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货币政策“不急转弯” 国常会两大红包砸向小微企业

作者: 杜川

[ 今年前10个月,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 ]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样定调明年宏观政策。

3天后,精准政策送春风,为小微企业降“甘霖”,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将延续。

1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

“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现。”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称。

对于这一消息,市场并不意外。市场观点普遍认为,疫情冲击下,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出台了一些非常规做法,但当前很多不确定性仍存,短期内政策还需继续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一些政策到期可以退出,但有些政策仍然应该“应延尽延”。

稳固经济复苏,阶段性政策延续

后疫情时期,政策如何持续发力,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国常会确定,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要看到,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固,小微企业还面临一定经营压力,对于小微企业应延尽延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平稳经营,有助于更好实现‘六稳六保’。”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第一财经表示。

温彬认为,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小微企业承诺稳岗就业的情况下,要继续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方式支持,保持其资金流稳定,防止政策断档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定位于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长期政策工具,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疫情之下,中小企业面临收入骤减、偿还银行贷款等问题,贷款展期需求最为迫切。此外,信息不对称以及抵押难等,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

温彬表示,地方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延期,有助于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积极性,更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占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护航经济增长,结构性政策发力

6月1日,央行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进一步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持续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含金量。

其中,央行会同银保监会出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最长可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央行创设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支持。

11月初,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9000亿元。再加上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金融系统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完成了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序时进度。预计全年可以实现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

国常会指出,今年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政策实施取得显著效果,惠及小微企业310多万户,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近期经济指标加速向好,我国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疫情期间出台的临时性政策措施如何调整备受关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此次国常会的表态来看,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目标所考虑的视角较以往更长,并非根据短期宏观经济景气度的波动而出现货币投放的“大开大合”,而是更加具有前瞻性,会基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宏观经济的判断平滑货币投放和利率调整。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支持实体经济仍是货币政策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利于维持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

在业内看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成为明年主要发力点。“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也是一个结构性政策安排,突出政策的稳定连续。同时,也是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薄弱环节、关键领域的政策安排。”温彬称。

“要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导向,精准滴灌,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确保制造业、小微企业、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获得感明显增强,首贷率、续贷率进一步提高。”董希淼说。

董希淼表示,2021年货币政策应根据经济增长、物价变化、外部环境等因素进行适时调整,实现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等多目标动态平衡。如果明年经济和社会回归正常,经济恢复情况较好,那么2020年部分临时性政策可以逐步退出,但退出过程中应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如果经济恢复情况不如预期,那么部分阶段性政策应延续更长时间,并考虑出台新的支持政策。

中央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 抓住宝贵时间窗口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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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祝嫣然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指明了方向。12月16日至18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波澜壮阔的新征途绘就了奋进的新蓝图。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主基调,要求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明确了2021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直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正是着眼于如此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19日在中国经济年会上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短期看疫情期间的政策退出要有一个渐进过程,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而从财政货币政策走向看,明年财政政策总体基调未变,但赤字率或将有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基调下,将更加注重灵活精准。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这些政策是否还会延续为各界所关注。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宏观政策明确定调,无疑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第一财经称,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政策调整,但不会过大收缩,政策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

“强调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表明中国宏观政策越发注重长周期视角,不仅是从当下出发,更兼顾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更加科学、精准、有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说。

政策不出现“急转弯”的关键在于把握政策的“时度效”。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专家分析,货币政策方面,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灵活调整,保持精准有效,但在操作上不会骤然大幅收紧。全面降准降息概率不大,但诸如对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政策料有一定延续性。财政政策方面,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张程度有限,但财政政策总体力度不会收缩,对重点领域支持将更为集中。

集中精力推进改革

会议要求,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2021年不仅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会与转换之年。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聚焦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更将致力于推动长远的历史性变革。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19日在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明年稳增长压力不像往年那么大,这就形成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要用好这个时间窗口,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会议明确,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第一财经表示,“十四五”期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以“要素市场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其中,以人口政策的优化、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企改革最为值得期待。

