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没有诗歌,民宿里没有面包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故事荟”(ID:cjgshui),作者:小王子,编辑:陈纪英,36氪经授权发布。

自从去年6月开了民宿,阿娇觉得自己被捶打得有点魔怔了——从不拜佛的她,在元旦前后,一路从北京拜到了厦门和黄山。

“人生无常,北京疫情的三次爆发和政策的双重影响,让本就飘摇的民宿雪上加霜”,虽然北京出台的监管政策,目前只对首都核心区小区的民宿发出了禁令,但她担心政策一旦继续收紧,波及到四合院民宿,40多万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12月10日在美上市的爱彼迎(Airbnb),首日股价上涨逾一倍,公司市值一度迈过千亿美元大关,总市值一度相当于两个万豪国际、将近三个希尔顿酒店。

但在爱彼迎等平台开民宿的多数年轻人,却亏惨了。

他们或职场压力如山,身心俱疲,渴望逃脱996的压力,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体验山间伐竹剜笋,江边静候春潮;或是渴望借势互联网短租的东风,从火热民宿市场分得一杯羹。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疫情的反复,监管的趋紧,让民宿人的日子越发难过。对于大多数民宿主来说,浪漫的梦想可以暂时搁置一旁,活下去保住饭碗成了更为现实的需求。

逃离996,从大厂辞职开民宿

不管是冲动而为,还是谋划已久,年轻人开民宿的初衷不尽相同。

手握名校光环,原厂华为,8年阿里,木木原本有着光鲜的职业经理头衔,但是,历经十数款产品的迭代与流转,长期996的高压和疲惫,不愿再忍受的木木,终于决定辞职。

民宿是木木抽离职场的首选。

前几年,她把耳熟能详的头部民宿住了个遍。晨起闻鸡鸣,初阳滟如波,山间薄雾散,露水点新泥,悠然见南山,安静的田园生活,神经一直紧绷着的木木,到了民宿就放松了下来,经常一起游玩的驴友们也热心鼓动她一起开民宿。

在杭州,木木撞见一栋旧楼,秋日桂花盛开的香气迎面扑来,如同天选之地,拿下它只在一念之间。

她开始憧憬以后惬意的生活,心情也跟夏天的荷花一样,盛开得灿烂夺目,“我终于要实现闲来无事,泡泡茶喝喝酒,跟天南地北的红男绿女们扯扯淡,躺在房顶看繁星满天的梦想了”,木木告诉《财经故事荟》。

线上操作,异地收益,人在福建的小凡,也启动了民宿之旅。这是套位于新疆边疆小城的一居室,精装之后,就长期无人住,空着可惜,又不舍得长租,思来想去,做民宿是最好的选择。

人在北京的阿娇原本在某互联网公司担任品牌公关,受疫情影响,她失业了,东奔西走,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因在某平台出租短租房曾尝到过甜头,她毅然决定全职做民宿。

有个数据也一度让阿娇备受鼓舞——中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已从2016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2019年的2.3亿人。

阿娇对未来充满憧憬,“体验自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用打卡加班,也能说走就走,满足自己的旅游梦”。

今年6月,她租下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座四合院,想趁疫情之后人们的“报复性消费”,大赚一笔。

从996变007,要做民宿劝退员,住客偷喝酒惹麻烦

梦想固然美好,现实却囧况百出。

现实是手,年轻民宿人的梦想就是一张大饼脸,打脸的痛楚一次次迎面袭来——原来开民宿一点不浪漫不轻松,还有一堆麻烦。

“一入民宿深似海”,当上民宿掌柜后,木木的日常生活变得兵荒马乱。

2017 年末开始筹建,2018 年初动工,年底 11 月开业,前后一年多,木木慨然而叹,“坑太多了”。

此前,她连一间公寓都没装修过,忽然要独面装修、资质审批等等繁琐流程,此中艰辛,不一而足。

一路走下来,木木仿佛经历了一次涅槃,戏称自己如今兼职“冲动开民宿劝退员”。

在民宿里,诗意栖居的是房客,换灯泡、捅马桶、修水电、写文案、做营销,是木木的日常。

当然,她也动过请师傅上门三分钟搞定的心思,但在咨询过费用后,木木沉默良久,然后自己掂起了锤子、电笔、锤子等“作案工具”。

更麻烦的是应付各种检查,算各种细账,税务和发票也都得自己走,否则落得一个偷税漏税,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

各种琐事把木木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以前是996,现在是007”。

偶尔,她甚至有那么一点怀疑,在大厂工作的日子,至少不用一个人操心到怀疑人生,期许的自由时间和自主空间更是遥不可及。

线上预订,自主入住退房的模式看似省事,却也麻烦不断,房客素质是不小的考验。弄脏床单一声不吭地离开、预约时登记一人却入住两人等意外,经常出现在阿娇的民宿里。

更有甚者,有位房客定了一间房,却呼朋引伴把所有房间都住满,还不打招呼偷喝了价值数百元的进口红酒。

最初,阿娇希望通过平台解决此事,以挽回些损失,然而几经沟通,平台没有为她“做主”。

“个人民宿经营者,在与房客、平台博弈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民宿要是违约,要付违约金,遭遇不可抗力时,平台的安心退政策可以让顾客免责,但这部分损失全由民宿主承担。”阿娇向《《财经故事荟》抱怨。

她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平台的规则,耐心周到地服务着住客,但总能遇到牛鬼神蛇的房客,提出许多千奇百怪的需求。

一旦服务稍有差池,住客小手一抖,几个差评下来,阿娇就受不了。她曾经计算过,一个差评,大约得花费10倍的成本才有可能把评分重新拉回来。

这还不算,若遇到举办生日会、开pary办沙龙的住客,弹着吉他飙高音,不熬到凌晨不尽兴,吵闹得胡同里的邻居们不安生,阿娇就惨了。

通常第二天,民警就会主动上门,并送上一纸罚款,若赶上风口浪尖要抓典型,停业整顿也是有可能的。

阿娇直言自己“太难了,做民宿主比当打工人难多了”。

大海的民宿位于浙江乌镇,2017年入手时,他投入了130万,两年后基本收回了成本,算是比较成功。

然而周边民宿林立,竞争激烈异常,旁边的经营者换了一波又一波,大海也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扛不下去。

个体经营者营销能力通常有限,大海的生存之道是打造特色,但服务上去了,环境提升了,运营成本也大幅提高了。

大海很是焦虑的告诉《财经故事荟》,“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宿行业的整体入住率是下滑的,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今年疫情让情况更糟糕。尤其是行业内独立经营、小规模的民宿,日子更难过。”

拓展业务范围、延长业务链是很多民宿品牌突围脱困的经营策略,打造亲子、禅修、艺术、文化等特色,利用民宿引流,售卖增值产品,甚至开启To B板块,提供民宿设计、运营培训等服务,但这些都是个体民宿经营者难以效仿的。

疫情冲击波:6家民宿关了3家,我快撑不下去了

用惨不忍睹形容疫情期间的民宿市场,一点不过分。

租金、装修费等都算上,阿娇前后投入了40多万元,到了6月中旬,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开业之际,却赶上了北京新发地疫情。这直接导致7月份爱彼迎、小猪等各个平台关闭了预定。

好不容易等到10月旺季,然而,国庆节之后,阿娇的民宿入住率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可能有能力出来玩的早出来玩了,剩下的都是报复性存钱的,疫情收入下降,不敢旅游了”,阿娇如此判断。

为了吸引房客,阿娇不得不再次下调房价,“今年的定价一直都是往年的一半,十月之后又降了一些”。

各大平台上的营销活动搞得热火朝天,阿娇也没少参加,但成效甚微,每月收入仅够支付房租,“如果一直如此,勉强能撑到明年春天吧。”

元旦过后,为了节省开支,阿娇甚至退租了自己的住房,搬进了四合院民宿,“反正也没客人,就当自己住民宿散心吧”,阿娇半是无奈半是自嘲。

天津老城区的一家民宿门前,唐唐挂上了“转让”的牌子,这是她在天津打造的第一家民宿。

其实,她心里清楚,如今很难找到人接手。

从2016年入场至今,唐唐在天津累计开办了6家民宿,本来准备2020年再扩张几家,但疫情打破了计划,如今,她的6家民宿中,3家濒临倒闭,“快撑不下去了”。

现在,她很是后悔去年年初低估了疫情,没有早做打算,“2月觉得3月疫情会过去,3月觉得不要耽误清明就好,到了5月基本就是半放弃了,都没能开业。”

熬到5月底,可以营业的通知姗姗来迟,虽然唐唐主动降低了房价,但入住率也仅有去年的30%。

到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尽管房价依然大幅降价,唐唐民宿的入住率也只有往年的一半。

最让唐唐焦虑的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去?是该赶紧关店止损还是再撑撑等待反弹回血?一连串的问号萦绕着她,却找不到一个正确答案。

反复的疫情就像地鼠一样,这边打下去,那边又蹦出来,随着元旦之后疫情的严重化趋势,春节期间的民宿,大概率也难迎来反弹,

“数据显示,目前恢复较好的川渝、江浙地区,入住率也只能达到往年同期的50%,北方城市能达到30%就不错了。”小猪民宿人士曾告诉媒体。

监管趋紧:北京核心区民宿关停倒计时?

