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华洛世奇,天鹅“陨落”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商业地产头条”(ID:Dtoutiao),作者:米娅 张雪梅,36氪经授权发布。

头图来源/prtimes

以黑天鹅吊坠闻名的施华洛世奇,在125周岁之际,遇上了黑天鹅事件。

9月7日,#施华洛世奇将关店3000家#热搜高挂,短短7小时,阅读2.4亿。一石激起千层浪。

次日夜间,施华洛世奇上海公司发文澄清:CEO在接受彭博采访时,仅提到施华洛世奇将缩减全球3000家店铺网络,即关闭一小部分与新战略不符的实体店铺,并将现有部分店铺升级改造为全新零售概念店。

商业地产头条找到彭博社的原始报道查证,原英文用的是“cut back 3000 boutiques ”,正确的翻译应为“一定程度上缩减3000家门店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关店事件确为媒体误读。

图片来源/Bloomberg 原报道截图

不过,“关店反转”剧情,仍然掩不住施华洛世奇发展遇阻之尴尬。疫情以来,屡次裁员、重组高层、重提IPO,它依旧没能找到翻盘路径。

知乎上一堆热帖,勾勒出了其“失宠”的现实。以前是“直男送礼必选,没有什么审美,选天鹅吊坠准不会错。”

图片来源/prtimes

现在有人灵魂发问:“1000元左右,还不如买周大福,好歹是真金白银,干嘛要买施华洛世奇假水晶?”

揶揄喧闹中,施华洛世奇要面对的是,一个百年老品牌背后,系统性老化的种种难题。

125周岁,遇上黑天鹅

标志性天鹅门头,常常出现在大型百货、购物中心一楼,毗邻Dior、Chanel。靠着这种选址,施华洛世奇在全世界开出了3000多家店,专卖仿水晶珠宝配饰产品。

不料,突然而至的疫情,突然“清零”的客流,让“门店大户”施华洛世奇措手不及。

根据中国基金报,施华洛世奇核心水晶业务2020年全年销售额或将大跌33%,此前预计上涨4%~5%。而2019年,该业务销售额占全集团销售额约80%。

业绩压顶,施华洛世奇现任CEO Robert Buchbauer——创始人的玄孙,力主多次重要“变革”。

图片来源/施华洛世奇官网

3月,公司进行管理层改组。任职施华洛世奇18年之久的家族传人 Markus Langes-Swarovski 退出执行董事会,不再执掌公司运营。

两个月后,施华洛世奇任命 Giovanna Battaglia Engelbert 为首位全公司范围的创意总监。这个举措可解读为,“沉睡”多年的施华洛世奇终于意识到,黑天鹅吊坠“一招鲜”不可行,必须重视设计力量的建设。

Wonder Woman系列来源/new straits times

6月,施华洛世奇表示,亚洲和美国市场由于新冠疫情需求下降,决定在全球范围内裁员600人,其中包括总部200个职位。次月,紧接着开始第二次裁员,将分两次减少奥地利总部1600人。届时,集团总部员工人数将减少1/3。

此外,Robert Buchbauer不得不重提IPO。以家族企业的形式走过125个年头,施华洛世奇从未接受外部资本。

2016年,中国市场正高光,Robert Buchbauer接受媒体采访时自信表示,不考虑上市,不接受外部资本。但2018年却改口称,欲谋求IPO,最终因为家族意见分裂,不了了之。

眼下,疫情迟迟不散,业绩承压,现金流危机重重,再寻IPO成了施华洛世奇渡劫的必然之举。

图片来源/retailnews

9月初,施华洛世奇家族宣布,有意放弃部分股权,短期内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寻求战略合作伙伴。Robert Buchbauer表示,作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但这是早就应该采取的措施。

这边厢,多方打开融资渠道;那边厢,施华洛世奇继续“收缩”战线:放弃低端市场,转型高端定制。

Robert Buchbauer强调,施华洛世奇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采取少而精的策略,专注于设计独特的高品质产品,而不是试图为所有人提供一切。“10欧元T恤衫上的施华洛世奇水晶不会提升我们的盈利能力,但会损害我们的品牌形象。”

事实上,早在2012年,施华洛世奇已在中国试水高端珠宝,计划之后先在日本和印度试探市场反应,再推向全球。

图片来源/fashion press

这年,施华洛世奇自主研发、推出了高端品牌Lola and Grace(2017年,该品牌门店数过30家时,盈利贡献寥寥,后被迫关停);2013年,收购美国高端珠宝生产商Chamilia公司。

施华洛世奇的“高端”进阶,不限产品力的提升,还有过门店升级,重塑母品牌门店。

2013年起,施华洛世奇高端珠宝独立店铺从北京国贸三期出发,先后开进上海恒隆广场、广州太古汇、成都仁和春天等地标商场。去年,在上海、北京开设了两家新概念零售店,内设虚拟VR试戴区,高端中混杂着科技潮酷。

图片来源/easyder

高端试验两年后,2015年中国市场表现不错。Robert Buchbauer 曾表示,高端产品在中国卖得很不错,消费者对施华洛世奇的低价位产品兴趣比其他市场要小。

此后,施华洛世奇尝试在中国之外的市场,扩张高级珠宝业务。走上国际秀场,是第一步。

2017年,施华洛世奇与Chanel创意总监、时装设计大师Karl Lagerfeld 的同名品牌签订了多年的独家珠宝授权合作协议,并在巴塞尔展上展示了三个合作系列,靠国际大牌更近一步。

至此,施华洛世奇俨然有了从卡地亚、宝格丽、蒂芙尼手中争夺消费者的范儿。但多数80后、90后谈资中,施华洛世奇依旧洗不掉“那个卖仿水晶牌子”的刻板标签。

生于山谷小镇,靠玻璃切割工匠、仿水晶成名

施华洛世奇与水晶的故事,有着典型的欧洲小镇、家族作坊元素。

创始人丹尼尔·施华洛世奇(Daniel Swarovski),于1862年出生在波希米亚(现捷克)。

他的父亲是个玻璃切割工,经营一家小型玻璃厂。在这里,丹尼尔从一个学徒,成长为人造水晶切割工匠。

图片来源/施华洛世奇官网

人造水晶即高铅玻璃,含氧化铅的成分越高,折光率和硬度越高,成品越纯净晶莹,但切割难度也越大,成品越稀有。

1892年,丹尼尔发明的切割含铅玻璃水晶的电动切割打磨机器,拿下了电机专利。三年后,为躲避竞争者和模仿者,施华洛世奇家族将公司从波西米亚搬到了奥地利。

同年,丹尼尔租下阿尔卑斯山脚下瓦腾斯(Wattens)小镇的一间工厂,创立施华洛世奇公司的前身A. Kosman, Daniel Swartz & Co.(简称KS & Co),专做仿水晶切割。

图片来源/施华洛世奇官网

彼时,欧洲正经历社会变革,专制王权逐步被更民族、平等的社会取代。因工业革命而富裕起来的发明家、企业家为代表的新中 产阶 级人数增多。他们恣意消费,豪宅和全套LV行李箱,是排场必备。

但朴实工匠出身的丹尼尔,并不想建一个奢侈品帝国,他希望以切割工艺造高品质仿水晶产品,价格亲民,普罗大众触手可及。

“适合所有人的仿水晶”和极致的切割工艺,成了施华洛世奇的品牌DNA,并随岁月不断强化、衍变。

除了那只标志性的水晶天鹅为代表的首饰吊坠外,仿水晶还被其应用到更多大众熟知的领域,包括腕表、配饰、摆件、时装点缀、家具灯饰。

Jimmy Choo 施华洛世奇合作款图片来源/fashion press

还有一些大众不那么熟悉的地带,比如,45万颗水晶打造一件维多利亚秘密秀服、2500颗水晶制作《绅士爱美人》中玛丽莲·梦露紧身衣、4500万颗水晶造奥斯卡颁奖舞台、25000颗水晶做一颗星星,挂在洛克菲勒中心门口那颗圣诞树尖上……

然而,百年家族企业,难免有市场断代。到2000年前后,施华洛世奇已沦为一个小众品牌,一度增长停滞。

2002年,Robert Buchbauer成为行政董事局成员,提出新的零售概念。施华洛世奇开始全球扩张,集中媒体曝光,重新拉升品牌知名度。

千禧年后全速奔跑的中国市场,自然成了施华洛世奇绝佳淘金地。虽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其已悄然入华,但真正闪着光的黄金期则出现在2003-2013年前后。

 图片来源/easyder

那个年代,走过了略显艰难的消费习惯培育期后,施华洛世奇那些能发散彩虹光芒的水晶,成为令人兴奋的存在,一度是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外资珠宝品牌。

数据来源/方正证券制图/商业地产头条

2016年,施华洛世奇集团全球收入达32亿欧元,其中仿水晶相关业务25亿欧元。期内,中国市场销售额为17亿元,同比增13%,正式超过美国,成为施华洛世奇全球最大市场。

赶上中国珠宝市场明显回暖,这年起,施华洛世奇决意重点开拓和经营中国市场。但回望过往四年之轨迹,其扩张并不顺利,如今又叠加着因疫情关店带来的更多不确定性。

雪上加霜的是,施华洛世奇或正在遭遇创立125年来最大的家族危机。

彩虹色的水晶王国,为何失色?

百年以来,施华洛世奇一直是家族化经营。好处是,品牌内核精神传承比较忠诚,不易受外部因素干扰。但弊端也很明显:家族内部利益分化、跟不上市场变化。

管理层来源/施华洛世奇官网

透过中国市场这一重要缩影,可看见施华洛世奇正遭遇百年家族企业难逃的宿命:品牌系统性老化。

  • 竞品围追堵截,PANDORA贴身肉搏

入华近40年,施华洛世奇直营店、代理商门店已经铺向一二三线城市,却处处遭遇多方夹击。

据赢商大数据监测,施华洛世奇进驻了221家购物中心(5万方以上),以恒隆广场、来福士、太古、万达、万象城、大悦城等连锁mall为主。

在这些大mall中,施华洛世奇所到之处,通常被竞品团团包围。上述221家商场中,有213家有黄金珠宝业态,相关品牌数10个以下、11-20个的购物中心比例分别为62%、34%。

数据来源/赢商大数据制图/商业地产头条

就竞品品牌Top10来看,施华洛世奇与周大福、六福珠宝、周生生、谢瑞麟香港四大品牌重合度极高。

在这些更符合中国传统消费偏好的金银饰品品牌面前,施华洛世奇并无价格优势,因其仿水晶成本较低,卖的是高附加值的切割工艺。

而在轻奢珠宝领域,施华洛世奇有超50%的商场门店与定位相近的丹麦品牌PANDORA重合,二者几乎“贴身肉搏”。此外,其与本土高端珠宝钻石品牌I Do、近年来新兴的摩纳哥钻石品牌apm照面机会也不低。

除了受到上述头部金银和钻石品牌夹击,还有实力较弱而且以加盟为主的周大生、老凤祥、钻石世家的“尾随”。可见,施华洛世奇面临的竞争之激烈。

数据来源/赢商大数据制图/商业地产头条

  • 业务线过于宽泛,定价与价值不符

从做“适合所有人的水晶”出发,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几乎“无孔不入”,甚至有独立的圆珠笔、手机壳、钥匙扣产品线。

