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宝,海外制造

在过去的2019年,中国有多少新生儿?1465万人。多乎哉?不多也。这个数字比2018年减少58万人[1],如果算上2018年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人,这已经是中国总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还有谁在生孩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放大灯(ID:guokr233),作者:李拓,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新婚夫妇似乎并不喜欢“第三者”——数据显示,2019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比例达到59.5%[1],这意味着生孩子比例最高的,是二胎父母。

除了天然受孕,高龄二胎父母可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根据前瞻研究院估算,国内辅助生殖市场的需求约为500万例,但实际能进入医疗周期的可能在140万例左右[2]——如果没有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存在,中国2019年新生儿出生数据可能更难看。

求子潮涌向海外

近年来,众多中国求子者远赴海外,只为听一声婴儿啼哭。

在海外医疗机构,这些中国人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实现“辅助生殖”:试管婴儿、冻卵/冻胚、代孕。

这些海外辅助生殖机构的主力业务各有侧重。主打格鲁吉亚辅助生殖的“添嗣无忧”创始人Ray告诉放大灯团队,他们的客户70%是彩虹群体代孕;而麦肯锡国际健康创始人侯鲲告诉放大灯团队,每年1000多例治疗周期的患者中,大部分案例都是试管婴儿,彩虹群体的代孕约占15%,冻卵约占10%。

试管婴儿技术的本质是“体外受精”,至今已进化出三代技术。第一代原理是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第二代原理是筛选精子受精(单个精子注入卵细胞)+胚胎移植,第三代则是在胚胎移植前多加一道全染色体遗传学筛查,由于性染色体的存在,导致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在胚胎移植之前就能确定胎儿性别,故除非特别情况,国内一般不得进行三代试管业务。

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原理 | 放大灯团队 王德芙 综合制图

国内不孕不育者集中于35岁~45岁,出国之前,大多都有多次自然怀孕或试管治疗失败的经历。前瞻研究院援引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数据称:国内多采用第一/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多数中心每移植周期的成功率大约是40%~50%;而国外的试管婴儿普遍采用第三代技术,如美国宣称成功率可以超过80%[2]

但如果中国医生都束手,美国医生也未必能回春。据放大灯团队采访了解,海内外成功率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美国诊所最多能保证成功率稍高一点,这些中国患者也都理解。”尤其对国内发现不孕不育的夫妻而言,遭遇胚胎植入失败的几率依然较高。

至于冻卵服务就相对简单。“目前冻卵使用的是玻璃化冷冻法,在环境温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理论上可永久保存,但是美国一般要求在15年内使用。”侯鲲告诉放大灯团队,“美国规定夫妇双方年龄之和不能超过100岁,避免孩子在成年之前成为孤儿,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冻胚胎时限同理。”

代孕则最为复杂。通过海外卵子库匹配,然后代孕生子,这可能是高龄夫妇/男同群体获得后代的唯一途径。但目前世界范围内,承认代孕合法的国家仍属少数,而不同国家的代孕价格差距极大。

想要后代的女同性恋群体则相对简单,通常模式是“A卵B怀”:在精子库中选好精子后,一方女性(通常是T)提供卵子,形成胚胎,在另一方女性(通常是P)子宫中定植,妊娠和分娩。

每一步都面临选择,也面临各种失败风险。整合制图丨放大灯团队

尽管海外辅助生殖昂贵的价格和异于常人的生殖方式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是对于很多想要孩子,却又不满足国内辅助生殖条件的中国人而言,这显然是他们最后的幸福通道。

狭窄的幸福通道

绝大多数求子者为何舍近求远,是海外辅助生殖技术更先进吗?

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着更严苛的医疗政策。

全球范围内,辅助生殖都是个年轻且需求庞大的市场:1978年,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为代表的“辅助生殖产业”由此诞生。2019年,全球辅助生殖技术市场规模为265亿美元,其中欧洲份额为37.36%,美国份额为15.09%,中国份额则达到17.36%[3]

有这类生育需求的人群包括:

  • 适龄不孕不育夫妇

  • 高龄夫妇

  • 彩虹群体

  • 单身女性

不幸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辅助生殖市场,中国辅助生殖的大门极其狭窄,基本只对适龄不孕不育夫妇开放。

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共有517家医疗机构获批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7家医疗机构拥有国家级人类精子库[4],而且供过于求[5],但2001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6]、2019年9月颁布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7]规定,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对象严格限于“不孕不育夫妇”,精子库也仅限于已婚不育者使用。