经过多轮国企改革的实践积累,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为新时代国企改革提供了系统的顶层设计。今年9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正式实施。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等任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国资国企改革是国家经济改革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键和主轴,发挥国企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国企改革势必加强主动性,强调针对性,克服盲目性,倡导应变性,提升创新性,追求实效性。

李锦认为,国企改革进入关键的历史阶段。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国企改革的综合效能将得到提升,一些短板和弱项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国有企业将更加具有活力和效率。

注重需求侧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韩文秀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部署的基础上,注重采取关键举措以小带大、以点带面,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需求侧改革,引起市场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目前供求关系仍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经济尚未达到合理的增长区间,下一步要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工作,要进一步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

刘元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需求侧管理是扩大内需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战略举措。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体制层面、一揽子政策的几大层面上来共同做文章,使我们的内需潜力得到释放,使我们内需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扭曲问题得到解决,使我们在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中,真正地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面临的断点堵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李承健19日在2020政信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拥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目前已建成纵横成网、互联互通、世界水准的现代化交通、能源和通信设施。在此基础上,中国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会议对扩大内需做出了新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等。

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要扩大内需,需要两大关键条件,即提升消费能力和提高消费意愿,所有阻碍这两个条件形成的问题都需要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降低消费成本,是提升消费意愿的关键。比如在医疗领域,降低大病治疗的总体费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敢消费的前提是没有后顾之忧,提高保障保准,建立失业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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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指明了方向。12月16日至18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波澜壮阔的新征途绘就了奋进的新蓝图。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主基调,要求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明确了2021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直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正是着眼于如此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19日在中国经济年会上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短期看疫情期间的政策退出要有一个渐进过程,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而从财政货币政策走向看,明年财政政策总体基调未变,但赤字率或将有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基调下,将更加注重灵活精准。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这些政策是否还会延续为各界所关注。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宏观政策明确定调,无疑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第一财经称,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政策调整,但不会过大收缩,政策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

“强调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表明中国宏观政策越发注重长周期视角,不仅是从当下出发,更兼顾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更加科学、精准、有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说。

政策不出现“急转弯”的关键在于把握政策的“时度效”。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专家分析,货币政策方面,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灵活调整,保持精准有效,但在操作上不会骤然大幅收紧。全面降准降息概率不大,但诸如对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政策料有一定延续性。财政政策方面,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张程度有限,但财政政策总体力度不会收缩,对重点领域支持将更为集中。

集中精力推进改革

会议要求,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2021年不仅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会与转换之年。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聚焦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更将致力于推动长远的历史性变革。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19日在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明年稳增长压力不像往年那么大,这就形成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要用好这个时间窗口,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会议明确,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第一财经表示,“十四五”期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以“要素市场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其中,以人口政策的优化、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企改革最为值得期待。

经过多轮国企改革的实践积累,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为新时代国企改革提供了系统的顶层设计。今年9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正式实施。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等任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国资国企改革是国家经济改革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键和主轴,发挥国企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国企改革势必加强主动性,强调针对性,克服盲目性,倡导应变性,提升创新性,追求实效性。

李锦认为,国企改革进入关键的历史阶段。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国企改革的综合效能将得到提升,一些短板和弱项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国有企业将更加具有活力和效率。

注重需求侧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韩文秀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部署的基础上,注重采取关键举措以小带大、以点带面,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需求侧改革,引起市场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目前供求关系仍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经济尚未达到合理的增长区间,下一步要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工作,要进一步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

刘元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需求侧管理是扩大内需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战略举措。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体制层面、一揽子政策的几大层面上来共同做文章,使我们的内需潜力得到释放,使我们内需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扭曲问题得到解决,使我们在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中,真正地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面临的断点堵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李承健19日在2020政信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拥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目前已建成纵横成网、互联互通、世界水准的现代化交通、能源和通信设施。在此基础上,中国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会议对扩大内需做出了新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等。

