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示范区首批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出炉

本报上海1月15日电(记者巨云鹏)记者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共享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发布,涵盖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养老、交通、政务服务8个领域。

其中,卫生健康领域包括示范区中医医联体建设、示范区公立医疗机构检验检查报告互联互通、一体化远程医疗、院前医疗急救、示范区卫生监督协管,医疗保障领域包括门急诊就医结算免备案、医保经办服务一站式、异地结算项目范围拓宽、“互联网+”医院医保结算互联通,教育领域涉及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文化旅游领域包括阅读服务、图书通借通还、文化配送服务、旅游惠民服务等。

示范区执委会将进一步加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衔接,以第一批项目清单为基础,加强清单内项目、标准、制度的对接和统筹,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并适时进行拓展和延伸。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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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累计产气超100亿立方米

本报成都12月30日电(记者王明峰)29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组织建设的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开发示范区今年累计产气100.0019亿立方米。

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开发示范区地跨四川宜宾市、自贡市和内江市等地,总面积6534平方公里。今年以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质增效,钻获页岩气井240多口,新增年产能86.85亿立方米,日产气量比年初提高40%。

四川盆地页岩气资源丰富。2007年,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开始页岩气资源评价,发现长宁—威远区块有良好的页岩气开发前景。经过10多年的技术攻关和生产建设,形成规模产能。目前,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开发示范区已探明储量超过万亿立方米。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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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供应链中台?易流科技带来这样的“参考答案”

新冠疫情爆发一年以来,国际经济与企业经营均受到较大冲击。传统上,供应链优化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随着“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企业更加需要借助数字化改造,为供应链赋予安全和韧性的新属性。

12月20日到21日,2020全球供应链上合峰会暨第八次CSCMP中国大会在青岛上合示范区举办,本次峰会由由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CSCMP)、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管委会联合主办,邀请全球著名经济学家、供应链专家与企业家,深入探讨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的趋势,预测前沿技术对供应链的颠覆性影响。

大会开幕当天,青岛市委常委、胶州市委书记、上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建军宣读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致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表主旨演讲,对供应链、全球化、中国经济和上合示范区给出了深度思考和判断。此外,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CSCM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瑞克·布拉斯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麻省理工学院MIT运输与物流研究中心主任尤西·谢费等专家发表了演讲。

在为期两天的峰会中,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波兰等多国的数十位学者及企业家奉献了精彩的思想盛宴。易流科技董事长兼CEO张景涛也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就供应链新基建与供应链控制塔的案例实践进行了分享。

今年上半年,易流发布了全新战略目标——“构建供应链物流行业(IoT)的基础设施”。基于十四年的行业沉淀与技术积累,易流提出了供应链物流行业新基建的生态蓝图,从底层技术到垂直应用全面地展示行业发展的方向。

进入年末,全球多地再次迎来新冠疫情的反扑,企业供应链管理仍然承受着疫情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双重考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数字化仍将是企业提高应变能力的最好方式。与此同时,“供应链中台”也逐步进入供应链管理的视野。张景涛分享了易流“供应链控制塔”的模型构想,通过物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路径,企业能够将供应链业务与数据深度融合,实现供应链全局的安全透明、业务协同与资源配置优化。

以物联网应用为基础构建供应链控制塔,企业能够扩大数据来源的深度与广度;以智慧大脑和数据中心为数据流转的枢纽,能够打破多管理系统间的信息孤岛;而从订单视角出发,让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生产到交付的端到端过程,则将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在现场展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客户案例中,基于控制塔系统的初步应用,物流履约交付率就能够提升7%,交付周期也可以缩短30%以上。可见,随着大型企业数字化变革的快速推进,易流的供应链控制塔系统有望成为供应链中台落地的最佳模板之一。

近期,中欧班列运力紧张,海运集装箱“一柜难求”,冷链传播病毒等现实问题仍在继续,通过控制塔对数据的集中呈现与挖掘,企业能够实现业务可及、可视、安全、高效,提高供应链韧性与应变能力。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基建的背景下,企业供应链也需要“新基建”加速。随着越来越多企业拥抱技术变革,在全社会层面有望形成更强大的数字化备灾能力。

峰会上,易流还凭借“易流云3.0”数字运输产品成功获得“供应链创新案例奖”。该产品是易流云SaaS平台在物流数智化协同领域的创新应用,以网络货运的互联网模式连接并重构物流行业上下游多主体,创新地从物流运输过程的数字化运营逻辑入手,将企业在运输过程中的流程和经验标准化,并结合易流云平台已经连接的170多万辆货车数据,提供精准的数字化运输过程管控。