这导致即便已婚不孕者想要生孩子,也难如登天。中国没有卵子库,仅留了一个“赠卵”的狭小空间。而2006年2月下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8],也对“赠卵”行为做了严格限制。

此外,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不允许通过代孕获得后代。2015年开始,原计生委联合11部委与主管部门,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9],并在当年发布了7期《打击代孕简报》。

我国对单身女性的生育权规定更是近乎空白。近年来,我国只有吉林省颁布《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其它地区都不允许单身女性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获得非婚生子。而卫健委的消息显示,吉林省该条例实施十几年来,“尚无1例单身女性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10]

关于单身女性非婚生育权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2019年,全国首例争取女性冻卵权利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11];2020年5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提交一项名为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12],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近两年密集的建议与舆论关注,能否改变政策现状,还有待观察。

总之,按现行法律法规,想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孩子并过上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说简单也挺简单,只要适龄结婚就行;说难也挺难,高龄夫妇、高龄失独、单身女性、彩虹人群等非主流群体通过代孕、冻卵和单身生育的需求,在现行环境下被主流社会与医疗资源所忽视乃至拒绝。

有钱人的生意?

无论是代孕、冻卵还是试管婴儿的价格,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笔巨款。这是赴海外求子的国人要面对的第一重困境。

以目前价格最低的格鲁吉亚代孕为例,其最低价套餐4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这个数字约为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的10倍(当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则更低,只有26523元)[1],而美国代孕价格更是普遍超过100万人民币,有曾从事美国代孕业务销售的人士向放大灯团队表示,美国代孕价格虚高,“有些美国人,一旦对方知道客户是中国人,可能会加价。”有成功实现代孕的被访者则认为,美国代孕最值钱的就是“美国国籍”。

2018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3],有意取消在美国出生的非公民子女和非法移民子女的公民身份。一旦成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赴美代孕者的国籍。不过,该行政命令因涉嫌违反美国宪法而未有下文。

单身女性试管婴儿价格也不便宜。放大灯团队了解到,单身母亲的首个周期(从取卵到获得健康胚胎)价格为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8万元人民币。不过,很多女性不得不进行第二、第三乃至更多周期,每个周期都要花2万到3万美元,直至获得健康胚胎。

正在准备海外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做单身母亲的小庄告诉放大灯团队,做试管婴儿的人体质差异很大,一次取卵并不一定能成功,对体质不好的人来说,医生通常会建议多准备几个健康胚胎植入。

冻卵的性价比更低。《健康界》刊文指出,单个冷冻卵子从复苏到成功受孕的成功率只有4.5%~12%[14]。“这也是冻卵价值不大的原因。”小庄告诉放大灯团队,虽然冻卵价格不高(药物+初次冻卵16500美元,每年续费650美元,美国诊所价格),但可能虚掷金钱和时间,“很多人冻卵,可能冻了一大堆废卵。”

尽管代孕、冻卵/冻胚胎和试管婴儿都是阶梯收费(做到某个环节再收该环节的费用),但由于有些环节的失败,而不得不重走一遍流程(重做不免费,但收费稍低),导致总价过高,因此被称为“有钱人的生意”。

不过,寻求海外辅助生殖的人也不是高收入人群,不少寻求辅助生殖的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开始之前都要进行“经济建设”。

根据放大灯团队了解,“攒钱多年”的案例不在少数,也有人选择卖掉房产代孕,即便是有能力完成代孕的人,其资金只能保证孩子出生,之后就不得为奶粉、入学教育等后续支出节衣缩食。

总之,海外辅助生殖的确是高消费,但其客户未必是高收入。“大家对代孕的理解得太扭曲了。”侯鲲认为,选择海外辅助生殖并不是为了彰显身价,而是严肃的医学问题,“这些人或者是身体有相关疾病,或者是不适合怀孕,国内法律环境又不允许,才被迫选择海外辅助生殖。”

社会与道德的双重压力

与冻卵、试管婴儿相比,代孕所面临的争论更多,道德压力也更重,如果代孕者来自彩虹群体,问题就更复杂。这是海外辅助生殖的国人所面临的的第二重困境。

代孕=压迫女性?

