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比美国总统大选意义更加深远的人事任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季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经常故作豪迈地说:纪录就是用来打破的。然而,纪录被打破并不总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按理说,强调尊重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对这一点应当更加警惕。

美国参议院本周一(10月26日)投票确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就令人不安地打破了多项历史记录。

首先,这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过程中反对票最多的一次。巴雷特的提名以52票对48票得到通过,参议院中,47位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53位共和党参议员中,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先前曾公开质疑这项提名的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经常与特朗普唱反调的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他是今年2月总统弹劾案中唯一投票赞成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最终都没有阻挠对巴雷特的任命。又一次,国会内的党派路线泾渭分明,极化政治一目了然。

巴雷特将要填补的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留下的大法官空缺。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对金斯伯格的提名在参议院是以9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的。而更早一些,上世纪90年代之前确认的最后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4位是全票通过。即便是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对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大法官的提名,也在参议院获得了3位民主党参议员的赞成票……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参议院拥有对总统提名的联邦官员任命的最终决定权。过去,它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极少会阻挠总统的人事任命,哪怕参议院由总统的对立党派控制,除非被提名人存在无法忽视的道德伦理或专业资质缺陷。参议员们不愿意在选民心目中留下故意制造政治对立的恶名。这样的旧式传统如今已成了令人伤感的回忆。说到底,党派路线极化的背后是选民的两极化。

当我的一位倾向于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教授朋友因此指责民主党搞“焦土政策”,撕裂美国政治时,我立刻提醒了他这次人事任命创造的另一项记录——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用时最短的一次大法官任命。

87岁高龄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于9月18日在华盛顿的家中过世,特朗普总统在9月26日提名巴雷特,中间只隔了8天,仿佛他心仪的候选人在金斯伯格还在世时就已经预先确定。1个月后,也就是金斯伯格去世仅38天之后,参议院就投票通过了这项极为重要的人事任命,中间走程序的过程用“加班加点”、“昼夜兼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此时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8天。

2016年2月,79岁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去世,当时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填补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那次提名遭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阻挠,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甚至搁置了对总统的这一提名进行听证和表决,一直到2017年1月该项提名超过法定期限。他的理由是,当时距离大选只有9个月,时间过于仓促,此事理应留给下一任当选总统。1年以后,特朗普对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提名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如愿获得通过。为了避免民主党对这项提名的阻挠,在麦康奈尔领导下,共和党人还利用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派优势修改了参议院规则,取消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程序中使用冗长辩论手段 (filibuster,亦称“拖延议事”)

金斯伯格去世那天,距离选举日还有46天,也就是6周半,米奇·麦康奈尔与他在参议院的大多数共和党同僚现在认为,这点时间对于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已经足够充裕,此事绝对不应该留给下一任总统……

我对我那位满脑子右翼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朋友说,我并不认为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有什么不合法或不合程序的问题。事实上,在参议院席位居于劣势的民主党也没有能力阻挠对她的任命,他们清一色投出反对票,甚至也不见得都是针对巴雷特本人的,他们只是咽不下这口气,借投票来发泄一下情绪。从牟求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他们身后那些群情激愤的选民一个交代,恰如特朗普经常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表态来讨好自己的忠粉一样。

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得再坦率不过:“我们有权这么做,我们赢得了上一次(参议院)选举”。没错,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是一种赢家通吃的逻辑,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也许再过短短几天,输赢格局就会完全翻转。难道美国人民真的希望把政治变成一场非此即彼的“翻烧饼”游戏吗?

在周一(10月26日)和周二(10月27日)分别由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JusticeClarence Thomas)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ChiefJustice John Roberts)主持的宣誓仪式过后,埃米·科尼·巴雷特正式上任履职,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大法官。

今年48岁的巴雷特在获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是位于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Seve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法官,她的这个职务也是特朗普在2017年任命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社会保守派和坚定的反堕胎人士,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法学院(Notre Dame Law School)任教。早年,她还在最高法院当过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助理。

包括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媒体在内,没有多少人质疑巴雷特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她也一丝一毫都没有沾上过两年前特朗普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那种丑闻,据说当时白宫就将她作为一旦卡瓦诺被否决时的备胎。她在最近的民调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自从得到提名后,公众对她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

然而,也许要不了多久,她就将比现在身处更加汹涌的风口浪尖。

就在巴雷特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时,一个巨大的不祥之兆正笼罩在拥有250年悠久宪政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上空。随着投票日的日益临近,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拒绝承诺一旦输掉选举后和平移交总统权力。相反,他一再指控民主党人正在试图操纵选举,将它变成一场针对自己的“骗局”。因新冠疫情而采用的邮寄投票方式,就是特朗普抨击最多的选举“舞弊伎俩”。他预计这场“骗局”最后会闹到最高法院,就像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对垒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AlGore)时发生的计票争端那样,最后将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到了那时,最高法院拥有满员的9名大法官将会非常重要,否则可能会出现4:4的僵局。这是特朗普迫切希望快速通过大法官任命的最直接理由。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看来,巴雷特刚一上任,就将要对本次大选中出现的争议作出最终裁决。上周发生的一个事件凸显了这种可怕局面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关于摇摆州宾夕法尼亚有效邮寄选票到达日的截止日期问题,由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加入了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最高法院出现了4:4的僵局。最终结果是维持原先的安排,即宾夕法尼亚州可以在投票日过后为等待邮寄选票延长3天。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有利于民主党的,因为采用邮寄方式投票的大多是民主党选民,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特朗普的话:新冠病毒并不可怕。

但是,如果再加上巴雷特的第9票呢?有报道说,巴雷特本人今年夏天就已经感染过……

巴雷特的任命也是忠诚支持共和党的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的一次胜利。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反堕胎的记录是数十年来所有最高法院提名人里最清晰的。目前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而福音派基督教团体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票仓。巴雷特的支持者告诉白宫,作为中西部天主教徒,巴雷特可能帮助总统争取到对大选至关重要的“锈带”和大湖地区各州选民支持,而特朗普在这些州的支持率目前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曾经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参议院等到在11月3日后再对巴雷特的提名进行表决,将激励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更加踊跃地投票,以保住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但目前看来,更多共和党人没有勇气冒这个险,他们想要趁目前在参议院拥有的优势地位,确保抢先将一个可靠的保守派法官送入最高法院。

反观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他们在大选前先输掉的这重要一局,被用来作为激励自己的选民积极投票的有力宣传话柄。本周一晚间参议院投票结束后,拜登的竞选阵营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在大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无前例地匆忙确认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这应该会大声提醒每个美国人——你的投票很重要!”

