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看清,新冠病毒如何入侵人类大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术经纬(ID:Global_Academia),编辑: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原文标题:《首次看清,新冠病毒如何入侵人类大脑!今日<自然>子刊展示高清图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年前,新冠病毒在人体中导致的肺部异常开始引起医生们的注意。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认识到,COVID-19不只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

除了损害肺部,新冠病毒还会影响人的心血管系统、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有多达1/3的患者报告,他们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嗅觉和味觉丧失,头痛,头晕,疲劳,恶心。甚至还有一些患者会发生中风、意识受损等更严重的症状。

▲COVID-19的常见肺外表现(图片来源:参考资料[3])

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让人们怀疑,新冠病毒会入侵大脑,并感染脑中某些特定的细胞。另一方面,新近出现的一些研究证据显示,感染者的脑部和脑脊液内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核酸。那么,新冠病毒究竟会通过怎样的途径越过血脑屏障,入侵大脑?想要阻止或治疗新冠引起的神经症状,需要找到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

今日,《自然》子刊Nature Neuroscience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科研人员通过尸检发现,新冠病毒有可能从鼻子进入大脑,顺沿着神经细胞传播。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也首次获得了完整的新冠病毒颗粒在鼻咽内部的电子显微镜图像。

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Frank Heppner博士与同事们研究了33具死于新冠感染的患者尸体,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多个组织样本,包括鼻咽部和多个脑区。

在这些已故感染者的鼻咽和大脑中,研究人员找到了新冠病毒的核酸和刺突蛋白,这些证据表明,在连接眼睛、口腔、鼻腔与脑干的神经解剖结构中,均有病毒存在。其中,新冠病毒载量最高的部位是嗅黏膜(olfactory mucosa)

▲分析的组织样本取自嗅黏膜(R1)、嗅球(R2)、嗅结节(R3)、口腔黏膜(R4),三叉神经节(R5)、延髓(R6)和小脑(R7)等区域(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使用特殊的组织染色方法,这支研究小组在嗅黏膜观察到了大量完整的新冠病毒颗粒。电镜图像清晰地显示,有些病毒颗粒在神经细胞内部,有些在邻近的上皮细胞伸出的突起内。

▲超薄层切片和人工着色的电镜图像显示,嗅黏膜中的细胞内有大量完整的新冠病毒颗粒(图片来源:参考资料[2];Credit:Michael Laue / RKI和Carsten Dittmayer / Charité)

免疫组化染色的结果进一步确认,在鼻黏膜内部,一些表达神经元标志物的细胞内有刺突蛋白,说明嗅觉神经元可能受到了感染。此外,在接收嗅觉和味觉信号的脑区中,也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以及免疫细胞被激活的证据。

“在我们看来,嗅黏膜神经细胞中存在新冠病毒,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冠患者的神经症状,比如嗅觉或味觉的丧失。” Heppner教授说道,“新冠病毒会利用嗅黏膜作为进入大脑的入口,我们的数据支持了这种观点。一旦进入嗅黏膜,为了到达大脑,病毒似乎会利用嗅神经等神经解剖学上的连接。”

▲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嗅黏膜内部的神经细胞(粉红)已被新冠病毒(黄色)感染,周围是起支持作用的内皮细胞(图片来源:参考资料[2];Credit:Jonas Franz)

研究人员还在延髓(脑中负责呼吸等重要功能的区域)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证据。他们猜测,在重症患者中,病毒侵入这一脑区,也可能让肺部感染导致的呼吸困难进一步恶化。

但论文中也指出,“有必要强调的是,这项研究涉及的新冠患者都属于严重疾病,因此,不一定可以把我们的结论推移到轻度或中度的新冠患者。”

“我们的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从一个神经细胞传到另一个神经细胞,最终进入大脑。但我们也不能排除病毒通过血管传播的可能,因为在大脑的血管壁也发现了病毒存在的证据。” 这项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Helena Radbruch博士补充说。

参考资料

[1] Jenny Meinhardt et al., (2020) Olfactory transmucosal SARS-CoV-2 invasion as a port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ntry in individuals with COVID-19. Nature Neuroscience. DOI: 10.1038/s41593-020-00758-5

[2] How SARS-CoV-2 reaches the brain. Retrieved Dec. 1, 2020, from https://www.charite.de/en/service/press_reports/artikel/detail/how_sars_cov_2_reaches_the_brain/

