的原因,在于日本有制造保鲜膜的工厂而中国没有。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东亚奇迹”之初,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创下了世界历史上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最快纪录,而美国和英国分别用了60年和50年才成为工业化国家。然后,日本公司迁往海外,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破纪录的经济增长。之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打破了日本的纪录。日本用了35年的时间使GDP翻倍,韩国只用了11年。

因此,这些国家在中国投资工厂绝非偶然。当孙先生因贫困辍学去温州的一家工厂工作的时候,正是在本国面临高额成本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像陈先生们这样的,大量的大陆劳动力在中国台湾的企业和外企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从当时的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贫穷程度要超过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中国当时设定了目标: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增长一倍。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将增长16倍。忽略“华盛顿共识”和其他西方的发展建议,中国的战略也正是孙先生的大战略:学习如何制造东西,制造它们,然后卖掉它们。

这种战略奏效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它的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4。在这一过程中,30年内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近10%,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中国只用了9年就打破了韩国GDP翻倍的纪录,同时一并消除了对雁行理论只适用于亚洲小国的怀疑。

不用说,保鲜膜在中国已不再是国外的新奇事物了。这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像我父亲那样接受了教育,能够把它从发达国家带回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变得富裕,能买得起保鲜膜了。原因是:中国人制造了保鲜膜,因此变得富裕了。今天,中国制造了世界上1/4的塑料制品,普通人如今也买得起保鲜膜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正如孙先生和陈先生们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最好方法,很可能是自己去制造它。

《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

[美]孙辕 著,唐晓阳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2020年8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创业故事》。尽管西方国家有针对非洲的五十年的援助计划,非洲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都多。那些认真考虑提高整个大陆生活水平的人都知道,需要采取另一种策略。作者在书中更多关注的是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管理中小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正引领着这些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投资带来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非洲可以在未来的一代人中实现工业化。作者用深刻的商业和经济分析为读者描绘非洲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未来。

空调老大易主!董明珠有啥反应?

“空调永远有需求,只是短期出现异常,长跑健将偶尔也需要找个驿站休息一下。”

秋意渐浓,属于空调的旺季已过去。但空调行业龙头惨淡的半年报,以及8年来空调市场冷年最大降幅,无不显示着今年注定是行业的“特殊年”。

工人在安装空调。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20.7%!空调行业“压力山大”

“天气情况对于空调行业的影响简直就是决定性的。”让在哈尔滨做空调销售的孙先生意外的是,今年生意还不错,“作为一个十月一开始试供暖、一直供到来年五月的城市,哈尔滨绝对不是个好的卖空调的地方。但哈尔滨今年夏天比往常要热,把销量带起来不少。”

今年的酷暑时节,孙先生一天没落下地奔波,得到了不错的回报。“我今年的销量差不多能赶上之前两三年的总和,但其他地方的同行们就没这么幸运了,甚至很多已经转行或者做起副业了。”

“我们是一个综合家电集团,感觉今年所有家电里,空调是最难做的。不仅因为疫情,还有天气,热不起来。”在山东青岛从事家电销售行业的吴黎(化名)对此很有感触。

“2020年是行业尤为困难的一年,疫情和天气因素对空调内销造成了‘双重打击’。”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在2020-2021中国空调行业高峰论坛上发言时说。

居民楼上的空调外挂机。左宇坤 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空调产量1.04亿台,同比下降16.4%;空调行业主营业务收入2949亿元,同比下降21.6%;空调行业利润总额265亿元,同比下降20.7%,这也是近8年来空调冷年最大的市场降幅。空调冷年是空调行业的一个周期,指每年的9月到次年的8月。

一季度,受疫情所致线下活动停摆的影响,叠加房地产销售、装修受阻,空调销售量额几近“腰斩”。但伴随着5月起天气的回暖,当整个行业都在期盼着旺季的到来时,我国大范围的持续阴雨天气,以及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又为空调销售泼了盆冷水。