也许比下周举行的大选更加重要的是,对巴雷特的任命将会彻底改变美国最高法院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人数对比,从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塑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果算上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呈现5:4的局面。

前文提到过,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于2016年2月去世。14个月后,他留下的空缺被特朗普提名的当时49岁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填补。

2018年,另一名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自行宣布退休,这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有机会任命第二位保守派大法官。他就是一度在全美掀起超级争议的布雷特·卡瓦诺。卡瓦诺时任哥伦比亚特区特区巡回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的法官,由于管辖首都地区,这是美国所有12个巡回上诉法庭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当时53岁的卡瓦诺在这个位子上已经任职超过10年。在此之前,他还恰好在最高法院担任过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

卡瓦诺获得特朗普提名后,至少有3名女性站出来指控他对她们有过性侵行为。加州一位名叫克里斯廷·布莱西·福特(ChristineBlasey Ford)的心理学教授曾在参议院作证,声泪俱下地对参议员们说,卡瓦诺在36年前的一次高中派对上试图强奸那时只有15岁的自己。时值#MeToo运动席卷全美,在民主党人的强烈抗议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等人的压力下,特朗普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进行调查。5天后,FBI完成的报告称未能找到卡瓦诺有过性侵行为的证据。

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案子里,几年前因《虎妈战歌》(Battle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而为广大中国人熟知的华裔学者蔡美儿(Amy Chua)曾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为卡瓦诺的品行背书。

不久后,他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几个月后,擅长拉关系的蔡美儿把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学业出色的女儿索菲娅·蔡-鲁本菲尔德(Sophia Chua- Rubenfeld)送进了最高法院,担任卡瓦诺的书记员。

其实,关于卡瓦诺的任命,更大争议还不在于那些说不清楚的性侵指控。审视他的履历,人们发现,他实际上长期直接为共和党服务。在他还是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就曾在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团队中工作,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调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那份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淫秽细节的《斯塔尔报告》,引发了对克林顿的弹劾。卡瓦诺还与小布什总统过从甚密,他的妻子阿什利曾是小布什多年的私人秘书。许多人因此认为,与其说卡瓦诺是一名法学家或法律专业人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位身穿法袍的政治活动家,难以指望他公正无偏地执行法律。当时的一些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卡瓦诺的任命。在他们看来,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是一回事,现实利益中的党派背景则是另一回事。

如今,当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后,特朗普幸运地在一个总统任期内获得了第三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这是自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

作为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不过百磅的犹太女性,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里最年长的大法官。外表威严犀利,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和富有争议的女权先锋。她在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阵营里支撑了27年之久,期间4次罹患癌症。就在去世前几天,金斯伯格还对自己的孙女说:“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新总统就任前,我不会被人取代。”

但生命力顽强的她终究未能实现生前最后一个愿望,更令她死不瞑目的是,取代她的将是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由于巴雷特的就任,未来最高法院大法官里保守派与自由派将呈现6:3的一边倒格局。这也许意味着,美国政治和文化将出现明显的“右转”。

除了可能出现的棘手的大选僵局,新上任的巴雷特很快还会面临另外好几个分量千钧的重大案例的裁决。

首先就是妇女堕胎权利是否应当被废除,也就是所谓“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该案的判决结果使美国于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而推翻这个判决结果是保守派为之战斗了几代人的首要目标。自从参加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一直承诺通过任命更多最高法院法官来推翻“罗伊案”,将可不可以自由堕胎的法律权限由联邦层面发还给各州立法机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如果自己能任命2到3名新的大法官,“罗伊案”会被“自动”推翻,“因为我会任命反堕胎的大法官”。

如今他得偿所愿。

不久前,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4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共同裁定下,最高法院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去年通过的严格反堕胎的“心跳法案”,重新确认了美国公民的堕胎权利。不过,近日密西西比州检察长又已经正式提起申诉,请求最高法院审议该州对怀孕15周后禁止堕胎的法令。现在,当坚定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巴雷特坐在了女权明星金斯伯格的法官座椅上,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天平几乎肯定会倾向另一边。

而在今年大选后的那一周,最高法院将要就 “平价医疗法案”再次作出裁决——这是奥巴马总统在自己任内压上了所有政治赌注的“标志性成就”,也是特朗普最急于推翻的“一号靶子”……

随着戈萨奇、卡瓦纳和巴雷特的鱼贯而入,一个“向右转”的最高法院将会促成美国法律和政治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堕胎和社会福利之外,政府监管机构(例如环境保护局,这是卡瓦诺大法官的眼中钉)的权力将会受到更大限制;对枪支持有权的管控将会放松;宗教、种族和性别等敏感领域的平权保护和多样性权利扩张将会逆转……

这些转变我们几乎都会看得到,唯一不确定的只是它们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激进方式还是步步为营的缓慢方式。

而且,如果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任命的这3位大法官的年龄,你会发现他(更可能是他身边的共和党人)是有着非常细致周全的考量的:戈萨奇和卡瓦纳都是50岁刚出头,巴雷特50岁都不到,3人都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年轻大法官之列。他们的年龄确保他们可以在令人敬畏的大法官宝座上坐很长时间,这对于维护右翼意识形态在美国司法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些法律界的评论人士已经预言,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将会彻底告别“沃伦法院”的理想,进入一个“新洛克纳时代”。

所谓“沃伦法院”,即在1954年到1969年间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下的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它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的判决先例,在权力分配方面实现了对美国社会的重新形塑。其最大的成就便是推翻了支撑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法律架构,并在弱势群体、新闻媒体、异议人士等的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开创性的脚步。对美国的自由派来说,“沃伦法院”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存在;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它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而所谓“洛克纳时代”的说法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在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Lochner v New York)”案中作出的判决,当时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认定纽约州规定面包坊工人日最高工资的立法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无效。在以后长达40年时间里,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州的许多经济立法进行了严格的违宪审查,推翻了立法机关和政府出台旨在保障劳动者福利的许多法令,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罗斯福新政”设置的醒目障碍。因为这个缘故,那段时期白宫、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关系紧张。

