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中产女性:逃离婚姻的陷阱,挣钱给我安全感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斗兽场”(ID:internet-war),作者 铁林,36氪经授权发布。

作者的话:有关女性权益的讨论,在过去一年再次成为互联网上的流量话题。人们持续关注女性在婚姻、生育和职场中作出的种种习以为常的牺牲,尽管想要深入而又理性地展开讨论并不容易。从女性角度展开表演的脱口秀演员杨笠,甚至成了众矢之的,被网友指责为刻意制造“性别对立”。

但讨论本身不再被忽视,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经济条件上的改善,开始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去反抗或者说告别,一段并不理想的婚姻关系,婚姻的意义不再只是“成为某人的妻子”,甚至不需要“天长地久”。

嚼完口香糖,处理掉嘴里的酒气,宋云歆才准备上楼,她强迫自己变得清醒,推门前深呼吸,再用微微夸张的语气朝里面的人打招呼:嗨,我回来了。

她一边回忆着自己离婚前一年的状态,一边抽着握在手里的电子烟,甜腻腻的香味在四周蔓延。

前夫不喜欢她在外边喝酒,一旦被发现,吵架将不可避免,宋云歆对冲突感到厌烦,开始掩盖自己喝酒的痕迹,并且尽量伪装得清醒,“我真的一辈子不想(再)去经历一次吵架,他每次吵架都会吵得非常大。”

疫情爆发以前,她飞到前夫的老家,办理了离婚手续。

33岁,她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状态,单身,为工作焦虑,享受生活。

宋云歆是典型的北漂中产,长相姣好,事业有成,过去十年间,她的收入从4位数涨到了5位数,工作攒下的存款,虽然换不来北京市中心的房子,但也可以给她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钱和工作,让她可以在这段婚姻关系里随时撤退。

李薇的婚姻也在她31岁这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大多数人眼中的李薇性格温和,知性怡人,从东北小城市考入北大以后,李薇似乎理应走上一条更加顺遂的人生道路。

但是,看起来完美的结婚对象并没有带来更理想的生活。

婚姻存续期间,同为北大同学的伴侣拒绝同居,并以此为由向她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减肥到100斤以下。李薇身高168cm,体重不超过110斤,肉眼看过去只感觉消瘦。

她尝试过接近伴侣的要求,一度瘦到104斤,但随之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相恋的时候,她似乎意识不到这是段不健康的关系,且已经在严重影响她的精神状态,一直到两人结束婚姻关系,她才开始向外界寻求帮助。

状况最差的时候,她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醒就去看心理医生。

短暂的婚姻关系正在成为都市女白领的必修课,她们要随时做好最坏和最好的准备:失去这个人,但保留自己和挣钱的能力。

“应酬是交际花才做的事”

“以前别人跟我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我非常不理解这句话,结了婚他都是我的,还有什么可经营的。”

一直到自己真正地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宋云歆才意识到,结婚以后,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无限拉长,每天面对无趣的生活,面对退去的激情,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产生矛盾。

这些矛盾会随时被激化。

比如应酬赴局,前夫以关心为名,无论多晚,都会守在外边,等着接她回家。但有时候,宋云歆判断不了结束时间,前夫久等不见她,便独自开始生气,她自己在局里也很煎熬。

“(应酬喝酒)他觉得是交际花该做的事情,男的可能大部分都这个样子,并不会因为他们年纪小就更开明一些,内心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更让她疲惫的是,吵架的过程会不断重复,先是彼此冷静,沟通,妥协,然后等待相同的问题再次爆发。

前夫习惯性在宋云歆身上投注一些“女的就应该怎么样”的期待,大到生孩子,小到“不能在外边喝酒”,期待落空,最后变成不满。

每一次吵架都让俩人的关系进一步破裂,失控状态下,彼此口不择言,恶语相向,谁也不肯退让。

前夫甚至开始责怪宋云歆。

结婚之初,宋云歆要留在北京发展,前夫从武汉搬到北京,试图开始俩人的婚后生活。但在吵架开始以后,这些曾经的付出,都成为指责对方的武器,“我为你牺牲这么多”。

“你在过度为一方去付出和牺牲的过程中,时间久了,总是会爆发的,所以我觉得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我不迁就你,你也不用太过迁就我,对吧?”