[3] Aakriti Gupta, et al., (2020). Extrapulmonary manifestations of COVID-19. Nat Med, DOI: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0-0968-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术经纬(ID:Global_Academia),编辑:药明康德内容团队

首次看清,新冠病毒如何入侵人类大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术经纬(ID:Global_Academia),编辑: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原文标题:《首次看清,新冠病毒如何入侵人类大脑!今日<自然>子刊展示高清图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年前,新冠病毒在人体中导致的肺部异常开始引起医生们的注意。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认识到,COVID-19不只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

除了损害肺部,新冠病毒还会影响人的心血管系统、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有多达1/3的患者报告,他们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嗅觉和味觉丧失,头痛,头晕,疲劳,恶心。甚至还有一些患者会发生中风、意识受损等更严重的症状。

▲COVID-19的常见肺外表现(图片来源:参考资料[3])

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让人们怀疑,新冠病毒会入侵大脑,并感染脑中某些特定的细胞。另一方面,新近出现的一些研究证据显示,感染者的脑部和脑脊液内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核酸。那么,新冠病毒究竟会通过怎样的途径越过血脑屏障,入侵大脑?想要阻止或治疗新冠引起的神经症状,需要找到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

今日,《自然》子刊Nature Neuroscience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科研人员通过尸检发现,新冠病毒有可能从鼻子进入大脑,顺沿着神经细胞传播。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也首次获得了完整的新冠病毒颗粒在鼻咽内部的电子显微镜图像。

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Frank Heppner博士与同事们研究了33具死于新冠感染的患者尸体,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多个组织样本,包括鼻咽部和多个脑区。

在这些已故感染者的鼻咽和大脑中,研究人员找到了新冠病毒的核酸和刺突蛋白,这些证据表明,在连接眼睛、口腔、鼻腔与脑干的神经解剖结构中,均有病毒存在。其中,新冠病毒载量最高的部位是嗅黏膜(olfactory mucosa)

▲分析的组织样本取自嗅黏膜(R1)、嗅球(R2)、嗅结节(R3)、口腔黏膜(R4),三叉神经节(R5)、延髓(R6)和小脑(R7)等区域(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使用特殊的组织染色方法,这支研究小组在嗅黏膜观察到了大量完整的新冠病毒颗粒。电镜图像清晰地显示,有些病毒颗粒在神经细胞内部,有些在邻近的上皮细胞伸出的突起内。

▲超薄层切片和人工着色的电镜图像显示,嗅黏膜中的细胞内有大量完整的新冠病毒颗粒(图片来源:参考资料[2];Credit:Michael Laue / RKI和Carsten Dittmayer / Charité)

免疫组化染色的结果进一步确认,在鼻黏膜内部,一些表达神经元标志物的细胞内有刺突蛋白,说明嗅觉神经元可能受到了感染。此外,在接收嗅觉和味觉信号的脑区中,也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以及免疫细胞被激活的证据。

“在我们看来,嗅黏膜神经细胞中存在新冠病毒,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冠患者的神经症状,比如嗅觉或味觉的丧失。” Heppner教授说道,“新冠病毒会利用嗅黏膜作为进入大脑的入口,我们的数据支持了这种观点。一旦进入嗅黏膜,为了到达大脑,病毒似乎会利用嗅神经等神经解剖学上的连接。”

▲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嗅黏膜内部的神经细胞(粉红)已被新冠病毒(黄色)感染,周围是起支持作用的内皮细胞(图片来源:参考资料[2];Credit:Jonas Franz)

研究人员还在延髓(脑中负责呼吸等重要功能的区域)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证据。他们猜测,在重症患者中,病毒侵入这一脑区,也可能让肺部感染导致的呼吸困难进一步恶化。

但论文中也指出,“有必要强调的是,这项研究涉及的新冠患者都属于严重疾病,因此,不一定可以把我们的结论推移到轻度或中度的新冠患者。”

“我们的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从一个神经细胞传到另一个神经细胞,最终进入大脑。但我们也不能排除病毒通过血管传播的可能,因为在大脑的血管壁也发现了病毒存在的证据。” 这项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Helena Radbruch博士补充说。

参考资料

[1] Jenny Meinhardt et al., (2020) Olfactory transmucosal SARS-CoV-2 invasion as a port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ntry in individuals with COVID-19. Nature Neuroscience. DOI: 10.1038/s41593-020-00758-5

[2] How SARS-CoV-2 reaches the brain. Retrieved Dec. 1, 2020, from https://www.charite.de/en/service/press_reports/artikel/detail/how_sars_cov_2_reaches_the_brain/