本次峰会落户青岛上合示范区,并邀请多国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参与,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上合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后疫情时代,供应链物流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基建与数字化是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关键,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基于已在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落地的实践经验,易流希望围绕“供应链控制塔”提供更多技术赋能,为企业打造全局可视,成本、效率与韧性兼顾的数字化供应链,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

长三角一体化关键在于产业协同 | 经济的韧性系列评论

长三角一体化关键在于产业协同 | 经济的韧性系列评论

程亦曦

修城际铁路、缩短审批时限,下放审批权限……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揭牌超过一年。一年的时间,按照官方发布的成绩,示范区形成了32项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成果,推进了60个亮点项目。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是决策层着眼于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重大战略考量。

始于1982年的长三角一体化,已经走过近40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5市扩容到如今的26市,形成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初心,也是决策层对其定位。

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国内中央文件是在2006年,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GDP达17.9万亿元,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的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也是被寄予厚望最有潜力的城市群——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为何是长三角?

因为长三角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在中国走在最前面,“底盘”足够稳固。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一季度GDP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长三角GDP总量近5万亿元,占全国的20%以上。三省一市的GDP降幅也均低于全国水平。同时,长三角制造业基础雄厚,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迅猛。

但是,如何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产业协同,是长三角一体化能否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关键。

在过去的一年,长三角示范区聚焦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制度创新。这无疑是在打破过去40年长三角一体化的壁垒。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应该形成更强大的合力,真正实现产业协同化。各地政府不能搞大而全,而是彼此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要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各地区的差异化产业分工,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依据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进行协作分工,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就业合理布局,实现功能互补。

世界五大城市群非常注重产业“差异化”,以便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是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是政治中心,波士顿是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上海东有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西有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和一体化示范区,具备发挥长三角一体化“龙头”带动作用的条件;浙江数字经济、民营经济发达,可以把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等重大决策部署融入一体化建设;江苏发挥制造业优势,加快培育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世界工厂”2.0版;安徽加快发展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一体化作出贡献……立足长三角全域,长三角各省市可以各扬所长。

不难看出,长三角一体化并不只需要完成“3+1=4”就可以,除了产业协同,一切妨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要素均需实现一体化。不同于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更多的是内生型一体化,驱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经济内在的软性需求,遵循经济规律,顺势而为,才能让“3+1”的市场存量变成大于4的增量。只有这样,长三角才有机会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中国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已达168个

文化和旅游部今日正式对外发布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包括重庆市渝中区、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在内的97个单位入选,将对今后推进全域旅游、大众旅游发展产生积极示范作用。文化和旅游部于去年9月公布了首批71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68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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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明: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提供优质司法保障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支持保障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总体要求,为先行示范区建设贡献司法力量。《指导意见》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深圳在现实中存在的法治新问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方面还将有哪些举措?人民网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解答。

依靠法治思维解决法治领域问题

人民网:深圳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来,现实中存在哪些突出的法治新问题?

杨万明: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然最先触碰发展的深层次“痛点”,先行示范区建设也需要深圳最先突破发展中拦路的“堵点”。在法治领域,深圳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行先试遇到的法律法规盲点问题。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是中央对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战略定位之一,深圳也承担着探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许多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改革项目,如个人破产制度、数字货币制度、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在深圳率先“试水”。这些改革背后,往往涉及经济利益和资本要素的重构,是法律法规的盲点和空白点,不仅需要立法予以关注,更需要司法在实践中定分止争、确立规则。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产生的法律适应性问题。先行示范区建设要求深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的发展,传统法律制度在适应性上往往与发展需求存在一定“时差”,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纠纷、特殊工时管理制度下的劳动关系调整、知识产权侵权的举证责任调整等,亟需对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模式进行相应调整,以解决司法需求与法律供给滞后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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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司法支持保障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

人民网北京11月10日电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通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深圳两级法院支持和保障先行示范区建设情况。

去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表示,《指导意见》是人民法院落实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要求的具体实践。《指导意见》立足人民法院职责使命,坚持以改革完善法治,以法治保障改革,从司法工作角度提出支持保障措施,有利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进程、破解改革难题,有利于为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改革试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建设司法服务保障措施

据了解,《指导意见》共33条,包括总体要求、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支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加强组织保障六个部分。

杨万明介绍,《指导意见》全方位提出了先行示范区建设司法服务保障措施。《指导意见》第二至第四部分对标对表《意见》和《实施方案》要求,研判改革发展中的矛盾纠纷风险点、法律法规空白点和司法保障着力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防范和支持保障措施。例如,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司法保障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深化破产制度改革、加强海事审判、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涉外涉港澳台审判等一揽子支持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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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做对了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前夕,中央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示范区实施方案》),给深圳提出了27项目标任务要求。

深圳再次成为焦点:深圳的下一个五年、十年会怎样?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不确定的宏观经济下,人们关注这座前沿城市,深藏着一种底层的期待:中国改革接下来怎样走?