“行业遭遇‘凉夏’,客观上抑制了空调旺季消费需求。”姜风表示。

“我们一个在南方的分公司,前几天报上来的业绩下滑了50%多。总部问是怎么回事,人家所在的城市洪涝,门店都被淹了,怎么卖啊。”吴黎感慨道。

格力空调老大位置易主美的

董明珠:找个驿站休息一下

行业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巨头们也难逃影响。“白电双雄” 美的集团格力电器2020年上半年业绩都跌入了一个低谷。

美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总营收约1397.19亿元,同比下降9.47%,这是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同时,美的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约139.28亿元,同比下降8.29%。美的半年报净利润上一次出现同比下降是在2011年,此后美的半年报的净利润一直“顺风顺水”,至少同比增10%以上。

空调安装工程师在安装空调。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如果说美的已经“笑不出来”,格力可能要“愁上加愁”了。

格力的半年报显示,格力上半年实现营收695.02亿元,同比下降28.57%;净利润直接“腰斩”,63.62亿元的成绩单,同比下降53.73%。

有分析指出,自1996年上市以来,格力电器半年报净利润只出现了两次同比下滑的情况,半年报净利润同比腰斩亦是破了自1996年以来的纪录。

“双雄之战”具体到空调业务的表现看,上半年美的暖通空调收入640.3亿元,而格力的空调收入是413.33亿元,差距为226.97亿元。从降幅来看,美的上半年暖通空调营收降幅为10.37%,而格力电器空调营收降幅则达到了47.89%。

至此,在与美的较量中,靠空调业务强势的格力却不得以在空调市场上退居次席,美的得以坐上了中国空调销量老大的宝座。

图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空凋老大的位置被抢,以商界女强人著称的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两次入选美国《财富》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女性”的企业家,她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成为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次董明珠貌似没有“发飙”。“空调永远有需求,只是短期出现异常,长跑健将偶尔也需要找个驿站休息一下。”董明珠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回应业绩下滑时称,“我觉得很好,是大家对我期望太高了。”

格力“只要销量,不谈价格”

价格战来袭汹汹?

“除了疫情和天气,今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国标。头部品牌会清库存,降价格。”吴黎向中新网表示。

7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空调新国标正式实施,这意味着目前市面上所有低能效、高耗电的定频、三级能效变频产品都将面临淘汰。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测算,能效新国标的实施将使目前空调市场淘汰率达到45%。

商场里的新风系统空调。左宇坤 摄

“目前家电行业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产品和技术都是差不多的,普通消费者其实感受不到太大区别,那就会看品牌和价格。”在吴黎看来,大品牌靠的是品牌优势,小品牌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靠价格取胜。

“但实际情况是,头部品牌的成本比小品牌还要低。因为规模大,可以形成规模优势,采购、生产流程等都便宜。所以面对行业不景气的情况,大品牌很肯定会再采取降价的方式促销。”吴黎认为。

“格力这种利润高的头部品牌,如果发起价格战,无非是自己不赚钱;但是小品牌,同样的价格,那就是亏钱了。”在吴黎看来,虽说今年旺季已过,但空调行业的洗牌或许仍在后面。

“预计今年剩下的4个月,空调价格将创过去10年新低。”家电产业分析师刘步尘判断,接下来空调行业将会出现惨烈价格战。

家电企业半年报里披露的毛利率也透露出价格战前夜的气息。格力在毛利率上仍然较美的有优势,高出8个百分点,且毛利下滑幅度也少于美的。“这意味着在价格战上格力仍有降价空间,如果格力持续打价格战抢夺市场,有可能扳回一城。”刘步尘说。

截图自安徽格力电器微博。

虽然董明珠对业绩下滑的回应云淡风轻,但近日格力电器已官宣将在9月中旬开启“格力安徽沸腾”活动,打出了“总部操盘,只要销量,不谈价格”的口号。空调今年后4个月的冲刺战来势之快,或许已超出预期。

步入秋冬,

你有没有反季买空调的打算?

作者:左宇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