[3] Aakriti Gupta, et al., (2020). Extrapulmonary manifestations of COVID-19. Nat Med, DOI: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0-0968-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术经纬(ID:Global_Academia),编辑:药明康德内容团队

当新冠疫苗都被富裕国家订走,你什么时候才能打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吴晔婷、李珊珊,责编:徐卓君,原文标题:《96亿剂有希望的新冠疫苗即将问世,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打上?》,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就在人类被百年来最为强大的COVID-19病毒打得节节败退之时,从年初开始的全球疫苗军备竞赛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辉瑞、moderna、阿斯利康等公司近期纷纷报告了各自疫苗的进展,根据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数据,疫苗保护力惊人:辉瑞、moderna的保护率高达90%,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疫苗的保护效力也超过了70%。

疫苗行业迎来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将近200种COVID-19候选疫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开发和临床试验过程,已有十多种候选疫苗进入第三阶段的大规模试验,并且好几种已获得紧急或有限授权。

杜克大学统计了19种疫苗的产能,它们都是包括被业界广为看好的种子选手,他们都进入了二期或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包括数据极佳的辉瑞、moderna、阿斯利康等公司开发的疫苗,也包括中国的科兴、康希诺等公司开发的疫苗品种。

根据杜克大学的数据,这些疫苗们还没有面世,就已经卖出了96亿剂。

但比起疫苗研发更难的,恐怕是分发和接种。

在电影《传染病》中,全球大部分居民利用机会均等的抽签来分配疫苗,然而在疫情的真实世界中,个人利用无差别的抽签无疑是坏主意。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如何给全球受威胁的75亿人接种疫苗,无疑是未来几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事关75亿人的巨型的社会试验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富裕国家整个夏天都在订购疫苗

根据杜克大学最新的数据,全球各国“预购”的新冠疫苗订单已达到了约96亿剂,平均每个地球人可以分得超过一剂。

人均疫苗订数最高的加拿大已经预定了折合人均10剂的疫苗;英国是人均5剂;美国已预订了10亿剂,约合人均3剂。而目前在研的新冠疫苗,大多只需每人接种两针便可以达到有效防护。

于是,一如梅琳达•盖茨在11月12日的巴黎和平论坛上的发言:“富裕国家整个夏天都在预购疫苗……”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量的预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候选疫苗目前均未获批准,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性,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开发的疫苗就在中途因为不明副作用暂停过临床试验。

有能力买得起疫苗的国家,需要保证自己押宝的疫苗中至少有一个可以走到终点,一如一位日本公共卫生官员对这种大规模的超额预定的解释:“必须平均下注,免得一无所获”。

经历了以疫情为主旋律的2020年,人们愈加深信,谁能率先控制疫情、复工复产、率先开放,谁便能在国际舞台上占得先机,疫苗开始作为一种战略资源遭到哄抢。

回到今年4月,当特朗普开启了灵感源于电影《星际迷航》的疫苗计划——“曲率极速行动”,并放出豪言,要在2020年年底向3亿多美国人交付3亿剂经过认证的疫苗。

没有人相信他能做到,但稀薄的信心并不妨碍各国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那些有希望成功的疫苗的预授权,在之后的大半年里,在以退群为主旋律的撕裂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放弃获取首批疫苗的努力。

作为有全球领先的研发能力,又有足够资金的大国,5月,曲率极速计划正式宣布的当月,美国就向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研发的疫苗投资12亿美元,并预定了3亿剂。同月,美国还向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Sanofi)投资3000万美元,获得了其新冠疫苗最大的预订权等。7月,又斥资近20亿美元,美国与辉瑞公司签订了1亿剂疫苗的订单;8月,美国与Moderna和强生分别确认了1亿剂的订单。

没有过多涉入研发,而主要作为购买方的日本同样没闲着,8月,日本也已与辉瑞、阿斯利康等分别预定过超过亿剂的疫苗,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透露,为了确保明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日本的目标是明年准备5.21亿剂疫苗。

仅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的富国“四人组”便包揽了34亿剂疫苗的订购量,约占总预售量的1/3还多。

富国有钱抢购,那些购买力有限的中等收入国家则使用其他策略来在预购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具有制造能力的国家,如:印度、古巴,利用签订生产协议的方法,与领先的候选疫苗们进行先期市场承诺的谈判。