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要扩大内需,需要两大关键条件,即提升消费能力和提高消费意愿,所有阻碍这两个条件形成的问题都需要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降低消费成本,是提升消费意愿的关键。比如在医疗领域,降低大病治疗的总体费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敢消费的前提是没有后顾之忧,提高保障保准,建立失业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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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指明了方向。12月16日至18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波澜壮阔的新征途绘就了奋进的新蓝图。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主基调,要求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明确了2021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直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会议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正是着眼于如此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会议明确,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19日在中国经济年会上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短期看疫情期间的政策退出要有一个渐进过程,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而从财政货币政策走向看,明年财政政策总体基调未变,但赤字率或将有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基调下,将更加注重灵活精准。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这些政策是否还会延续为各界所关注。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宏观政策明确定调,无疑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第一财经称,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超常规政策向常规政策调整,但不会过大收缩,政策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

“强调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表明中国宏观政策越发注重长周期视角,不仅是从当下出发,更兼顾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更加科学、精准、有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说。

政策不出现“急转弯”的关键在于把握政策的“时度效”。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专家分析,货币政策方面,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灵活调整,保持精准有效,但在操作上不会骤然大幅收紧。全面降准降息概率不大,但诸如对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政策料有一定延续性。财政政策方面,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张程度有限,但财政政策总体力度不会收缩,对重点领域支持将更为集中。

集中精力推进改革

会议要求,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2021年不仅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会与转换之年。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聚焦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更将致力于推动长远的历史性变革。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19日在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明年稳增长压力不像往年那么大,这就形成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要用好这个时间窗口,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会议明确,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对第一财经表示,“十四五”期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以“要素市场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其中,以人口政策的优化、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企改革最为值得期待。

经过多轮国企改革的实践积累,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为新时代国企改革提供了系统的顶层设计。今年9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正式实施。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等任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国资国企改革是国家经济改革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键和主轴,发挥国企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国企改革势必加强主动性,强调针对性,克服盲目性,倡导应变性,提升创新性,追求实效性。

李锦认为,国企改革进入关键的历史阶段。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国企改革的综合效能将得到提升,一些短板和弱项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国有企业将更加具有活力和效率。

注重需求侧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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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需求侧改革,引起市场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目前供求关系仍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经济尚未达到合理的增长区间,下一步要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工作,要进一步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

刘元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需求侧管理是扩大内需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战略举措。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体制层面、一揽子政策的几大层面上来共同做文章,使我们的内需潜力得到释放,使我们内需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扭曲问题得到解决,使我们在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中,真正地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面临的断点堵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李承健19日在2020政信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拥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目前已建成纵横成网、互联互通、世界水准的现代化交通、能源和通信设施。在此基础上,中国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会议对扩大内需做出了新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等。

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何晓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要扩大内需,需要两大关键条件,即提升消费能力和提高消费意愿,所有阻碍这两个条件形成的问题都需要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降低消费成本,是提升消费意愿的关键。比如在医疗领域,降低大病治疗的总体费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敢消费的前提是没有后顾之忧,提高保障保准,建立失业救济制度。

宏观调控定调“不急转弯” 政策稳定性护航稳增长|债务

谁最能代表中国经济向上力量?2020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火热进行中,谁是你心中的TOP10商业领袖,[点击投票]


原标题:宏观调控定调“不急转弯” 政策稳定性护航稳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就在市场担忧明年随着超常规政策陆续退出,宏观政策调控可能会出现“政策悬崖”之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上述简短有力的表述作出正面回应,向市场释放“定心丸”。

政策不急于转弯有着稳增长的现实需要。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市场上对于‘政策悬崖’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政策取向不会发生快速变化,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尽管受到基数因素的影响,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同比数据预计会出现大幅改善,但宏观调控部门在进行调控时会将低基数的影响予以剔除,客观地看待经济运行态势。”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张旭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就对记者表示,在全球疫情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增强、全球货币政策宽松,以及我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宏观政策不宜急剧转向。货币政策方面,未来货币政策会逐步回归正常化,货币政策或将从明年一季度末开始进行流动性和信用调整,渐进分步式退出。