无论是冻卵,还是单身女性试管生子,多少能获得些鼓励,但代孕不一样:即便是合法的海外代孕,也难逃道德抨击。

人们对代孕的争论集中于“女性身体的使用权”。批评者认为,“代孕的本质是剥削买卖女性(部分)身体”,男同群体的代孕行为,则是“用一种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压制另一种政治正确(性别平等)”。

强烈反对代孕的独立女性小陈向放大灯团队表示,“要孩子”其实和性取向弱相关,“人的生育本能不会因性取向的转移而发生变化。”男同群体既要同性恋爱的权利,又想要有两性结合才能有的孩子就过分了,在她看来,代孕和同妻现象一样可耻。“代孕的本质就是租赁使用女性的子宫,女性也有爱和心意,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赁出去呢?”她担忧道,“如果国内代孕合法,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因为哥哥的彩礼而被父亲强迫做代孕。”

不过,面对放大灯团队采访,多位代孕男同态度坦然。

一位正在进行海外代孕的男同援引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观点,认为“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他认为代孕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只要不强迫就没问题,没必要让第三方判定正确与否。而且大家立场差距太大,生存权是女权的前提:“代孕母亲温饱都不够,她可以通过代孕赚到钱,愿意接受这个事情,这事情怎么说呢?你女权你的,我没必要听你们的评判。”

给孩子一个“身份”

对单身妈妈和代孕的男同来说,孩子的身份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单身妈妈通常不在意。一位准备试管婴儿的单身妈妈表示,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的孩子是“从海外精子库选来之后受孕生下来的”,某种程度上,他比其他孩子都酷。

但男同群体就更纠结。有时候,如果不想出柜,就需要用一个谎言圆另一个谎言。

他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向社会交代“孩子从哪来”?对外宣称孩子是“不久前的一笔风流债”的副产品,是多数代孕的男同人士选择的借口,可因“偏私人感情”的话题属性,避免很多无谓追问,同时安慰不知情的长辈;另一个是:如何向孩子解释“你从哪来”?对孩子声称早年离婚、母亲去世、抱养等也是相当多人选择的借口。

也有人支持公开透明,正视自我:“你连自己都不能面对,还让孩子怎么面对生活?”

世俗生活的风险与代价

对求助于海外辅助生殖的人而言,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经济活动,而是混杂了身份认同、女权/女性主义、身体自由、社会阶层、经济独立和下一代教育等话题的三观大乱斗。

这就是世俗生活的风险与代价:无论同意与否,你得接受社会的审视、争论,才有可能过上大多数人口中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

放大灯团队了解到,由于国外多数使用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可筛选胎儿性别,使得国内客户在新生儿性别选择也有了有趣的倾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偏好女孩,传统地区如广东,山东则偏向要男孩。

而在代孕成功之后,父母们选择各异。“一线城市的父母们会乐于和我们分享照片,介绍客户;三线以下城市就不会多联系了。”侯鲲告诉放大灯团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即便彩虹家庭代孕的孩子,也没有遇到歧视问题,“绝大多数幼儿园老师是九零后,看到两个爸爸或妈妈,都基本明白怎么回事,很自觉地会提供相应的保护。”

“有些人在代孕前会设想很多困难,但实际上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们遇到的真正问题,是孩子容易生病、不好好吃饭、学习困难,和普通家庭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2]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年中国辅助生殖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海外辅助生殖成为医疗热点 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459/190408-e9456aff.html

[3]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年全球辅助生殖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近360亿美元 https://bg.qianzhan.com/trends/detail/506/200325-eb42fa0c.html

[4] 国家卫健委: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http://www.nhc.gov.cn/wjw/fzszjg/202004/bddb71b3de8543f292

[5] 探访人类精子库:供大于求与“精荒”同时存在.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5-11/8833648.shtml

[6] 国家卫健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http://www.nhc.gov.cn/fzs/s3576/201808/99ad3444a14340e79c8361ee23b96251.shtml

[7] 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http://www.nhc.gov.cn/fys/s3581/201910/96a348f78136442bb5381d17be7fa0e7.shtml

[8] 国家卫健委: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的通知.http://www.nhc.gov.cn/bgt/pw10604/200606/9ce14a2958214ef5936153115707d827.shtml

[9] 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中宣部等11部门召开全国打击代孕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http://www.nhc.gov.cn/jxt/gzhy1/201504/56378ffc300a4e28a90bcbe3bb756ee1.shtml