而并没有生产或疫苗开发能力却拥有开展临床试验基础设施的国家,如秘鲁,已经在将这方面资源作为购买交易的杠杆与生产商进行了谈判。

但缺乏足够的财力,没有制造能力,甚至连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也不完善的低收入国家,几乎被排除在了交易过程之外。

出于人道主义,以及控制疫情的需要,包含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各种专业组织从疫苗争夺战的一开始就一直在呼吁富国与穷国共享疫苗,这些努力,促成了旨在促进新冠疫苗公平分配的“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COVAX)的成立。

不过,这个生活着全球12%人口的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富国四人组预定的疫苗超过了COVAX采购量的4倍,而后者几乎是为全球20%人口生活的92个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的唯一机构。

中国策略:以空间换时间

和欧美国家整个夏天都在争抢预定疫苗不同,中国看起来采取了另一种策略。

早在“确定人传人”之后一个月的疫情初期,中国就从国家层面设立了疫苗研发专班,全面布局了五条技术路径的疫苗研发——灭活疫苗、重组基因工程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

最新的进展是,五条技术路径共计13种有疫苗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其中5个疫苗正在阿联酋、巴西、巴基斯坦、秘鲁等多国开展III期临床试验(全球共计12个疫苗进入III期临床试验)

除了国家层面布局的自主研发,中国的企业也推动了和跨国企业的疫苗合作。比如康泰生物和复星医药已获得授权,将分别负责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研发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和BioNTech的mRNA疫苗在中国的商业化。这两个疫苗均已进入临床三期阶段,后者已经提交了三期临床试验的最终结果,有效率达95%。

没有参与人均3剂、5剂、10剂疫苗囤货大战的中国,自主研发的产能有多少?

在10月20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忠伟给出了一个数字,预计到今年底,我国新冠疫苗的年产能可达到6.1亿剂,明年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会在此基础上有效扩大。

当然这里的6.1亿剂并不是说今年底能够生产出这么多,只是一个以年底的产能换算成年产能的结果。

国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敬桢在上述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生物已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工作,明年产能将达到10亿剂以上,能够保证安全充足的疫苗供应。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表示,根据前期生产结果,大概产能是每年3亿剂,今年到年底大约可以生产1亿剂的新冠灭活疫苗(包括半成品)

康希诺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其年产能的最新预计是3亿剂。

中国第五个也是最新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智飞生物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共同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其罐装生产线设备已经开始试运行,最新的预测数据是,三条产线开足马力将能保证每天80万人份的产量,年产能可达到3亿剂。

如果按照以上这些产能数据来看,中国5个进入三期临床阶段的疫苗,顺利的话,在2021年可以达到19亿剂的产量。

按照每人接种2剂来看,19亿并不能保障给所有的中国人接种。更何况,19亿,还是建立在疫苗能够在三期临床试验过程中得到有效安全认证、获批上市的基础之上,生产线全开的结果。并且,中国还需要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

短时间内给全体国民接种疫苗,也许并不是中国的最佳策略。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分析称,中国的策略是“以空间换时间”。简单来讲,依靠严格的防控和公共卫生措施,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因为疫苗的产能暂时无法完全跟上,可以优先完成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等全球其他地区完成了疫苗接种、疫情慢慢得以控制之后,中国可能也就不用进行大规模的接种了。

姜庆五告诉八点健闻,免疫的策略有两种,一是保护个人,谁接种谁受益;另一种策略则是建立群体免疫屏障,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而中国人口基数大,疫苗产能有限。“要真正实现群体免疫,在一两年内完成可能也很困难。”

除了产能,决定采取哪种免疫策略时,成本也是一个考量因素。“如果要群体的免疫,政府一定要出钱,因为政府不能强行让每个人都自费接种疫苗。”这在美国和日本等目标为全体接种的国家来看,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已经使用国家财政出资订购了疫苗。

对于中国而言,是采取公共卫生防控措施还是集体接种疫苗,如果以成本来计算,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目前中国的防控模式是,一旦出现了本土病例,可以快速通过早发现以及大规模排查和核酸检测的方式,及早地控制住疫情。

从事病毒风险模型开发的信风金融科技创始人兼CEO陈剑博士分析称,哪怕是零星的病例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其成本也低于全人群的疫苗注射。以一个类似青岛的9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为例,假设需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成本大约需要十亿。而14亿人口的疫苗接种,按照此前浙江紧急接种的价格,200元/支,两剂次400元,还不算上接种服务费等成本,这样的成本就是千亿量级。

给全球75亿人接种疫苗:一场巨型社会试验

不论是争抢预定疫苗的欧美国家,还是以空间换时间的中国,甚至对于其他更多的低收入国家而言,疫苗的研发成功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博士撰文指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测算,群体免疫需要70%~90%人口取得对病毒的免疫,按全球75亿人口计算,需要52.5亿人~67.5亿人获得免疫,考虑到有时两剂疫苗才会起到免疫作用,那么全球至少需要100亿剂新冠疫苗。

要给全球这么多人接种,无疑是一场巨型社会试验。想象这是一场游戏或者是一道复杂的数学应用题,你现在要用有限的疫苗来拯救这个世界,你该怎么做?