从更加宏阔的视野来看,反对“沃伦法院”的斗争自“里根/撒切尔时代”就已经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右转,即便没有完全推翻,也至少大大收缩了“沃伦法院”的许多影响力重大的判决先例的适用范围。只是在这段时期里,美国社会和政坛上的左翼进步主义势力也水涨船高,双方的博弈日趋白热化和激进化。这是审视当今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一个法律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唐纳德·特朗普输掉下周的大选,他仍将欣慰地发现,自己在美国历史上比许多获得连任的总统拥有更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由于他在一个任期内连续任命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他成功地将联邦最高法院打造成一个保守主义的法律堡垒。

不仅如此,他还比大多数美国总统任命了更多下级法院的法官——目前美国所有在职的上诉法院法官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他任命的。在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化、立法机构功能失调甚至频繁瘫痪的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司法系统的“最后的堡垒”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凭借着这些人事任命,特朗普塑造了下一代人的法律空间。你或许可以说,这个成就纯属运气,但它是真实的、巨大的、难以撼动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季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次比美国总统大选意义更加深远的人事任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季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经常故作豪迈地说:纪录就是用来打破的。然而,纪录被打破并不总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按理说,强调尊重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对这一点应当更加警惕。

美国参议院本周一(10月26日)投票确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就令人不安地打破了多项历史记录。

首先,这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过程中反对票最多的一次。巴雷特的提名以52票对48票得到通过,参议院中,47位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53位共和党参议员中,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先前曾公开质疑这项提名的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经常与特朗普唱反调的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他是今年2月总统弹劾案中唯一投票赞成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最终都没有阻挠对巴雷特的任命。又一次,国会内的党派路线泾渭分明,极化政治一目了然。

巴雷特将要填补的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留下的大法官空缺。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对金斯伯格的提名在参议院是以9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的。而更早一些,上世纪90年代之前确认的最后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4位是全票通过。即便是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对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大法官的提名,也在参议院获得了3位民主党参议员的赞成票……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参议院拥有对总统提名的联邦官员任命的最终决定权。过去,它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极少会阻挠总统的人事任命,哪怕参议院由总统的对立党派控制,除非被提名人存在无法忽视的道德伦理或专业资质缺陷。参议员们不愿意在选民心目中留下故意制造政治对立的恶名。这样的旧式传统如今已成了令人伤感的回忆。说到底,党派路线极化的背后是选民的两极化。

当我的一位倾向于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教授朋友因此指责民主党搞“焦土政策”,撕裂美国政治时,我立刻提醒了他这次人事任命创造的另一项记录——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用时最短的一次大法官任命。

87岁高龄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于9月18日在华盛顿的家中过世,特朗普总统在9月26日提名巴雷特,中间只隔了8天,仿佛他心仪的候选人在金斯伯格还在世时就已经预先确定。1个月后,也就是金斯伯格去世仅38天之后,参议院就投票通过了这项极为重要的人事任命,中间走程序的过程用“加班加点”、“昼夜兼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此时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8天。

2016年2月,79岁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去世,当时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填补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那次提名遭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阻挠,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甚至搁置了对总统的这一提名进行听证和表决,一直到2017年1月该项提名超过法定期限。他的理由是,当时距离大选只有9个月,时间过于仓促,此事理应留给下一任当选总统。1年以后,特朗普对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提名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如愿获得通过。为了避免民主党对这项提名的阻挠,在麦康奈尔领导下,共和党人还利用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派优势修改了参议院规则,取消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程序中使用冗长辩论手段 (filibuster,亦称“拖延议事”)

金斯伯格去世那天,距离选举日还有46天,也就是6周半,米奇·麦康奈尔与他在参议院的大多数共和党同僚现在认为,这点时间对于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已经足够充裕,此事绝对不应该留给下一任总统……

我对我那位满脑子右翼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朋友说,我并不认为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有什么不合法或不合程序的问题。事实上,在参议院席位居于劣势的民主党也没有能力阻挠对她的任命,他们清一色投出反对票,甚至也不见得都是针对巴雷特本人的,他们只是咽不下这口气,借投票来发泄一下情绪。从牟求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他们身后那些群情激愤的选民一个交代,恰如特朗普经常用一些匪夷所思的表态来讨好自己的忠粉一样。

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得再坦率不过:“我们有权这么做,我们赢得了上一次(参议院)选举”。没错,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是一种赢家通吃的逻辑,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也许再过短短几天,输赢格局就会完全翻转。难道美国人民真的希望把政治变成一场非此即彼的“翻烧饼”游戏吗?

在周一(10月26日)和周二(10月27日)分别由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JusticeClarence Thomas)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ChiefJustice John Roberts)主持的宣誓仪式过后,埃米·科尼·巴雷特正式上任履职,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大法官。

今年48岁的巴雷特在获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是位于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Seve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法官,她的这个职务也是特朗普在2017年任命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社会保守派和坚定的反堕胎人士,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法学院(Notre Dame Law School)任教。早年,她还在最高法院当过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助理。

包括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媒体在内,没有多少人质疑巴雷特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她也一丝一毫都没有沾上过两年前特朗普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那种丑闻,据说当时白宫就将她作为一旦卡瓦诺被否决时的备胎。她在最近的民调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自从得到提名后,公众对她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

然而,也许要不了多久,她就将比现在身处更加汹涌的风口浪尖。

就在巴雷特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时,一个巨大的不祥之兆正笼罩在拥有250年悠久宪政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上空。随着投票日的日益临近,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拒绝承诺一旦输掉选举后和平移交总统权力。相反,他一再指控民主党人正在试图操纵选举,将它变成一场针对自己的“骗局”。因新冠疫情而采用的邮寄投票方式,就是特朗普抨击最多的选举“舞弊伎俩”。他预计这场“骗局”最后会闹到最高法院,就像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对垒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AlGore)时发生的计票争端那样,最后将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到了那时,最高法院拥有满员的9名大法官将会非常重要,否则可能会出现4:4的僵局。这是特朗普迫切希望快速通过大法官任命的最直接理由。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看来,巴雷特刚一上任,就将要对本次大选中出现的争议作出最终裁决。上周发生的一个事件凸显了这种可怕局面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关于摇摆州宾夕法尼亚有效邮寄选票到达日的截止日期问题,由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加入了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最高法院出现了4:4的僵局。最终结果是维持原先的安排,即宾夕法尼亚州可以在投票日过后为等待邮寄选票延长3天。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有利于民主党的,因为采用邮寄方式投票的大多是民主党选民,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特朗普的话:新冠病毒并不可怕。