[10] 国家卫健委: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943号建议的答复 http://www.nhc.gov.cn/wjw/jiany/201712/1f935ac62d9e4a10b3474121547df8d2.shtml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我为什么需要冻卵?中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开庭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64821

[12] 新京报:委员彭静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5/20/729270.html

[13] 新华国际头条:特朗普真能取消“出生落户”?赴美生子先跟着慌了 https://mp.weixin.qq.com/s/izkgj0HwnIjcvwp30KpJYQ

[14] 健康界:冻卵案背后:技术风险与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91224/content-527911.html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放大灯(ID:guokr233),作者:李拓

​贝康医疗独家合作迪安诊断,共同布局大生殖领域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36氪获悉,苏州贝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康医疗”)今日与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安诊断”)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布局大生殖领域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为全国500多家生殖中心提供从基础的生理、生化、免疫、病毒检测到分子遗传检测,涵盖3000种项目一体化、完整的第三方检测服务包。

关于贝康医疗,36氪曾对其有过详细报道,这是一家聚焦辅助生殖领域的NGS企业,其研发的三代试管PGS试剂盒是国内首个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国械注准:20203400181)的产品,也是继NIPT注册证之后生殖领域的“第二张证”,让我国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进入医疗器械监管的有证时代。

目前,贝康医疗产品覆盖孕前、产前、新生儿全生育周期,具有从研发、注册到生产完整的产业链。借助本次战略合作,贝康医疗将借助迪安诊断的渠道实现快速的市场布局。

据悉,迪安诊断在全国合作共建客户超400家,拥有近40家省级第三方医学检验所,服务全国12000多家医疗机构,为后者提供“医学诊断整体化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锐景创意

36氪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517家辅助生殖机构中只有近80家头部生殖中心具备完善的临床综合检测能力。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500多家生殖中心辅助生殖总周期数约100万,前80家第一梯队的生殖中心占据约50万周期,而剩余的约437家生殖中心因缺乏完善的综合性生殖领域检测能力,还需第三方检验实验室的支持。

此次合作将面向全国517家辅助生殖机构提供生殖相关检测项目,提高其综合检测能力;另外还可以面向医院提供完整的第三方检测服务包,帮助其打造第三方“生殖遗传科”,从而好生殖领域的综合服务,包括检测、分析、解读、遗传咨询以及生殖科室建设等。

谈及未来的这一领域的市场前景,目前我国的不孕不育患者达5000万,其中近1000万患者需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才有可能实现生育,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检测方法、检测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试管婴儿的临床妊娠率仅有40%左右,而检测能力关乎到辅助生殖的成功与否。

贝康医疗表示,对于80家头部生殖中心而言,只要开展三代试管检测就必须要使用贝康有证的试剂盒,按照50万周期,平均每个周期10个胚胎,共计500万胚胎需检测,每个胚胎按照3500元单价计算,市场规模达175亿人民币;对于另外437家生殖中心而言,常规辅助生殖每个周期从生理、生化、免疫、病毒到分子遗传层面的检测费用大概5万元,按照50万周期,市场规模达250亿人民币。

延伸阅读

将NGS技术应用于三代试管临床应用,「贝康医疗」获1.5亿人民币C轮融资

科学好故事|卵生还是胎生?生殖方式的演化故事|爬行动物|雄性

来源:Quanta杂志

撰文:达娜·纳杰尔(Dana Najjar)

编译:任天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一个古老的谜题,但其实从动物生殖方式演化的角度,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几乎可以肯定,卵生出现在胎生之前,也就是现有“蛋”后有“鸡”;5亿年前生活在海洋中的盾皮鱼被认为是所有陆地脊椎动物的祖先,它们似乎已经会产卵了。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自然只给出了两种让新生动物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要么是母体产下一个卵,让后代在孵出之前在卵内继续生长;要么新个体一直呆在母亲体内,直到长成一个更完整的幼体。从这里开始,就有了真正的基本分歧。

卵生和胎生之间有着严格的生殖二分法,这其中有什么原始的原因吗?胎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演化出胎生?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正在对这些问题展开探索,试图了解有性生殖的巨大复杂性和可变性。他们的研究对象就包括一种既能卵生又能胎生的蜥蜴。

一种策略选择

早期雌性动物的产卵方式相当于向环境中释放卵子,通常是一次数千枚。雄性释放的精子会以随机的方式使其中一部分卵子受精,形成的胚胎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直至孵化。许多生物,尤其是小型、简单的生物,现在仍然在以这种方式繁殖。