首先,有限的疫苗应该怎么分配?无论是国与国,还是地区间分配,富裕地区争抢疫苗的同时,贫穷地区的疫苗如何保障?这几乎又成了一个新的伦理难题。

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伦理之外,从科学上而言,如何分配才能利用有限的疫苗达到更好的疫情控制,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具体到各国,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博士提出,每个国家都需要制定一个计划来决定谁先接种疫苗。“在美国,可能是监狱里的人、肉类加工厂里的人、老年人,但在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可能不多,需要优先接种的是城市贫民窟内的人和流浪者。因此必须真正了解当地的情况,才能制定全球指导方针。”

而确定了疫苗的公平分配和优先接种方案之后,疫苗需要送到社区和医疗机构完成最后的接种。疫苗的储存和运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次疫情中,以研发周期短、有效性高、大规模生产成本低为特点首次惊艳亮相的mRNA疫苗,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低温储运条件苛刻。

辉瑞的疫苗需零下70度储运,能维持6个月稳定,2°~8°的环境下只能保持5天稳定。Moderna疫苗官方通报的储运稳定性稍好一些:零下20度存储运输,可保证6个月稳定;解冻后在2°~8°的标准家庭或医疗冰箱内,可保持30天稳定(高于此前估计的7天);一旦疫苗从冰箱取出用于给药,它在室温条件下的保存时间为12小时。

要知道,目前大多数药品在运输中的标准温度,通常为2℃~8℃。按照《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2017 年版)》,疫苗一般采用“冷藏车+冷包”的方式,即在发运前在冷库内用专用冷链箱包装,控制温度波动影响,运输过程中冷藏车采用主动制冷的方式,保证疫苗在运输途中环境温度始终保持在2℃~8℃范围内。现有冷藏车,未经特殊改装前所能维持的最低温度也只能到-20℃至-25℃。所以运输过程中大规模超低温冷链,仍需要用新的冷链运输设备。

世卫组织也发出了警示,对冷链存储要求过高将不利于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疫苗的供应。

一旦疫苗顺利运抵,你以为一切就能风平浪静了吗?

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担心疫苗副作用(34%)、因为临床试验进展太快而不相信疫苗安全性(33%)的大有人在。

如果接种意愿过低,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即使囤够了疫苗,短时间内也无法获得群体免疫。而只要全球的疫情仍未被扑灭,这一风险也会掣肘中国的开放进度。

普通人什么时候能打上疫苗?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何时候能够接种到新冠疫苗?也许还要看国家接种策略。

根据今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公平分配机制”的建议,最初,我们只有能为3%的人口提供免疫的疫苗,这批疫苗将提供给卫生保健和社会护理的一线人员,而之后我们会有覆盖20%的人口的疫苗,这批疫苗将首先用于接种新冠病毒感染高危人群: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

在10月20日举行,也是最近的一次关于新冠疫苗的高规格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忠伟曾对国家的疫苗接种政策简单解释为:“把新冠病毒未来的接种人群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高风险人群;二是高危人群;三是普通人群。

高风险人群主要是指一线的医疗防疫人员,边境、口岸的工作人员,还有由于工作原因必须要去高感染风险地区或者国家的工作人员,以及一部分保证城市基本运行的工作人员。高危人群则主要是指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这两类人将有机会得到优先接种。

从7月22日起,国内的新冠疫苗就开始了紧急使用。而在率先大规模开放紧急接种的浙江省,接种对象分为重点保障对象、重点推荐对象和一般对象。重点保障对象为医务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人员,也就是那些有更多接触病毒风险的“高危岗位”工作者;而重点推荐对象则包含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人员、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特殊场所人员、前往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人员等。其他自愿接种者均属一般人员。

“这两个原则只是角度不同,紧急接种优先照顾的是感染病毒风险最大的人群,而到了大规模接种时,感染后会造成巨大疾病负担的高危人群就需要被优先考虑了。”