但是,如果再加上巴雷特的第9票呢?有报道说,巴雷特本人今年夏天就已经感染过……

巴雷特的任命也是忠诚支持共和党的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的一次胜利。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反堕胎的记录是数十年来所有最高法院提名人里最清晰的。目前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而福音派基督教团体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票仓。巴雷特的支持者告诉白宫,作为中西部天主教徒,巴雷特可能帮助总统争取到对大选至关重要的“锈带”和大湖地区各州选民支持,而特朗普在这些州的支持率目前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曾经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参议院等到在11月3日后再对巴雷特的提名进行表决,将激励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更加踊跃地投票,以保住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但目前看来,更多共和党人没有勇气冒这个险,他们想要趁目前在参议院拥有的优势地位,确保抢先将一个可靠的保守派法官送入最高法院。

反观拜登及其民主党阵营,他们在大选前先输掉的这重要一局,被用来作为激励自己的选民积极投票的有力宣传话柄。本周一晚间参议院投票结束后,拜登的竞选阵营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在大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无前例地匆忙确认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这应该会大声提醒每个美国人——你的投票很重要!”

也许比下周举行的大选更加重要的是,对巴雷特的任命将会彻底改变美国最高法院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人数对比,从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塑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果算上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呈现5:4的局面。

前文提到过,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于2016年2月去世。14个月后,他留下的空缺被特朗普提名的当时49岁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填补。

2018年,另一名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自行宣布退休,这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有机会任命第二位保守派大法官。他就是一度在全美掀起超级争议的布雷特·卡瓦诺。卡瓦诺时任哥伦比亚特区特区巡回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的法官,由于管辖首都地区,这是美国所有12个巡回上诉法庭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当时53岁的卡瓦诺在这个位子上已经任职超过10年。在此之前,他还恰好在最高法院担任过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

卡瓦诺获得特朗普提名后,至少有3名女性站出来指控他对她们有过性侵行为。加州一位名叫克里斯廷·布莱西·福特(ChristineBlasey Ford)的心理学教授曾在参议院作证,声泪俱下地对参议员们说,卡瓦诺在36年前的一次高中派对上试图强奸那时只有15岁的自己。时值#MeToo运动席卷全美,在民主党人的强烈抗议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等人的压力下,特朗普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进行调查。5天后,FBI完成的报告称未能找到卡瓦诺有过性侵行为的证据。

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案子里,几年前因《虎妈战歌》(Battle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而为广大中国人熟知的华裔学者蔡美儿(Amy Chua)曾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为卡瓦诺的品行背书。

不久后,他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几个月后,擅长拉关系的蔡美儿把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学业出色的女儿索菲娅·蔡-鲁本菲尔德(Sophia Chua- Rubenfeld)送进了最高法院,担任卡瓦诺的书记员。

其实,关于卡瓦诺的任命,更大争议还不在于那些说不清楚的性侵指控。审视他的履历,人们发现,他实际上长期直接为共和党服务。在他还是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就曾在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团队中工作,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调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那份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淫秽细节的《斯塔尔报告》,引发了对克林顿的弹劾。卡瓦诺还与小布什总统过从甚密,他的妻子阿什利曾是小布什多年的私人秘书。许多人因此认为,与其说卡瓦诺是一名法学家或法律专业人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位身穿法袍的政治活动家,难以指望他公正无偏地执行法律。当时的一些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卡瓦诺的任命。在他们看来,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是一回事,现实利益中的党派背景则是另一回事。

如今,当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后,特朗普幸运地在一个总统任期内获得了第三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这是自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

作为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不过百磅的犹太女性,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里最年长的大法官。外表威严犀利,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和富有争议的女权先锋。她在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阵营里支撑了27年之久,期间4次罹患癌症。就在去世前几天,金斯伯格还对自己的孙女说:“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新总统就任前,我不会被人取代。”

但生命力顽强的她终究未能实现生前最后一个愿望,更令她死不瞑目的是,取代她的将是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由于巴雷特的就任,未来最高法院大法官里保守派与自由派将呈现6:3的一边倒格局。这也许意味着,美国政治和文化将出现明显的“右转”。

除了可能出现的棘手的大选僵局,新上任的巴雷特很快还会面临另外好几个分量千钧的重大案例的裁决。

首先就是妇女堕胎权利是否应当被废除,也就是所谓“罗伊诉韦德案(Roe vs Wade)”。该案的判决结果使美国于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而推翻这个判决结果是保守派为之战斗了几代人的首要目标。自从参加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一直承诺通过任命更多最高法院法官来推翻“罗伊案”,将可不可以自由堕胎的法律权限由联邦层面发还给各州立法机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如果自己能任命2到3名新的大法官,“罗伊案”会被“自动”推翻,“因为我会任命反堕胎的大法官”。

如今他得偿所愿。

不久前,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4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共同裁定下,最高法院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去年通过的严格反堕胎的“心跳法案”,重新确认了美国公民的堕胎权利。不过,近日密西西比州检察长又已经正式提起申诉,请求最高法院审议该州对怀孕15周后禁止堕胎的法令。现在,当坚定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巴雷特坐在了女权明星金斯伯格的法官座椅上,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天平几乎肯定会倾向另一边。

而在今年大选后的那一周,最高法院将要就 “平价医疗法案”再次作出裁决——这是奥巴马总统在自己任内压上了所有政治赌注的“标志性成就”,也是特朗普最急于推翻的“一号靶子”……

随着戈萨奇、卡瓦纳和巴雷特的鱼贯而入,一个“向右转”的最高法院将会促成美国法律和政治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堕胎和社会福利之外,政府监管机构(例如环境保护局,这是卡瓦诺大法官的眼中钉)的权力将会受到更大限制;对枪支持有权的管控将会放松;宗教、种族和性别等敏感领域的平权保护和多样性权利扩张将会逆转……