疫情还没结束,监管大刀已经迎头砍下。

去年12月底,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公安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被行业内称为针对城市民宿的“最严监管”。《通知》明确规定,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短租住房。

在北京其他区域经营短租住房的,要符合多项条件: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无管理规约的应当取得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或取得本楼栋内其他业主的书面同意;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等等。

看到这则《通知》,阿娇所在的民宿微信群里有人觉得轻松了,有人却更担忧了。

一旦上述通知严格执行,到了今年2月1日,东城、西城等核心区的小区内民宿将被集体关停。

而在《通知》出台之前,北京的民宿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看似无法可依,但禁区很多。

阿娇时常被派出所民警警告,不能打扰周围居民,一旦被投诉,就得停业。

如今,监管靴子终于落地,阿娇的忧虑并没有完全打消。

目前,按照《北京日报》的解读,《通知》里所指的短租住房限定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有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乡村民宿和城市四合院并不包含在此范围内。

但也有四合院民宿老板听到风声,核心区的四合院民宿政策可能也要收紧,“你们先做好心理准备”。

而阿娇的四合院民宿就位于二环内,累计投入的40多万元尚未回本,她担心政策会继续收紧。

对于后续政策有所担心的四合院民宿主们,正打算联合起来,向主管部门申请放宽政策,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核心区开办四合院民宿,“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四合院开精品民宿是妥善保护四合院,有效降低人口密度,整治胡同环境的一条有效途径,如果只是担心治安问题,我们遵循其他区域的安全保障措施。”

小凡的经历更糟心。他人不在新疆,所以一切全凭房客自觉,但不靠谱的房客,常常导致他的民宿“闯红灯”。

2019年国庆期间,小凡的民宿接待了一个祖孙三代家庭,老人与小孩在阳台玩耍时,因风吹动导致阳台门突然锁闭,被困在阳台上。

房客无奈去找物业帮忙,非但未能解决问题,还引来了民警,声称要查封小凡的民宿,原因是无证经营。

小凡接到电话就怒了,“民宿怎么就不合法了?我开业之前你们是审核过的,并未说违法,而且当地政府也是鼓励民宿的!”

但民警却明确告诉他:“民宿拿到资质非常难,要参照酒店的要求办理,你家这样的基本办不下来。”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小凡缴纳200块钱罚款。民警还警告小凡,如果再被发现开民宿,就直接行政拘留,“我现在还是考虑下长租给固定访客吧”,小凡后来放弃了民宿梦。

无论是政策的不明确,还是政策的突然收紧,都让民宿经营者焦虑重重。

“政策没下来时,盼着政策出台,这样咱们才算有个合法身份,现在政策出来,也没有完全放心”,民宿经营者鸳鸯向《财经故事荟》诉苦,“感觉自己像蒙着眼拉磨的骡子,两眼一抹黑。”

关于未来,去留两难的囚徒困境

如今,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民俗市场到底何时回暖?下一步到底何去何从?多数民宿人心里没底,纠结异常。

疫情和政策的双重打击,也没有把阿娇打趴下,她不是悲观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明年春天旅游市场回升,如果民宿政策有所松动,她的民宿梦就能坚持下去。

等一切变好,阿娇准备扩大规模,把投资重点转向她比较看好、政策也相对宽松的京郊民宿。

大海则没有这么乐观,“看看能否熬过明年吧,我觉得疫情两三年可能都好不了,假如明年仍无起色,只能转让,如果转让没人接手,就只能倒闭了。”

“95%的民宿都赚不到钱,到今年才知道,我原来也不是5%的例外,民宿的抗风险能力太差了”。

而唐唐的最高目标则是“扛下来,活下去,“维持好剩下的3家民宿,平安度过寒冬,等待春天的到来。”

无数年轻人憧憬着诗歌和远方,一头扎入民宿的深海,但最终他们发现,大多数民宿里,不但没有诗歌和远方,甚至连面包和粮食也不充足。

“开民宿只有两天开心,开业的第一天和成功转手的那一天,其他时候都想上吊”,唐唐说,“开民宿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有一部血泪史”。

(文中民宿从业者皆为化名)

北上广没有诗歌,民宿里没有面包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故事荟”(ID:cjgshui),作者:小王子,编辑:陈纪英,36氪经授权发布。

自从去年6月开了民宿,阿娇觉得自己被捶打得有点魔怔了——从不拜佛的她,在元旦前后,一路从北京拜到了厦门和黄山。

“人生无常,北京疫情的三次爆发和政策的双重影响,让本就飘摇的民宿雪上加霜”,虽然北京出台的监管政策,目前只对首都核心区小区的民宿发出了禁令,但她担心政策一旦继续收紧,波及到四合院民宿,40多万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12月10日在美上市的爱彼迎(Airbnb),首日股价上涨逾一倍,公司市值一度迈过千亿美元大关,总市值一度相当于两个万豪国际、将近三个希尔顿酒店。

但在爱彼迎等平台开民宿的多数年轻人,却亏惨了。

他们或职场压力如山,身心俱疲,渴望逃脱996的压力,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体验山间伐竹剜笋,江边静候春潮;或是渴望借势互联网短租的东风,从火热民宿市场分得一杯羹。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疫情的反复,监管的趋紧,让民宿人的日子越发难过。对于大多数民宿主来说,浪漫的梦想可以暂时搁置一旁,活下去保住饭碗成了更为现实的需求。

逃离996,从大厂辞职开民宿

不管是冲动而为,还是谋划已久,年轻人开民宿的初衷不尽相同。

手握名校光环,原厂华为,8年阿里,木木原本有着光鲜的职业经理头衔,但是,历经十数款产品的迭代与流转,长期996的高压和疲惫,不愿再忍受的木木,终于决定辞职。

民宿是木木抽离职场的首选。

前几年,她把耳熟能详的头部民宿住了个遍。晨起闻鸡鸣,初阳滟如波,山间薄雾散,露水点新泥,悠然见南山,安静的田园生活,神经一直紧绷着的木木,到了民宿就放松了下来,经常一起游玩的驴友们也热心鼓动她一起开民宿。

在杭州,木木撞见一栋旧楼,秋日桂花盛开的香气迎面扑来,如同天选之地,拿下它只在一念之间。

她开始憧憬以后惬意的生活,心情也跟夏天的荷花一样,盛开得灿烂夺目,“我终于要实现闲来无事,泡泡茶喝喝酒,跟天南地北的红男绿女们扯扯淡,躺在房顶看繁星满天的梦想了”,木木告诉《财经故事荟》。

线上操作,异地收益,人在福建的小凡,也启动了民宿之旅。这是套位于新疆边疆小城的一居室,精装之后,就长期无人住,空着可惜,又不舍得长租,思来想去,做民宿是最好的选择。

人在北京的阿娇原本在某互联网公司担任品牌公关,受疫情影响,她失业了,东奔西走,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因在某平台出租短租房曾尝到过甜头,她毅然决定全职做民宿。

有个数据也一度让阿娇备受鼓舞——中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已从2016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2019年的2.3亿人。

阿娇对未来充满憧憬,“体验自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用打卡加班,也能说走就走,满足自己的旅游梦”。

今年6月,她租下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座四合院,想趁疫情之后人们的“报复性消费”,大赚一笔。

从996变007,要做民宿劝退员,住客偷喝酒惹麻烦

梦想固然美好,现实却囧况百出。

现实是手,年轻民宿人的梦想就是一张大饼脸,打脸的痛楚一次次迎面袭来——原来开民宿一点不浪漫不轻松,还有一堆麻烦。

“一入民宿深似海”,当上民宿掌柜后,木木的日常生活变得兵荒马乱。

2017 年末开始筹建,2018 年初动工,年底 11 月开业,前后一年多,木木慨然而叹,“坑太多了”。

此前,她连一间公寓都没装修过,忽然要独面装修、资质审批等等繁琐流程,此中艰辛,不一而足。

一路走下来,木木仿佛经历了一次涅槃,戏称自己如今兼职“冲动开民宿劝退员”。

在民宿里,诗意栖居的是房客,换灯泡、捅马桶、修水电、写文案、做营销,是木木的日常。

当然,她也动过请师傅上门三分钟搞定的心思,但在咨询过费用后,木木沉默良久,然后自己掂起了锤子、电笔、锤子等“作案工具”。

更麻烦的是应付各种检查,算各种细账,税务和发票也都得自己走,否则落得一个偷税漏税,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