业务线过于宽泛,定价亦是两极分化。中信建投研究显示,施华洛世奇的价格划分:40欧元以下(约300元)的低端梯队,占比24%;76%产品处于100~500欧元(约800~4000元)区间——对于仿水晶、重切工产品而言,算得上是“重奢”,而非轻奢。

星座吊坠 来源/fashion press

而PANDORA有50%产品分布于40~99欧元区间(320~720元),比较符合其中端轻奢定位。

  • 高端化转型,跟不上“中国速度”

“低端轻奢”在中国没有未来,已然成为多数珠宝品牌集体共识。

与施华洛世奇定位相当的PANDORA自2009年以来,营收和净利双双经历大波浪式下跌。其中2017、2018年营收和净利增速均为负数。由此可见,“低端轻奢”珠宝正在失势。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制图/商业地产头条

更多市场数据也印证了Robert Buchbauer对高端珠宝市场的判断:中国用户对珠宝类消费趋向高端化。

首先,市场规模变大。据Debeers 2018年钻石洞察报告,中国钻石消费规模约占世界需求的16%,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其次,在钻石消费人群分布上,以5000元以上的珠宝消费为例,一二线城市偏好钻石和铂金,三线城市偏向黄金消费。

钻石消费目的不局限于婚嫁场景。De beers数据显示,我国的新一代购买钻石自我奖励的因素高达49%,高于成熟的珠宝市场美国34%的比例,但低于日本的75%。

在此背景下,处于轻奢珠宝第一梯队的宝格丽、Tiffany更得人心。而传统金银饰品龙头品牌周大福,亦从2014年起重点布局钻石珠宝市场、收购和孵化推出多个钻石珠宝品牌。

来源/天猫旗舰店、公司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市场风向在变,施华洛世奇并非毫不知觉。它也执着过高端化转型,只是折腾多年后,已然甩不掉“人造水晶”顽固标签。

钻石类珠宝品类红利正当时,施华洛世奇也意识到新生代消费者的品味早已发生巨变。

据施华洛世奇全球水晶精品业务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Joan Ng透露,施华洛世奇确实做过多方尝试,重新理解和捕捉消费喜好。例如,推出中国特色的红天鹅吊坠;把以往大颗有色水晶饰以小颗水晶的设计,改为更小巧、精致的设计。

但归根结底,产品原材料、款式设计、应用场景并无彻底创新,“产品价值”、“品牌溢价”配不上高定价。很难想象,一个卖水晶钥匙扣、手机壳的施华洛世奇,吊坠定价万元以上。

来源/fashion press

而失效的营销策略,无疑加重外界不断抛来的质疑眼目光。一粒成本低廉的仿水晶,堆砌着精湛的切工技艺,在多次掉钻、变色事件后,难免留下“材料不够,营销来凑”的印象。

过去,消费者购买施华洛世奇,不是冲着保值来的,而是被精良的做工和闪耀的设计所吸引。但眼下,面对新生代消费者,施华洛世奇正遭遇百年家族企业难以逃避的品牌老化和审美疲劳问题。

奋力转身,但终究必须面对“你无法甩开品牌的DNA重新开始。”

投资需要“纪律性” 放眼长期、坚持核心竞争力才能飞跃天鹅湖 丨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整理|巴芮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该从寒冬走向暖春的创投市场充满了“黑天鹅”。如果说,投资人工作的核心始终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当下可能是他们所能遇到最极致的大环境了。作为始终执创业者手的伙伴与伯乐,面对不确定性的当下,投资人们将如何拨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暗涌,飞跃天鹅湖?8月26日-27日,36氪“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百家主流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分享如何在行业短期波动中保持长线思维,追求长期的增长机会。

过去几年黑天鹅事件频发,今年疫情更是让黑天鹅跌落成湖。如何能飞跃天鹅湖是当下投资人们思考的问题。围绕这一话题,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创世伙伴资本创始合伙人周炜,大钲资本合伙人陈伟豪,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韩彦,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正心谷资本合伙人叶春燕6位国内顶级VC投资人进行了对于投资领域、周期与市场机会的讨论。

论坛现场图片

以下为对话实录,经36氪编辑整理:

刘旌: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商业领域的主流情绪挺悲观的,现在来看新消费、硬科技还是爆发出了甚至丝毫不逊色于往年的机会,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俗,但可能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各位在压押什么领域?

李丰:我们是消费互联网、科技、生物医药三个方向都有投,生物医药占接近40%,科技方向含芯片占三分之一,剩下是消费互联网。今年三个方向都在整体变好变热,结果是投什么都挺贵,投项目时竞争很激烈。

周炜:我们十多年一直坚持投TMT,都作为早期投资机构。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主要是在建立连接,我们之前投的公司不论京东还是喜马拉雅主要是以商业模式取胜,而非技术优势,这也是中国创投和创业过去二十年主要的方向。现在这一过程已经到了尾声,很多技术都已经发展到可以改造生活和行业了——有远见的创业者找到最合适的创业场景,运用最强的运营能力,实现技术对生活的改造,这是大趋势。我们去年投资了不少数字医疗公司,主要用技术帮助医疗突破瓶颈。今年以来不幸遇到疫情,但也帮助这些公司在商业场景上实现了大规模突破。

陈伟豪:大钲资本一直加注于互联网化改变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以及医疗方式的商业模式,所以大钲对消费和医疗技术的革新是最看重的。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和中国创新加速迭代的双重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些类似于控股的机会更多地出现,有一些企业需要注入新鲜血液。虽然二级市场特别火,但今天的一级市场以及二级市场里面的腰部公司并没有那么火,这里面有很多投资机会,所以除了传统的大量的成长性投资之外,我们还会关注一些可以驱动它增长的各种各样的变革,和创始人或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进行的控股机会。

黄明明:明势资本关注早期科技领域,大概80%是在to B赛道,比如神策数据、酷家乐等这样的企业。有20%是消费科技,这个领域我们不太看纯商业模式创新的,而是由技术驱动的,比如满街跑的小牛电动、理想汽车,我们都是他们第一个投资人。我们相信未来5~10年最大的机会是物理世界的数字化,我们内部叫做把各行各业变成数字化,所以这也是今年我们持续重点布局的。

韩彦:光速一直专注三个领域,第一个是消费互联网,第二个是产业互联网,第三是硬科技和企业服务。过去14年里,我们主要依托A轮为主,在中国、美国、以色列、印度做大量的早期投资。2020年开始很多天鹅飞过来,光速也做了一定改变,我们从A轮扩张到了成长期和晚期,还成立了东南亚、欧洲办公室,但还是专注在消费、产业互联网、企业服务和科技领域。

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主题是科技,所以我们在消费里面找科技,在产业化互联网里面找科技,也在科技里面找更硬的科技

叶春燕:我们也是专注投三个领域,2015年到现在大概200多亿规模,三期基金,基本上围绕互联网、高端制造和医疗在投。过去一年我们更多的在投新消费和创新药,投了将近十家创新药公司,其中5家在港股和科创板上市。新消费会有一些变化,之前我们投互联网娱乐特别多,现在我们会更围绕年轻人消费的代际变化和线上化这两个大趋势,投了一些头部的高频高毛利的消费品类。

刘旌:各位都是经历过经济周期和很多投资周期的人,你们认为这些曾经的经历,给予你们可以沉淀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或者信念是什么?

李丰:这都是讲起来很容易听明白的大道理,但是做起来很难。比如,经历周期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诱惑:你知道那个泡沫终会破,但可能还是忍不住想,是不是趁着它没破的时候“捞”一把?知行合一,还挺难的。

现在肯定各种各样原因造成流动性周期,所有诱惑全来一遍,这次还加上了资本市场的变化和变革,更难分清到底哪些是因为钱多造成的泡沫,哪些是将会过去的事情,哪些是趋势,哪些是会长期存留的现象和变化。每过一个周期你都感觉学会了,但每次泡沫来的时候,总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最难的事是努力不去捞更多的泡沫,因为它总会在你手里破掉的。

周炜:在行业的时间足够长以后,我们能看到一个个周期,热的时候年轻人涌进来,冷的时候年轻人都走了,这个状况很明显。经过这么多周期以后,相比夏虫不可以语冰,更现实的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只要我们认为这个鸟窝不会掉下来,动作就不应该有变化。一些投资原则不会变,经过一段时间对大环境的担心以后,下一步还是回到根本。我们的经验是,看得要越来越窄。刚入行什么都想投,但是真正有长远价值、越做越大的公司,需要投资人长期的专注研究。

陈伟豪:一个好的投资人还是强调一点——纪律性,不管在周期高点还是低点,至少在你投进去的时间点上,还是要判断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被趋势所驱动。在一个周期里面,应该坚持对核心价值的判断,坚持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好的管理团队,好的业务模式,是不是能够跑得通赚钱的商业模式。

另外,在周期差的时候,对你坚信的企业要不放弃;在高周期的时候,要懂得把握退出的机会,不要觉得泡沫会一直涨下去。

黄明明:大家都在讲做时间的朋友,问题是你做多久的朋友?事实是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很多媒体朋友问我,为什么才三个月的时间电动车忽然冰火两重天?可能我们在这个领域花了点时间,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沉淀,对电动车必将是未来的大趋势建立了坚定的信念,可能没有像媒体的朋友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中间的波折和冰火两重天。越是早期的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人,要训练自己能够把时间维度拉长去看一件事情,这个事非常难。我们比普通人或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用稍微长一点的维度看,这就是你能够弯腰捡钱的机会。

大部分人有两种焦虑,一种是舍弃掉当下的热点或风口,还有一种是对某一个长线的事情没有建立信念。我们在五年前建立了对智能电动车加自动驾驶的长线认知,接下来需要持续在物理世界数字化的赛道上建立更长远的眼光。

韩彦:这段时间VC投资人们最大的感受可能就像司机开车,驾龄越长反而越紧张。风险投资这个行业是非常漫长的事业,过程中比较的是谁更能保持一个长期心态。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暴涨或暴跌值得惊喜和恐惧,我们反而要思考,是不是能以长期的心态追求复利,不断的叠加,这是最难的。第二点感受是,越做越有自知,特别是遇到一些大的成功,包括企业的上市或阶段性成就,这时候不能盲目自大。

叶春燕:周期有三类,资本周期、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判断在周期低点还是高点,这个对投资估值的时点和估值把握有帮助。但怎么穿越周期,个人认为三点:第一信仰,你对宏观大趋势的信仰,相信十年之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是所有坚持的支点。第二能力圈,你在能力圈你才看得懂,守得住。第三回到商业的本质和事物的规律,在周期变化中抓住不变的东西,基本上这个周期对你就影响很小,基本上跟二级市场围绕着价值线波动类似。

刘旌:退出无疑是2020年整个资本市场最核心的关键词,不管是A股市场还是港股、美股都特别火热,在座很多公司正在IPO或者IPO过程中,你们觉得这波二级市场热潮是个怎样的机会?