这些转变我们几乎都会看得到,唯一不确定的只是它们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激进方式还是步步为营的缓慢方式。

而且,如果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任命的这3位大法官的年龄,你会发现他(更可能是他身边的共和党人)是有着非常细致周全的考量的:戈萨奇和卡瓦纳都是50岁刚出头,巴雷特50岁都不到,3人都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年轻大法官之列。他们的年龄确保他们可以在令人敬畏的大法官宝座上坐很长时间,这对于维护右翼意识形态在美国司法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些法律界的评论人士已经预言,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将会彻底告别“沃伦法院”的理想,进入一个“新洛克纳时代”。

所谓“沃伦法院”,即在1954年到1969年间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下的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它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的判决先例,在权力分配方面实现了对美国社会的重新形塑。其最大的成就便是推翻了支撑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法律架构,并在弱势群体、新闻媒体、异议人士等的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开创性的脚步。对美国的自由派来说,“沃伦法院”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存在;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它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而所谓“洛克纳时代”的说法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在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Lochner v New York)”案中作出的判决,当时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认定纽约州规定面包坊工人日最高工资的立法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无效。在以后长达40年时间里,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州的许多经济立法进行了严格的违宪审查,推翻了立法机关和政府出台旨在保障劳动者福利的许多法令,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罗斯福新政”设置的醒目障碍。因为这个缘故,那段时期白宫、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关系紧张。

从更加宏阔的视野来看,反对“沃伦法院”的斗争自“里根/撒切尔时代”就已经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右转,即便没有完全推翻,也至少大大收缩了“沃伦法院”的许多影响力重大的判决先例的适用范围。只是在这段时期里,美国社会和政坛上的左翼进步主义势力也水涨船高,双方的博弈日趋白热化和激进化。这是审视当今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一个法律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唐纳德·特朗普输掉下周的大选,他仍将欣慰地发现,自己在美国历史上比许多获得连任的总统拥有更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由于他在一个任期内连续任命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他成功地将联邦最高法院打造成一个保守主义的法律堡垒。

不仅如此,他还比大多数美国总统任命了更多下级法院的法官——目前美国所有在职的上诉法院法官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他任命的。在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化、立法机构功能失调甚至频繁瘫痪的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司法系统的“最后的堡垒”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凭借着这些人事任命,特朗普塑造了下一代人的法律空间。你或许可以说,这个成就纯属运气,但它是真实的、巨大的、难以撼动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季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新任大法官被要求回避关于延误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的争议|宾夕法尼亚州

原标题:美国新任大法官被要求回避关于延误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的争议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当地时间10月27日,美国新上任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被要求回避关于延误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的争议。该议案由卢塞恩县选举委员会提出,是巴雷特在上任的第一天就面临的政治压力,但这并非表示巴雷特同意回避该问题。

卢塞恩县选举委员会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毫无根据警告,称选举可能存在广泛选民欺诈的风险,并鼓励迅速确认巴雷特提名,部分原因是为了使她能够及时坐上大法官的位置就投票诉讼作出裁决。

卢塞恩县选举委员成员说,“在接近总统大选之前进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确认是前所未有的。考虑到特朗普在审议这一提名使用的语言以及其他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在为竞选连任而做努力。”

据悉,美国通常允许法官自己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回避是否合适,以避免实际或可察觉的利益冲突,目前巴雷特本人对此还未做出回应。(央视记者 徐德智)

(编辑 郭华)

美参议院通过巴雷特大法官提名 白宫将举办宣誓仪式

美参议院通过巴雷特大法官提名 白宫将举办宣誓仪式

中新网10月27日电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6日晚,美国国会参议院对艾米·科尼·巴雷特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进行最终确认投票,并最终批准提名。白宫计划在当晚为巴雷特主持宣誓就职仪式,尽管细节尚未正式宣布。

资料图:当地时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现年48岁的巴雷特被视为一名立场倾向保守的法官。 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据报道,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将巴雷特的提名确认,视为可以推动保守派对总统支持的事件;不过民主党人也认为,该事件可以为其增加选民。

在此之前,白宫曾为尼尔·戈萨奇和布雷特·卡瓦诺主持大法官宣誓就职仪式。但是,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此类聚会安全性的质疑。

当地时间26日早,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表示,白宫将鼓励在此次活动中保持社交距离,并将在户外举行仪式。“我们今晚将尽力鼓励人们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如果现在按计划进行(仪式),它将在户外举行。”梅多斯说。

报道称,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指出,这次活动将不是一个“大型事件”,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件”。

此前,特朗普在自由派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去世仅一周后,就提名了巴雷特填补空缺。尽管民主党人和个别共和党人反对在大选前进行确认投票,但参议院迅速采取行动,推动了巴雷特的提名程序。

现年48岁的巴雷特被视为一名立场倾向保守的法官。她于2017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此前她在美国圣母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巴雷特曾公开反对“奥巴马医保计划”、堕胎等,在移民、控枪等问题上也持保守态度。

特朗普提名大法官就职,何许人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盆盆,编辑:荞木,监制:猫爷,原文标题:《特朗普提名大法官就职:保守主义正在蚕食女性子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东时间10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以52比48票通过了保守派法官巴雷特的关键程序性投票。次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批准了巴雷特的提名,在总统签署任命书之后,这次关于大法官的任命即将画上句号。

而在美国国内旋即爆发的诸多相关讨论中,堕胎的合法问题,随着最高法院的全盘右倾和保守化,被再一次推上台面。

美国妇女组织在近期发起了数次妇女大游行,称有逾10万人参加全国430场游行。示威者对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大选前提名巴雷特接替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举措感到非常不满,并强烈质疑巴雷特的保守立场存在严重威胁堕胎合法化的可能。

就在前段时间,特朗普公开宣布了他及其夫人罹患新冠肺炎的消息。在 twitter 上,一位特朗普的支持者将总统的感染归咎于恶魔的报复,由于其上任以来大力推行反堕胎政策,使得“恶魔无法得到新生婴儿的鲜血”,因此怒而降祸于他。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宗教保守人士的认可。