为了修补两人的感情,宋云歆也会给出一些自己一定做不到的承诺,前夫也会说,“你不生孩子也可以”,但宋云歆很清楚,他们谁也不是真心的,“你不是从内心深处去认可这件事,你就是为了抓住这种稻草,所以你去妥协。”

“我就是真的减不到100斤”

李薇的妥协,同样没能修补她的婚姻关系。

她身上有很多超越同龄人的标签,比如毕业于北大,又比如进入了门槛颇高的投资行业,拿着远高于多数同龄人的薪水,但这些都没有让她的婚姻关系变得更轻松。

“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可以更进一步,但是他对婚姻,就比如要不要小孩这些(事情),没有一个规划。”李薇想要的陪伴、亲密关系,在婚姻里完全没有得到实现,对方甚至拒绝住到一起。

理由听起来很荒诞,她的伴侣认为她有点胖。

李薇回忆的时候很平静,“我就是真的减不下来,我尝试过减,真的是反反复复地减,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他给你提出来这个要求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只是)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好吃,那个阶段你愿意配合他去减肥。”

有时候想去反驳,沟通,对方会很快用自己的价值观和逻辑来反驳她,沟通不了了之。

但她确实不知道俩人之间的问题在哪里,结婚以前,他们有过亲密的状态。

“我们像朋友一样交流,比如我今天工作上有什么事,或者生活上有什么事,我可以跟他交流,没问题。他解决了我精神层次的东西,你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可以跟你聊上,我们认识十年了,我说谁他说谁,大家都太清楚。”李薇很珍惜俩人之间的感情,也因为珍惜而想到了结婚。

前夫也充当过李薇发泄的窗口,过去偶尔因为工作而抱怨,对方也会宽慰,说不用太担心,大不了我养你。这些话在某个阶段,缓解了李薇的焦虑感,虽然从来没有真的让他养。俩人唯一的财务关系,可能是结婚时候用的那个1万多的钻戒。

她试图猜测,前夫是不是并不知道该怎么爱人,他们是北大同学,前夫一路从本科读到了博士,是一个学习能力和自制力非常强的人:“他为了维持身材,可以从来不碰油腻的食物。”

“他热爱什么就一直做,一年365天,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2点,不累,不枯燥,他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前夫只是缺少情感生活,很单纯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样一个人,他喜欢李薇的长相,喜欢她的聪明,更喜欢她对他的包容。

李薇很理解前夫对事业的追求和理想,也的确不是一个会给周围的人制造麻烦的人,她甚至很少有需要父母操心的时候,进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完全靠她自己决定。

在结婚以前,她的人生几乎没有出现过差错,也没有太大的波澜,直到她把审判自己的权力交到了前夫的手上。

前夫给李薇定下了她不熟悉的目标,一开始她选择理解,只是当过多的理解和包容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时候,李薇终于开始思考,她是不是可以摆脱那种糟糕的状态。

“嫁给这个本地人,但凭什么呢?”

离婚成本越小,离婚速度越快,不管这种成本是情感上的,还是财富上的。

宋云歆离婚后,她立刻从低迷的状态中恢复,世界的存在本身就让她感到快乐。她和前夫既没有共同买房,也没有孩子,并不是谁离开谁就活不下去的关系。

她不太奢望能够从感情里获得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财富、房子又或者户口。

挣钱本身就是她向家人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

宋云歆不是家里人眼中听话的孩子,叛逆,逃课,以至于初中被本地一所中学开除,周围人在言语间传递了一个信息,成绩不好则不能出人头地,按照她的成绩,她的未来已经被否定了。

她不知道别人嘴里出人头地是什么意思,但她分析的结果是:“挣钱是本质的目标,无论是你的权力还是其他,这些东西最后不都是会回归到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就是你能挣多少钱。”

哪怕是在上大学期间,她也老在外边兼职打工,积攒一些零钱。

“我这个人这辈子要图感情去得到些东西,我是没命的,我的性格不允许的。我在感情上是不能委屈的,其实我在哪个方面都不能委屈我自己,我需要随我的心,就我开心很重要。”

她比前夫大6岁,相识之初,俩人异地,年龄和距离,看起来都会阻碍这段关系继续发展。

“我抛出这个问题,他永远会给我一些很正面的引导,说:中国也没有多大,哪儿两三个小时到不了吗?又或者,我如果不跟你说我多大(年纪),你没想到我这么小对吧?你还是在用自己固守的一些东西在看待我。”