各种琐事把木木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以前是996,现在是007”。

偶尔,她甚至有那么一点怀疑,在大厂工作的日子,至少不用一个人操心到怀疑人生,期许的自由时间和自主空间更是遥不可及。

线上预订,自主入住退房的模式看似省事,却也麻烦不断,房客素质是不小的考验。弄脏床单一声不吭地离开、预约时登记一人却入住两人等意外,经常出现在阿娇的民宿里。

更有甚者,有位房客定了一间房,却呼朋引伴把所有房间都住满,还不打招呼偷喝了价值数百元的进口红酒。

最初,阿娇希望通过平台解决此事,以挽回些损失,然而几经沟通,平台没有为她“做主”。

“个人民宿经营者,在与房客、平台博弈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民宿要是违约,要付违约金,遭遇不可抗力时,平台的安心退政策可以让顾客免责,但这部分损失全由民宿主承担。”阿娇向《《财经故事荟》抱怨。

她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平台的规则,耐心周到地服务着住客,但总能遇到牛鬼神蛇的房客,提出许多千奇百怪的需求。

一旦服务稍有差池,住客小手一抖,几个差评下来,阿娇就受不了。她曾经计算过,一个差评,大约得花费10倍的成本才有可能把评分重新拉回来。

这还不算,若遇到举办生日会、开pary办沙龙的住客,弹着吉他飙高音,不熬到凌晨不尽兴,吵闹得胡同里的邻居们不安生,阿娇就惨了。

通常第二天,民警就会主动上门,并送上一纸罚款,若赶上风口浪尖要抓典型,停业整顿也是有可能的。

阿娇直言自己“太难了,做民宿主比当打工人难多了”。

大海的民宿位于浙江乌镇,2017年入手时,他投入了130万,两年后基本收回了成本,算是比较成功。

然而周边民宿林立,竞争激烈异常,旁边的经营者换了一波又一波,大海也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扛不下去。

个体经营者营销能力通常有限,大海的生存之道是打造特色,但服务上去了,环境提升了,运营成本也大幅提高了。

大海很是焦虑的告诉《财经故事荟》,“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宿行业的整体入住率是下滑的,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今年疫情让情况更糟糕。尤其是行业内独立经营、小规模的民宿,日子更难过。”

拓展业务范围、延长业务链是很多民宿品牌突围脱困的经营策略,打造亲子、禅修、艺术、文化等特色,利用民宿引流,售卖增值产品,甚至开启To B板块,提供民宿设计、运营培训等服务,但这些都是个体民宿经营者难以效仿的。

疫情冲击波:6家民宿关了3家,我快撑不下去了

用惨不忍睹形容疫情期间的民宿市场,一点不过分。

租金、装修费等都算上,阿娇前后投入了40多万元,到了6月中旬,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开业之际,却赶上了北京新发地疫情。这直接导致7月份爱彼迎、小猪等各个平台关闭了预定。

好不容易等到10月旺季,然而,国庆节之后,阿娇的民宿入住率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可能有能力出来玩的早出来玩了,剩下的都是报复性存钱的,疫情收入下降,不敢旅游了”,阿娇如此判断。

为了吸引房客,阿娇不得不再次下调房价,“今年的定价一直都是往年的一半,十月之后又降了一些”。

各大平台上的营销活动搞得热火朝天,阿娇也没少参加,但成效甚微,每月收入仅够支付房租,“如果一直如此,勉强能撑到明年春天吧。”

元旦过后,为了节省开支,阿娇甚至退租了自己的住房,搬进了四合院民宿,“反正也没客人,就当自己住民宿散心吧”,阿娇半是无奈半是自嘲。

天津老城区的一家民宿门前,唐唐挂上了“转让”的牌子,这是她在天津打造的第一家民宿。

其实,她心里清楚,如今很难找到人接手。

从2016年入场至今,唐唐在天津累计开办了6家民宿,本来准备2020年再扩张几家,但疫情打破了计划,如今,她的6家民宿中,3家濒临倒闭,“快撑不下去了”。

现在,她很是后悔去年年初低估了疫情,没有早做打算,“2月觉得3月疫情会过去,3月觉得不要耽误清明就好,到了5月基本就是半放弃了,都没能开业。”

熬到5月底,可以营业的通知姗姗来迟,虽然唐唐主动降低了房价,但入住率也仅有去年的30%。

到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尽管房价依然大幅降价,唐唐民宿的入住率也只有往年的一半。

最让唐唐焦虑的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去?是该赶紧关店止损还是再撑撑等待反弹回血?一连串的问号萦绕着她,却找不到一个正确答案。

反复的疫情就像地鼠一样,这边打下去,那边又蹦出来,随着元旦之后疫情的严重化趋势,春节期间的民宿,大概率也难迎来反弹,

“数据显示,目前恢复较好的川渝、江浙地区,入住率也只能达到往年同期的50%,北方城市能达到30%就不错了。”小猪民宿人士曾告诉媒体。

监管趋紧:北京核心区民宿关停倒计时?

疫情还没结束,监管大刀已经迎头砍下。

去年12月底,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公安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被行业内称为针对城市民宿的“最严监管”。《通知》明确规定,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短租住房。

在北京其他区域经营短租住房的,要符合多项条件: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无管理规约的应当取得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或取得本楼栋内其他业主的书面同意;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等等。

看到这则《通知》,阿娇所在的民宿微信群里有人觉得轻松了,有人却更担忧了。

一旦上述通知严格执行,到了今年2月1日,东城、西城等核心区的小区内民宿将被集体关停。

而在《通知》出台之前,北京的民宿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看似无法可依,但禁区很多。

阿娇时常被派出所民警警告,不能打扰周围居民,一旦被投诉,就得停业。

如今,监管靴子终于落地,阿娇的忧虑并没有完全打消。

目前,按照《北京日报》的解读,《通知》里所指的短租住房限定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有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乡村民宿和城市四合院并不包含在此范围内。

但也有四合院民宿老板听到风声,核心区的四合院民宿政策可能也要收紧,“你们先做好心理准备”。

而阿娇的四合院民宿就位于二环内,累计投入的40多万元尚未回本,她担心政策会继续收紧。

对于后续政策有所担心的四合院民宿主们,正打算联合起来,向主管部门申请放宽政策,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核心区开办四合院民宿,“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四合院开精品民宿是妥善保护四合院,有效降低人口密度,整治胡同环境的一条有效途径,如果只是担心治安问题,我们遵循其他区域的安全保障措施。”

小凡的经历更糟心。他人不在新疆,所以一切全凭房客自觉,但不靠谱的房客,常常导致他的民宿“闯红灯”。

2019年国庆期间,小凡的民宿接待了一个祖孙三代家庭,老人与小孩在阳台玩耍时,因风吹动导致阳台门突然锁闭,被困在阳台上。

房客无奈去找物业帮忙,非但未能解决问题,还引来了民警,声称要查封小凡的民宿,原因是无证经营。

小凡接到电话就怒了,“民宿怎么就不合法了?我开业之前你们是审核过的,并未说违法,而且当地政府也是鼓励民宿的!”