本文以“深圳40年”为切入点,用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改革的经验及挑战。

制度变迁:过去改革的成功经验

说到改革,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那就是改革红利。什么是改革红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效率。我们称之为诺斯式增长。过去40年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怎样演变的?

我想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将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市场;二是产权制度的变迁。

1979年,中国第一个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始动工。承担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公司,正是天字一号、蛰伏在香港多年的招商局。

当时中央对改革试验田的态度是,不纳入中央计划、不拨款,通过松绑政策支持。中央给予袁庚的“松绑政策”是拥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工业项目的权限和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

袁庚没有用当年唐廷枢公开募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来15亿元资金,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和建设工业区基础设施。

这15亿港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改革其中一条经验是,打破制度上的束缚,将大量的权力与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农民、工人、企业家、工程师、企业及地方政府发挥作用。改革开放的早期,地方政府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然后才有企业家、工程师等。这就是张五常先生提出的“县际竞争”理论。

光放权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忽略制度建设的作用——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革、土地改革都是产权制度变迁,下面以土地改革为例。

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

他计划在这块地上建一栋房子,并取了一个完全没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东湖丽苑”。不久他拿着房子的设计图纸到香港,仅仅三天就将“纸上”的108套房子销售一空。

但是,东湖丽苑项目在当时是没有制度支持的,只能算是特事特办的案例。中国的土地制度该怎么改革?

农村土地是集体土地,当时小平同志认为“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1月1日,农村集体土地实施“包产到户”改革,产权还是集体产权,经营权承包给个人。

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该如何改革?如果土地交易不激活,工业化、城市化都很难推进。

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前夕,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科斯、诺斯、阿尔钦等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这套理论给中国土地产权改革提供了指导。

这时有一位学者试图将这些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就是阿尔钦的学生张五常。1980年12月,科斯在美国底特律跟张五常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

当时张五常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科斯跟他解释:“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

一年多后,张五常就回了香港大学任教,他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让中国决策层接受他带回来的市场理论。

张五常为此费了一番心思。据他自己回忆[1]

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

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

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张五常曾经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得意的写道: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2]

于是,回到香港后的张五常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篇文章第一次向中国内地介绍了科斯的思想。

接着,张五常一口气写下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三本书。后两本,还盖上了“内部阅读”,供北京参阅。

1986年,张五常在《信报》上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问题。

1987年,深圳探索土地拍卖制度,请张五常到深圳研讨。张五常建议,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拍卖使用权获取资金。

几个月后,即1987年12月1日 ,全国第一块土地举行“公开竞投”。深圳这边有人去香港大学找到张五常,问他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当时,会场坐满了700多人,包括中央及省市领导、60多位国内外记者,还有一批竞拍房地产商。

最终,深房集团以525万的天价拿下了中国首次公开拍卖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深房集团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深圳东晓花园。新房发售后,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深房公司净挣近400万元。

这一次土地拍卖,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条款删去,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科斯和张五常将中国改革视为其理论实践的现实案例。张五常说,他也不确定他的理论、科斯的理论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的改革。有人说舶来品拯救不了中国。其实,没有什么理论有责任拯救谁。但经济之规律、科学之规律不会变的。

不过,他在悼念科斯的文章时说:“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

改革开放,光开放是不够的,只有制度变迁,解决产权问题,改变土壤,国外技术、资本才会流入,才能参与国际市场。

效率递减:当下改革的关键难题

其实,中国土地产权改革方面,张五常没有使用科斯的绝对产权理论,而是其擅长领域的“相对产权”——合约责任[3]。中国经济学界对此并不太清楚。

根据产权理论,有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绝对产权改革,比如直接土地私有化;相对产权改革,是指通过租赁合约来完成产权的分化、界定与交易。