前夫确实不只是口头上承诺一些好听的话,宋云歆离职到香格里拉休息的时候,前夫直接飞到香格里拉,以此证明“没有哪儿两三个小时到不了”。

在宋眼里,他和一些只会说“多喝热水”的异性不太一样。

虽然婚姻以不愉快的结尾收场,前夫甚至觉得“你跟我结婚就是在害我”,但在结婚之初,两个人确确实实只是因为单纯的互相喜欢,才走到了一起。

更早的时候,宋云歆也接触过一个北京本地的对象,那时候27、28岁,似乎是很适合结婚的年龄,别人觉得她巴不得嫁给这个本地人,但她自己觉得凭什么呢,哪怕对方在社交网站和其他女生保持暧昧?

李薇则更像一个合格的都市白领,努力而焦虑。

互联网上被吐槽的996工作制度,在她看来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竞争激烈的行业应该都是这种状态,而且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你从早上9点干到下午6点,这才干了6个小时。如果你干到晚上1点,这是14个小时,你比别人多干了50%-60%的时间,你的成长性也会同龄人要快。”

婚姻里的努力可能付诸流水,工作却往往可以获得正向回报。

更好的人生合伙人在哪

为了避免出现李薇和宋云歆的情况,大城市里,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绝对的匹配。

权等等在北京做“相亲局”这些年,只有一条原则,双方的背景要尽量一致,最好门当户对。最好是985和985,男方有房,女方也能买得起房,价值观一致,实力相当,相亲更容易成功。

她自己的经验是,过去女性总是想找一个更好的,但现在不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更现实的要求。至少在她看来,女性想要依靠婚姻彻底改变命运的概率微乎其微,男性的现实也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我有什么,我也希望她有什么”。

哪怕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先产生了感情,经济条件上的差异,也可能瓦解掉他们之前的感情。

类似的“相亲局”在北京成为流行。在房价和户口的压力之下,年轻人试图做出最理性最经济的选择,以此降低婚后可能面对的风险。

快30岁的时候,罗佳佳开始频繁相亲,甚至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定期约见不同的适龄男性。

但越着急,越难碰可以聊得来的人。学历、收入甚至外貌、身高大体匹配上以后,还要考验两人是否有接近的价值观和目标,是不是愿意为了未来的生活而奋斗。

谁也不想找一个比自己差的,不是不愿意,只是现实条件不允许。从买房到还房贷,两个人必须同时保持在一定的收入线,才不至于让未来的生活水平下降太多。

她的苛刻并不单单针对相亲对象。工作的焦虑感让她崩溃的时候,她必须学会自我调节,再重新面对工作。有一阵,“我还记得回家,就会哭”,父母不知道她的心结,最后只能帮助她寻找心理咨询师,缓解当下的痛苦。

婚姻是她期许中的避风港。她完全明白自己当下的困境,并不能依靠婚姻来解决,也明白婚姻并不意味着稳定的亲密关系,只是她看不到第二个更好的选择。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带她走出困境,她自己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只是“我觉得太久没有谈过恋爱了”。

大城市的生存压力,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权等等一边筹划着“高端相亲局”,一边还要完成自己的正职工作,周末的时间挤满了副业上的安排。她想在35岁实现提前退休,只靠现在的正式工作,几乎不可能实现。她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好,未来的另一半才可能更好。

不过,她们还不清楚的是,并没有方法可以保证婚姻万无一失。

宋云歆原来以为自己理想的婚姻就是“陪伴”,但她并不喜欢自己结婚后的状态,“结婚那两年让我变得很懒惰,你突然觉得奋斗的意念没有很强,因为有个人陪伴你好像有个家庭,你会觉得以后吃馒头也有人陪着你的那种安全感,你知道吗?你对自己来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你都忘了。”

等发现自己脱节了,想回归,才发现身旁的伴侣并不一定支持自己的改变。

婚姻似乎成了某个阶段的情感必需品,年轻人对婚姻充满了不同的想象,似乎结婚就是一个改变生活的重大契机。

但结婚对象必须经过慎重的挑选和考量,为了以最高效的速度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相亲成了必须,荷尔蒙只能发生在条件匹配以后。

“挣钱给我唯一安全感,别的都不行” 

离开婚姻以后,这些焦虑反而没有出现在宋云歆身上,她没有身为“大龄剩女”又或者“离异女性”的痛苦。

刚准备离婚的时候,很多人劝宋云歆再考虑一下,认定这是她冲动且幼稚的表现。

“我说你觉得离婚是件很好的事情吗?我冲动幼稚或者自我为中心,我能得到什么?能得到一个社会标签,一个离异女性对吧?你觉得我是收获吗?”