但随着动物变得越来越复杂,脊椎动物——包括许多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甚至一些鱼类(如鲨鱼)——转向了一种不那么冒险的策略:体内受精。通过这种方式,雌性可以确保更高比例的卵子受精,它们也可以更有选择性地与雄性交配。胚胎可以在母亲体内安全发育,直到母亲最终将其释放到一个保护性的壳内。

胎生的演化更晚,而且不止一次。仅在爬行动物中,这种生殖方式就至少演化了121次。尽管科学家并不确切知道第一只从母体出生的活体动物出现在什么时候,但他们已经了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卵生到胎生的转变,以及在此之前的演化步骤。

当然,这两种生殖方式都能完成繁衍后代的工作,但它们的优点和难点却截然不同。很关键的一点是,采取卵生方式的雌性动物可以更早地从身体上摆脱后代。例如,鸟类从未演化出胎生能力,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无法承受在怀孕期间飞行的能量成本。产卵动物通常一次能产下更多的后代,因为母亲的体型大小不再是限制因素。这种优势可能部分抵消了让卵暴露在恶劣环境(包括捕食者和天气等因素)中的风险。

另一方面,胎生的雌性动物可以为胚胎提供“居所”,使它们在更长时间内免受捕食者和环境危险的伤害。但这么做也会使母亲在自担风险:怀孕使它们面临更多的捕食威胁,胚胎本身也会对它们的生命造成危险。“胚胎中有一部分是外来的,它的组织会侵入母体的组织,这有点让人细思极恐。在怀孕期间,母亲会像走钢丝一样保持平衡,在将能量和物质资源转移给“外来生物”的同时确保自己的健康。

因此,卵生和胎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母亲应该在什么时候产出胚胎的演化策略。如果很早就产出胚胎,那它就是卵生动物;如果很晚才产出胚胎,那它就是胎生动物。例如,大多数爬行动物会在发育过程约三分之一的时候产出胚胎。

在真正的卵生和胎生之间,有很多可能的产出胚胎时间,但这么做可能是不利的,我们称之为“适应性谷底”。试图在“适应性谷底”的某处生出后代的动物可能会承担卵生和胎生的所有风险,且得不到二者的好处,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

值得一提的是,有袋动物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平衡这些风险:它们生下的幼崽在未成熟时实际上就是胎儿,但随后它们在母亲的育儿袋内完成发育。通过这种方式,母亲可以为脆弱的后代提供保护,使其发育到一定大小,而不需要在体内容纳一个发育完全的新生儿。

适合雄性的温度

科学家们仍在研究这些生殖策略的发展限制和要求。以蛋壳的厚度为例,由于氧气必须通过母亲的血液进入卵子,因此在产卵之前,薄壳是有利的。然而在产卵之后,更厚的外壳有助于抵御外部世界的捕食者。那么,如果产卵太早,蛋壳可能太薄而不能存活;而如果产卵太晚,则蛋壳可能太厚而不能满足胚胎指数生长时的氧气需求。这中间的平衡非常微妙。

在2009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一个物种能够演化出胎生之前,它可能必须先演化出从基因上决定后代性别的能力。许多生物的性别是间接决定的,取决于环境因素,尤其是温度。不同的温度可以决定胚胎发育成雄性还是雌性。研究显示,利用基因来决定性别与胎生之间有很强的统计相关性。这是生物学家通过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但尚未经过严格的验证。

海龟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们在陆地上几乎不能移动,但仍然会到海滩上产卵。如果它们把所有的卵都产在水里,那就不太可能得到多变的性别比例,因为海水里的温度梯度比在陆地上小得多。

然而,一旦一个海洋物种演化出了通过基因决定性别的能力,它就不再需要冒险回到陆地上,而是能够完全适应水生生活。没有了在陆地上行动和筑巢的需要,每一个类群都演化出了对远洋生活方式的极端身体适应,比如鱼龙(一类史前海洋爬行动物)的扁形尾巴、背鳍和翅膀状的四肢。