李丰:可以分成两类。从资本市场变革来看,资金和资产的匹配当中的多少问题,有一些资本市场变化带来的是阶段性窗口,因为资产少,资金多,这是制度调整引起的,这是一类。第二类是整个资本市场本身对国家经济起到的作用,这个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

过去两年中,政策讲到最多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直接融资占比。大概从五年前我们自己做宏观经济分析的时候,也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降低借钱、增加直接拿钱的比例。这带来的结构性调整是长期的,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大概50多万亿,GDP100万亿,以金融正常发达国家的比例来看,资本市场无论如何也会占到GDP的80%或以上,眼下我们资本市场的总规模拿二级市场来举例还会增长比较多,而且是在比较快的周期。同时,中国还要降低负债,一拉一推,这个动力是长期的。

第三看钱怎么折腾。有一种结果是短期的、小的刺激。这是一个短期的钱的供给,如果短期有刺激政策,伴随着流动周期就有变化。另一种是,中国资本市场在2018年6月份从发改委的官网上第一次放开了很多领域当中的外商投资占比,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在过去一年更是如此,尤其是金融市场。这件事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我们只考虑中国内货币变动的周期带来的资金变动就可以,现在是我们把市场打开,并且还给出政策吸引,中国也面临着全球资产配置,低息国家的钱涌入会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什么影响可能是另一个比较大的变量。换句话说,以前只跟自己的钱相关,现在跟全球的钱相关,全球还印了一次钱。

周炜:我们是美元、人民币规模各占一半的双币基金。近期明显感觉到中国过去积累了一大批可以上市的公司,出现一波上市潮很正常。另外,在国内科创板等各方面的政策下,出现了一大批之前很少上市的硬科技公司,非常受欢迎,市值很高。资本市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引导资本往最重要的地方去——在国内是核心科技领域。

之前有一篇文章说泡沫,其实在某些领域必须有一定的泡沫,才能吸引足够多的资本扶持这个领域的创业公司。今天和以前最大的区别在于,今天的泡沫下有坚实的礁石——最终是好公司成就资本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成就好公司。

陈伟豪:今天资本市场上有大量的钱是毋庸置疑的,但未来这波资本市场的红利会持续多久很难讲。不管PE还是EV/EBITDA,可能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最高的一段,尤其在新冠疫情下,全球性的大多数公司,除了少量的科技巨头和医疗企业以外,真正的业绩表现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在这个背景下,现在如果你用PE或者EV/EBITDA去计算,是更贵的估值体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全球其他政府,短期不会有收水的决心。

作为一个投资人,在投资和持有的时候去判断核心价值到底能支撑多久,把握好投资和退出的时机,这是投资人的功力之一。

黄明明:如果拉长时间维度,你关心短期一个IPO的窗口到底能持续多久,第一没意义,第二没这个能力,我相信今天台上大多数人在今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预测到5、6月份资本市场美股和中国股市的火爆,大多数人当时觉得投资人该去休假。

可以建立一些信心的是,第一好公司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会越来越贵,或者超出它现有的价值,而且加速到来。第二,我们是看早期的,关注年轻创业者,只要这个动力不消失,中国去海外上市就不会停,而且会非常热。前段时间有外媒或LP会问,中美关系这个情况了,为什么还这么多中国公司成群结队地去美国上市?我们参与过几个公司的路演,你难以想象全球投资人的热情以及他们渴望的程度,深夜里打电话、写极为煽情的邮件。最好的公司成就了好的资本市场,不是反过来,这一点只要中国的创业者动力在,我觉得这个是有长期信心的。

韩彦:好的创新造就了好的资本市场。光速从来不去预测资本市场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该好,什么时候该坏,但它一直像波浪一样起伏。2006到2016年,我们一直是单币种海外基金,在投资时关注价值的思考。2017年有了人民币基金后,我们明显感觉到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和成长,包括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注册制等新政策。人民币现在看起来IPO可能比美元更好,所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叶春燕:有一个长期判断,就长期来看,资本会长期宽裕,优质的资产会越来越稀缺。而优质资产是真正驱动资本市场IPO最重要的点,当然短期会受到政策很大影响,尤其中国,无论是上市准入的降低,还是整个政策引导硬科技,确实会有很多资本热潮,但我们会关注长期获得优质资产,因为优质资产无论是在IPO热潮或者整个资本市场比较差的情况下,还是会非常稀缺,还是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好公司长期的价值大家都会看到。

刘旌:最近我听到一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大意是说,以前的一级市场投资人更多关心自己的赛道,成为一个敏捷而凶狠的猎人就行了,今年的情况让很多投资人空前地关注宏观叙事,以前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都切实地决定了我们的决策,不知道过去一年大家这种体悟强烈吗?或者未来的商业世界对于投资人的要求是不是会变得更高,或者哪些方面不一样?

李丰:我们本来就比较多的从宏观里找行业规律,努力增加认知,再在微观里找商业模式,在特殊情况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个能力或者这个循环的效果,会被得到增强。

周炜:我们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乱纪元年份。最后沉下来想,还是最那句话,只要鸟窝不会掉下去,我们就该干嘛干嘛——只要这个国家有大量创业者和创新出现,就能创造出伟大公司,不至于产生致命影响。

最近几个月我们都在远程视频募资,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到后来我就简单告诉他们,中国仍然具备技术创新的优势,以前没有的时候你们都敢投,今天有技术创新了反而不敢投,当年GDP第八第十都敢投,现在第二不敢投了。我曾经三次试图劝说国际基金能够多在中国放资源,三次都是失败的。每次他们都觉得中国已经积累了太多系统性风险,把钱挪到南美洲等地投资,每一次最后都证明这是错的。任何时间地点都会存在问题,并不是说中国有问题,全球就没有问题,最优质的市场目前还是在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太多考虑。

陈伟豪:宏观永远是研究的话题之一,谈不上今年更加关注。宏观环境到今年确实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要求投资人适应这个变化,包括GDP增速下降、国际出口贸易等等一些问题,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投资人本身的自适应能力应该能让你重新评判这个企业在宏观背景下它的增长是什么,从投资人所做的工作来说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不用太担心中国的市场。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每年GDP的增长中国大概贡献了40%,不知道今年是多少,但很有可能今年全球GDP增长唯一贡献者或者为数不多的贡献者就是中国。从资金分配和从中国的技术创新角度等方面,不用太担心,但挑战总是存在的,静下心来研究就好了。

黄明明:我们干早期投资或一级市场投资的都是靠认知赚钱,加强宏观信息的了解也是加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部分。但是回到具体投资上,我反而希望我们投资的同事更专心练剑,把你自己这个领域的技术、产业的趋势,包括全球供应链的趋势研究得足够深,建立起足够长线的认知和信念,我认为永远有弯腰就捡钱的机会。看看那些危机,其实对投资判断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你也很难判断下一个小概率事件的走向,但你如果把时间周期拉得足够长,这些东西在你最后做投资决定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一再跟我们的投资团队讲,不需要他们像北京的哥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在我们专注的投资领域我希望我们有独立的见解,并建立长期的信念,不要过于关注一些外部的突发性的宏观变化,因为放在长周期来看,关注这些东西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始终要坚持长期主义。

韩彦:宏观形势无论你是否关注,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特别今年疫情之后,大家和小家之间的关系,相信我们都已经深有体会。进入今天深耕细作的时代,我们还是要扎到行业深处去寻找真正的价值。

叶春燕:一级和二级投资最大的差异,一是看未来十年二十年长期的大趋势,二是要比二级长期很多,所以抓住底层根本的东西,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巍然不动,守住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宏观因素只是一个短期的噪音或者扰动,对于投资而言不是一个最关心的因素,但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确实觉得可以多一些多元的视角,可以从多维度看待同样的事情,类似芒格的格栅理论,或者多一点极端视角的考虑,假设极端情况下对这个公司会有多大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们会增加的一点额外的维度。

刘旌: 大家能否用一个关键词形容接下来的创投时代?

李丰:毫无疑问会越来越热。

周炜:大浪淘沙。

陈伟豪:投资纪律,这是核心。

黄明明:“加速”。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今年包括疫情的一系列事件确实加速了物理世界数字化的进程,上一波的互联网是对人生活的影响,今天科技对整个工作和生活的影响都在加速到来,未来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全新的未来会以加速度向我们迎面而来。

韩彦:未来的创投行业将会是一个整合和强者愈强的时代。

叶春燕:专业和分化的时代。专业是指大家能力圈和专注的领域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多专业化的细分基金出现。分化就是前面几位提到的大浪淘沙或者强者更强,确实创投行业整个两极分化会比较严重。

 

“黑天鹅”激活万亿市场,易点租助力企业轻资产运营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未来的经济复苏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海外经济弱复苏持续,新的风险点仍需警惕。在全球疫情危机下,企业正认识到,未来“黑天鹅”可能是常态。当企业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被迫减产裁员减薪,甚至直接倒闭的危局,现金流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出其重要价值。

疫情“黑天鹅”对企业来说,都是一场结构强度的碰撞测试。如何降本增效,渡过难关,是每一个从业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企业的经营投入中,IT设备成本相对较高,没有强有力资金支持很难做出快速转型,而且还存在着变现拓展困难等不确定的隐藏风险。疫情之下,对IT办公设备使用灵活性的需求成为企业痛点,相应体现在正IT办公租赁市场如火如荼的景象。

相关报告显示,中国的IT办公租赁渗透率仅不足4.9%,远远低于美国的59%,到2027年保守估计将达到35.2%,市场规模超800亿元。庞大的市场规模,正在“黑天鹅”的影响下正催生出更大的需求。一旦企业租赁办公设备的习惯成型,必然会诞生出巨头。那么,谁会是这个行业里的新巨头?

疫情激发需求

办公IT租赁市场活跃度提升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压力。多家企业发布的2020年一、二季度的财报也显示,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出现大幅下滑,甚至亏损。在这样惨淡的环境下,除去游戏、短视频、在线教育等领域外,线下产业遭受严重影响,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要“改变”

将“线下经济”结合“线上”发展,这并非易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企业不得不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有庞大的现金流支撑是基础,节约成本成为所有企业要做的事情之一。除了裁员、压缩营销开支和管理费用外,缩减办公用的电脑、打印机等IT设备的采购、维护、管理费用也是降低固定成本支出的重要举措。

“传统的IT办公设备采购模式花销很大,不同员工岗位匹配不同配置的电脑,平均每台电脑按花费4000元计算,公司员工120人,需要一次性支出48万元。”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行政主管王经理透露,除了采购办公设备,还需要配备IT运维人员2名,这些IT维护人员工资、IT资产采购花销均算在了企业成本中,办公IT租赁的模式可以有效减少这部分支出,一台能满足日常办公全新笔记本电脑月租只需89元,一年下来租金也就12.82万元,节省了73%,还提供免费设备维护,企业也无需招聘专业的IT运维员工。据行业领头企业易点租数据,4-6月,2000余家中大型企业采用了租赁形式,较2019年同比增长90%。

一直以来,中国的很多企业仍然延续购买IT办公设备的老办法,对租赁办公设备的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的兴起,加速了租赁的接受度,但大多是中小企业。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寻找各种节约成本的方案,中大型企业更看重租赁的灵活性,仔细算了这笔成本帐后,发现原来租赁更划算。

“这就如同在线教育的普及一样,很多家长开始并不信任,但是被迫线上上课后,猛然发现这种方式更节约时间,也不影响学习效果。”易点租创始人兼CEO纪鹏程说。

2020年对企业来说也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让他们开始尝试此前他们并未使用过的新模式、新型服务,比如办公IT租赁、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电子签约等新型互联网平台。有更多企业认同了用租赁服务代替传统购买模式来节约企业成本方案的可靠性。