避免政策急转弯还可以防范今年因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所积累的信用风险。中诚信国际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表示,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实施的稳增长政策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其中政府部门加杠杆尤为明显,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隐性债务风险均进一步加大。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释放加速,并呈现从民企向国企蔓延态势,未来仍需警惕政策收紧导致“债务-通缩”压力显化。

闫衍建议,明年的货币政策仍需保持稳健,不宜过快收紧,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为避免实际利率快速上行导致“债务-通缩”循环,在操作节奏上,要充分考虑明年下半年经济修复走弱的风险,建议货币政策“前紧后松”。随着经济修复,财政政策可以适度调整、边际收缩,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宜马上退出、回归常态,而是应当保持适当力度,将专项债作为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建议2021年新增专项债额度设定在3.2万亿元左右。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预计,明年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不会明显收缩,财政赤字率保持在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3万亿左右较为适宜,但会更加强调在保持适度支出强度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对冲疫情影响,今年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预计将高出名义经济增速约2个百分点,随着明年“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重新成为硬约束,就需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因此,从具体的操作看,央行会更多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来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同时,依然会强调货币信贷政策的精准导向,要求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虽然宏观经济在改善,但不少小微企业还面临着经营压力,明年预计政策还会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等举措,保持小微企业资金流稳定,防止因资金断档使得小微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预计明年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会逐步退出。同时,央行今年推出的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明年可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可考虑作为长期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工具。”温彬称。

心理学家应该涉足疫情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Teresa Carr,译者:Anna Wen,审校:顾金涛,头图来自unsplash

犯错的代价

来一个脑筋急转弯:球和球拍共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的价格是多少?一个研究人员15年前发明了这个问题来测试我们能否进行反省性的深度思考——心理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探究过这个概念——而不仅是依赖直觉反应。这个脑筋急转弯非常流行,你说不定已经知道它的答案了。(提示:虽然大多数人直觉上的反应是0.10美元,但这并不是正确答案。如果你思考了一阵,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得到正确答案。我会在文章后面揭晓答案。)

所以,这个球拍价格问题跟我们对新冠病毒的风险评估有什么关系吗?心理学家马克·特拉弗斯(Mark Travers)认为,依靠直觉的人——也就是回答0.10美元的人——(在他看来)会非理性地担心疫情状况。特拉弗斯4月5日在《福布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相比女性,男性对新冠病毒风险的态度更加潇洒(有趣的是,他用了一个很男性化的词,cavalier,既有无虑的意思,也有“骑士”、“绅士”的意思——译者注)。研究显示,男性在球和球拍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智力题中,得分都高于女性,基于此,特拉弗斯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加理性。他写道,男女之间的差异既可能来自基因也可能来自环境因素,但是对于他而言,这最终暗示了“男性可能更善于评估新冠病毒的风险,而他们认为病毒大部分情况下所带来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

面对新冠病毒,有很多心理和行为学专家顺应疫情来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感受、和行动,特拉弗斯也是这些人其中的一员。他们提供的一些信息的确是有用的。无论如何,疫情的情况让人精神紧绷,大家高度紧张、焦虑,并且至今也不知道这会延续多久。

不过,尽管心理学家可以帮助大众缓解因新冠病毒出现的心理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像特拉弗斯这样的心理学家在改善事态。确实,根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讲师斯图尔特·里奇(Stuart Ritchie)最近为英国网站UnHerd写的疫情分析,有些行为学家正在“给自己丢脸”,借心理学研究来贬低疫情的严重性。他说,“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小型的实验室研究,来给这如此严重、史无前例的事情下结论。”

犯错的代价太高了。比如,在三月份,心理学家戴维·哈本(David Halpern),同时也是英国前官方咨询机构行为洞察小组(Behaviral Insights Team,别名“助推”小组)的负责人,参与商讨了英国对于这次流行病的反应,并且提出了现在看来极具误导性的建议:他倡导以隔离老人来实现“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允许新冠病毒在高风险群体外肆意传播。他还建议推迟试行“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因为他认为人们会很快感到厌烦而不遵从。