宋云歆很难被周围的流言蜚语影响,她始终认为,婚姻里的真实体验只有自己清楚,其他人不管看见什么、说了什么都是没用的。

这种被外界强烈影响的情况可能只在第一份工作期间出现过。一群总裁办的小姑娘,换着花样背不一样的名牌包,“觉得有个包就非常了不起”,用更多的大logo来彰显自己。

她一度以为穿高跟鞋可以让自己显得有档次,哪怕学起来很累,刚进入社会,好像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虚张声势。

但后来跟外边的人接触多了,反而觉得外在的东西非常脆弱。

认识的同龄人创业成功的,财富值翻了好几倍,这让她再一次确定:“我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自己挣的钱,(挣钱)给我唯一的安全感,别的都不行,(包括)爱情什么的。”

李薇决定离婚的时候,内心并不轻松,她还是很犹疑,一直到自己31岁生日逼近,“我就不想让自己的生活状态一直是这样下去。”

前夫也尝试过挽留这段婚姻,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只希望两人的关系可以回到从前:保持距离,但维持夫妻关系。

以前她要持续减肥,学习化妆,让自己变成他眼中“更好看的女生”,她比较庆幸,虽然前夫对自己没有事业上的要求,但还好不会阻拦。

“现在想想,幸亏我没有养着,要不然我真的就废了。”

失去的自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修复,李薇对未来的恋爱也不那么期待,“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就是爱自己,会爱多于爱别人,可能就是爱(变得)匮乏了。”

婚姻是人生大考,也许人们总要经历过,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进入一段长久的关系。找到更好的“人生合伙人”以前,罗佳佳们不会停下相亲的步伐。

邓丽欣和男友王子讨论过结婚:异地恋是最大障碍

近日邓丽欣受访时,坦言彼此有讨论过结婚一事,但目前最大的阻碍还是无法见面的问题。


王子(邱胜翊)和邓丽欣王子(邱胜翊)和邓丽欣

新浪娱乐讯 据台媒报道,王子(邱胜翊)和邓丽欣2018年7月公开认爱,稳定交往2年多,感情依旧甜蜜,被拍到约会也十分大方,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分隔两地将近1年没有见面。近日邓丽欣受访时,坦言彼此有讨论过结婚一事,但目前最大的阻碍还是无法见面的问题。

邓丽欣近日接受港媒访问,被问及和王子之间的感情状态,她大方坦言两人的确有讨论过结婚,“有想过如果继续走下去会怎么样,一直分隔两地吗?一想到这点就会告诉自己:‘不要多想!’大家完成手头上工作先。”承认疫情造成的异地恋是目前彼此的最大障碍。

由于出生在单亲家庭,被问到对婚姻会不会有阴影?邓丽欣坦言曾经有过,但现在已经能理解婚姻中的任何结果都是个人抉择,也不会在意彼此年龄差距,重要的是能好好沟通,和王子虽然很久没见,都是靠手机联络感情,但现在感情状况很OK,并没有任何问题。

王子先前也被问到结婚一事,多次受访都说还年轻,目前还没考虑,而明道40岁才生子,他是否一样会拖到这年纪,他则说,希望40岁前能完成,也说结婚绝对会告诉大家,自己也瞒不住,还没有来生儿子或女儿都好,但应该不会公开长相。(ETtoday/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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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德称与卡妹讨论过订婚:她就是那个对的人

萌德卡妹萌德卡妹

新浪娱乐讯 据外媒报道,萌德近日接受采访,表示自己和卡妹讨论过订婚的事情,她就是那个对的人。更透露他在15岁时就和卡妹是朋友关系,因为害怕被拒绝没有自信,用了五年时间才表白。

二人于去年合作《Senorita》后确认恋情,热恋期间多次大方秀恩爱。

不管网飞怎么拍,《三体》都是“土味”的

前段时间,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宣布将把刘慈欣的小说《三体》改编为剧集。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讨论网飞是否能拍出刘慈欣作品的精髓,也有人讨论此事对于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意义,当然,所有关于《三体》的讨论热潮中,少不了的,就是对刘慈欣文本的分析与批评。