但民警却明确告诉他:“民宿拿到资质非常难,要参照酒店的要求办理,你家这样的基本办不下来。”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小凡缴纳200块钱罚款。民警还警告小凡,如果再被发现开民宿,就直接行政拘留,“我现在还是考虑下长租给固定访客吧”,小凡后来放弃了民宿梦。

无论是政策的不明确,还是政策的突然收紧,都让民宿经营者焦虑重重。

“政策没下来时,盼着政策出台,这样咱们才算有个合法身份,现在政策出来,也没有完全放心”,民宿经营者鸳鸯向《财经故事荟》诉苦,“感觉自己像蒙着眼拉磨的骡子,两眼一抹黑。”

关于未来,去留两难的囚徒困境

如今,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民俗市场到底何时回暖?下一步到底何去何从?多数民宿人心里没底,纠结异常。

疫情和政策的双重打击,也没有把阿娇打趴下,她不是悲观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明年春天旅游市场回升,如果民宿政策有所松动,她的民宿梦就能坚持下去。

等一切变好,阿娇准备扩大规模,把投资重点转向她比较看好、政策也相对宽松的京郊民宿。

大海则没有这么乐观,“看看能否熬过明年吧,我觉得疫情两三年可能都好不了,假如明年仍无起色,只能转让,如果转让没人接手,就只能倒闭了。”

“95%的民宿都赚不到钱,到今年才知道,我原来也不是5%的例外,民宿的抗风险能力太差了”。

而唐唐的最高目标则是“扛下来,活下去,“维持好剩下的3家民宿,平安度过寒冬,等待春天的到来。”

无数年轻人憧憬着诗歌和远方,一头扎入民宿的深海,但最终他们发现,大多数民宿里,不但没有诗歌和远方,甚至连面包和粮食也不充足。

“开民宿只有两天开心,开业的第一天和成功转手的那一天,其他时候都想上吊”,唐唐说,“开民宿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有一部血泪史”。

(文中民宿从业者皆为化名)

北上广没有诗歌,民宿里没有面包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故事荟”(ID:cjgshui),作者:小王子,编辑:陈纪英,36氪经授权发布。

自从去年6月开了民宿,阿娇觉得自己被捶打得有点魔怔了——从不拜佛的她,在元旦前后,一路从北京拜到了厦门和黄山。

“人生无常,北京疫情的三次爆发和政策的双重影响,让本就飘摇的民宿雪上加霜”,虽然北京出台的监管政策,目前只对首都核心区小区的民宿发出了禁令,但她担心政策一旦继续收紧,波及到四合院民宿,40多万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12月10日在美上市的爱彼迎(Airbnb),首日股价上涨逾一倍,公司市值一度迈过千亿美元大关,总市值一度相当于两个万豪国际、将近三个希尔顿酒店。

但在爱彼迎等平台开民宿的多数年轻人,却亏惨了。

他们或职场压力如山,身心俱疲,渴望逃脱996的压力,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体验山间伐竹剜笋,江边静候春潮;或是渴望借势互联网短租的东风,从火热民宿市场分得一杯羹。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疫情的反复,监管的趋紧,让民宿人的日子越发难过。对于大多数民宿主来说,浪漫的梦想可以暂时搁置一旁,活下去保住饭碗成了更为现实的需求。

逃离996,从大厂辞职开民宿

不管是冲动而为,还是谋划已久,年轻人开民宿的初衷不尽相同。

手握名校光环,原厂华为,8年阿里,木木原本有着光鲜的职业经理头衔,但是,历经十数款产品的迭代与流转,长期996的高压和疲惫,不愿再忍受的木木,终于决定辞职。

民宿是木木抽离职场的首选。

前几年,她把耳熟能详的头部民宿住了个遍。晨起闻鸡鸣,初阳滟如波,山间薄雾散,露水点新泥,悠然见南山,安静的田园生活,神经一直紧绷着的木木,到了民宿就放松了下来,经常一起游玩的驴友们也热心鼓动她一起开民宿。

在杭州,木木撞见一栋旧楼,秋日桂花盛开的香气迎面扑来,如同天选之地,拿下它只在一念之间。

她开始憧憬以后惬意的生活,心情也跟夏天的荷花一样,盛开得灿烂夺目,“我终于要实现闲来无事,泡泡茶喝喝酒,跟天南地北的红男绿女们扯扯淡,躺在房顶看繁星满天的梦想了”,木木告诉《财经故事荟》。

线上操作,异地收益,人在福建的小凡,也启动了民宿之旅。这是套位于新疆边疆小城的一居室,精装之后,就长期无人住,空着可惜,又不舍得长租,思来想去,做民宿是最好的选择。

人在北京的阿娇原本在某互联网公司担任品牌公关,受疫情影响,她失业了,东奔西走,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因在某平台出租短租房曾尝到过甜头,她毅然决定全职做民宿。

有个数据也一度让阿娇备受鼓舞——中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已从2016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2019年的2.3亿人。

阿娇对未来充满憧憬,“体验自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用打卡加班,也能说走就走,满足自己的旅游梦”。

今年6月,她租下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座四合院,想趁疫情之后人们的“报复性消费”,大赚一笔。

从996变007,要做民宿劝退员,住客偷喝酒惹麻烦

梦想固然美好,现实却囧况百出。

现实是手,年轻民宿人的梦想就是一张大饼脸,打脸的痛楚一次次迎面袭来——原来开民宿一点不浪漫不轻松,还有一堆麻烦。

“一入民宿深似海”,当上民宿掌柜后,木木的日常生活变得兵荒马乱。

2017 年末开始筹建,2018 年初动工,年底 11 月开业,前后一年多,木木慨然而叹,“坑太多了”。

此前,她连一间公寓都没装修过,忽然要独面装修、资质审批等等繁琐流程,此中艰辛,不一而足。

一路走下来,木木仿佛经历了一次涅槃,戏称自己如今兼职“冲动开民宿劝退员”。

在民宿里,诗意栖居的是房客,换灯泡、捅马桶、修水电、写文案、做营销,是木木的日常。

当然,她也动过请师傅上门三分钟搞定的心思,但在咨询过费用后,木木沉默良久,然后自己掂起了锤子、电笔、锤子等“作案工具”。

更麻烦的是应付各种检查,算各种细账,税务和发票也都得自己走,否则落得一个偷税漏税,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

各种琐事把木木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以前是996,现在是007”。

偶尔,她甚至有那么一点怀疑,在大厂工作的日子,至少不用一个人操心到怀疑人生,期许的自由时间和自主空间更是遥不可及。

线上预订,自主入住退房的模式看似省事,却也麻烦不断,房客素质是不小的考验。弄脏床单一声不吭地离开、预约时登记一人却入住两人等意外,经常出现在阿娇的民宿里。

更有甚者,有位房客定了一间房,却呼朋引伴把所有房间都住满,还不打招呼偷喝了价值数百元的进口红酒。

最初,阿娇希望通过平台解决此事,以挽回些损失,然而几经沟通,平台没有为她“做主”。

“个人民宿经营者,在与房客、平台博弈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民宿要是违约,要付违约金,遭遇不可抗力时,平台的安心退政策可以让顾客免责,但这部分损失全由民宿主承担。”阿娇向《《财经故事荟》抱怨。

她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平台的规则,耐心周到地服务着住客,但总能遇到牛鬼神蛇的房客,提出许多千奇百怪的需求。

一旦服务稍有差池,住客小手一抖,几个差评下来,阿娇就受不了。她曾经计算过,一个差评,大约得花费10倍的成本才有可能把评分重新拉回来。

这还不算,若遇到举办生日会、开pary办沙龙的住客,弹着吉他飙高音,不熬到凌晨不尽兴,吵闹得胡同里的邻居们不安生,阿娇就惨了。

通常第二天,民警就会主动上门,并送上一纸罚款,若赶上风口浪尖要抓典型,停业整顿也是有可能的。

阿娇直言自己“太难了,做民宿主比当打工人难多了”。

大海的民宿位于浙江乌镇,2017年入手时,他投入了130万,两年后基本收回了成本,算是比较成功。

然而周边民宿林立,竞争激烈异常,旁边的经营者换了一波又一波,大海也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扛不下去。

个体经营者营销能力通常有限,大海的生存之道是打造特色,但服务上去了,环境提升了,运营成本也大幅提高了。

大海很是焦虑的告诉《财经故事荟》,“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宿行业的整体入住率是下滑的,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今年疫情让情况更糟糕。尤其是行业内独立经营、小规模的民宿,日子更难过。”

拓展业务范围、延长业务链是很多民宿品牌突围脱困的经营策略,打造亲子、禅修、艺术、文化等特色,利用民宿引流,售卖增值产品,甚至开启To B板块,提供民宿设计、运营培训等服务,但这些都是个体民宿经营者难以效仿的。

疫情冲击波:6家民宿关了3家,我快撑不下去了

用惨不忍睹形容疫情期间的民宿市场,一点不过分。

租金、装修费等都算上,阿娇前后投入了40多万元,到了6月中旬,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开业之际,却赶上了北京新发地疫情。这直接导致7月份爱彼迎、小猪等各个平台关闭了预定。

好不容易等到10月旺季,然而,国庆节之后,阿娇的民宿入住率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可能有能力出来玩的早出来玩了,剩下的都是报复性存钱的,疫情收入下降,不敢旅游了”,阿娇如此判断。

为了吸引房客,阿娇不得不再次下调房价,“今年的定价一直都是往年的一半,十月之后又降了一些”。

各大平台上的营销活动搞得热火朝天,阿娇也没少参加,但成效甚微,每月收入仅够支付房租,“如果一直如此,勉强能撑到明年春天吧。”