虽然我们不清楚哈本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官方决定,但英国确实没有及时反应,现在成为了欧洲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峻的国家。

普适性的难题

社会科学用了过去十年认识到,一些被广泛吹捧的实验结果并不能够在独立实验中重现。例如,一个2018年发布在《自然》的报告显示,2010至2015年间,有三分之一的社会科学实验研究都不能被重复。而且,即使实验能被重复,复制出来的结果通常都没有原来实验的结果一样有力。不过,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塔尔·雅科尼(Tal Yarkoni)在一个最近发表的评论中(正在预印,还未经同行评议)说到,研究的“可重复性”正在让研究人员从一个更加紧迫且重要的问题上分心: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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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尼用了一个思维实验来解释这个概念。假设,有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研究成果:方便面真难吃!尽管这个实验的证据合理——研究人员让一大批人给不同的食物打分,通过计算平均值,得到了人们不喜欢方便面的结论,但是,这个实验实际上用的是香菇炖鸡面。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可重复的,但是并不能普遍概括人们都讨厌方便面。

当然,雅科尼说,“香菇炖鸡面很难吃”这种有限的论断又不够有趣,是不可能被发表的。他说,“社会和行为科学家习惯性地追求生动且普适的结论。他们从可控环境下具有限制的发现直接越到了真实世界中人们的想法和行为,这样的纵身一跃是不正当的。”

里奇认为,对风险的认知是一个经常被过度泛化的话题。里奇说道:没错,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是非常好重复的——但是泛化到这种新型流行病的环境下,则是不恰当的。他说,“所有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都只能在实验室中进行,但是当一个真正的大型灾难来袭的时候,这些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里奇在他的分析中提到了许多心理学家,东北大学的教授戴维·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就是其中一名。2月11日,德斯迪诺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专栏里说,“季节性流感构成的威胁远大于新冠病毒”。随后,他用一些心理学实验,包括他自己做的,来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人们买口罩,避开人群,怀疑亚裔是反应过度的行为。他写道,“这些结论表示,我们的情绪会让我们偏向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是不能够准确反映我们身边存在的威胁的。”

德斯迪诺和其他人发表的意见,被里奇在文章中形容为“严重失手”,因为他们在政府请求民众待在家里前严重矮化了新冠病毒的威胁。他告诉我,社会科学家他们自己都为另一种可重复的古怪行为感到羞愧:证实性偏差,即倾向于偏爱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数据。你甚至可以很轻易地用心理学理论来写一个“就是如此”的故事去解释为什么人们,像特拉弗斯文章中描述的“男人”一样,低估了这种威胁。

“这完全是推测,”里奇说道。“人们很少总的来考虑这些偏差。他们就只关注一种认知偏差,然后就说‘这肯定能够解释我们所有的行为了。’”

这些观点该传播吗?

德斯迪诺告诉我说,里奇“完全错误地形容”了他的观点,因为里奇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在德斯迪诺发表评论专栏的时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只报道了13例在美国的新冠患者病例,而且许多美国官员都还在无视或者轻视这个病毒能够影响到美国的事实。同时,二月初的时候,新冠病毒也很明显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且传播速度极快。公共卫生专家当时就已经警告过我们事情的严重性了。事实上,新冠病毒当时都已经存在于我们身边*了,只是我们没有开始广泛检测而已。

*译者注:此处指在美国

根据这些,德斯迪诺是否当时就应该知道事情的结果?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发布看似得到心理和行为学研究背书的灵药和预言的,绝不只是德斯迪诺一人。比如,哈佛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2月28日在《彭博商业周刊》观点栏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对于人们的预防措施感到担心,例如因为新冠病毒而取消旅行、拒绝乘飞机、或者特意避开一些国家(一个月前他才写道这些费钱费力的预防措施是正当的)。还有,德国心理学家歌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3月12日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发布的一篇评论文中说道,从以往人们对病毒流行病的心理研究和反应看来,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反应更多是因为恐惧,而不是事实。

对于我而言,在二月末的时候,我正在重新考虑春季的旅游、与我两个在其他国家居住的孩子讨论应变措施和思考如何去保护我的母亲。

恐惧确实可以让人们做出不理性或者有害的行动。比如,在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亚裔受到了歧视,而吉仁泽和德斯迪诺两人都强烈谴责了这种做法。我并不是要给恐慌或者恶行找理由,而是去质疑这些文章共有的一个前提:新冠病毒对我们所造成的威胁难道比我们日常散步或者其他疾病带来的威胁要小?