科学家一开始认为鱼龙的爬行类祖先只有在从陆地迁移到海洋之后,才有可能演化出胎生。但一具2亿4800万年前的化石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描述了一具在分娩时死亡的鱼龙化石。令人惊讶的是,化石精准保留了新生幼体头朝下从母亲骨盆里出来的时刻。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胎生海洋爬行动物出生时都是尾巴先长出来的,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分娩过程中继续从母亲那里吸收氧气;而头先出来的姿势表明鱼龙从更古老的陆地祖先那里继承了胎生方式。因此,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可能在至少2.5亿年的时间里一直以胎生繁衍后代,尽管在陆地上发现的最古老胎生化石并没有那么久远。

卵生、胎生或兼而有之

对于一个物种来说,胎生或卵生似乎是明确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令人惊讶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澳大利亚有一种蜥蜴:三趾石龙子(Saiphos equalis)。这种蜥蜴是少数几种“双生殖”物种之一,其显著特点是既能产卵,又能胎生。其他一些蜥蜴物种通常会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么做,但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观察到一只三趾石龙子产下的同一胎中,包括了三枚卵和一只活的幼体。这让科学家完全惊呆了!

近日,研究人员描述了卵生与胎生蜥蜴母体在基因表达上的差异。在一个物种中,携卵的雌性和未携卵的雌性之间有成千上万个基因表达差异,这是因为在子宫孕育卵子的时候,某些基因会被激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孕育胚胎的母体子宫中。关键在于,两种情况下被激活的特定基因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在三趾石龙子中,当母体制造卵子时激活的许多基因,同样也会在携带胚胎的母体内被激活。这一发现表明,这种蜥蜴正处于卵生和胎生之间的过渡状态。

这种蜥蜴最终将演化成什么样的生殖方式,目前还无法确定。演化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并不是被指导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它可能会改变选择的方向,并走上另一条路。

在演化生物学领域中,三趾石龙子可能会从胎生回到卵生的观点,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进展。20年前,科学家认为卵生很难或者说不可能重新演化。但从三趾石龙子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可能相当普遍。近期对物种间遗传关系的分析显示,某些卵生动物与另一些胎生动物在演化树中上有着很深的关联。

是哪些基因工具使胎生成为可能?胎生有什么基本规则吗?胎生在演化过程中是否使用了相同的基因指令?不同的物种会有相同的问题吗?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三趾石龙子并不是可供研究的唯一一种奇特生物。海马是目前已知唯一雄性会怀孕的动物:雌性海马会将自己的卵子转移到伴侣的育儿袋内,在那里受精和发育。对海马的研究表明,雄性海马激活的基因与其他许多物种的雌性胎生时激活的基因相同,这一点值得注意。

现在研究的目的在讨论的是不同的性别,是完全不同的组织,是这种特征在完全不同的物种中演化出来,而且相隔数百万年,这就像这些惊人的自然重复演化实验已经进行了数百万年。(任天)

台湾拟将代孕合法化:当生育能力沦为商品,未来该何去何从?

本文来自公众号: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作者:朱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你的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吗?”

“你生育过健康的宝宝吗?”

“你是否愿意为他人代孕?”

当借腹生子不再讳莫如深,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阳光照耀处,昔日的地下产业正迫不及待地伸出双臂,向我们每个人逼近。

一切早有迹可循。4月5日,纽约州正式公布商业代孕合法化,只要花钱,就可名正言顺地租用女性的生育权。

无独有偶。5月1日,台湾提交修订版《人工生殖法》,草案中允许没有生殖能力的个人,可通过支付酬金的方式,委托“代理孕母”作为实现途径。

2017年2月,《人民日报》也曾刊文探讨“代孕是否该合法化或适度放开”,随即引发舆论热议,虽被国家卫计委明确表态否决,但中国不孕不育引发的潜在需求,仍在节节攀升,兼之新生儿出生率的大幅下降,未来充满变数。

近20年来,代孕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呈流行趋势,包括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及美国,商业和非商业代孕均已合法。

生育这件事,被公然明码标价。基因、性别、学历变成了可以选择的出厂设置,活体子宫变成机床,婴儿沦为可以定制买卖的产品,一切皆可交易。

▲《使女的故事》

那么,代孕合法化的本质,难道不是更高形式上的剥削残害吗?