元旦过后,为了节省开支,阿娇甚至退租了自己的住房,搬进了四合院民宿,“反正也没客人,就当自己住民宿散心吧”,阿娇半是无奈半是自嘲。

天津老城区的一家民宿门前,唐唐挂上了“转让”的牌子,这是她在天津打造的第一家民宿。

其实,她心里清楚,如今很难找到人接手。

从2016年入场至今,唐唐在天津累计开办了6家民宿,本来准备2020年再扩张几家,但疫情打破了计划,如今,她的6家民宿中,3家濒临倒闭,“快撑不下去了”。

现在,她很是后悔去年年初低估了疫情,没有早做打算,“2月觉得3月疫情会过去,3月觉得不要耽误清明就好,到了5月基本就是半放弃了,都没能开业。”

熬到5月底,可以营业的通知姗姗来迟,虽然唐唐主动降低了房价,但入住率也仅有去年的30%。

到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尽管房价依然大幅降价,唐唐民宿的入住率也只有往年的一半。

最让唐唐焦虑的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去?是该赶紧关店止损还是再撑撑等待反弹回血?一连串的问号萦绕着她,却找不到一个正确答案。

反复的疫情就像地鼠一样,这边打下去,那边又蹦出来,随着元旦之后疫情的严重化趋势,春节期间的民宿,大概率也难迎来反弹,

“数据显示,目前恢复较好的川渝、江浙地区,入住率也只能达到往年同期的50%,北方城市能达到30%就不错了。”小猪民宿人士曾告诉媒体。

监管趋紧:北京核心区民宿关停倒计时?

疫情还没结束,监管大刀已经迎头砍下。

去年12月底,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公安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被行业内称为针对城市民宿的“最严监管”。《通知》明确规定,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短租住房。

在北京其他区域经营短租住房的,要符合多项条件: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无管理规约的应当取得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或取得本楼栋内其他业主的书面同意;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等等。

看到这则《通知》,阿娇所在的民宿微信群里有人觉得轻松了,有人却更担忧了。

一旦上述通知严格执行,到了今年2月1日,东城、西城等核心区的小区内民宿将被集体关停。

而在《通知》出台之前,北京的民宿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看似无法可依,但禁区很多。

阿娇时常被派出所民警警告,不能打扰周围居民,一旦被投诉,就得停业。

如今,监管靴子终于落地,阿娇的忧虑并没有完全打消。

目前,按照《北京日报》的解读,《通知》里所指的短租住房限定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有物业管理的居住小区,乡村民宿和城市四合院并不包含在此范围内。

但也有四合院民宿老板听到风声,核心区的四合院民宿政策可能也要收紧,“你们先做好心理准备”。

而阿娇的四合院民宿就位于二环内,累计投入的40多万元尚未回本,她担心政策会继续收紧。

对于后续政策有所担心的四合院民宿主们,正打算联合起来,向主管部门申请放宽政策,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核心区开办四合院民宿,“过去几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四合院开精品民宿是妥善保护四合院,有效降低人口密度,整治胡同环境的一条有效途径,如果只是担心治安问题,我们遵循其他区域的安全保障措施。”

小凡的经历更糟心。他人不在新疆,所以一切全凭房客自觉,但不靠谱的房客,常常导致他的民宿“闯红灯”。

2019年国庆期间,小凡的民宿接待了一个祖孙三代家庭,老人与小孩在阳台玩耍时,因风吹动导致阳台门突然锁闭,被困在阳台上。

房客无奈去找物业帮忙,非但未能解决问题,还引来了民警,声称要查封小凡的民宿,原因是无证经营。

小凡接到电话就怒了,“民宿怎么就不合法了?我开业之前你们是审核过的,并未说违法,而且当地政府也是鼓励民宿的!”

但民警却明确告诉他:“民宿拿到资质非常难,要参照酒店的要求办理,你家这样的基本办不下来。”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小凡缴纳200块钱罚款。民警还警告小凡,如果再被发现开民宿,就直接行政拘留,“我现在还是考虑下长租给固定访客吧”,小凡后来放弃了民宿梦。

无论是政策的不明确,还是政策的突然收紧,都让民宿经营者焦虑重重。

“政策没下来时,盼着政策出台,这样咱们才算有个合法身份,现在政策出来,也没有完全放心”,民宿经营者鸳鸯向《财经故事荟》诉苦,“感觉自己像蒙着眼拉磨的骡子,两眼一抹黑。”

关于未来,去留两难的囚徒困境

如今,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民俗市场到底何时回暖?下一步到底何去何从?多数民宿人心里没底,纠结异常。

疫情和政策的双重打击,也没有把阿娇打趴下,她不是悲观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明年春天旅游市场回升,如果民宿政策有所松动,她的民宿梦就能坚持下去。

等一切变好,阿娇准备扩大规模,把投资重点转向她比较看好、政策也相对宽松的京郊民宿。

大海则没有这么乐观,“看看能否熬过明年吧,我觉得疫情两三年可能都好不了,假如明年仍无起色,只能转让,如果转让没人接手,就只能倒闭了。”

“95%的民宿都赚不到钱,到今年才知道,我原来也不是5%的例外,民宿的抗风险能力太差了”。

而唐唐的最高目标则是“扛下来,活下去,“维持好剩下的3家民宿,平安度过寒冬,等待春天的到来。”

无数年轻人憧憬着诗歌和远方,一头扎入民宿的深海,但最终他们发现,大多数民宿里,不但没有诗歌和远方,甚至连面包和粮食也不充足。

“开民宿只有两天开心,开业的第一天和成功转手的那一天,其他时候都想上吊”,唐唐说,“开民宿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有一部血泪史”。

(文中民宿从业者皆为化名)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左学金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2016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这份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大礼”被寄予厚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性问题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终于得以圆梦。

时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年末,澎湃新闻采访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二孩家庭成员,曾经笃定却又放弃二孩的人们,以及长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多名学者。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笔触去记录人们的生存状态: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你们现在过得怎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才是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业的视角,呈现出隐藏在生育话题背后多样的社会问题。

此前报道

《25岁,未婚,“有娃”》

《4个家庭的选择 | 二孩,生还是不生?》

“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五年,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中国人向来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为何在放宽政策限制后却仍然难以实现?

多名研究人口和经济学的学者向澎湃新闻提到,最直接的因素当属生育成本的增加,这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独生子女一代更严峻的养老成本,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他分析,这样的数据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在明显下降。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2019年,为了鼓励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开始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发展,完善现有的托育服务。多名学者建议,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这只是鼓励生育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更大力度地鼓励生育,比如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

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们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不过,这种“不愿意”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通常来说,国际上会统一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指代的是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0年以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还在5.8左右;1991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生育率则已跌至一点几。

最新的消息来自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1.5),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多名人口学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都谈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看,目前全国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还不到1.5个。而国际上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达到2.1,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一旦低于该水平,将可能出现人口萎缩的风险,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我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5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释放人们的生育需求,从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宽限制却没能带来人们预想的结果。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今年初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的急剧减少。与2018年相比,202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20-29岁)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即使宽泛比较,处于育龄期(15-49岁)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500多万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在他看来,这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将一孩出生比例与过往普查数据作对比,这一结论会更为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孩出生比例还有约68%,十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62.17%,随后不到十年间,该比例就几乎断崖式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对于每对伴侣来说,是否决定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首要考虑的便是生育环境和成本。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今年曾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负相关。杨成钢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联合国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叫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成钢说。

长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列举出了与生育率相关的更多细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性别平等观念加强,女性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职场的女性通常不大愿意生育,因为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会影响她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意味着让丈夫独自赚钱养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左学金指出,国民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近年来,“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化,也会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

专家:易被忽视的少子老龄化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201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在其写作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中写道。

她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曾长期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为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便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足够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长期处于增长趋势,人们通常对惯性减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现得非常迟钝。

比如,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会继续维持更替水平,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普遍会继续下滑。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人口学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彦分析,我国的历史情况更特殊,尤其在长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生育问题更容易被忽视。

那么,低生育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杨成钢、左学金均指出,其中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重达12.6%,已趋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占比标准(14%)。事实上,我国早已在2000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程度一直在持续、快速加深,规模和速度都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中的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占比也随之降低。左学金提示,这意味着劳动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同时承担养老金缴纳的人数相对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除此之外,医疗保险体制也会受到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历经多年扩张后,于2012年达到拐点后下降,并持续至今。

不仅如此,杨成钢介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老化”的特点——16岁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相对偏少。

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我国的老龄化也令人担忧。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曾作过对比,发现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国内2019年末数据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国内仅有1万美元。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二是低生育率。他认为,前者反映了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向好标志,而后者则是一个“坏信号”,不仅会继续加重老龄化,更会最终带来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威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认为,相比起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他指出,正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才出现了足够的市场细分,进而发展出门类齐全的产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比如,无论飞机、高铁、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以及高速迭代,都得益于人口数量众多。在他看来,欧洲有些小国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维持富裕生活,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在市场、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自身拥有足够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环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应对低生育、逆转老龄化却难以一蹴而就。黄文政曾多次撰文称,转变观念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众多人口是中国的劣势。即使那些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也大多依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难程度。