对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斯明·瓦兹(Simine Vazire)而言,这种预测是极其不成熟的。她说:“我会非常谨慎于说‘人们反应过度了,因为我了解人的心智’。即使我们确实是过度反应了,你也需要回答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什么才是合理的反应呢?’”

雅科尼把这些观点归咎于心理学的叙事。他说,“这些故事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通常都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而且也没有能够证实它的方法。”

不过里奇持反对意见。他说,有很多专家写的文章都传播于重要的地方,而且可以很容易影响到民众以及政府,“大家写文章时所期待的,就是能够拥有这样的影响力。”

但是,瓦兹认为行为学家应该把评估风险的工作交给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来做。她说,对于这些把自己的推测发表在新闻上的专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但是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们他们会在一个高发行量的报纸上发表,而且还把自己的大名写上去,毕竟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一定程度的害怕是合理的

德斯迪诺坚持自己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观点。他对我说,虽然对于卫生专家而言,他们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应对,恐惧或许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还未处在危险之中群众而言,这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人不能像病毒学家或者流行病学这样思考。所以,恐惧填满了所有我们感到不确定的空间里。”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到了他文章里非理性行为的极端版本——对亚裔的肢体攻击以及囤积口罩以至于物资短缺。

关于这个大流行病会怎样发展,行为学家并不是最佳的信息来源,不过他们对于人们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的见解却是有价值的。德斯迪诺说,“我们正在面临的很多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以及更一般的灾难应对问题——不仅仅是关于自然或者生命科学的,更重要的是决策科学——人的反应,人的韧性。”

德斯迪诺提到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显示了在2012年飓风桑迪席卷纽约市之后,即使受损的程度相似,互相合作以及相信彼此的小区比其他小区恢复地更好。他说,“人们的决策和行为与医学以及其他事情一样,都与挺过这场流行病息息相关。这一切都交织重叠在一起。”

他还提到了,关于治疗新冠病毒的药,所有科学领域中的建议都会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而变化。在他的评论专栏以及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倡我们留意公共卫生机构所提出的最新建议,其实所有同我谈话的人都是这样建议的。他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担心新冠病毒疫情。”

如果现在还有意义的话,其实我正确回答了那个球和球拍的问题(答案:球的价格是0.05美元)*。研究表明,无论性别,像我这样拥有数学背景的人更可能回答出正确答案。或许也因为我是个记者,我就是对第一印象或者简单的答案持怀疑态度。

*译者注:球为0.05美金。球拍比球贵1美金,球拍的价格为1.05美元。两者一起是1.10美元。

虽然我并不恐慌,但是我还是对那些让我放松的建议持怀疑态度。即使特拉弗斯拒绝评论这篇故事,恕我直言,一定程度上的恐惧是合理的。里奇说,“我的父亲现在79岁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担心他。”而且他说,当你想象你自己、朋友、家人、或者社区里的人有风险的时候,你的担心会成倍增加。“我觉得现在看来,感到一丝害怕是理性的。”

我居住的城市,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目前还不是疫情重灾区,但是我有朋友正在从很严重的新冠病毒中恢复过来。我的侄子是一个呼吸治疗师,他被指派到了一个专门接待新冠患者的重症监护病房。我的继母因为髋骨折正在住院,她孤身一人在医院而且感到十分迷茫,因为探访者说不定就携有病毒。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抱她,或者我的亲生母亲(她正在接受隔离)。球的价格与我现在的感受有什么关系吗?什么鬼关系都没有。

原文:https://undark.org/2020/05/06/psychologists-covid-1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Teresa Carr,译者:Anna Wen,审校:顾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