张五常选择了后者,土地产权还是国有的,只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分离出来并上市流通。他引入了香港的批租制度,建议将城市土地以租赁和拍卖的方式实现使用权的自由流通。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正是在拍卖理论上做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Wilson。

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张五常主张的相对产权符合这一改革逻辑。

从这一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来看,中国改革追求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指的是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采用的是整体性补偿原则,即只要改革后的收益大于改革前,那就是有效率的,问题无非是如何用收益去补偿改革损失方。

比如90年代的国企私有化改革,改革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及税收收入,政府补偿下岗工人。

制度变迁是一个替代过程,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更低效率的制度。中国将使用权租赁的土地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

同时,制度变迁还是一个交易过程。这个交易就是上面所说的补偿原则。诺斯认为,只有改革的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

所以,张五常用“相对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土地产权改革,可以称得上是“曲线救国”。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主张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因为经济学不支持整体思维和补偿机制,不能为了某一方而牺牲另外一方的利益。这其实是帕累托效率的理念。

在上个世纪,美国法与经济学界存在这两个对立的立法准则。按照科斯的理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可以晋升为帕累托效率。

但是,现实中交易费用不为零,改革总是伴随着各种阻碍。转轨时期的中国,没有完善的自由市场,无法达成理想的帕累托最优,追求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改革现实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是有效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理论上的缺陷则会暴露出来,即违背了经济学上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的“自发秩序”。

最初改革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到后面容易遭遇诺斯的国家悖论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4],最后变得无效率。

这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问题。诺斯的国家悖论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背后是制度变迁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点:

一是前期改革的边际收益高,后期改革的边际收益低,后期改革的收益不足以补偿损失。

改革往往是先易后难,先改收益大后改收益小。比如土地改革,土地私有化阻力要比土地使用权批租的改革大得多。同时,土地使用权批租可形成足够大的蛋糕,以补偿改革的损失方。

但是,如果一项改革没有形成自由市场,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会呈现边际递减。

前面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收益,后面改革的收益无法覆盖现有的损失,这样改革定然走入僵局。所以,李总多次强调:“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二是基于租赁合约的“相对产权”改革,给中国土地及房地产市场带来很高的交易费用。

我不清楚,张五常先生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相对产权改革和使用权批租,导致土地供给单一,房地产价格扭曲,金融风险大增。近些年中央一直在强调稳房价、稳地价和控制金融风险。

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是如今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在实际中的挑战。

我们回到最近印发的《示范区实施方案》,其中有两个方面引人关注:

一是“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这相当于坚持了上面所讲的过去改革的第一条经验,将更多权力和资源下放到自由市场。

二是“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这是上面所讲到的第二点产权制度改革。

土地被认为是深圳下一个十年的瓶颈。深圳十三五规划划定了974平方公里的生态控制线和27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红线”,合计占深圳土地面积的62%。

深圳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是22.6%(深圳住建局《住房发展2020年度实施计划》),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3%,以及国际上40%以上的水平。

深圳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9.7平,低于广州的25平,距离东京都32.4平、纽约40平、旧金山46.5平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仅高于香港的16平。

同时,深圳的房价仅次于香港,房价收入比是全国最高的,高达34.2,超过香港的21(2018年)

深圳需要着力解决高房价形成的挤出效应和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在土地供应上,即加大居住用地的供给。怎么解决土地供给?

一是扩容,向数量上发展。目前来说,这条路可能性不大。

二是改革,向效率上改进。

深圳已建成的面积达到了923平方公里(2016年),占可建面积1023平方公里的90%。从2016年开始计算,如果不考虑填海等,深圳能够使用的新增土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

所以,深圳想要增加住房供应只能在存量土地上进行优化,主要是城中村土地和工业用地改革。

深圳共有1065万套住房,其中城中村住房510万套,占比为47.88%,占总出租房数量的61.%。深圳有1000多万人租住在城中村。

换言之,深圳最大规模的城中村的土地及房产,受制于产权,却无法上市自由流通。这部分土地资源的效率还有待改进。

《示范区实施方案》将城中村土地改革的权力下放到深圳政府。很多人猜想,深圳政府是否会大量改造城中村,给市场供应大规模的居住土地,解决深圳的住房问题?

突破方向:未来改革的思维切换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时,我们可以思考制度变迁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否递减。

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改革是有成本的,是否改革、如何改革取决于改革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

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改革才会进行,并出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深圳城中村土地改革同样需要权衡几个问题:

一是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如何改革产权?

二是改革的动力是什么?

三是改革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

四是城中村土地用于保障房建设还是商品房建设?