杨成钢也指出,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提早关注和及时调控。

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过程中,是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照护高龄老人等话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部门便提出过延迟退休,拟计划将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1岁、男性每六年延迟1岁,最终同步提高到65岁。

事实上,为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长期入不敷出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岁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左学金表示,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延迟退休,可以适当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黄文政认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占比下降,延迟退休恐怕已经是不得已措施。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务的缺失,现在很多家庭在育儿的早期阶段,会高度依赖隔代抚养,如果延迟退休让隔代抚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他建议,制度设计中应将该因素纳入考虑,比如承担隔代抚养责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福利。

杨成钢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因为就业市场本身有分类,能够重回就业市场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就业市场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的岗位也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相反,如果将老年人协助年轻人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影子红利”——正因为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才为生育女性保持较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老年人同样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因此,他强调延迟退休还需要谨慎研究。

在杨成钢看来,延迟退休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属于社会抚养压力,真正形成挑战的,是高龄和身体有病患的老人,他们离不开人照护,有更多的医疗需求。而这种挑战对于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将更加残酷,“养老问题概括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难点,并首次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比如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杨成钢指出,国内目前已出现大量新建的养老机构,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多数难以提供规范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他建议,在借鉴西方国家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的基础上,更要借助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区相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

生育自由后,又如何安心生育?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对于社会上全面放开三胎的呼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生育后,对人口形势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没必要在其中增加一个环节。

据他估计,自主生育将在“十四五”期间放开,只是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但现实可能是,即便全面放开数量限制,愿意生孩子的家庭也对生育环境顾虑重重。

黄文政曾梳理过各国的人口政策,他发现,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政策包括名誉奖励、经济扶助、生育和就业保障等。比如,法国政府会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俄罗斯某市政府设立了怀孕日,在这一天举办生宝宝大赛,参赛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给生多孩的家庭减税,部分企业甚至会给生孩子的员工发放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奖励,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价值人民币几十万元的配套奖励,韩国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购车等生活优惠。

生育和就业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共长达一年,企业也会给幼儿父亲缩短工作时间,女性生产后,政府会协助她们返回工作岗位。韩国和德国的女性育儿期间,公司必须为其保留职位。

据黄文政的观察,实施鼓励政策以后,除了以色列以外,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励力度大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是相对更高,俄罗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翟振武在前述采访中提到,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国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已相继出台实施措施。近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发改委也正在推动将有关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编制“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多名学者都表示,除了逐步放开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完善托育服务供给只是国内鼓励生育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还要尽快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希望有一天,个体的生育选择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更能安心选择。

本期编辑 周玉华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左学金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2016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这份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大礼”被寄予厚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性问题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终于得以圆梦。

时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年末,澎湃新闻采访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二孩家庭成员,曾经笃定却又放弃二孩的人们,以及长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多名学者。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笔触去记录人们的生存状态: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你们现在过得怎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才是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业的视角,呈现出隐藏在生育话题背后多样的社会问题。

此前报道

《25岁,未婚,“有娃”》

《4个家庭的选择 | 二孩,生还是不生?》

“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五年,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中国人向来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为何在放宽政策限制后却仍然难以实现?

多名研究人口和经济学的学者向澎湃新闻提到,最直接的因素当属生育成本的增加,这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独生子女一代更严峻的养老成本,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他分析,这样的数据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在明显下降。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2019年,为了鼓励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开始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发展,完善现有的托育服务。多名学者建议,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这只是鼓励生育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更大力度地鼓励生育,比如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

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们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不过,这种“不愿意”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通常来说,国际上会统一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指代的是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0年以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还在5.8左右;1991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生育率则已跌至一点几。

最新的消息来自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1.5),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多名人口学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都谈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看,目前全国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还不到1.5个。而国际上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达到2.1,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一旦低于该水平,将可能出现人口萎缩的风险,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我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5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释放人们的生育需求,从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宽限制却没能带来人们预想的结果。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今年初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的急剧减少。与2018年相比,202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20-29岁)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即使宽泛比较,处于育龄期(15-49岁)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500多万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在他看来,这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将一孩出生比例与过往普查数据作对比,这一结论会更为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孩出生比例还有约68%,十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62.17%,随后不到十年间,该比例就几乎断崖式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对于每对伴侣来说,是否决定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首要考虑的便是生育环境和成本。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今年曾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负相关。杨成钢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联合国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叫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成钢说。

长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列举出了与生育率相关的更多细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性别平等观念加强,女性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职场的女性通常不大愿意生育,因为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会影响她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意味着让丈夫独自赚钱养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左学金指出,国民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近年来,“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化,也会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

专家:易被忽视的少子老龄化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201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在其写作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中写道。

她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曾长期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为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便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足够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长期处于增长趋势,人们通常对惯性减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现得非常迟钝。

比如,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会继续维持更替水平,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普遍会继续下滑。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人口学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彦分析,我国的历史情况更特殊,尤其在长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生育问题更容易被忽视。

那么,低生育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杨成钢、左学金均指出,其中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重达12.6%,已趋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占比标准(14%)。事实上,我国早已在2000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程度一直在持续、快速加深,规模和速度都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中的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占比也随之降低。左学金提示,这意味着劳动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同时承担养老金缴纳的人数相对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除此之外,医疗保险体制也会受到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历经多年扩张后,于2012年达到拐点后下降,并持续至今。

不仅如此,杨成钢介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老化”的特点——16岁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相对偏少。

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我国的老龄化也令人担忧。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曾作过对比,发现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国内2019年末数据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国内仅有1万美元。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二是低生育率。他认为,前者反映了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向好标志,而后者则是一个“坏信号”,不仅会继续加重老龄化,更会最终带来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威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认为,相比起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他指出,正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才出现了足够的市场细分,进而发展出门类齐全的产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比如,无论飞机、高铁、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以及高速迭代,都得益于人口数量众多。在他看来,欧洲有些小国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维持富裕生活,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在市场、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自身拥有足够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环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应对低生育、逆转老龄化却难以一蹴而就。黄文政曾多次撰文称,转变观念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众多人口是中国的劣势。即使那些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也大多依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难程度。

杨成钢也指出,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提早关注和及时调控。

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过程中,是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照护高龄老人等话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部门便提出过延迟退休,拟计划将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1岁、男性每六年延迟1岁,最终同步提高到65岁。

事实上,为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长期入不敷出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岁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左学金表示,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延迟退休,可以适当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黄文政认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占比下降,延迟退休恐怕已经是不得已措施。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务的缺失,现在很多家庭在育儿的早期阶段,会高度依赖隔代抚养,如果延迟退休让隔代抚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他建议,制度设计中应将该因素纳入考虑,比如承担隔代抚养责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福利。

杨成钢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因为就业市场本身有分类,能够重回就业市场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就业市场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的岗位也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相反,如果将老年人协助年轻人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影子红利”——正因为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才为生育女性保持较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老年人同样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因此,他强调延迟退休还需要谨慎研究。

在杨成钢看来,延迟退休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属于社会抚养压力,真正形成挑战的,是高龄和身体有病患的老人,他们离不开人照护,有更多的医疗需求。而这种挑战对于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将更加残酷,“养老问题概括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难点,并首次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比如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杨成钢指出,国内目前已出现大量新建的养老机构,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多数难以提供规范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他建议,在借鉴西方国家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的基础上,更要借助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区相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

生育自由后,又如何安心生育?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对于社会上全面放开三胎的呼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生育后,对人口形势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没必要在其中增加一个环节。

据他估计,自主生育将在“十四五”期间放开,只是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但现实可能是,即便全面放开数量限制,愿意生孩子的家庭也对生育环境顾虑重重。

黄文政曾梳理过各国的人口政策,他发现,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政策包括名誉奖励、经济扶助、生育和就业保障等。比如,法国政府会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俄罗斯某市政府设立了怀孕日,在这一天举办生宝宝大赛,参赛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给生多孩的家庭减税,部分企业甚至会给生孩子的员工发放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奖励,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价值人民币几十万元的配套奖励,韩国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购车等生活优惠。

生育和就业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共长达一年,企业也会给幼儿父亲缩短工作时间,女性生产后,政府会协助她们返回工作岗位。韩国和德国的女性育儿期间,公司必须为其保留职位。

据黄文政的观察,实施鼓励政策以后,除了以色列以外,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励力度大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是相对更高,俄罗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翟振武在前述采访中提到,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国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已相继出台实施措施。近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发改委也正在推动将有关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编制“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多名学者都表示,除了逐步放开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完善托育服务供给只是国内鼓励生育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还要尽快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希望有一天,个体的生育选择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更能安心选择。

本期编辑 周玉华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左学金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2016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这份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大礼”被寄予厚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性问题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终于得以圆梦。

时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年末,澎湃新闻采访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二孩家庭成员,曾经笃定却又放弃二孩的人们,以及长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多名学者。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笔触去记录人们的生存状态: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你们现在过得怎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才是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业的视角,呈现出隐藏在生育话题背后多样的社会问题。

此前报道

《25岁,未婚,“有娃”》

《4个家庭的选择 | 二孩,生还是不生?》

“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五年,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中国人向来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为何在放宽政策限制后却仍然难以实现?