曾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过十年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免疫规划科医师陶黎纳这样评价两个不同的接种原则。他认为“不担心接种秩序,因为中国对于这种群体性的接种,经验是很丰富了,而且只要是自费接种,那我相信挤破门的情况不大会出现。”

不过,在首先开展紧急接种的浙江,确实出现了一苗难求的情况。在紧急接种开放的早期,不需要本地户籍就能进行接种,但在我们近日的采访中,义乌、绍兴和嘉兴等城市的疾控部门都给出了需要“本地户籍或提供常驻人口凭证”进行预约,审核通过后再行通知接种的情况。

中国的民众对仅获批了紧急使用的疫苗的热情也吸引了外媒的关注,《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了新冠疫苗的地下黑市,文章提到,虽然专家们指出,风险可能大于收益,但因为很多人已经接种,疫苗(的安全性仿佛)得到了“背书”。采访过程中,八点健闻同样收到了黄牛的短信,“两针,9000元不含发票,只有两个名额……全款预约”。

对于紧急接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线疾控人员提到“以中国现在的(防疫)形势,普通人不需要急着接种疫苗”。

然而,如若疫苗获得审批,将以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案进行分发和接种,普通人又该如何获得免疫接种,目前都还没有公开信息披露。但多位相关人士评价,策略和方案会与疫情的形势和我们想要达到怎样的免疫水平有关。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交通不便的农村,在跨国药企从事研发的研究人员荔枝提到,“如果政府不出手,(农村)这部分人很难有意愿去打。”

姜庆五提到,“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接种率70%左右),要政府出钱,政府不可能强制让每个人出钱打疫苗的。另外,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特别大,真正要全部接种,量也很大,还需要看疫苗的生产情况,也许,一两年内完成也不容易。”

“不要乐观得太早”,我们的多位受访者提到,需要担心的一个情况是,如果疫苗出来了,然后相应的防护措施就降级了,那样的话,因为群体免疫尚未形成的话,会有很大风险。

正如BBC在近期的一篇描述疫苗进展的文章中提到:“即使有安全有效的疫苗出现,最开始的供应量肯定是不足的,而这些数量有限的第一批疫苗如何接种,也许关系着数以万计的生死。”

“疫苗的研发并不意味着疫情的结束,而是漫长而缓慢的恢复之路的开端。”

(于焕焕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吴晔婷、李珊珊,责编:徐卓君

阿斯利康推出有效率70%新疫苗,康泰生物负责国内生产_详细解读_最新资讯_热点事件

编者按:本文来自“华盛证券”,36氪经授权发布。

国外疫苗研发进展及相关事件

最新

11月23日

阿斯利康-牛津疫苗平均可预防70%的新冠病例

根据一项大型试验的初步结果,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公司开发的Covid-19疫苗可预防大多数人感染疾病,但未能达到辉瑞公司和Moderna的高水准。对数据的早期分析显示,该疫苗可使平均70%的研究参与者免于患病。阿斯利康称,没有发生严重的不良安全事件,两个剂量组的疫苗耐受性都很好。试验中没有出现Covid-19重症病例,参与者都没有住院。

尽管有效性较低,但英国的这种疫苗在分配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另外两种疫苗必须冷冻保存,而阿斯利康-牛津疫苗可以保存在冰箱温度下,因而更易于在全球范围内运输和存储,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另外,该疫苗的成本可能也比较低。

11月20日

美国最快下月中旬分发疫苗!

美东时间周日,美国联邦政府新冠疫苗项目负责人Moncef Slaoui表示,美国有望在未来不到三周内开始首批新冠疫苗接种,并可能于明年5月令全美70%的人对新冠免疫,从而实现群体免疫。“在12月11日或12日,全美各州首批人员有望接种(疫苗),各州卫生部门将告诉我们把疫苗分发到何处,”Slaoui表示。

据悉,FDA新冠病毒疫苗咨询委员会定于12月10日开会审查疫苗数据,讨论是否批准该疫苗上市,最快将在12月11日分发。据此前报道,该委员会还将考虑该疫苗在各个种族、民族和年龄群体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并就疫苗接种对象提出建议。

过往疫苗进展

11.21 BioNTech与辉瑞向FDA递交BNT162b2 EUA

11.20 BioNTech/辉瑞、Moderna新冠疫苗预计12月下旬在欧有条件上市

11.20 英国政府令其药物和保健产品监管机构评估BioNTech的新冠疫苗,预计12月上市

11.20 以色列拟预定1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先前已与辉瑞、Moderna、Arcturus达成疫苗供应协议,并与俄罗斯Gamaley研究所商讨疫苗供应事宜