由此可见,在大法官任命掀起的这场风暴当中,堕胎的合法化问题显然处于风口浪尖。事实上,美国社会对这一任命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作为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根据其学术著作、个人信仰和此前的裁决案例显示,巴雷特可能会支持限制甚至直接推翻保障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尽管在听证会上,民主党籍议员范士丹要求巴雷特就堕胎和罗伊诉韦德案提供自己的直接立场,被巴雷特婉拒,但是巴雷特在此前曾公开表示:“妇女的堕胎行为是不道德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一任大法官、女性运动领导者金斯伯格则是女性堕胎权利的誓死捍卫者。

堕胎权利的存废是如何成为当下大法官席位之争的最大争议的?保守主义在重占最高法院后,是否会继续占领女性的子宫?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场开创美国女性堕胎合法化先河的历史性诉讼——罗伊诉韦德案。


一、保守主义如何蚕食女性的子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绝大部分州法律中,除了出于保障孕妇的生命安全这一目的外,其余的堕胎行为仍然被视为非法。

1969年,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单身母亲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声称遭到强奸,由于没有能力抚养孩子,要求医生为她堕胎,但由于德州刑法的规定,她无法得到医疗援助。

诺玛认为,这一法律侵犯了宪法赋予她作为公民的选择权,并主张孕妇有权单独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何种方式终止妊娠。

经过漫长的四年诉讼后,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于1973年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条款。

这也意味着,其他州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也存在违宪问题,这一判决无疑是开创性的,它改变了自1910年以来, 美国各州(除肯塔基外)制定的限制堕胎法规,将自由堕胎的权力视作妇女的一项隐私权。

尽管如此,在实际与堕胎相关的判决中,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将历史的视角提升到百年高度,自1900年联邦法律宣布堕胎违法以来,选择堕胎的产妇和为产妇人工流产的医生常常要遭受和强奸犯同样甚至更为漫长的牢狱之灾。

2019年阿拉巴马州通过的HB314法案为例,该州女性除了怀孕或生产会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安全的原因外,她们将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堕胎,强奸和乱伦行为所致的怀孕也被排除在外。

同时,为女性堕胎的医生将判处最低10年,最高99年的刑罚。而在美国,强奸犯一般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0年1月1日实行的范围更加广泛的“心跳法案”则规定,一旦检测到婴儿的心跳存在,法律就禁止孕妇进行堕胎手术。如果在孕期6周以后,由于孕妇的自身行为导致胎停,可能会面临二级谋杀的指证,以及长达10~30年的监禁。

这不禁让人感到非常疑惑:作为一项被最高法院认可的符合宪法的基本权力,为何一再被形形色色的法案所包围、蚕食?

金斯伯格在一次有关堕胎手段争议的异见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个案子只是关于一个特殊的技术吗?不,我看到的是一系列围绕着堕胎权的挑战的案子,它们没有直接挑战罗伊诉韦德案,或是推翻法庭一再确立的堕胎的基本权利,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断侵蚀这个权利。

事实上,作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对于罗伊诉韦德案本来就持有罕见的保留态度。尽管她其实相信,如果没有独立做出各种有关生育决定的自由,女性永无平等可言,但是,她仍然并未将1973年的最高法院判决意见视为女性权利的一种胜利。

最高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并未从生育权利的角度出发,而是以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的理由宣判德克萨斯州刑法违宪。尽管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让美国宪法对堕胎权力有着根本上的保障,但它的出发点仅仅是维护公民的隐私权。

也就是说,当支持生命优先(pro-life)的法官对宪法文本做出新的解释,当腹中的胎儿被视作生命的开始,当女性的妊娠不再被看作是隐私权的一部分,那么,短短五十年的堕胎合法化的基石就会在瞬间轰然崩塌。

正如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对金斯伯格的评价一样,她“从根本上不相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应当来自法庭”。

那么,对于身处于社会的女性来说,堕胎是否一定是必要的?

二、谁把女性推上了手术台

保守派攻击堕胎自由常见的一个理由就是,堕胎会对女性身体造成伤害,这也是最激进的堕胎合法化拥护者难以否认的事实。

可是,对于那些有必要选择堕胎的女性,生产的伤害就一定比堕胎更小吗?

在美国,webMD 统计了女性的常见产后问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产后感染(包括子宫,膀胱或肾脏感染)、分娩后出血过多、会阴部疼痛,甚至对于个别产妇,还可能出现子宫脱落、耻骨分离、产后抑郁等现象。

在一些医疗不发达的地区,甚至有孕妇会因为分娩时的大出血、感染、并发症而不幸离世。

面对这些事实,那些大力鼓吹生育的政客们难道还能伪善地以堕胎的危害来作为攻击堕胎的理由吗?

美国作为一个性观念较为开放的国家,许多未成年人尽管尚未得到法律的允许,也往往有过性行为的体验。但是,由于缺乏性知识和避孕措施的辅助,一些未成年女性过早的受孕、分娩,已经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那些未成年孕妇来说,过早的妊娠无疑会结束她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加重其经济负担。甚至在一些荡妇羞辱严重的地区,在未成年时怀孕可能会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走向。

面对那些尚未走出校园就身怀六甲的少女,难道我们还能指责她们选择堕胎是在“谋杀一条生命”吗?

退一步讲,在中东那些更加严格限制堕胎的国家和地区,未成年女性受到的性剥削并未减轻,而是愈演愈烈。籍此我们可以认为,堕胎与未成年性行为之间绝并仅仅不是“正相关”这么简单的关系。

因此,那些既不允许堕胎,又反对避孕措施的人可以说是极其伪善的。他们一边构想着虚无缥缈的对“生命”的爱,出于对道德的保护而禁止他人的自由选择,一边却对现实生活中因生育造成的苦难熟视无睹。

三、不要把决定你身体的权力交予他人

事实上,女性选择堕胎的真正原因,其实往往出于保守的生育观念和社会的偏见。

巴雷特法官在孕育5个孩子之后,又从海地收养了2名孩子。尽管她在孕检中已经明确得知自己的小儿子患有唐氏综合征,但是,她仍然选择了将他生下来。

诚然,对于社会上层的巴雷特来说,养育7个孩子并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但对于那些身处底层的女性,7个孩子无疑是一个极沉重的压力。假若不幸其中还有婴儿患有重病,那么,对于这一家庭的打击可想而知。