多名研究人口和经济学的学者向澎湃新闻提到,最直接的因素当属生育成本的增加,这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独生子女一代更严峻的养老成本,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他分析,这样的数据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在明显下降。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2019年,为了鼓励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开始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发展,完善现有的托育服务。多名学者建议,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这只是鼓励生育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更大力度地鼓励生育,比如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

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们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不过,这种“不愿意”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通常来说,国际上会统一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指代的是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0年以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还在5.8左右;1991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生育率则已跌至一点几。

最新的消息来自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1.5),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多名人口学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都谈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看,目前全国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还不到1.5个。而国际上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达到2.1,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一旦低于该水平,将可能出现人口萎缩的风险,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我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5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释放人们的生育需求,从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宽限制却没能带来人们预想的结果。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今年初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的急剧减少。与2018年相比,202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20-29岁)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即使宽泛比较,处于育龄期(15-49岁)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500多万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在他看来,这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将一孩出生比例与过往普查数据作对比,这一结论会更为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孩出生比例还有约68%,十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62.17%,随后不到十年间,该比例就几乎断崖式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对于每对伴侣来说,是否决定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首要考虑的便是生育环境和成本。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今年曾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负相关。杨成钢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联合国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叫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成钢说。

长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列举出了与生育率相关的更多细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性别平等观念加强,女性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职场的女性通常不大愿意生育,因为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会影响她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意味着让丈夫独自赚钱养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左学金指出,国民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近年来,“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化,也会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

专家:易被忽视的少子老龄化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201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在其写作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中写道。

她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曾长期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为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便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足够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长期处于增长趋势,人们通常对惯性减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现得非常迟钝。

比如,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会继续维持更替水平,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普遍会继续下滑。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人口学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彦分析,我国的历史情况更特殊,尤其在长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生育问题更容易被忽视。

那么,低生育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杨成钢、左学金均指出,其中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重达12.6%,已趋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占比标准(14%)。事实上,我国早已在2000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程度一直在持续、快速加深,规模和速度都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中的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占比也随之降低。左学金提示,这意味着劳动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同时承担养老金缴纳的人数相对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除此之外,医疗保险体制也会受到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历经多年扩张后,于2012年达到拐点后下降,并持续至今。

不仅如此,杨成钢介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老化”的特点——16岁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相对偏少。

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我国的老龄化也令人担忧。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曾作过对比,发现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国内2019年末数据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国内仅有1万美元。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二是低生育率。他认为,前者反映了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向好标志,而后者则是一个“坏信号”,不仅会继续加重老龄化,更会最终带来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威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认为,相比起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他指出,正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才出现了足够的市场细分,进而发展出门类齐全的产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比如,无论飞机、高铁、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以及高速迭代,都得益于人口数量众多。在他看来,欧洲有些小国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维持富裕生活,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在市场、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自身拥有足够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环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应对低生育、逆转老龄化却难以一蹴而就。黄文政曾多次撰文称,转变观念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众多人口是中国的劣势。即使那些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也大多依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难程度。

杨成钢也指出,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提早关注和及时调控。

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过程中,是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照护高龄老人等话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部门便提出过延迟退休,拟计划将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1岁、男性每六年延迟1岁,最终同步提高到65岁。

事实上,为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长期入不敷出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岁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左学金表示,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延迟退休,可以适当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黄文政认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占比下降,延迟退休恐怕已经是不得已措施。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务的缺失,现在很多家庭在育儿的早期阶段,会高度依赖隔代抚养,如果延迟退休让隔代抚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他建议,制度设计中应将该因素纳入考虑,比如承担隔代抚养责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福利。

杨成钢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因为就业市场本身有分类,能够重回就业市场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就业市场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的岗位也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相反,如果将老年人协助年轻人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影子红利”——正因为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才为生育女性保持较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老年人同样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因此,他强调延迟退休还需要谨慎研究。

在杨成钢看来,延迟退休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属于社会抚养压力,真正形成挑战的,是高龄和身体有病患的老人,他们离不开人照护,有更多的医疗需求。而这种挑战对于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将更加残酷,“养老问题概括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难点,并首次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比如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杨成钢指出,国内目前已出现大量新建的养老机构,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多数难以提供规范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他建议,在借鉴西方国家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的基础上,更要借助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区相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

生育自由后,又如何安心生育?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对于社会上全面放开三胎的呼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生育后,对人口形势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没必要在其中增加一个环节。

据他估计,自主生育将在“十四五”期间放开,只是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但现实可能是,即便全面放开数量限制,愿意生孩子的家庭也对生育环境顾虑重重。

黄文政曾梳理过各国的人口政策,他发现,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政策包括名誉奖励、经济扶助、生育和就业保障等。比如,法国政府会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俄罗斯某市政府设立了怀孕日,在这一天举办生宝宝大赛,参赛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给生多孩的家庭减税,部分企业甚至会给生孩子的员工发放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奖励,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价值人民币几十万元的配套奖励,韩国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购车等生活优惠。

生育和就业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共长达一年,企业也会给幼儿父亲缩短工作时间,女性生产后,政府会协助她们返回工作岗位。韩国和德国的女性育儿期间,公司必须为其保留职位。

据黄文政的观察,实施鼓励政策以后,除了以色列以外,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励力度大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是相对更高,俄罗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翟振武在前述采访中提到,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国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已相继出台实施措施。近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发改委也正在推动将有关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编制“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多名学者都表示,除了逐步放开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完善托育服务供给只是国内鼓励生育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还要尽快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希望有一天,个体的生育选择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更能安心选择。

本期编辑 周玉华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左学金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2016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这份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大礼”被寄予厚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性问题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终于得以圆梦。

时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年末,澎湃新闻采访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二孩家庭成员,曾经笃定却又放弃二孩的人们,以及长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多名学者。

我们希望用真诚的笔触去记录人们的生存状态: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你们现在过得怎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才是这个时代的珍贵注脚。

我们也希望透过专业的视角,呈现出隐藏在生育话题背后多样的社会问题。

此前报道

《25岁,未婚,“有娃”》

《4个家庭的选择 | 二孩,生还是不生?》

“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五年,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中国人向来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为何在放宽政策限制后却仍然难以实现?

多名研究人口和经济学的学者向澎湃新闻提到,最直接的因素当属生育成本的增加,这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成本、独生子女一代更严峻的养老成本,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他分析,这样的数据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在明显下降。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2019年,为了鼓励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开始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服务发展,完善现有的托育服务。多名学者建议,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这只是鼓励生育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更大力度地鼓励生育,比如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

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们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不过,这种“不愿意”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通常来说,国际上会统一采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指代的是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0年以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还在5.8左右;1991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下滑;进入21世纪后,生育率则已跌至一点几。

最新的消息来自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1.5),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多名人口学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都谈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看,目前全国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还不到1.5个。而国际上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达到2.1,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一旦低于该水平,将可能出现人口萎缩的风险,并因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我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5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释放人们的生育需求,从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宽限制却没能带来人们预想的结果。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政策放开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今年初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的急剧减少。与2018年相比,202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20-29岁)人数减少600多万人;即使宽泛比较,处于育龄期(15-49岁)的女性人数也减少了500多万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数量的比例达到59.5%,一孩所占比例仅为40.5%。在他看来,这说明二孩政策已发挥了应有的效应,关键问题在于,人们生育一孩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将一孩出生比例与过往普查数据作对比,这一结论会更为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孩出生比例还有约68%,十年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62.17%,随后不到十年间,该比例就几乎断崖式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积累的二孩生育意愿释放完成后,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生育意愿,未来的一孩和二孩数量都会加速下降。

对于每对伴侣来说,是否决定生育、生育几个孩子,首要考虑的便是生育环境和成本。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今年曾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还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负相关。杨成钢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联合国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叫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杨成钢说。

长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列举出了与生育率相关的更多细节:现代化进程中,男女性别平等观念加强,女性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注重职场的女性通常不大愿意生育,因为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顾,会影响她的工作。而放弃工作意味着让丈夫独自赚钱养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左学金指出,国民非常看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近年来,“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随着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化,也会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