庞大的“代孕江湖”,以食血啖肉为常态

如今,想要找“代孕”并不是一件难事,在网上随意搜索,便会出现众多条目,有的甚至打着“爱心志愿者”的幌子。

现实与政策的缝隙间,尽管处在灰色地带,供求关系却是水涨船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至少存在400家以上的代孕机构。仅上海某家机构,从2004年~2017年就有1万名宝宝通过代孕出生。

按照不同的档次,代孕市场收费标准在65万~150万元不等,作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代孕母亲,仅仅可分得几万到20万元的生子报酬。

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一家代孕机构在开展1000个代孕业务的情况下,利润至少在千万元级别。

▲某代孕机构收费套餐

暴利之下,人性之恶被彻底释放。日前被抖出的国内一个名为“广州彩虹宝贝”的组织机构,就专注于为同志群体提供代孕业务,已“经手”了400多个代孕婴儿。

在其晒出的信息中可以看到,很多孕母经历了多次移植,有些年纪只有堪堪20岁,还有一些被打码的孕母,极有可能未成年,细思极恐。

更讽刺的是,这家机构长期以“做慈善,行好事”为名,一边大肆敛财,一边不忘给自己洗白,现已被立案调查。

这不过是暗黑面的冰山一角。当前的代孕产业链已相当完整,形成了包括委托方、代孕中介、代孕妈妈,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代孕的药品器械提供者、媒介公关等。

一家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匿名员工透露,为了躲避监管,公司会将办公室直接设在私人别墅里,仅从外观根本无从得知,这里竟然藏有一个存放了上千胚胎的实验室。

为了招募到代孕女性,公司打出的广告也极尽鼓吹之能:“管吃管住,专人服务,按月发放营养费、生活费,钱可提前预支。”背后的危害却只字不提。

物质诱惑下,报名者蜂拥而入。在湖北潜江七里村,“代孕”已成为当地人心照不宣的发家之道,有妇女年近五十,仍想着最后一搏;“一边是辛苦种田打工年入不到两万,一边是去城里呆一年拿到二十万,你说怎么选,我就是入行太晚,要不房子早盖好了!”

代孕中的另外隐秘一环是,作为附加值的卵子也可按需挑选,又借肚子又买卵源的“至尊VIP”客户占有很大比例(即客户提供精子,机构提供卵源)

为一次性取得足够的卵子,机构都会 “下重手”,这项操作危险极大的手术通常草草完成,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室内细菌超标等情况屡见不鲜。

被取卵的女性轻则引发生殖道感染,影响日后生育功能,重则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当场死亡的事故亦不在少数。

除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误导,从事代孕的女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变相胁迫。在石家庄被曝光的53个“地下室”代孕姑娘里,有多名待产妇被自己的至亲“诓骗”而来,待知晓真相想要中止时,却被天价赔偿费吓退,受尽折磨。

即便有些孕母身体素质并不合格,代孕机构也会通过大量喂药、注射的方式,伪装成健康假象。但孕育的过程对全身器官都是考验,对于这些代孕者来说,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险。

从始至终,这条敲骨吸髓的利益链上,赚得盆满钵满的,就只有代孕机构而已。

代孕合法化的口子一旦被撕开,迎来的将是更加疯狂肮脏的勾当。

代孕事故频发背后,生命的意义被扭曲

据《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全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已高达17%,不孕不育患者约5000万,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不孕不育问题。

如此一看,“代孕”仿佛成了医学和患者之间的“希望之光”,也为许多人提供了改变生活的机会,是双赢局面。

但无论这个愿景听起来多么美好,它的底层逻辑都是用金钱来交易孩子,而在反人性的商业运作下,又将进阶为对个体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剥削。

从成为代孕妈妈的那刻起,意味着所有权利的丧失。放弃生而为人的自由,放弃和孩子的联系,以及放弃对自身的医疗决策权,彻底成为工具。

事实上,代孕的成功率并不高,活产率仅为15.8%。为节约成本,机构会给孕母移植5个胚胎,而医学规定最多只能放3个,这就可能导致多胞胎的出现,需要做减胎手术。

如此反复,多数代孕妈妈往往要经历几次流产过程,在没有任何休养的情况下,便被要求继续怀孕,直到成功。

这期间,代孕者每天要不断打针吃药,有人在连续打了75针黄体酮保胎之后,浑身浮肿发硬,坐立难安,之后因怀上女孩,与客户“包男孩”的要求相悖,而不得不被强行打胎,陷入身体的“慢性自杀”。