虽然B端企业的关注点与C端用户不同,但本质相同,企业的考量标准更加严格。纪鹏程指出,企业选择供应商时,主要看两个方面,一看产品,二看服务,产品是否优质,服务体验好不好,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疫情之前,大部分企业对于IT租赁这样的新型模式存有顾虑,但在疫情冲击之下,如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成为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办公IT租赁需求被激发,更多企业开始正视IT租赁带给自身的价值。

市场前景看好

助企业以轻资产模式扩规

毋庸置疑,企业选择IT租赁更多是为了节约固定成本的投入。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租赁IT办公设备是企业的常规操作。因为“轻资产”模式有助于企业的资金利用,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业务和创新。

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欧美IT租赁企业采用高押金、无售后服务的模式经营,用户体验差,虽然被当下市场所接受,但企业服务意识与服务系统的完善程度与国内相差甚远。

易点租创始人纪鹏程表示:一个以经营租赁为核心的公司,其核心是IT服务。对于企业IT租赁服务来说,用户更关注服务的品质和体验。

办公IT租赁本质还是企业服务,既然是企业服务,必然要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没有好的售后服务和客户体验,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现阶段国外市场渗透率高于国内,但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几年后,国内办公IT租赁赶超国外也并非难事。

以易点租为例,已经率先在行业推出“免押金”模式,打破了此前行业里的“押一付三”模式,目前99%的租赁企业都已经享受该服务。当企业尝过了IT办公租赁的“甜头”,必然会继续使用这一服务,并且会把好口碑传给更多企业。这也将带来IT办公租赁市场的繁荣。

“IT设备租赁的租赁有效降低了公司IT资产运营成本及人力成本。”国内最大的电子签约平台上上签相关负责人说,“电子签约平台对办公设备的需求量大,同时又是一个对现金流十分看重的行业。和易点租合作多年之后发现,采用办公设备租赁的方式,不仅可以得到完善的租后服务,而且非常灵活便捷,既省钱又省心。之后,公司还要扩大规模,到时候我们还是会考虑采用办公设备租赁的方式,让公司能够快速地盈利。”

巨头即将诞生

服务成为核心竞争力

到2019年中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23亿用户,其中企业有3858万户。5年时间增长了70%以上,日均设立企业由5000多户增加到16000多户。然而,IT办公租赁市场在中国的渗透率只有不足4.9%,而美国的渗透率高达59%。这意味着中国IT办公租赁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如果达到美国水平,将是千亿级市场。如此庞大的市场,正在因2020这个特别的年份而被加速推进。

有专家认为,巨大的IT办公租赁需求,源于IT办公租赁给企业带来的三方面价值。

第一,降低企业的启动成本和资金占用,让企业有着更好的资金运转空间。

第二,租赁的设备能保证随时更新,减少传统购买模式带来一系列的成本增加。

第三,动态、低成本解决办公设备闲置和短缺问题。企业可能随时增加或减少工作岗位,这就带来办公电脑的增加和减少。如果企业刚购进一大批新电脑,突然岗位减少,必然要低价处理这些电脑,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

据公开资料显示,占据IT办公租赁市场80%份额,拥有3万企业客户,85万台电脑的易点租已经获得码源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经纬中国、顺为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总计9亿元的投资。

“资本青睐的背后,实质是IT办公租赁行业与出行、生活服务等行业一样,都有着强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一旦企业迅速完成跑马圈地后,同行就很难再追赶上来。”业内人士指出,因为在IT办公租赁的前台看似只是一个租赁网页,而背后则是三大核心基础设施: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电脑翻新整备中心、设备租赁管理网络平台和设备资产管理系统。易点租每一台非全新电脑,都是经过整备中心147项软硬件检测流程,整备翻新标准匹配全新,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租赁给有需求的客户。“这三大核心基础设施的构建并非一日之功,一旦建成便形成巨大的竞争壁垒。例如,易点租所拥有的国内领先的电脑翻新整备中心以及领先的IT服务网络,就已经在业内形成了护城河。”

随着滴滴传出港股上市的消息,价值万亿的电商市场、出行市场、生活服务市场都已经在资本的助力下诞生了一个个新巨头,比如,美团、滴滴、京东、拼多多等。IT办公租赁市场早已得到了资本的青睐,也一定会诞生类似的巨头,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黑天鹅”激活万亿市场 IT办公租赁领跑企服经济赛道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未来的经济复苏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海外经济弱复苏持续,新的风险点仍需警惕。在全球疫情危机下,企业正认识到,未来“黑天鹅”可能是常态。当企业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被迫减产裁员减薪,甚至直接倒闭的危局,现金流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出其重要价值。

疫情“黑天鹅”对企业来说,都是一场结构强度的碰撞测试。如何降本增效,渡过难关,是每一个从业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企业的经营投入中,IT设备成本相对较高,没有强有力资金支持很难做出快速转型,而且还存在着变现拓展困难等不确定的隐藏风险。疫情之下,对IT办公设备使用灵活性的需求成为企业痛点,相应体现在正IT办公租赁市场如火如荼的景象。

相关报告显示,中国的IT办公租赁渗透率仅不足4.9%,远远低于美国的59%,到2027年保守估计将达到35.2%,市场规模超800亿元。庞大的市场规模,正在“黑天鹅”的影响下正催生出更大的需求。一旦企业租赁办公设备的习惯成型,必然会诞生出巨头。那么,谁会是这个行业里的新巨头?

疫情激发需求

办公IT租赁市场活跃度提升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压力。多家企业发布的2020年一、二季度的财报也显示,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出现大幅下滑,甚至亏损。在这样惨淡的环境下,除去游戏、短视频、在线教育等领域外,线下产业遭受严重影响,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要“改变”。

将“线下经济”结合“线上”发展,这并非易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企业不得不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有庞大的现金流支撑是基础,节约成本成为所有企业要做的事情之一。除了裁员、压缩营销开支和管理费用外,缩减办公用的电脑、打印机等IT设备的采购、维护、管理费用也是降低固定成本支出的重要举措。

“传统的IT办公设备采购模式花销很大,不同员工岗位匹配不同配置的电脑,平均每台电脑按花费4000元计算,公司员工120人,需要一次性支出48万元。”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行政主管王经理透露,除了采购办公设备,还需要配备IT运维人员2名,这些IT维护人员工资、IT资产采购花销均算在了企业成本中,办公IT租赁的模式可以有效减少这部分支出,一台能满足日常办公全新笔记本电脑月租只需89元,一年下来租金也就12.82万元,节省了73%,还提供免费设备维护,企业也无需招聘专业的IT运维员工。据行业领头企业易点租数据,4-6月,2000余家中大型企业采用了租赁形式,较2019年同比增长90%。

一直以来,中国的很多企业仍然延续购买IT办公设备的老办法,对租赁办公设备的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的兴起,加速了租赁的接受度,但大多是中小企业。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寻找各种节约成本的方案,中大型企业更看重租赁的灵活性,仔细算了这笔成本帐后,发现原来租赁更划算。

“这就如同在线教育的普及一样,很多家长开始并不信任,但是被迫线上上课后,猛然发现这种方式更节约时间,也不影响学习效果。”易点租创始人兼CEO纪鹏程说

2020年对企业来说也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让他们开始尝试此前他们并未使用过的新模式、新型服务,比如办公IT租赁、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电子签约等新型互联网平台。有更多企业认同了用租赁服务代替传统购买模式来节约企业成本方案的可靠性。

虽然B端企业的关注点与C端用户不同,但本质相同,企业的考量标准更加严格。纪鹏程指出,企业选择供应商时,主要看两个方面,一看产品,二看服务,产品是否优质,服务体验好不好,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疫情之前,大部分企业对于IT租赁这样的新型模式存有顾虑,但在疫情冲击之下,如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成为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办公IT租赁需求被激发,更多企业开始正视IT租赁带给自身的价值。

市场前景看好

助企业以轻资产模式扩规

毋庸置疑,企业选择IT租赁更多是为了节约固定成本的投入。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租赁IT办公设备是企业的常规操作。因为“轻资产”模式有助于企业的资金利用,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业务和创新。

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欧美IT租赁企业采用高押金、无售后服务的模式经营,用户体验差,虽然被当下市场所接受,但企业服务意识与服务系统的完善程度与国内相差甚远。

易点租创始人纪鹏程表示:一个以经营租赁为核心的公司,其核心是IT服务。对于企业IT租赁服务来说,用户更关注服务的品质和体验。

办公IT租赁本质还是企业服务,既然是企业服务,必然要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没有好的售后服务和客户体验,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现阶段国外市场渗透率高于国内,但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几年后,国内办公IT租赁赶超国外也并非难事。

以易点租为例,已经率先在行业推出“免押金”模式,打破了此前行业里的“押一付三”模式,目前99%的租赁企业都已经享受该服务。当企业尝过了IT办公租赁的“甜头”,必然会继续使用这一服务,并且会把好口碑传给更多企业。这也将带来IT办公租赁市场的繁荣。

“IT设备租赁的租赁有效降低了公司IT资产运营成本及人力成本。”国内最大的电子签约平台上上签相关负责人说,“电子签约平台对办公设备的需求量大,同时又是一个对现金流十分看重的行业。和易点租合作多年之后发现,采用办公设备租赁的方式,不仅可以得到完善的租后服务,而且非常灵活便捷,既省钱又省心。之后,公司还要扩大规模,到时候我们还是会考虑采用办公设备租赁的方式,让公司能够快速地盈利。”

巨头即将诞生

服务成为核心竞争力

到2019年中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23亿用户,其中企业有3858万户。5年时间增长了70%以上,日均设立企业由5000多户增加到16000多户。然而,IT办公租赁市场在中国的渗透率只有不足4.9%,而美国的渗透率高达59%。这意味着中国IT办公租赁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如果达到美国水平,将是千亿级市场。如此庞大的市场,正在因2020这个特别的年份而被加速推进。

有专家认为,巨大的IT办公租赁需求,源于IT办公租赁给企业带来的三方面价值。

第一,降低企业的启动成本和资金占用,让企业有着更好的资金运转空间。

第二,租赁的设备能保证随时更新,减少传统购买模式带来一系列的成本增加。

第三,动态、低成本解决办公设备闲置和短缺问题。企业可能随时增加或减少工作岗位,这就带来办公电脑的增加和减少。如果企业刚购进一大批新电脑,突然岗位减少,必然要低价处理这些电脑,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

据公开资料显示,占据IT办公租赁市场80%份额,拥有3万企业客户,85万台电脑的易点租已经获得码源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经纬中国、顺为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总计9亿元的投资。

“资本青睐的背后,实质是IT办公租赁行业与出行、生活服务等行业一样,都有着强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一旦企业迅速完成跑马圈地后,同行就很难再追赶上来。”业内人士指出,因为在IT办公租赁的前台看似只是一个租赁网页,而背后则是三大核心基础设施: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电脑翻新整备中心、设备租赁管理网络平台和设备资产管理系统。易点租每一台非全新电脑,都是经过整备中心147项软硬件检测流程,整备翻新标准匹配全新,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租赁给有需求的客户。“这三大核心基础设施的构建并非一日之功,一旦建成便形成巨大的竞争壁垒。例如,易点租所拥有的国内领先的电脑翻新整备中心以及领先的IT服务网络,就已经在业内形成了护城河。”

随着滴滴传出港股上市的消息,价值万亿的电商市场、出行市场、生活服务市场都已经在资本的助力下诞生了一个个新巨头,比如,美团、滴滴、京东、拼多多等。IT办公租赁市场早已得到了资本的青睐,也一定会诞生类似的巨头,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学家向松祚:抖音像鸦片,直播卖货不能长久

题图来自投中网,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四十条资本(ID:DsstCapital),作者:林桔

在这个“黑天鹅”不断飞舞的时代,“灰犀牛”不断重复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

2020年6月10~12日,由投中信息、投中网联合主办,投中资本承办的“第14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在上海召开。

著名经济学家国际金融战略专家向松祚在“第14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演讲中表示,面对“黑天鹅”、“灰犀牛”时,企业更应该尊重常识和规律。向松祚称,在疫情这样特殊的时期作为经济学者参加峰会,是想了解投资者在投资领域的期望。

向松祚随后接受投中网专访,他表示,过去中国投资了很多成功的创新模式,但他希望投资者未来能把以前赚的钱投向原创的科技技术和制造业。他认为,制造业和科技创新是未来的发展的主航道,也是最重要的竞争核心。

“今天的投资主航道应该坚定转向长期。”向松祚告诉投中网。同时他表示对当前全民直播的状态感到一丝担忧,并认为直播带货可能是一次短暂的销售方式,但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要创造真正的产品,才可以让每个人的收入提升,而不是大家都玩投机取巧。”向松祚说。

我们与向松祚的访谈中主要以下话题:

  • 这几年不断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对企业发展有什么具体影响?