专家:易被忽视的少子老龄化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201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在其写作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中写道。

她提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曾长期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为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便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足够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长期处于增长趋势,人们通常对惯性减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现得非常迟钝。

比如,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后,会继续维持更替水平,但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普遍会继续下滑。直到21世纪初,才有人口学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彦分析,我国的历史情况更特殊,尤其在长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生育问题更容易被忽视。

那么,低生育社会会出现什么问题?杨成钢、左学金均指出,其中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重达12.6%,已趋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占比标准(14%)。事实上,我国早已在2000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老龄化程度一直在持续、快速加深,规模和速度都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中的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占比也随之降低。左学金提示,这意味着劳动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同时承担养老金缴纳的人数相对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相对多,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除此之外,医疗保险体制也会受到冲击。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历经多年扩张后,于2012年达到拐点后下降,并持续至今。

不仅如此,杨成钢介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群内部也出现了“老化”的特点——16岁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相对偏少。

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我国的老龄化也令人担忧。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曾作过对比,发现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国内2019年末数据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国内仅有1万美元。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分析,导致老龄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二是低生育率。他认为,前者反映了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向好标志,而后者则是一个“坏信号”,不仅会继续加重老龄化,更会最终带来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威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文政认为,相比起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他指出,正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才出现了足够的市场细分,进而发展出门类齐全的产业,培养出众多人才。比如,无论飞机、高铁、互联网还是手机的出现以及高速迭代,都得益于人口数量众多。在他看来,欧洲有些小国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维持富裕生活,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欧洲乃至西方国家内部在市场、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自身拥有足够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环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应对低生育、逆转老龄化却难以一蹴而就。黄文政曾多次撰文称,转变观念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众多人口是中国的劣势。即使那些认识到人口优势的人,也大多依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难程度。

杨成钢也指出,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更需要提早关注和及时调控。

积极应对老龄化

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过程中,是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照护高龄老人等话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部门便提出过延迟退休,拟计划将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1岁、男性每六年延迟1岁,最终同步提高到65岁。

事实上,为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养老金长期入不敷出的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了65岁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

左学金表示,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延迟退休,可以适当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黄文政认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占比下降,延迟退休恐怕已经是不得已措施。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务的缺失,现在很多家庭在育儿的早期阶段,会高度依赖隔代抚养,如果延迟退休让隔代抚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重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反而会得不偿失。因此他建议,制度设计中应将该因素纳入考虑,比如承担隔代抚养责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的福利。

杨成钢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因为就业市场本身有分类,能够重回就业市场的老年人毕竟是少数,就业市场上能为老年人提供的岗位也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相反,如果将老年人协助年轻人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影子红利”——正因为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才为生育女性保持较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老年人同样在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因此,他强调延迟退休还需要谨慎研究。

在杨成钢看来,延迟退休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属于社会抚养压力,真正形成挑战的,是高龄和身体有病患的老人,他们离不开人照护,有更多的医疗需求。而这种挑战对于独生子女一代来说将更加残酷,“养老问题概括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人。”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发,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难点,并首次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比如支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上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杨成钢指出,国内目前已出现大量新建的养老机构,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多数难以提供规范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他建议,在借鉴西方国家养老机构的设施和管理的基础上,更要借助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区相结合养老服务的发展。

生育自由后,又如何安心生育?

今年11月,“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对于社会上全面放开三胎的呼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生育后,对人口形势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没必要在其中增加一个环节。

据他估计,自主生育将在“十四五”期间放开,只是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但现实可能是,即便全面放开数量限制,愿意生孩子的家庭也对生育环境顾虑重重。

黄文政曾梳理过各国的人口政策,他发现,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政策包括名誉奖励、经济扶助、生育和就业保障等。比如,法国政府会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俄罗斯某市政府设立了怀孕日,在这一天举办生宝宝大赛,参赛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给生多孩的家庭减税,部分企业甚至会给生孩子的员工发放价值上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奖励,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价值人民币几十万元的配套奖励,韩国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购车等生活优惠。

生育和就业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共长达一年,企业也会给幼儿父亲缩短工作时间,女性生产后,政府会协助她们返回工作岗位。韩国和德国的女性育儿期间,公司必须为其保留职位。

据黄文政的观察,实施鼓励政策以后,除了以色列以外,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励力度大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是相对更高,俄罗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翟振武在前述采访中提到,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国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设计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已相继出台实施措施。近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发改委也正在推动将有关内容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编制“十四五”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多名学者都表示,除了逐步放开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完善托育服务供给只是国内鼓励生育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要减缓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还要尽快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对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贴、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希望有一天,个体的生育选择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更能安心选择。

本期编辑 周玉华

市场要闻 | “零关税”政策加速落地,海南发布“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近期,海南深化改革利好政策频出。

12月2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通知指出,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航空企业须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营运基地),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至于此政策的优惠力度,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举例说,进口游艇税收的成本大概能降低38%。

本来进口一条1000万元的游艇,需要交380万元的税,政策实施后,在海南买一条1000万元的进口游艇,不再需要交380万元的税。

目前,海南自贸港目前在大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

随着各支持政策的落地,海南有望成为游艇旅游消费中心、游艇国际交易中心,同时,相关上市公司也将持续受益。

据了解,海南自贸港货物及物品“零关税”政策一共有四张清单,其中原辅料清单、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已经正式公布;海南企业自用的生产设备“零关税”负面清单、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口商品“零关税”正面清单待公布。

此前,海南方面表示这些清单有望在今年底前出台。

根据财联社报道,对于“四张清单”,财通证券分析师金晶表示,从资本市场对海南板块的反应来看,海南本地股之前的行情主要围绕着政策的动向或者相关文件规划的发布,重要政策文件的出台短期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个股往往能起到一定的刺激效果。

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也承载了较高的长期战略意义,相关受益行业板块仍有望迎来长期的机会。行业布局上,主要仍是围绕旅游和免税购物等现代服务行业、交运、港口和机械等基建板块。

市场要闻 | “零关税”政策加速落地,海南发布“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近期,海南深化改革利好政策频出。

12月2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通知指出,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航空企业须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营运基地),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至于此政策的优惠力度,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举例说,进口游艇税收的成本大概能降低38%。

本来进口一条1000万元的游艇,需要交380万元的税,政策实施后,在海南买一条1000万元的进口游艇,不再需要交380万元的税。

目前,海南自贸港目前在大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

随着各支持政策的落地,海南有望成为游艇旅游消费中心、游艇国际交易中心,同时,相关上市公司也将持续受益。

据了解,海南自贸港货物及物品“零关税”政策一共有四张清单,其中原辅料清单、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已经正式公布;海南企业自用的生产设备“零关税”负面清单、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口商品“零关税”正面清单待公布。

此前,海南方面表示这些清单有望在今年底前出台。

根据财联社报道,对于“四张清单”,财通证券分析师金晶表示,从资本市场对海南板块的反应来看,海南本地股之前的行情主要围绕着政策的动向或者相关文件规划的发布,重要政策文件的出台短期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个股往往能起到一定的刺激效果。

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也承载了较高的长期战略意义,相关受益行业板块仍有望迎来长期的机会。行业布局上,主要仍是围绕旅游和免税购物等现代服务行业、交运、港口和机械等基建板块。

市场要闻 | “零关税”政策加速落地,海南发布“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近期,海南深化改革利好政策频出。

12月2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通知指出,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航空企业须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营运基地),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车辆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至于此政策的优惠力度,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举例说,进口游艇税收的成本大概能降低38%。

本来进口一条1000万元的游艇,需要交380万元的税,政策实施后,在海南买一条1000万元的进口游艇,不再需要交380万元的税。

目前,海南自贸港目前在大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

随着各支持政策的落地,海南有望成为游艇旅游消费中心、游艇国际交易中心,同时,相关上市公司也将持续受益。

据了解,海南自贸港货物及物品“零关税”政策一共有四张清单,其中原辅料清单、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已经正式公布;海南企业自用的生产设备“零关税”负面清单、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口商品“零关税”正面清单待公布。

此前,海南方面表示这些清单有望在今年底前出台。

根据财联社报道,对于“四张清单”,财通证券分析师金晶表示,从资本市场对海南板块的反应来看,海南本地股之前的行情主要围绕着政策的动向或者相关文件规划的发布,重要政策文件的出台短期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个股往往能起到一定的刺激效果。

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也承载了较高的长期战略意义,相关受益行业板块仍有望迎来长期的机会。行业布局上,主要仍是围绕旅游和免税购物等现代服务行业、交运、港口和机械等基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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