1962年,已有4个孩子的美国公民谢丽·芬克夏因在怀第5胎时,因怀孕期间曾服用镇静剂,可能造成日后胎儿畸形,出于经济和人道主义的考量,她寻求堕胎的帮助。但在亚利桑那州,堕胎是被严令禁止的。出于无奈,谢丽只得到瑞典完成手术。

1966年,旧金山麻疹大流行。孕妇一旦感染麻疹,将生下严重残疾的婴孩。当时一些医生不顾堕胎禁令,为已感染麻疹的孕妇堕胎。

同年5月,旧金山司法人员逮捕21名为患有麻疹的孕妇堕胎的医生。尽管最终被逮捕的医生获得了胜诉,但此举引起了医学界人士及社会大众的普遍不满。 

在当下,女性们仍然面临着和数十年前相同的压迫。在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中,性与生育往往最为苛刻。

假如一个职场女性向领导坦言自己有七个孩子需要照料,那么她职业生涯的结局可想而知;但假如一个男性宣扬自己有七个孩子,恐怕还会得到许多发自内心的祝福。

如今,女性因怀孕而被用人单位辞退的新闻层出不穷。比起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承受分娩带来的肉身痛苦和怀孕前后的社会压力,扛起力所不能及的重大经济负担——尽管这确实会让一些人在精神上难以接受,但堕胎难道不是一种让女性掌控自己人生的基础选择吗?

所以,当人们站在生命优先的道德制高点上谴责女性的堕胎行为时,是否应当思考:是何种因素让受害的女性面临抉择?我们当下的政治、文化、制度现状,又是否能够向女性提供堕胎以外的其他道路?

目前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无论巴雷特上任以后是否会将自己的宗教信仰置于法律之上,保守主义的阴影都将笼罩在美国的穹顶之端。

今天,阿拉巴马州的议员可以将法律的手伸向妇女的子宫,那么明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可以用陈腐的价值取向,来剥夺人们对身体乃至于意志的支配权力。堕胎问题只是美国保守主义化倾向的一面棱镜。

回到当年宣布得克萨斯州刑法违宪的最高法院判决书,大法官鲍威尔这样说:“我们如此确信的道义立场依然只是个人判断,人民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可以选择遵循这一判断,但是,这种判断,立法者不可以用法律的力量强加给他人。” 

如今,最高法院不断右倾和保守化,不断挑战着社会发展的自由和多元化原则,侵蚀着人们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很可能数代人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保守化法案里的一个小小改动而扭曲了。

“道德世界的苍穹虽长,但它终将趋向正义“——2013年,金斯伯格在一篇异议意见书中引用了马丁· 路德 · 金的这句名言。

前人留下的伟大背影终究无法成为永远的屏障,如今更是迎来了一个愈发风雨飘摇的时代。如果我们依旧对一个更好的世界心怀渴望,就需要更多人沿着他们的脚步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正如《RBG》传记中的章节名所说:“不要让他们拖你的后腿,伸手去够星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盆盆,编辑:荞木,监制:猫爷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大法官提名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大法官提名】美联社当地时间周四报道,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强行投票通过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之后将提交全体参议院进行投票。此举使该大法官提名能在总统大选日之前得到确认。据报道,民主党参议员拒绝出席,以抗议共和党人加快批准巴雷特大法官提名的行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仓促,最党派,最不合法的最高法院提名”。据悉,参议院计划在下周一进行的全体投票之前召开一次罕见的周末会议。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100席中的53个席位,巴雷特的提名将大概率得到通过。得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表示,最高法的斗争或将是特朗普任期内“最重要的一项成就”。

来源:中国日报

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抨击共和党人迫切确定巴雷特任命|巴雷特

原标题: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抨击共和党人迫切确定巴雷特任命 而不顾经济刺激法案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当地时间10月12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表示,出于对新冠的担忧,今日举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任命听证会本应被推迟,因为委员会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确保人们的安全。

哈里斯在听证会的开幕词中表示,“我们国家正面临着致命的病毒传染,而这次听证会将50多人召集在一起,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坐了几个小时。尽管参会议员中有人曾确诊,该委员会也没有要求对所有成员进行测试,这会使很多人陷入危险之中。”

哈里斯补充:“这次听证会应该被推迟。在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都在努力支付账单的时侯,参议院应该优先考虑缓解疫情并为这些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哈里斯表示,如果听证会继续进行,就表明:“共和党人已经明确表示,巴雷特的任命比帮助和支持遭受疫情和经济危机的美国人民更为重要。”(央视记者 刘旭)

(编辑 韩咏慧)

美媒:特朗普拟提名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原标题:快讯!美媒:特朗普拟提名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报道截图

【环球网快讯】据《国会山报》消息,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6日计划提名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接替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报道称,巴雷特是提名人选,除非特朗普在26日下午宣布结果前作出其他改变。

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逝世后,特朗普21日曾在白宫会见了芝加哥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她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保守派法官,也是目前接替金斯伯格大法官职位呼声最高的人选。

巴雷特 图源《国会山报》

据CNN介绍,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两个由她从海地领养。丈夫杰西·巴雷特是前联邦检察官,现为私人执业律师。

1972年,巴雷特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是一名“忠实的天主教徒”。1997年,她获得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法律博士(Juris Doctor)。此后两年,巴雷特先后就职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并曾任已故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的书记员。随后,巴雷特离开政府部门,又当了两年私人执业律师。

巴雷特2018年在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美联社

2017年,巴雷特被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为第七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自上任以来,她在拥枪权利、堕胎和移民等领域屡屡展示自己的保守派立场。2019年,在坎特诉巴尔一案中,虽然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禁止该重罪犯持枪,但巴雷特提出异议,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枪支自由”适用于所有公民。

在移民问题上,巴雷特与特朗普保持一致,对移民持较为强硬的态度。2020年6月,她对第七巡回法院的一个小组保留地方法院的一项决定表示反对,该决定暂时阻止了特朗普一项令绿卡申请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政策。巴雷特强调,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并非“不合理”。

CNN称,这并不是巴雷特首次被纳入大法官候选人名单,2018年,在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退休留下的空缺的候选名单上就曾出现过巴雷特的名字。