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之后,刘慈欣便成为了中国科幻的代言人。在2019年春节档,他的两部作品《乡村教师》和《流浪地球》分别被改编为《疯狂外星人》和《流浪地球》电影版。人们惊呼,中国科幻的春天到了。

但是,在刘慈欣冷静却飞扬的文字背后,扎根的确是一个“乡土中国”。许多人解读过刘慈欣,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刘慈欣科幻外衣之下的“乡土性”。

12月1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果着陆月球,关于中国科技“星辰大海”的讨论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在被“星辰大海”刷屏的当下,让我们回到中国科幻离不开的,中国的土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罗雅琳,摘编:程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太空时代的“土”元素

“土”是一个隐喻。土地是凝固的,暗示着心灵的保守状态; 土地意味着封闭的内陆,与向外敞开的海洋形成对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在这里,土地与海洋的差异被表述为相应地区民族精神的差异。而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则在其著名作品《陆地与海洋》中将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明确表述为陆权与海权的斗争,其结果则是海洋战胜了陆地。

《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德]卡尔·施米特 著,林国基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8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对“土气”做了一个解释。乡土社会的原则和生活是地方性的,无法拓展至更广阔的空间。从中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不能用来解释“笼罩着万有的真理”。于是:

 “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虽然费孝通一直在正面的意义上论述“乡土”的特点,但这段话还是暗示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截然二分。

《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乡土中国的经验被视为只在传统社会中有效,而在现代社会中将惨遭淘汰。黑格尔的表述和费孝通的表述叠加,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乡土的普遍认知:从土地性生存中所获得的经验是保守和过时的,无法在现代的海洋性生存中继续为我们指点方向。

在当下的中国,除国家对于空间科技的大力投入之外,“科幻文学”也在成为最热门的文类。只是,当热爱科幻的年轻人喊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时,我们会发现,“星辰”与“大海”被等同起来——这依然是有关“水”元素的想象。

在“星辰大海”的“水”元素和施米特的“火”与“气”元素之外,“土”元素是否已经毫无用处,只得被彻底抛弃?

如果联系到黑格尔将中国视为陆地性的国家,费孝通也提出了中国的“乡土本色”,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延伸为:中国过往的历史是否可以为新兴的 “科幻文学”提供养料?中国的土地生存经验能否继续在未来的科技时代发挥作用?

《三体》英文版封面。

刘慈欣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写作,但在 20 多年之后的今日大热,这反映出科学技术的力量已经如此深入日常经验之中,塑造着人们感知现实和想象未来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正进入施米特笔下的“天空”时代。

但刘慈欣的科幻写作或许并非单纯地鼓吹科学理性。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科学与社会、世界与中国、天空与大地的对话,更能找到中国在 20 世纪50—70 年代的大量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经验。

在这些故事中,一种不同于西方海洋性生存的、土地性的经验依然继续为未来世界的人类提供着精神养料。这不是“星辰大海”的科幻,而是有关“大地”的科幻。

二、刘慈欣科幻与第三世界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刘慈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全是掌握高级技术的知识精英,反而很多都是普通人。这些人成为英雄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技术如何高超,而在于他们的眼光超越了目前的生存处境,能够展望遥远的未来,为人类和共同体做出长远的谋划。

比如,《乡村教师》中在偏远小山村也要为孩子讲解牛顿三大定律并最终拯救地球的民办教师,《中国太阳》中献身外太空探索的农民水娃,《光荣与梦想》中为祖国免遭美国殖民而誓死抗争的西亚共和国运动员,《混沌蝴蝶》中利用“蝴蝶效应”造雾、为祖国对抗北约轰炸死而后已的南斯拉夫科学家亚历山大,《地火》中为了彻底解决煤炭能源危机、矿工安全与矿区百姓生计问题而冒险研发汽化煤的工程师刘欣……

这些人的努力也许一时失败了,却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勇气和希望,使他们为共同体的幸福和发展前赴后继。

《乡村教师》刘慈欣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形象唤起了我们对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的记忆,即有限的个人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不光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更是因为他最后融入人民和历史这样的无限范畴之中。

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如果无视其中的科学技术元素,简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二小或者董存瑞的故事。