  • 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 投资主航道——制造业和科技创新,怎么解决投资周期过长问题?消费互联网带来哪些改变?

  • 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全民直播?为什么有人崇尚贾跃亭?

  • 以及,近期最热的——中概股集体到港交所二次上市带来什么利弊?

以下为投中网专访向松祚的实录,有删减。

投资主航道应该坚定转向长期:原创的科技和制造业

投中网:您提到尊重常识和规律,而近几年互联网公司几乎都亏损,这之间存在矛盾吗?

向松祚:如果要讲中国(投资)最成功的,主要投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那么面向未来,我今天想跟投资者分享的是,应该把以前赚的钱投向原创的科技和制造业。

投中网:但投原创科技和研究创新的周期比较长?

向松祚:其实为什么中国大体上都是所谓的短期主义,而不是长期主义?我们的思想理念为什么都追求短期的回报?经过40年发展,我相信很多投资人赚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两三年、或者三五年就要退出,而应该找准中国经济的主航道,也就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商业模式不是不能投,而是今天的投资主航道应该坚定转向长期。

投中网:这几年互联网从消费转向产业经济,包括腾讯、阿里等大公司也如此,这种转变是顺应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方向吗?

向松祚:像腾讯、阿里、美团这些公司成功有他们的秘诀,用平台抓住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消费者的喜好。靠庞大的用户群商业模式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们已经很强大了,而且有很多钱,或许可以这些钱转向创造原创的理论和科技上,他们现在也在做,我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够做,就是通过商业模式和巨大的用户群赚到的钱也能够转到为中国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互联网解决很多就业问题,但真正创造财富的可能在制造业

投中网:您怎么看近几年互联网公司的发展?

向松祚: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些年基本是互联网公司所拉动的,它确实便利了人民的生活,提升人民的效率,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希望未来更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能更多专注于做某一个科技的环节,有真正原创专利,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要走的一步。商业模式有时候颠覆起来很快,更新换代也很快。

投中网:商业模式的创新,至少在近三五年里解决大规模就业问题,很多年轻人从原来的工厂走到了这一块,您怎么看?

向松祚:对这一类的现象总体来讲,我不是太看好。这些具体的数据我没有核实,据说美团外卖据说有上几万人的规模,你让这么多人送快递、送快餐和外卖,似乎是解决了就业。

从这个角度解决就业是正面的,但从中国经济整体的健康和质量和高收入来看,又不一样。本来很多人是做制造业工人的——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他制造业工人做不下去,而反过来做快递和外卖——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但是如果制造业做的好,制造业能够雇佣更多的人,制造业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

坦率来讲,从商业的意义这些公司也创造了财富,快递、外卖小哥也创造了财富,但是从我们研究经济学来讲和社会整体来讲是不创造财富的,而是只会使人变得更加懒惰,本来可以自己做饭,现在都是外卖。这个对社会整体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投中网:但衍生了“懒人经济”,从而又有相关新的商业模式。

向松祚:我对这种东西是比较忧虑的。我其实一直很反对很多公司搞手游,当然他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对社会是负面的。让很多年轻人沉迷于游戏,让很多人躺在沙发和床上等外卖,这个是很腐朽的现象。

抖音像鸦片,直播卖货或不能长久,人不该过于浮躁

投中网:您怎么看待当下全民直播?

向松祚:抖音快手从商业模式来讲中国有很庞大的用户群,中国有很多无聊的人,不做深入思考的人很多。但这种东西被社会传播这么广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看抖音几个小时,这个东西像鸦片一样。

对单个企业或者单个个人来说带货是无可厚非,但这个东西能长久吗?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还是不创造真正的财富,这个是很忧心的事情,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表现。

投中网:但短期内可以解决某一些具体问题。

向松祚:这个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想法,这种短期主义,而不是长期主义,你会发现每一到关键时刻就“一声叹息”。就像任正非先生讲的,你要搞一个原创的科学理论需要几十年,要扎扎实实的,你要可以坐得住,可以坐冷板凳。

现在说白了就是投机取巧。当然从某些直播平台可以赚很多钱,从个人来讲似乎无可厚非。但如果从一个国家总体来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我们把眼睛闭下来思考过去这十年有什么进步?你会发现没有。

投中网: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或是一次财富增长的机会。

向松祚:其实并不能真正提升每个人的财富,直播也好本身是财富的再分配,它不创造真正的财富。你要创造真正的产品,才可以让每个人的收入提升,而不是说大家都玩投机取巧,都玩金融,金融本身是不参与财富的创造,而是有助于财富的创造。直播也是这样,它本身是一个广告(渠道),怎么创造财富?

投中网:如果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方式,我们应该往什么样的方向走?

向松祚:我认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层面,政策上更多鼓励大家投入制造业、投入科技创新,投入到真正的产品、品牌,比如说跟制造业的政策更加优惠,让制造业能够赚钱。第二个是我们的教育是更加基本的。现在从小学到大学,这整个教育的氛围也是很浮躁、追风,哪个好赚钱的专业去学哪个专业。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的氛围和社会的心态大家都安静不下来。

投中网: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导致大家这么浮躁?

向松祚:过去我们太穷,改革开放毕竟也才三四十年,还有很多人没有赚到钱,都急于暴富。第二个,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崇拜所谓的创富英雄和富豪榜,搞的大家心痒痒的,而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工程师、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没有多少人重视。甚至像贾跃亭这种,骗了这么多的股民,但是很多人心中挺羡慕他,别人认为他成功。这种也是很不对的。

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你看网站上除了宣扬创富之外就是明星和八卦,就这两个内容,年轻人都是很狂躁,再加上我们的手机如此普及,抖音这些每个人都在看。农民都没有心思种田了,天天抖音和直播。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反正我是挺忧心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甚至觉得这是一种退步。

投中网:也有人认为由于普及性,直播带到偏远的地区,也有了渠道销售自己的东西。

向松祚:正面效果肯定是有的,但是它的负面效果我觉得远远大于正面的效果。

投中网:您说的负面效果,是指人的心智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向松祚:从整个人类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互联网是让大家很方便,但是互联网上的很多东西确实让人变得更加愚蠢,人们不再独立的思考。中国当然更突出了,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浮躁。

更加注重中小企业发展,才能解决大多数中低收入问题

投中网:您之前很多言论都会提到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大部分是由中小企业的支持,现在中小企业的困境是什么?遇到疫情,它们应该怎么做?

向松祚:中小企业的困境,不同的行业不一样。总体来讲我们的中小企业它没有多少核心的竞争力。他们大部分是基于庞大的市场在生存,一旦疫情来了,市场没有了,他们可能就随之消失。当然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是起起伏伏、生生死死。创办一个企业不能保证活下去,这个是需要新陈代谢。

但中小微的企业主要的困境,是怎么找到真正属于你的特别市场机会,真正找到属于你的核心竞争力,真正找到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像日本和德国的中小企业它们平均寿命是20年以上?就是说鼓励创业是对的,但是不能盲目创业,有些创业根本没有找到任何的基点,你可能创几年就失败了。

投中网:中小企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当下遇到的一个大的问题,原创技术,如果要继续往这个方面发展,那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

向松祚:那当然,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如果可以把90%的人的月收入提高到5000人民币以上,中国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投中网:但因为中国整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可能人均收入高一些,其他地区可能就不一样了。

向松祚:对,但是整体来讲中国的其他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好一些,其他的地方要创造更好的氛围让企业家冒出来,这样才可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靠几个国有企业不能,靠摆地摊也不能。


关于中概股到港交所二次上市:是好事,但更考验监管的水平

投中网:去年阿里在香港二次上市后,今年越来越多中概股考虑去香港二次上市,你怎么看到这个现象?

向松祚:这个是好的事情,对中国的A股市场、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香港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推动。同时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要从纽约回归?因为纽约的监管标准更严格,它对中概股的公司不太信任?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方面是好事,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包括香港在内,特别是中国的A股市场我们的监管水平,是不是跟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我们对造假的处罚,很多就没有处罚,那要怎么建立投资者的信心?怎么把坏的公司和害群之马剔除出去?

这个要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抬升了香港的地位,香港这两年都是全球IPO最多的,远远超过其他的地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能不能长远那就是监管水平。

换句话来讲,你在纽约不符合条件的公司,但在香港上市了。这个是不是一个好事,是值得思考的。

企业家企业做不好不能怪宏观经济

投中网:2014、2015年时提出战略新兴板,现在有科创板,这其中有些公司会摇摇晃晃,从中概股回A,也让他们的市值膨胀,你觉得这样的选择是健康的吗?

向松祚:很多企业家都关注他们公司的市值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注意力不应该是哪个地方估值高就到那里去,还是要坚守主航道。

其实衡量一个公司并不完全看市值。上市以后企业家会把股票做高套现,然后受资本市场的影响,甚至被资本市场所牵制,就偏离主航道,这个是很危险的。

但是企业家做到一定程度之后身价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其实人的需求层面就是这样的,没钱的时候赚几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很重要,但是到马云和马化腾这个层面他们思考的问题和一般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思考的是对人类和国家真正长期的贡献是什么?这个时候身价对他们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的意思是,对很多上市公司来讲你关注不应该是你的市值,你更不应该被资本市场牵着鼻子走,而是你应该把你的东西做好。

投中网:但中国并没有出现比尔·盖茨。

向松祚:你说的这又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美国很容易产生引领世界原创科技,硅谷确实是一个让人感到吃惊的地方,过去几十年都是硅谷引领全世界,从个人电脑到芯片,从搜索引擎、社交媒体都是引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国出现不了这样的?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原创创新的土壤。

马云马化腾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还是有差距。任正非值多少钱?任正非没有办法排名,富豪榜也排不上他,但你说谁的贡献大?这个很难讲。但我认为未来中国需要更多华为这样的(技术原创)公司。

投中网:像这几年不断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包括这次疫情对中国整体的经济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对现在这一批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又有什么影响?