11.19 FDA专家顾问组拟于12月10号左右开会讨论BioNTech/辉瑞、Moderna新冠疫苗的获批性,于11月23日预讨论

11.19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柳叶刀发表新冠疫苗II期临床研究数据,实验结果表明70岁以上老年人免疫反应理想

11.18 辉瑞宣布新冠疫苗最终保护率95%,III期试验达所有有效性终点

11.17 Moderna与英国政府达成500万剂疫苗供应协议;EMA启动其疫苗的滚动评审

11.17 强生称最晚明年2月前得新冠疫苗全部试验数据

11.17 CureVac建立欧洲疫苗生产供应链,预计2021年疫苗容量达到3亿剂,2022年达到6亿剂

11.16 Moderna宣布新冠疫苗mRNA-1273 III期试验疫苗有效性为94.5%,在2-8℃温度下可维持30天稳定性

11.16 欧盟宣布将于本月17号批准与CureVac的4.05亿剂疫苗供应协议

11.12 CureVac称其新冠疫苗CVnCoV适用于标准冰箱温度,在5℃条件下能保持3个月稳定性

11.9 美国辉瑞制药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9日公布,其研制的新冠疫苗在大规模试验中,能阻止90%的新冠感染。

国外过往疫苗重磅资讯

美国辉瑞制药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9日公布,其研制的新冠疫苗在大规模试验中,能阻止90%的新冠感染

11月9日,辉瑞制药宣布,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共同开发新冠mRNA疫苗能有效阻止90%的感染。辉瑞称,在94名新冠感染受试者中,研发的mRNA疫苗证明了高于90%的有效性。《华尔街日报》称,这是阻止全球大流行的里程碑。路透社称,90%的有效性远高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所要求的50%。

辉瑞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表示,这都对于科学和人类是伟大的一天,“在全球感染率创新高,医院接近超负荷,经济挣扎重启,全球最需要疫苗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关键的进展。”

Moderna疫苗有效率近95%

美国疫苗生产商莫德纳(Moderna)11月6日表示,其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在初步分析中显示有效率近95%。这是继辉瑞疫苗后,美国第二个有效率达九成以上的新冠疫苗。莫德纳表示,疫苗整体效果卓越,这是”伟大的一天”,但承认这是初步结果,研发工作仍在进行中,疫苗有效率或会出现变化。

莫德纳在美国找了3万人进行疫苗试验,半数受试者注射两剂疫苗,两剂疫苗注射时间相隔28天。其余受试者则注射安慰剂。莫德纳的分析报告是以最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95人为基础,这之中只有5人曾注射疫苗,另外90人是注射安慰剂,因此,初步数据显示疫苗的有效率达百分之94.5。

莫德纳疫苗另一项主要优势在于它不像辉瑞疫苗般需要超冷储存,因此较容易运输和储存。莫德纳公司计划在数周内,向美国食药局提交紧急使用授权,公司预计今年底前可向美国供应2千万剂。

国内疫苗研发进展及相关事件

最新

11月23日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

阿斯利康:期望新冠疫苗AZD1222明年在华上市

在中国,阿斯利康的合作伙伴为康泰生物,康泰生物一直积极地为该疫苗在中国的上市做准备。

过往疫苗进展

11.20 康希诺疫苗显示出可在2~8摄氏度下长期稳定

11.19 科兴中维新冠疫苗将于明年1月第三周在印尼获EUA

11.18 科兴中维新冠疫苗同行评议论文发表在《柳叶刀》,可快速引发免疫反应且稳定性优于其 他新冠疫苗,可在2~8摄氏度储存三年

11.14 智飞龙科马新冠候选疫苗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III期临床试验

11.13 复星医药mRNA候选疫苗BNT162国内获批进入II期临床

风险及免责提示:以上内容仅代表本文作者的个人立场和观点。投资者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投资产品的风险。必要时,请咨询专业投资顾问的意见。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对此亦不做任何承诺和保证。