刘慈欣的作品常被批评人物形象过于扁平,但他依然坚持科幻应该将此发展为“自觉的表现手法”。这到底是通俗小说的弊病, 还是刘慈欣寄托遥深的新颖之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建基于“人学” 之上的“纯文学”实践已经逐渐丧失其最初的政治意图,而成为自律的审美场域内的语言游戏。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抽象的“人”从其原本身处的、完整的政治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成为文学场域中“固定的坐标”。

刘慈欣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对主流文学以“人”作为基本尺度的不满,“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他写作的科幻文学则试图突破这一尺度, “超越自恋”,致力于“体验更多的东西,而不想只把精神局限于宇宙中的一粒灰尘上”。

这些表述,往往被理解为刘慈欣的“冷酷”。“冷酷”之类的评论便是陷入对以“个人”为基准的、单一样态的“现代文学”迷思之中。

刘慈欣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对主流文学以“人”作为基本尺度的不满。

就刘慈欣的创作实践来看,与其说他试图否定“人性”本身的积极意义,不如说是不满“人性”“文学即人学”这些概念背后的单一现代性标准和自居于“普遍”的压制性力量。

他强调以种族、环境、世界取代个人,则是在其写作中寄寓了颠覆“人学”的野心,转译成他自己的话就是,科幻可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是“对主流文学理念的颠覆和拓展”。

刘慈欣之于主流文学的“新颖”,因此有了一种批判意味。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广阔的第三世界地图,比如《天使时代》和《魔鬼积木》中的非洲桑比亚国、《混沌蝴蝶》中的南斯拉夫、《光荣与梦想》中的西亚共和国、《全频带阻塞干扰》中的中国。

《天使时代》刘慈欣,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在这些描写美国(和北约)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的作品中,他永远将令人激动的英雄形象设置在第三世界一方。

《光荣与梦想》是一篇典型的讽刺作品。它讲的是,在比尔·盖茨的倡导和联合国的主持下,美国与被美国制裁十几年的西亚共和国以体育比赛的形式决定胜负。常年受制裁、国力远弱于美国的西亚共和国当然无法战胜美国,但这场比赛因为使用了“非战争”的方式而被视为“人道”的竞争,被认为呈现出“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曙光,美国也相应地被称作人类战争史上“最崇高的战胜者”。

《光荣与梦想》所道破的正是那些自居“普遍”之物的遮蔽之处:所谓“普遍”只是霸权所有者以自身状况为中心制定的标准。

三、“游击队员”:“科学”问题在第三世界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刘慈欣科幻中“科学”的特别所指。

他所着意的“科学”,比如《乡村教师》中的牛顿三大定律、《地火》中的汽化煤、《混沌蝴蝶》中的蝴蝶效应,其核心从来不是某种高深复杂、难以获得的知识。

甚至在他最“硬”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中,地球人决胜三体人所凭借的,也不是前几位面壁人将宇宙舰队量子化或者在水星埋氢弹等大动干戈的方案,而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宇宙社会学”定理。只有《三体 3:死神永生》是其中的少数例外(有意思的是,它却是刘慈欣最受国内读者喜爱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它与人们被天崩地裂的美式大片所塑造的科幻想象最为贴合)

根据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改编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图/豆瓣

除此之外,刘慈欣很少像亚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等西方科幻大师那样将主要笔墨用于描写遥远的宇宙场景和与他的同代人几乎不相干的未来。此外,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多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物,极少是学院内的“科学家”。

回顾20 世纪历史,则会发现这一主题是对这些国家真实历史处境的高度浓缩。

阿西莫夫所著《永恒的终结》。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9出版。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组织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世界国家缺乏一个强大稳定的体制来保障科学研究,要想在与强敌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就要依靠非体制的力量。

正因如此,“游击战”才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最常见的反抗形式。 “游击战”的特点在于,虽然深入广大内地,但并非农民运动,而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或者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年轻知识人所组织的行动。

虽然现代战争理论将游击队视为“不正规”和 “ 非法的”,但因为具有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守护乡土生活方式的属性,游击队代表了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大法”:“游击队员”反对自命普世理念的资本主义,从而展现出另一种现代性的普世理念。

类似于“游击队员”的特点正体现在刘慈欣笔下的人物中。

《三体 2:黑暗森林》中,唯一成功的面壁人罗辑与其他几位面壁人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心中始终怀有对作为整体的地球和人类的守护,因而绝不会以毁灭地球作为代价。这是一名“游击队员”的大地品质。