这就是改革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到今天面临的问题。

今年深圳市住建局领导表示,新加坡是深圳学习榜样,目标是让深圳60%的市民住进公共住房。目前,深圳的保障性住房43万套,占比为4%。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量改革城中村土地,并用于建设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

如今深圳城中村土地价值连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收益如何覆盖城中村村民的机会成本?这也是过去几年深圳旧改的难题。深圳旧改的难题说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递减。

与城中村土地改革相比,盘活存量闲置的工业用地,将其改造为居住用地或住房的难度要小一些。比如深圳北环一带的原工业厂房、仓库及工业宿舍正在逐步改造。在这一领域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依然存在。

80年代的深圳土地拍卖促进了宪法修改。当时的改革具有足够大的预期利益促进制度变迁。如今《示范区实施方案》印发,引起了人们对深圳的期待,以及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期待。深圳能否再次推动制度变迁?

从根本来说,如今的改革需要解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的问题。

理论上,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可以晋升为帕累托效率。改革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过去的改革可以理解为县际竞争+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是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出县际竞争。所谓县际竞争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的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

在税收包干制和政治绩效激励下,县际之间相互竞争,其中县政府是主力军、发动机,比如招商引资、投资基建、国企改革,创造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当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出现递减时,改革需要从原来地方的县际竞争+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转移到顶层制度的企业家竞争+帕累托效率。

未来中国的改革应该从特区模式到顶层制度安排,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到帕累托效率,从县际政府竞争到企业家竞争。

其中的关键是,顶层制度安排创造低交易费用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农民、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发挥作用。

以土地改革为例,破解现有的难题需要顶层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是搞绝对产权改革,将土地私有化,还是收归国有,实施相对产权改革,像城市土地产权一样搞批租制度?

还有央行的信贷政策基本决定了房地产领域的收益。如果信贷政策持续宽松,现有房地产的收益持续扩大,土地改革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就更低。

所以,只有顶层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管控信贷,才能将土地及房地产回归自由市场,实现企业家竞争和帕累托效率。当然,政府依然需要建设大量的保障性住房。

又如国际竞争关系。深圳作为一个开放型城市,不仅贸易依赖于国际市场,信息、技术、资本都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给深圳带来经济增长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分工。

根据斯密定理,市场规模深化劳动分工,促进技术进步。国际市场是一个产业分工更加精细的大市场,任何国家加入国际市场,本身就意味着在更高级别的产业链中竞争与合作。这就是斯密式增长。

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手机的大量组装及配套在中国完成,中国形成了围绕着苹果手机为核心的高标准、高效率的产业供应链。深圳加入国际电子市场,形成了强大的电子制造产业。

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具备竞争力,其中75%是医疗器械,而不是生物制药。为什么?是因为深圳的电子制造能力强。

二是经济全球化下的技术转移。

技术转移,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技术转移的前提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分工。技术转移有几种途径:一是信息在自由市场中的自然传播,这是经济的外部性;二是商业化技术转让;三是国际产业分工的投资合作及供应链关系;四是“干中学”,在学习中创新。

深圳,是中国开放型城市,也是创新型城市。对外贸易越大,越融入国际市场,越能够获得国际技术的输入。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我们称之为罗默式增长。

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深圳能否深度参与国际市场,企业家能否在国际市场中自由竞争,取决于国家层面的经贸秩序。

国内制度变迁,国际制度也在变迁。11月份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大概率会重返谈判桌,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协商。拜登也会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改革。如果特朗普连任,国内制度改革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分歧会更大。

所以,制度变迁需要解决制度上的“米德冲突”,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深圳可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现实分工精细化和技术创新。

二是国际技术转移带来的技术,相当于外生变量,这是新古典主义范式。罗默式增长将技术纳入内生变量,技术内生的途径是学习及创新,根本上还是制度。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加重要,因为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条件。

所以,国家制度变迁需要为技术创造内生条件,包括低泡沫的金融市场、基础教育及良好的国际技术环境等。

诺斯提出了国家制度变迁的两个路径:一是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得国家税收最大化。前者租金型经济导致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进而阻碍了制度变迁;后者制度变迁带来经济效率。

所以,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到帕累托效率,是中国改革突破的关键。

祝贺深圳!致敬奋斗者!

参考资料:

[1]经济解释,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2]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3]新制度经济学,埃里克·弗鲁博顿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4]国家的兴和衰,曼瑟尔·奥尔森,上海人民出版社;

[5]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