直击美国大选:大法官人选已定 美两党“补席战”日渐白热|任期

原标题:北美观察丨直击大选:大法官人选已定 美两党“补席战”日渐白热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据《纽约时报》北京时间9月26日早间消息,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提名艾米.康妮.巴雷特为大法官人选,补缺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的空席。如无意外,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9月27日凌晨在白宫正式宣布该提名。

△《纽约时报》9月25日最新消息,特朗普已决定提名巴雷特为大法官人选△《纽约时报》9月25日最新消息,特朗普已决定提名巴雷特为大法官人选

而北京时间9月25日,美国众院民主党刚刚宣布,将于下周推出名为《最高法院任期限制与定期任命》的法案,旨在取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任期,并限制在位总统任内任命法官的次数。

媒体指出,近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大选前病逝,两党在下任大法官的任命时机上出现巨大分歧。选民抉择、甚至可能出现的大选判决,都与大法官任命息息相关。因此,两党在当下之际的一举一动都将对大选、乃至美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4日,美国众院民主党宣布将推出法案,旨在取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任期,并限制在位总统任命法官的次数△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4日,美国众院民主党宣布将推出法案,旨在取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任期,并限制在位总统任命法官的次数

取消终身制任期,限制总统提名次数

路透社指出,民主党将于下周9月29日提交新法案,法案将提出,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从目前的终身任期改为18年,并限制每位总统每四年任期内只可任命两名法官。

金斯伯格大法官于9月18日晚过世,特朗普次日即要求尽快填补空缺。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第一时间发声,强调参院应尽快决定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席位,并呼吁共和党人投票赞成该决定。随后,对特朗普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人罗姆尼也出现反转,表态将支持特朗普对最高法院法官对提名。而民主党方面虽然持反对态度,却显得声音微弱,直至9月24日提出新法案,要求限制大法官任职期限以及在任总统提名大法官的次数。

报道指出,目前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已经向最高法院进行过两次提名。如若法案通过,特朗普将不能再次向最高法院进行法官提名。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当地时间9月25日晚间报道,特朗普将提名康妮.巴雷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当地时间9月25日晚间报道,特朗普将提名康妮.巴雷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高法权力巨大,涉及美国大选

金斯伯格去世后,共和党反应从速,不仅拟好了下任大法官的候选名单,而且明确要求在大选前进行任命。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几个月来一直为此制订计划,并提前缩减候选人名单,以便最高法院出现职务空缺时迅速行动,提出候选名单。对此,民主党始终表示反对,指出应当由美国下任总统进行正式提名。

舆论指出,虽然法院按理应依法办事,不涉政治,但由于宪法赋予其的诸多权力,使其在实际行事中难免对政事多有涉及,甚至可以裁决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媒体指出,2020年大选动荡颇多,加之全国大面积的邮寄选票很可能使选举结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此下任大法官的职位更是至关重要,因为一旦两党对竞选结果发生争执,则需要最高法院进行裁决。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就是由最高法院裁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直强势推进大法官提名,急于在大选前完成大法官的补席工作。

△《华盛顿邮报》指出, 最高法院在实际行事中对政事多有涉及,甚至可以裁决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华盛顿邮报》指出, 最高法院在实际行事中对政事多有涉及,甚至可以裁决美国总统选举结果

司法至上见怪不怪,法官抉择数十年策略

《纽约时报》指出,终身任职的法官拥有解决社会最棘手问题的无上权力。在当今美国,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这都是不正常的”。

分析指出,在全球其他大多数民主制国家,最高法院往往不会像美国法庭那样做出诸如“全盘否定整个法律条文”这样的“激进做法”, 但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高法干预选举、合法同性婚姻、并制定多项相关法律,这些都证明了所谓的“司法至上”。

这样的司法至上过去经常受到美国保守派人士的批评,而如今自由派也已开始警觉:因为共和党此次将会利用大法官终身制,通过大法官来决定美国未来长达几十年的法规策略,包括气候变化、投票权、经济发展等,从而很可能使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入保守主义。

△《纽约时报》指出,大法官终身任职,拥有解决社会棘手问题的无上权力,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这都是不正常的”△《纽约时报》指出,大法官终身任职,拥有解决社会棘手问题的无上权力,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这都是不正常的”

法院政治化发展意味倒退200年,宪法权力或需重新分配

《华盛顿邮报》认为,如今美国最高法院被党派化的倾向越发明显,如果公开政治化,则是司法倒退200年的表现。“它将恢复到曾经持续了100多年的运转方式,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民众党派化现象根深蒂固,而人民也知道最高法院也是如此。”

评论认为,19世纪时,美国总统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首要考虑因素,不是司法能力,而是对党派的忠诚,大法官被任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前的效忠记录,大多数被提名人曾在联邦、州或地方行政部门任职过。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美国两极分化严重的当今,对于法庭日益变得政治化这一事实,民众最终可能会无奈地接受。但是他们或许会要求国会重新审视法院权力,并要求国会重新分配宪法赋予不同职能机构的权力。

《纽约时报》评论认为, 20世纪中叶的美国政治规范如今已不再适用,三权分立系统已沦为了怪异的行政司法混合体,之,国会的力量已经被大幅度削弱

“显然,20世纪中叶的美国政治规范如今已不再适用,我们的三权分立系统已逐渐沦为了一个怪异的行政司法混合体”,《纽约时报》指出,在这三权中,国会力量已被大幅削弱,仅仅徘徊在系统周边进行预算和司法提名的批准,“这些问题反应的不是过剩的政治争斗,相反,恰恰说明了争斗的缺乏。”

报道称特朗普已选择提名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计划周六宣布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选择提名受保守派青睐的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接替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计划在周六宣布该决定。

报道称,特朗普试图迫使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总统大选前选出。白宫助手表示,特朗普也可能会改变大法官的人选。

金斯伯格9月18日因病去世后不久,特朗普就表示会尽快提名新的大法官。媒体此前就已有报道,特朗普有意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知情人士指出两人已见面交谈。

现年48岁的巴雷特是一名天主教徒,曾任已故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助理,她在拥枪、移民和堕胎等议题上持保守态度。2017年,巴雷特被特朗普提名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