《三体II:黑暗森林》刘慈欣 著,重庆出版社2008-5

罗辑也恰好被认为是面壁人中最“不像面壁人”的人,近似一名非正规的“游击队员”。

小说中,章北海曾在出场时指出 :“在这场战争中,地球文明不需要正常的普适的军事理论,一次例外就够了。”这种“非正常”的军事理论,正是游击战术。

与反抗殖民、守护乡土的“游击队员”形成对照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科学家”。

对这类人最典型的讽刺,或许要追溯到《格列佛游记》中对勒皮他飞岛的描写。勒皮他飞岛上住满了狂热的发明家,他们热衷于各种精巧机械和高深理论,因此与不懂这些“知识”的老百姓隔离开来。

《格列佛游记》[英]乔纳森·斯威夫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实际上,他们缺乏真正做事的能力和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政治都一团糟。斯威夫特的讽刺针对的是那些因追求科学“真知”而背离民众生活(即所谓“常识”)的科学家。 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也有着这样一批醉心于脱离实际的创制的“科学家”。

《三体》中,叶文洁进入了秘密寻找地外高智慧文明的“红岸工程”,无意中发现了向地球之外远距离发送信息的方法,并接收到三体世界的消息。

她坚信技术发达的三体世界一定具有比地球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在对人类的绝望中向三体发出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随后,深奥精妙的三体游戏让一大批地球上的精英知识人被三体世界吸引,他们组成了“地球三体组织”(ETO),以“消灭人类暴政,地球属于三体”为口号,希望三体人能带来更美好的文明,改变地球的落后状况。然而,三体人并不如想象中善良,他们因自己的环境恶劣而希望向地球殖民,从而引发了整个银河系的大灾难。

以叶文洁为代表的地球三体组织成员便是那种脱离民众的“科学家”代表。

三体游戏提供了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深奥内涵, 是专门为知识精英设计的智力游戏。借用作为资深玩家的老哲学家的表述:三体游戏“那深邃的内涵,诡异恐怖又充满美感的意境,逻辑严密的世界设定,隐藏在简洁表象下海量的信息和精确的细节”令玩家非常着迷,并让他们觉得现实无比平庸与低俗。

更可怕的倾向在于,他们不愿安于个人的沉思生活,还要结成社团,攫取权力。精英认为大众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却并不回到大众之中帮助大众,反而是站在大众之外指手画脚,甚至想要毁灭这些他们眼中的平庸生活。这是知识人最危险的倾向。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商务印书馆1986

此处切中了《理想国》中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受过教育的人应不应该回到没受过教育的人当中。

在《朝闻道》中,围观科学家以生命交换真理的普通人“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些人的兴奋和喜悦,像是一群在黑暗的隧道中跋涉了一年的人突然看到了洞口的光亮”,这便是关于“启蒙” 的经典比喻:被光照亮。

《理想国》卷七讲述了著名的“洞穴之喻”。在苏格拉底看来,洞穴中的囚徒必须先走出洞穴,直视太阳,然后再重返洞穴。

囚徒走出幽暗的洞穴,是因为“灵魂不断地渴望向上”,因为对美好真理的追求使他们不断超越自我,而返回洞穴,则是为了城邦中共同的生活: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分布在整个城邦之中”,而不是“让城邦中的某一阶层过上与众不同的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洞穴中的生活自有其存在价值,知识人对民众的生活传统必须保持敬重,不能因为获得了洞穴之外的知识就回来指手画脚。只有同时拥有了洞穴内外的视野,才能达到对于真理的整全认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便是:启蒙知识人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不仅凭借其知识自视为立法者,对抗统一的政治权力,而且与人民大众相分离。

从刘慈欣对于地球三体组织的刻画中,可以看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影子:《三体》中,导致叶文洁对人类极端失望的原因,正是她称为“邪恶黑暗”的“文革”,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反思起点。

叶文洁向地球之外发送“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的信息,这种认定自己的文明无法依靠内部力量完成更新的观点,正是金观涛、刘青峰笔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式的表述。

未上映的《三体》电影版中,张静初饰演的叶文洁。图/豆瓣

当被问到为何相信三体文明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时,叶文洁回答: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

以技术水准的高低判断文明和道德水准的高低,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地球三体组织成员期盼三体文明通过殖民地球来改造人类文明,甚至有人认为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有利于当地文明进步。