向松祚:“黑天鹅”和“灰犀牛”应该是宏观层面的讨论更多,我们经济学家研究更多,因为它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但是对企业来讲我认为第一没有必要关心,第二关心也没有用。

所以每个企业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主航道,不管风吹浪打要稳住钓鱼台。这才是你的自身之道,你可以根据情况做一些调整,但是主航道上就是有无限的波浪都要坚守下去。马云经常讲这句话是对的,就是企业家没有必要太多关心宏观的经济(马云的原话为:企业家企业做不好不能怪宏观经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四十条资本(ID:DsstCapital),作者:林桔

从新冠疫情看战略冗余的重要性

对于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全球各国所表现出来的缺乏预案和准备,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无知和懈怠。应对黑天鹅,归根结底需要跳出对风险的权衡,只剩下一条死磕的路。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特质?很多人说,是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衡量的,或者说是可以从过去的数据中推测出未来发生概率的风险;另一种则是不可衡量的,黑天鹅事件属于后者,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发生频率太低,没有足够的数据赖以做出预测。当然,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能预测出黑天鹅事件,也无法准确预估它带来的灾害,而这种灾害常常会超乎想象。

黑天鹅事件的两大特点——彻底的不确定性与造成巨大灾难的可能性——也让黑天鹅变得特别凶险,因为它会对既有的体制和机制带来难以挽救的打击。

黑天鹅之所以会带来巨大的灾害,与它总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有关。面对潜在的黑天鹅,人类最大的挑战有二: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知识和认知的不足,也总是相信自己衡量风险的办法。殊不知,一些风险真的无法衡量。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并不是所有事物都可衡量,也并不是所有可以衡量的事物都重要。用应对可量化的风险的方式去应对黑天鹅,结果常常是人仰马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盲目相信人类量化风险指标,结果准备不足的例子。危机早期的2007年8月,按照高盛当时的 CFO维尼尔(David Viniar)的话说,投资人见证的是连续多个交易日金融市场发生“25标准差”的巨大波动,而这种波动在理论上——也就是从正常预测风险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用概率来推算,从大爆炸以来人类历史中哪怕发生一次类似的剧烈市场波动,几率都微乎其微。

由诺奖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加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1998年因为俄国国债违约引发的危机而破产,也是因为对黑天鹅式的风险缺乏预案。LTCM很相信自己的算法,在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没有减少赌注,反而按照算法的逻辑加码。问题是,算法依赖的是对过去数据的分析和正常市场环境中风险模型的判断,而这种分析和判断根本无法预判到俄国国债违约带来的市场冲击。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几乎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面对最大的黑天鹅,而对于这只黑天鹅,全球各国所表现出来的缺乏预案和准备,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无知和懈怠。

流行病专家应该清楚,在全球化,尤其是人的流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大流行病一旦在某地发生就意味着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当欧美许多国家看到武汉因疫情封城和中国疾控中心共享的疫情资料之后,却没有利用中国抗疫预留的至少一个月时间做好充分的防护,导致全球疫情蔓延到如今(截止至5月27日)超过500万人感染,接近35万人死亡的惨烈情形,只能用当政者缺乏“想象力”来形容,对疫情一旦传播开可能演化成的浩劫缺乏清楚的认知。这里的想象力的定义是:对于黑天鹅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需要做出最坏的打算,“想人之不敢想”。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少。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欧洲并没有多少人预测到一场全球大战即将开打。即使有人准确预测一战的开始,意义也不大,因为很少有人在当时就预见到,持续四年的一战会带来如此深重的人员伤亡和资产破坏,估计就连一战的发动者也没有想到。

发动者之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开启战端时,还沉浸在战争“先发优势”的叙事中沾沾自喜,以为巴尔干点着了火药桶给了他发动战争先机获胜的机会,殊不知他开启的是毁灭性的总体战,与之前熟悉的战争形式完全不同。

黑天鹅与我们所熟知的可以用过去的数据来量化的风险不同,需要我们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去应对。

首先,黑天鹅不可预测,也没有预测的意义。即使你预见了黑天鹅,如果没能预见可能深重的后果而做好准备,仍然无济于事。

其次,需要不断强调,面对黑天鹅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是无知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战争的迷雾”(The fog of war)来形容新冠疫情发展的扑朔迷离。同时我们需要一再提醒自己,黑天鹅带来的后果很可能出乎意料!

第三,我们需要专注于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出情景分析,然后对不同可能性带来的后果做出仔细、详尽、多维度地评估,准备好各种应对的预案,这才能应对黑天鹅的意外打击。早在2022年2月底《经济学人》就特别撰文对全球应对新冠提出建议,强调需要公开透明的信息和听取专家的观点,需要政府推动各种隔离措施减缓病毒的传播,也需要各国医疗体系做好充分预案,防止医疗挤兑。可惜的是,真正迅速做出反应的国家并不多。

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黑天鹅级别的,任何通常的压力测试都无法预见会出现如此需求侧、供给侧和信心侧同时急性休克的情形。以航空业为例,没有哪家航空公司能预想到会遇到国际航线在几周内下降到只有1%水平的情景。新冠危机因此也对经济危机下的企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思考。

新冠的黑天鹅暴露出传统管理思维的盲点。我们太过于习惯企业发展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追求这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则是把效率推到极致,最常见的就是即时生产(Just-in-time)这种供应链管理方式的大流行。而这种过度追求效率,全力打造复杂紧密的全球供应链,而缺乏韧性的问题,在新冠危机中被暴露无疑。

新冠危机因此对企业的管理者敲响了警钟,每家企业都必须思考如何增加“战略冗余”。战略冗余在自然界很常见,比如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虽然拥有一个肾脏完全可以存活。在企业管理中引入战略冗余,也被称为从即时生产向以防万一(Just-in-case)的管理模式转变,不只是效率优先,更强调应变能力,让企业具备紧急处置的能力。战略冗余就是在危机之中建构的能力,需要人力资本,也需要储备的资源和资金。

强调战略冗余的管理模式,就需要增加系统中的韧性。

以供应链为例,衡量供应链的韧性,有两大标准。第一、当一家企业突然面临关键原材料短缺时,它还能存活多久?第二、如果出现关键原材料短缺,企业需要花多长时间解决这一问题,恢复生产?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尽快寻找其他供应商,或者让既有供应商尽快将自己的冗余产能调换方向。

新冠来袭,全球各国医疗体系都暴露出程度不一的口罩、防护衣物、呼吸机等重要医疗物资和器械的短缺,也的确涌现出了不少有韧性的企业。比如吹风机生产商戴森和一级方程式赛车厂麦克拉伦都在短短几周之内生产出了简化的呼吸机。只是,遭遇新冠疫情,哪怕是几周的耽误都可能来不及。等两家厂商生产出呼吸机的时候,对呼吸机暴增的需求也结束了,因为医疗挤兑的高峰已过。

战略冗余还包括现金的储备。美国很多大企业在融资非常便宜的过去10年把大量的收益用于股票回购,而不是投入到推动未来增长的研发,或者构建自己应对危机的现金储备,现在看来是巨大的失误。以美国四大航空公司为例,它们目前从美国联邦政府申请到的紧急纾困资金,只是过去五年来股票回购所花的现金的几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资本盛宴时的短视,原本应具备抗击新冠疫情次生经济危机的韧性。

更进一步,构建企业的韧性也需要对完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再检讨,很多情况下,即期的成本和收益很容易被衡量,但衡量韧性却比较难。如果市场配置资源只依赖容易衡量的因素,而忽略难以衡量的因素的话,很难期待企业自身在危机过后还能想起“战略冗余”的重要性。看一看SARS之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就知道了,原本说好的研发经费一两年就干涸了。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位前专家的话说:对疫苗研究的忽略,“是全球性的注意力缺失”。

最后再审视一下新冠疫情的最重灾区美国。在对美国防疫失利的反思中,有两点思考很到位。

其一,如果你尽可能夸大瘟疫的可怕(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具备“想象力”),促使人们更早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为,就可能会避免灾难的发生,但可能会在事后被诟病为夸大事实,这是疾控人员必须克服的两难。

其二,大流行病不比其他风险,可以让政客去权衡不同的选择。政客如果在大流行病爆发的当口还在考虑其他利益,从而无法有效一致地发出让老百姓社交隔离的讯息,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在平常可量化的风险面前,比如经济衰退,老百姓充满疑惑,政客需要做的是打气鼓劲。但是面对感染性如此之强的大流行病,因为它是可能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黑天鹅,政客只有一个选择,把问题渲染地越重越好,让人们尽快改变行为——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不然的话,灾难只可能严重到无法收拾。

应对黑天鹅,归根结底需要跳出对风险的权衡,只剩下一条死磕的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凄惨,今年只有中国人才买iPhone?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雷科技”(ID:leitech),作者 雷科技,36氪经授权发布。

日前,外媒CNBC报道称,CINNO Research提供的数据显示,苹果4月份在中国的iPhone销量达到了390万部,相比3月份增长了160%。

进入到4月份后,国内手机行业已经逐步复苏,之前一段时间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散。

与此同时,根据市场研究公司KeyBanc给出的报告,4月份,iPhone全球市场销量暴跌,环比下滑77%,同比下降56%。

两份数据一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内和海外市场,iPhone的销量成绩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疫情黑天鹅下,无可避免

2020年的手机行业猝不及防地遭遇了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受到了沉重打击。根据IDC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为2.758亿部,同比下滑11.7%。销量排名前五的厂商中,只有小米和vivo两家品牌保持销量增长。苹果的情况还算不错,销量微跌0.5%。

而一季度国内的情况,则还要更严峻些。同样是IDC提供的数据,国内手机整体出货量为6660万部,同比下滑20.3%。华为、vivo、OPPO、小米和苹果五大厂商,销量均出现了下滑;而五个品牌之外的“Others”厂商,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合计销量只有230万台,同比暴跌69.9%。

对比一季度的这两份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之下,国内手机市场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就疫情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一季度,国内确诊数量达到了顶峰,也是对手机行业影响最严重的时候。不过,随着疫情形势的迅速好转,4月份,国内手机销量就恢复到正常水平。

根据信通院提供的数据,4月份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4172.8万部,同比增长 14.2%。进入4月份后,国内手机行业终于摆脱了一季度三个月的销量暴跌。

至于海外地区,新冠的破坏性影响真正显露出来,比中国要慢一拍。从数据来看,开始大规模检测后,海外地区的确诊人数激增,4月份达到了最高峰。封城、居家令等隔离措施的推出,也让海外手机市场遭遇重创。苹果在中国之外的Apple Store,也被迫关闭,而iPhone 4月份的全球销量出现暴跌,就不难理解了。

iPhone SE2是最大功臣?