▲这些子宫的主人,是被抹去姓名的物品

即使顺利怀孕,也远不是苦痛的终点。代孕妈妈在三个月前要求绝对卧床,不得随意活动,若因人为造成流产,将一无所获。

孕母们通常挤在一间逼仄的集体宿舍,屋子里摆满拼接床,没有娱乐,没有电脑,连在房间里转身的空间都不足。

所谓洗衣做饭的管家,更像是高级眼线。代孕妈妈们伙食质量并不高,但分量极大且必须吃完,因为最后会按照孩子的出生体重来额外“计价”。

等到分娩之日,孕母统一实行剖腹产而非顺产,以便将胎儿的风险降到最低,至于代孕妈妈的安危,无人在乎。

面对可能出现的意外,代孕机构早已做好万全准备。整个过程里,临床记录、医疗账单均以假名登记,有很多妇女因代孕导致黄体病变、胎盘滞留、子宫切除等不可逆的永久病痛,只能自咽苦果

若发生纠纷,缺乏证据的孕母甚至很难提起法律诉讼。国内曾有代孕致死,家属将机构告上法庭的案例,结果因双方协议并不受法律保护,连个冤都喊不出来。

这些被刻意掩盖于产床上的“裹尸布”,才是血淋淋的代孕真相。

更为残忍的是,既然婴儿已沦为“私人订制”,委托人可以选择要什么样的孩子,也可以选择不要什么样的孩子。

2016年,一对美国夫妇在乌克兰通过代孕生下一个女儿,健康评估时得知女孩脑部发育缺陷,他们决定“及时止损”,丢下婴儿连夜飞走,至今女孩仍被收留在福利院。

被遗弃的孩子布里奇特

2018年,一对中国夫妇通过中介机构,花费100多万在柬埔寨代孕了一个男孩,然而几年后才发现孩子居然患有先天性脑萎缩,在与机构交涉后,对方表示有问题的孩子可以还回,并再帮这对夫妇做一个,万幸这对夫妇最终并未送走孩子,否则孩子的命运可想而知。

由于代孕采用多胎妊娠,使得受精胚胎残缺现象更易发生,胎儿致畸率是正常怀孕的8倍,有着各类缺陷的婴儿,从一出生,就注定沦为牺牲品。

今年年初,因为新冠病毒爆发,多国出境限制下,导致代孕公司“婴儿囤积”严重,很多本该领走婴儿的“订购者”,由于收入缩水而无力支付尾款,从而选择“拒收退货”。

▲被安置在酒店的新生儿

这些由代孕公司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婴儿,一旦没有了商业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不必忌惮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这些日夜啼哭,要吃要喝,没有反抗能力,又无父无母的婴儿们,会有什么下场。

从把生命当生意的那刻起,这其中包含的所有人类关系,都以极度扭曲的方式被物化切割,是不幸,更是悲哀。

代孕合法一旦放开,恐上演另一种灾难

蝴蝶扇动的翅膀,足以掀起一场海啸。

被誉为“代孕者天堂”的印度,曾在2002年承认商业代孕合法,一个全新的产业就此开辟,收益每年高达28亿人民币,全球超70%的代孕宝宝在这里出生。

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印度女性,相继做出了没有选择下的选择。在BBC拍摄的纪录片《代孕者》里,代孕者的理由多是为了给家里盖房、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治病。

于这些代孕者的家庭来说,一旦钱来得太过容易,压榨就会变本加厉。在印度,很多女性的丈夫并不工作,反而要求妻子多次代孕,以完成制定的“赚钱目标”供己挥霍,若是妻子因此丧命,还可以再获得笔不菲的“赔偿金”。

局面在潜移默化中走向失控。另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印度被贩卖的妇女儿童人数以惊人之速逐年增加,且难以遏制。

过去贩卖女性,只能获得一次收益,但代孕合法化之后,新的“商机”出现了,一名女性至少可代孕三次,财帛动人心,地狱在人间。

与此同时,代孕引发的后遗症——孤儿率也在连年上升。2012年,印度加强了对外国人申请医疗签证的管控,但依然无法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2015年,印度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国内女性为海外客户提供商业代孕服务。不久后,为印度本国人服务的商业代孕也全面停止,至此,10余年代孕的探索,以失败告终。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所说:“绝对的自由,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所有需求,都不能凌驾于人权与伦理纲常。

若代孕最终合法化,那么人口买卖、器官买卖、儿童买卖,在未来或也将全部开放,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衍生。

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守住最基本的底线——人和物,任何人,不该被以任何价格、任何方式被定义。

愿中国永不代孕合法化。

本文来自公众号: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作者: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