这些细节都表明:即使刘慈欣不是有意反讽, 也可以说地球三体组织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有着相同的成因。而刘慈欣的科幻写作,正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反思之中。

刘慈欣笔下有一组强烈的意象——上升与下降,这正是《理想国》中描述的走出洞穴与重返洞穴的道路。

在《中国太阳》中,飞向外太空的水娃心中始终牢记着中国、自己的村庄和村前的小路。在《乡村教师》中,乡村教师临死前给孩子们讲授的知识传向宇宙中的星际战舰,宇宙智慧生物因此感慨万千,吟唱出的歌谣传遍了整个银河系,而与此同时,乡村教师的学生们“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蓝色的晨雾中”,他们将给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带去希望。

在《地火》中,工程师刘欣的最后一个动作是走下喷着地火的矿井。在“上升”所产生的前进感和“下降”这一动作所携带的对共同体和大地的深厚感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这便是刘慈欣的小说中最动人心魄之处。

四、“先锋队”:科幻的中国经验

刘慈欣集中处理的问题之一是:当力量对比悬殊之时,弱何以胜强?他的小说注意到具有“游击队员”品性的第三世界知识人在反抗殖民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忧虑是:如何防止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成为判断文明水准的标准,进而使技术落后的文明丧失生存的合理性?这一逻辑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殖民扩张的根本逻辑。反过来讲,它也正是《三体》中地球三体组织成员轻易臣服于三体星人的逻辑。

鲁迅当年在《破恶声论》中就批判过这种“崇强国”“侮胜民”的“第二等兽性爱国”逻辑,如果以推崇霸权的方式去反抗霸权,依然摆脱不了“奴子性”。真正有效的反抗,应该是如何自立于自己的“本根”,也就是说,如何扎根于脚下这片“大地”。

收录了刘慈欣《诗云》等短篇的合集《微纪元》。沈阳出版社,2014年。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中国”在刘慈欣的小说中有着重要地位:《三体 2:黑暗森林》中的罗辑、《诗云》中的李白、《乡村教师》中的中国乡村教师拯救了地球;《中国太阳》中的中国农民水娃飞向外太空;《三体 2:黑暗森林》中的章北海强调在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先行”,并批判因“技术崇拜和技术制胜论”而产生的“失败主义”与“逃亡主义”,简直就是《论持久战》的翻版。

“中国的土地”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不仅是背景和元素,更赋予了他笔下人物敢于挑战强敌的自信。

三、“星辰大海”与“落地”的幻想

当这一代读着科幻的年轻人喊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时,他们所期待的是科技能为他们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而刘慈欣关于科技的想象却是服务于“大地”的。

《三体》中有一段著名的情节,叶文洁的外公曾陪同爱因斯坦在上海南京路散步,并与一个砸石子的贫穷男孩相遇。听说这个男孩一天只能挣 5 分钱,爱因斯坦默默无语。

叶文洁的外公日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这正是对于第三世界文化状况的感叹。

这种科学的“落地”性源自危机重重的近现代中国史,与“中国崛起”时代“星辰大海”式的想象有着明显的差异。

“落地”的“科学”也许不够“纯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启蒙主义式的“超脱飞扬”之外,中国科学还对我们的具体生活世界和存在方式、对我们的“大地”有着特殊的关怀。

这种关怀“大地”的科学观念,是否在今日已然失效?在“刘慈欣热”中,《三体》系列的“黑暗森林法则”是在科技、金融,乃至国际关系界引发最多讨论的情节。

这一关于冲突永恒的理论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实是重复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早已有过的、人类在天性上就互相冲突的“自然社会”判断。

《利维坦》[英]霍布斯 著,黎思复 / 黎廷弼 译,商务印书馆,2017

刘慈欣大部分作品都在描绘这种争斗与混乱的场景,因此在根本意义上具有对人类文明的寓言性。面对这一难题,刘慈欣并未寄希望于以强力进行解决,而是从第三世界反抗殖民侵略的艰难历史中借镜,试图开出解决混乱的药方。

刘慈欣的科幻通过对第三世界经验的创造性容纳,帮助后革命时代的我们想象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条道路和另一种普遍性。

这样的科学幻想当然不仅服务于“落地”,它更服务于“大地”的“上升”,服务于人类文明的未来道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文章节选自《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中信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作者罗雅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