4月份,国内手机整体销量出现增长,但iPhone的160%的增长幅度,原因显然不仅是疫情形势好转这么简单,同时和iPhone的产品以及定价策略息息相关。

4月中旬,苹果一改上半年不发新iPhone的惯例,推出了iPhone SE2。从产品层面上来说,这款手机在创新上乏善可陈,但凭借着A13芯片带来的性能优势,以及3000多元的价格,依然获得了大量用户的青睐。

从iPhone SE2发售的情况来看,销售成绩相当不错。尽管我们还无法获得准确的销量数据,但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根据京东联盟的数据,光是京东自营渠道,iPhone SE2的销量就在13万部以上。

此外,尽管距离iPhone 12发布还有一段时间,但依靠着旧机型降价,苹果在上半年的手机市场,依然可以有一番作为。表面上来看,不管是iPhone 11系列还是更早的iPhone XR,官方定价都毫无吸引力,基本只有24期免息分期和以旧换新这两种促销手段,而且存在着没有5G、信号差等硬伤。

但实际上,iPhone曾经的密不可破的价格体系,早已土崩瓦解。第三方电商市场上,iPhone SE2已经降到了2000元价位,直接和国产安卓旗舰竞争;iPhone XR价格跌破4000元,成为最便宜的全面屏iPhone;iPhone 11则降到了4000元价位,保持着相当强劲的竞争力。对于第三方电商和经销商的降价行为,苹果也基本保持着默许的态度。

iPhone 4月份的销量爆发,和这些降价措施密不可分。所以,真香还是恶臭,其实还是得看价格。

手机行业何时能驶出阴霾?

最近几年,手机行业已经是一片红海,整体销量在持续下滑。手机市场头部效应的加剧,也一步步挤压着五大厂商之外的中小品牌的生存空间。目前来看,疫情对国内手机行业的影响已经逐渐消散;但就海外疫情形势来看,欧洲地区已经趋缓,美国、印度等地情形依然严峻。整个2020年,疫情对全球手机行业的影响还会持续。

不过,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对手机市场,我们还是可以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现在国内手机行业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供应链也能满血运行,至少手机产能得到了保障,不会再出现春节期间普遍缺货的情况。这对全球手机行业是一个利好。

而且,对整个手机行业来说,仍有很多有利因素。首先,5G的红利尚未完全释放。2020年被视作是5G普及的一年,从过去3、4G的经验来看,5G也会带来一大波换机红利。今年一季度,各大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5G旗舰手机,但相对高昂的定价下,必然无法覆盖所有用户。

现在,高通、海思、三星、联发科等芯片厂商均推出了中端5G手机解决方案,刚刚发布的荣耀X10以及将要发布的红米10X,都是这类产品的代表。用不了多久,千元5G手机将会变得更加普及,激活潜在的5G下沉市场。

其次,经过十余年发展,进入到成熟阶段后,智能手机不可避免地变得平庸化。但即使手机变得无趣和缺乏创新,也依然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智能设备。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能够完全代替手机的产品或技术趋势。智能手机市场再怎么萎缩,也是一个数十亿部年出货量的庞大蛋糕,手机巨头们都不会轻易放弃。

当然,更严峻的局势面前,手机厂商之间的竞争会愈发激烈。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各大品牌的新机依然会一波接一波地密集发布,并且会有更惨烈的价格战。这对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晟道投资薛宇宁:直播带货尚有待开发的风口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一场突如其来的“黑天鹅”——新冠疫情,有如一次影响全球的“压力测试”,引发实业“巨震”。最受冲击的当属:餐饮消费、文旅、电影院线等以线下消费场景为主的行业。为了自救,各行各业都开启了“直播卖货”模式,以期望在社会流动停摆的时间段内求得生存希望。

近日,晟道投资CEO薛宇宁应邀做客“第一财经-投资人说”视频专栏,与专业财经媒体人高远,就疫情下的消费行业变化与趋势等话题,展开交流对话。

核心观点包括:

1、疫情冲击了餐饮娱乐、旅游等行业,但这是短期。长期来看,这些行业的发展逻辑并没有影响。一个全行业的黑天鹅事件,你(企业)会得到更多社会的关注、政府的支持、金融机构的支持。

2、在过去纯靠资本市场去做一些,一二级市场上的套利,或者通过资本上运作来赚钱的事情,这已经越来越难了。当下和未来更多的应该是资本跟实业去做比较深度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资本跟实业相互借力、互相成就。

3、线上网店与线下购物场景,相互依存的状态会长期存在。但线下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体验感,如展示效应、线下会是线上的便捷补足、线上线下的成本结构最终会趋向达到一个平衡点。

4、直播带货将是一个趋势,现在直播带货主要是全品类的,它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风口,比如垂直领域的直播。但它不会替代线下零售。

5、影院这个行业将有两大发展趋势:它会一个更加规模化跟整合化的趋势;它会逐步的变得虚拟化,VR设备会逐步在C端普及,在线下影院更像一个社交场景,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尾部的影院会消亡。

6、30年前影院经历过一次整合,那是因为过去版权分销渠道少,但这次因为疫情,影院经过这次集中与分流后,整体影院行业会经历做大蛋糕的过程。

以下是对话实录:

疫情短期影响线下零售模式,但行业长期逻辑仍在

第一财经:感谢薛总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您过去投了很多泛消费领域的标的,也很成功,这次疫情我们发现对于线下门店的影响比较大,就像星巴克这样的一些咖啡大佬,它一直强调的咖啡的第三空间,在一段时间之内都是失灵的状态。有分析也认为接下来像星巴克小规模化的趋势,可能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您对这个行业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判断的?

薛宇宁:我首先想表达一个个人的观点,这次疫情对于整个线下的消费,尤其是几个重点的行业,比如说餐饮、像您说的星巴克、或者旅游、电影院等,对他们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我认为它只是偏短期的影响,在整个中长期来看,其实并不会对整个经济的大势或者它的发展趋势有本质上的影响。这次疫情是一个全经济体、全行业的事件,一个黑天鹅,如果是个体性的黑天鹅事件,可能这个企业就已经不存在了。反而一个全行业的黑天鹅事件,你会得到更多社会的关注、政府的支持、金融机构的支持。

我个人认为,星巴克所有做的这些动作,跟疫情关系并不大,而是因为在整个线上线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星巴克的竞争对手,在线上做得比较优秀的情况下,倒逼着星巴克去走这一步,去转型、或许会有关店、去重视线上销售的指标,而这些动作跟这次疫情的关系不大。

实体经济与资本再融合或将加速

第一财经:在这样一个时期,星巴克有些门店还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堂食业务的情况之下,红杉资本和星巴克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您怎么来解读这次合作?

薛宇宁:首先我觉得在未来从投资角度来讲,资本市场的一些玩家去跟做实体经济的一些行业做深度的结合,这会是一个比较明晰的大趋势。 

在过去纯靠资本市场去做一些,一二级市场上的套利,或者通过资本上运作来赚钱的事情,这已经越来越难了,当下和未来更多的应该是资本跟实业去做比较深度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资本跟实业相互借力、互相成就。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也许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红杉跟星巴克合作。再往前说,像高瓴资本也做了很多跟实业相结合的项目,再说得远一点,像国外的3G资本等等这样一些大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跟大的实体企业的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趋势。

未来线上线下成本结构将趋同,融合会加剧

第一财经:如果说过去线下门店受到网络购物的冲击,其实这样的冲击已经不只是现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网络购物冲击下,线下门店可以能够存活下来,很大的原因在于它体验的这样一个场景还在。这一次疫情中让这个场景也受到挑战,您认为未来线下门店的发展的趋势会有怎样的演变?

薛宇宁:从数据上来看,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概是40万亿,线上大概占了10万亿左右,但是线上的增速是15%左右,线下大约在6~8%。从数据上来看是线上快、线下慢,但线下规模依然大,线上规模依然小。我个人认为线上跟线下,正如您所说,它将会是一个长期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

原因就是除了您刚才讲的线下它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体验感,跟线上相比,无疑线下它的体验感更好。另外我觉得还有三点是线下跟线上比线下能够长期存在,并且不会被线上大规模替代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展示效应。假如说咱们开了一个新的服装的品牌,在北京SKP百货的LV隔壁建了一个门店,消费者他还是会逛街,还是会去商场。他在线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展示,他会首先默认你是一个好的品牌,会默认你的溢价空间,你的价格会跟LV差不多或是持平的;

第二个也是行业的一个趋势,咱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O2O模式,线下它是一个很好的前置仓。现在像阿里跟大润发已经在做这样的合作。线下的O2O这块是可以对线上起到很好的补足。O2O也是线上跟线下两方互相导流的一个很好的过程;

第三点是从成本角度来看,如果大家关注数据的话,会发现2017年是一个分水岭,在2017年之前,线上的销售成本是低于线下的。2017年线上跟线下的销售成本基本打平,其实这个就很好理解。如果线上好卖,线上增速快,线上利润率高的话,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会涌入线上,必然会把线上的成本推高。这当中就是营销成本、广告成本都会推高。相比来讲线下的销售,它主要的成本是租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最终可能会达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就是线上线下他们的成本结构会趋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线上成本低的一些优势会被摊薄。在这三个原因之下,我觉得线上跟线下还是一个长期的并存的状态。

看好直播带货行业,但它无法替代线下销售

第一财经:其实在零售行业中,这次疫情催化了一个行业就是网络直播带货,过去都是一些明星网红来做的事情。现在网络直播带货几乎成了全行业都可以做的事情,像你们行业当中也有人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您认为未来它会是一个标配吗?它在行业经营当中的比重大概会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薛宇宁:我个人非常看好直播带货这个行业,我甚至认为在这个行业中有可能会产生一家或两家替代传统电商的公司。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喜欢看文字内容,之后是图片内容,之后是小视频,现在是直播,这是人的消费的习惯的演变的过程。

现在新一代的消费群体对直播这样的一种模式,肯定比文字或者图片的展示,对于他们来讲更具有吸引力。这也是科技变革在其中的影响,如果没有5G的发达、没有好的带宽资源、IT技术在支持的话,直播带货也没有这么好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建立起来之后,我觉得直播带货将是一个趋势,但它不会替代线下零售。

现在直播带货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风口,比如垂直领域的直播,现在比较火的一些直播,它还是全品类的。但未来肯定会出现一些垂直领域的直播带货。比如说我就擅长做3C产品,我就去播3C产品的直播带货,我善长美食,我就去做美食的直播带货,而不是现在的全品类的直播带货,这会是一个趋势。

稀缺景区仍是文旅业核心资源

第一财经:与此很类似的就是文旅业,您也投了很多文旅项目也很成功,目前线上旅游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方式,未来肯定还是要还原到实景旅游当中去。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演变逻辑会不会也会线上线下结合,甚至会有各占50%比例这样的情况出现?

薛宇宁:从旅游这个行业讲的话,我觉得是除非发生一次巨大的科技变革、科技革命。人在体验上、感官上,无论是 VR、AR技术、还是人的体感技术,在更大的科技革命发生之前,从旅游行业来讲,目前还是线下会占比更重一些。尤其是稀缺的景区资源,仍然是旅游行业最核心的资源。线上它是一个销售渠道、分销、展示平台,从商业角度来讲,他们还是乙方,甲方永远是稀缺的景区资源。

疫情后影院业态将现整合潮

第一财经:在线下的消费领域当中,其实电影市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市场,这次疫情使得影院被迫关门,据报道全国有200多家影院注销了,您认为未来在影院行业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

薛宇宁:因为我们之前投过一些电影院,我们收购了一些电影院,在影院这个行业,我的判断是有两个发展趋势。

第一、它会一个更加规模化跟整合化的趋势。不论有无疫情也好,中国影院行业的趋势已经有了,那就是前十大院线在逐步整合其他中小型院线。虽然现在中国几千家影院里边前十大还是占比还不是很大,但是这个过程是要逐步的整合。影院只有经历这样的整合,它才能在成本、效率、跟片方谈判上,才有更大的话语权。

第二、影院未来的趋势,它会逐步的变得虚拟化,也是线上跟线下的一个结合和转变。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公司能够做出来一些,在家里用头戴式的一些VR的设备,或者是一些成像设备可以达到IMAX的观影效果。而影院在线下就更像一个社交场景,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尾部的影院会消亡。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中国电影票房市场是一个会持续增长的市场,无论是在经济好与不好的时候,这个市场都会持续增长。未来会有一些家庭式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之类的产品出现 ,会分流走一部分消费者。但是大家要社交的需求是不会变的。哪怕我在家里利用VR设备沉浸式看过一遍的电影,如果我有一个约会的需求,可能还是会到电影院再看一遍。这两个需求并不完全冲突,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市场。

不同于30年前,当下院线行业蛋糕会做大

第一财经:其实这个市场很有意思,30年前大概是出现了一轮实体影院关闭的那样一个潮流,因为当时电视业的发展,让电影行业没落了。30年之后,数字电影院线又重新占领市场。这次疫情后又出现了一次行业集中与分化的过程,这个规律蛮有意思。

薛宇宁:您这个观察特别好。我也看到了这个现象,但是这两次有一个特别本质的不同,在之前行业在版权和分销领域没有那么强,但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来讲,版权的意识已经非常强了。

而且在分销角度上,过去的分销渠道也比较少,现在分销的渠道也很多,尤其在版权上来看,那么上这一次它分流掉了很多影院,是把这个行业蛋糕切掉了,但这一次集中与分流后,我觉得是整体影院行业做大蛋糕的过程。

克里斯坦森:管理水平高的公司往往离崩塌不远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36氪经授权发布。

作者 | 汪宗白

责编 | 汪宗白

面对颠覆,像柯达胶片一样,现有企业因为受现实利益和能力制约,很难掉头,最终被颠覆。此后,入侵企业成为现有企业,其他低端破坏者取代现有企业的另一轮循环就开始了。

纳西姆·塔勒布将事先无法预测,但对世界影响重大的小概率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艾伯特·巴拉巴西则认为,人类至少93%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因此社会发展也可预测,黑天鹅不存在,它“爆发”是有规律、可预测的。今天的人们更会自信地认为,无法预知未来只是因为我们数据有限,今天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了,情况应该有所不同,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打了人类一个耳光。

25年前,破坏性创新理论的一夜爆红也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今年1月,它的提出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罹患滤泡性淋巴瘤和缺血性中风10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比尔·盖茨也曾感慨:“自从克里斯坦森提出破坏性创新理论之后,出现在我桌上的每一份提案都自称是‘破坏性’的。”

1995年43岁的克里斯坦森与约瑟夫·鲍尔一起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论文《破坏性技术:逐浪之道》,首次提出了“维持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的区别,并以剧烈变化中的磁盘驱动器行业为例,展示了生产不同尺寸和容量的磁盘企业是如何前赴后继地被颠覆的。克里斯坦森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观点,在这个时代,好的管理也不能拯救组织的败亡,甚至它还是败亡之因。

那些被颠覆的公司的管理层往往遵循着良好管理的原则:进行细致的市场分析、预测市场需求、了解消费者的意愿等等。根究这些公司之所以掉队,克里斯坦森发现,现有企业以客户为导向,采取的往往是维持性技术,因为“它们按照主要市场中大多数用户历来重视的那些方面,来改进已定型产品的性能,某一行业中大多数技术的进步都具有维持性的特点”。

然而,随着产品的整体性能越来越强大,逐步超出了主流消费者的需要,于是市场中存在着“过分满足”的消费者,这就为进行破坏性创新的企业从市场底部入侵创造了机会。虽然其产品的主要性能可能要差一些,但是便利性、可靠性、价格或其他方面却更有优势。面对颠覆,像柯达胶片一样,现有企业因为受现实利益和能力制约,很难掉头,最终被颠覆。此后,入侵企业成为现有企业,其他低端破坏者取代现有企业的另一轮循环就开始了。

01 非消费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消费者

苏格拉底一边说“我不知道的远远大于我所知道的”,一边他画了一个圆,用圆外面的部分来比喻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同样,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彼得·德鲁克指出,企业密切关注客户的需求固然没错,然而,企业决不应该完全忽视非消费者的需求。因为非消费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消费者。

企业将资源和注意力投向能带来更多回报的目标客户似乎天经地义,然而企业和主流消费者之间也构成了一个“信息茧房”,“细心听取用户意见,细心跟踪竞争者的行为以及投入资源设计,并制造能产生更高利润的性能更好、质量更高的产品。这些就是强大的公司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变化时受挫或者失败的原因”。

人们会天然试图维护眼前的稳定性,可改,不可革,因此,在疫情中,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了维持眼前日常生活秩序,反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现有的成功的管理系统,实际上是企业未来成功的障碍,比如杰克·韦尔奇出于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强化现有成功的管理系统,并给GE埋下了衰落的种子。他曾表示,硅谷文化对GE这样的公司来说是一种污染。出于追逐及时回报的需要,韦尔奇驾驶着GE在金融业驰骋。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GE一蹶不振。

02 克里斯坦森的理论是我们时代的镜子

有科学家曾打比方,如果宇宙史缩略为一个月的话,太阳系存在了10天,恐龙统治地球约8个小时,人类历史只有一分钟,人类文明史只有一秒钟。同时,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在加速,5000年前的埃及人和2000年前埃及人的生活没有太大不同,尼罗河水每年定期泛滥,然后人们开始耕种然后收获,祖辈能够看穿孙辈的一生。

很多时候,人是用生命的时长去衡量外部世界的变化的。今天的人们开始习惯了生命的时长远远久于组织的兴亡。终于,由克里斯坦森看到,短短几年,电脑磁盘行业中一家家企业就经历了各种改朝换代式的兴衰,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发现。

近二十年中,颠覆性创新无所不在,克里斯坦森的理论一方面如同刺中了大公司们的命门,让它们恐慌不已,另一方面则像是给了一些创业者一袭锦衣,用来自我包装,并通过“碰瓷”大公司来讲故事。

克里斯坦森更是十分机智地将理论的立场设定在大公司一边,试图阐述如何防御“颠覆”,这既关乎到他的个人利益,也涉及一个问题,破坏性创新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员工的行为容易预测,而企业家的价值正在于他们能做出这种难以预测的“创新”。一旦出现某个可以宏大叙事的项目,资本也会不惜代价地一拥而上,比如共享单车。

03 来自边缘教会的布道者

1952年4月6日,克里斯坦森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一个摩门教家庭,摩门教正式的称呼为耶 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主流的天主教和新教徒看来,摩门教属于很有争议的边缘教会。

1970年,克里斯坦森进入杨百翰大学商学院学习经济学,该校97%的学生为摩门教徒,商科久负盛名。80%以上的学生,都会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进行男生为期两年,女生为期一年的外出义务传教。

1971~1973年,在教会的安排下,克里斯坦森来到韩国传教,当时的韩国正处于经济起飞前夕,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百废待兴。两年在韩国的所见所闻,为克里斯坦森后来的入侵企业从低端市场攻入主流市场提供了思想素材。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非主流宗教,摩门教和主流的天主教、新教相比,本身也和入侵企业一样,更需要从“非消费者”入手。2004年3月台湾《天下》杂志报道:“克里斯坦森的侄女刚刚结束台湾的传教生活,三个小孩也分别在德国、蒙古与美国传教。”

克里斯坦森在英国牛津大学女王学院攻读应用与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获得哈佛商学院MBA学位,当过白宫实习生,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干过咨询,还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教授一起创办了一家高科技材料的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公司最终失败。

与不连续的职业生涯相对,克里斯坦森一直担任着各种公共职务,并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以助人为乐。他在摩门教会内,由一名普通的教徒成长为领袖、祭司、“区域当局七十员”( Area Authority Seventy)成员。1991年, 克里斯坦森返回哈佛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 一年以后,40岁的他凭借着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顺利获得学位,并得以留校任教。此时,他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既不善经商,也不善从政,而长于理论,是一个“布道者”。直到1995年,他终于以一篇文章一炮而红。

04 人们对数据的解读是主观的,服从当下利益

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即将爆发的灾难性事件,企业看不到未来颠覆它核心业务的竞争对手呢?往往因为它们并不想看到。所以,在大数据时代,同样无法预测“黑天鹅”事件,人们对数据的解读是主观的,而数据越多,数据制造的假象也就越多,人们知道的越多,通过排列组合现有的知识来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也越多。

注意力本身是一种资源,更是其他资源投入的起点,正因为市场中的现有企业不愿意看到颠覆性的创新,故而,克里斯坦森发现:“关键的决策和资源分配过程也是拒绝破坏性技术的同一过程。”

就算明智的CEO愿意试水新业务,由于现有企业的价值观会优先考虑现有的消费者和市场,其资源和程序也是根据现有的市场加以设计完善的,所以,企业自然而然地会优先处理维持性创新,使新业务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而失败。

所以,克里斯坦森提出的解决之道,既一目了然,对大公司来说,又难以实现。他建议在“主力部队”成立一支“偏师”来应对那些光脚的进攻者。简单地说,企业只有自己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才能避免被别人掘墓,“为了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创建或收购一个全新的企业系统,建立与企业原有资源、程序和价值观不同的新资源、新程序和新价值观”。

这意味着新部门需要实行自治,也是对管理的一种挑战。这种想法与他的信仰也有关,摩门教一面要求教徒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一面具有要求强烈的“自治”倾向。

05 颠覆性创新理论对于创新而言是一种事后解释

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其实也指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明天的你是今天的你吗?我们本能的答案是“是”。同时,即使人的行为真的93%都是可预测的,而不可预测的7%却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克里斯坦森所提出的“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对一个人来说,前者对应着逻辑,后者对应着直觉。很多杰出人物在谈到事业的起点时,也常指向直觉。

克里斯坦森能够提出颠覆性创新也是来自他的直觉,尽管我们可以对为什么由他来提出这个理论进行事后解释。颠覆性创新理论对于创新而言,也是一种事后解释。

与32岁就荣升哈佛“大学教授”的波特相比,他的哈佛商学院同事克里斯坦森成名稍晚。迈克尔·波特曾将公司战略分为追求经营有效性和实现差异化两种,对于前者,他常以日本制造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上的努力为例,对于后者,波特则列举了一些他认为通过创新实现差异化的卓越企业。

波特指出了同质化竞争和差异化竞争的区别,而克里斯坦森更上一层楼,再次细分了创新。创新理论放大了管理和创新之间的差别,尽管创新理论在广义上属于管理学,而管理学源头却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工序分解和亨利·法约尔的调控等,这些学说的目的都是提高组织效率。创新理论之于它也好像是一种破坏者,硅谷公司的崛起更是放大了创新的价值。

今天,“颠覆性创新”或“破坏性创新”在学界和企业界成了日常词汇,甚至到了言必称“颠覆”的地步。“颠覆性创新”时常被误读,以至于在2015年,克里斯坦森又写了一篇文章——《正确理解颠覆性创新》,并顺便指出优步的创新不属于颠覆性的范畴,它只是一种持续性创新,因为它并没创造新的市场,使用它的人还是以前打出租车的那些消费者。今天,优步的股市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