本文来源于新浪集团旗下港美股交易平台华盛通APP资讯专栏,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冠疫苗考验“世纪大空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夏时报(ID:chinatimes),作者:王潇雨、黄兴利,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随着众多生物医药公司在COVID-19疫苗(下称“新冠疫苗”)产品研发领域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几乎摧毁全球“流动性”的传染病大流行时代有望从根本上得到控制。为了能够让数十亿人尽早在生活上回归常态,尽可能高效并安全地将疫苗在所有人类活动区域实现部署,成为航空货运业在短期内所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继辉瑞公司以及俄罗斯在近期先后公布临床有效性达到或超过90%的疫苗产品之后,生物技术公司摩德那在11月16日也发布了完成第三阶段初步试验的新冠疫苗数据,按照摩德那发布的数据显示,其研发的疫苗在预防COVID-19方面的有效性超过94%,同时在冰箱温度下可稳定保存30天。这不仅在有效性数据上超过了目前已经公布效果的所有同类产品,更大幅度降低了此前一直较为严苛的存储和运输环境等物流条件。

但对于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高端物流运输业的生物医药物流领域,如果说此前的市场需求相对于常规货物运输而言只是高端的“小众化”产品,但在数十亿新冠疫苗全球运输的迫切需求下,可以预见的未来一个时期内,这项可以称之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疫苗接种计划的效率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冷链物流与航空货运业在存储、长途以及短途转运以及分发派送等诸多环节的实施,因此就不难理解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下称“IATA”)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Alexandre de Juniac)将其称之为“世纪使命”。

在他看来,“目前全球航空货运业已经到了周密计划确保疫苗安全运输的时候。各国政府要领导推动整个物流链合作,确保设施、安保和边检流程畅顺,为今后艰巨而复杂的分发任务做好准备。”

预估有100亿剂疫苗全球运输

IATA此前曾经发出预警,认为空运疫苗可能存在严重的运力限制。在IATA看来,常态时期,依靠健全的全球时间—温度敏感药品分发系统,航空货运在疫苗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新冠肺炎疫苗投入使用,快速高效的运输和分发尤为关键。只有在政府的领导和行业利益相关各方的保障下,才能确保航空运力。

IATA此前曾警告,随着客运量的严重下滑,航空公司已经缩小了运营规模,许多飞机长期停飞。全球航线网络已经从疫情之前的24,000个城市对大幅减少。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均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疫苗计划遭遇严重困难,部分原因来自于航空运力有限。

根据美国民机制造商波音民机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大约一半的航空货运运力是由客机腹舱提供的,但疫情爆发以来大量的客运航班被取消,造成空运运力急剧紧张,也为防疫物资的运输带来了诸多问题。航空公司甚至开始大量开始将客机经过简单改装用于运货来弥补运力损失。

美国物流巨头联邦快递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总裁裴佳华(Kawal Preet)不久前也发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研发出疫苗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是建立和管理全球供应链,将一剂剂的疫苗从实验室运送到终端用户手中。

简而言之,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疫苗接种计划。目前全球有150多种新冠肺炎疫苗正处于研发过程中,根据预估最终将有100亿剂疫苗在全球范围内运输。而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在极其严苛的温度条件下完成。

在11月18日开幕的2020民航趋势论坛上,IATA北亚区会员与对外关系总经理蔡国先在发言中透露,“如果按照全球78亿人每人一支疫苗来算,需要8000架次满载的波音747货机运力才能满足,”而疫苗运输过程中的考量因素还远不止运力规模,“包括温度、合格的操作人员、监控能力、运力和连通性、供应链完整性以及设备等诸多因素都是疫苗运输过程中的关键考量因素。”

被浪费的疫苗及其背后的冷链物流

当然,陆路运输也将在疫苗运输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当地具有制造能力的发达经济体。但唯有通过大量的航空货运,疫苗才能运送至全球每个角落。“即使假设一半疫苗可以通过陆路运输,航空货运仍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运输挑战。

在规划疫苗运输计划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必须关注到目前有限的空运运力。如果边境继续关闭,旅行受到限制,航班停飞,员工休假,疫苗的空运能力将大打折扣。”德·朱尼亚克强调。

“目前正在测试的新冠肺炎疫苗,从装瓶到为患者接种前一刻,都需要在零下80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保存。疫苗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外哪怕是停留极其短暂的时间,都有很大的变质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预估,全球每年有多达50%的疫苗被浪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温控和维持完整冷链的物流。”在裴佳华看来,联邦快递在这一领域此前的诸多投资将有机会在新冠疫苗的全球运输方面发挥出作用。

裴佳华透露说:“在过去三年里,联邦快递在全球网络中增加了十个冷链设施。目前,我们在全球已拥有90多个这样的设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为了补充冷链运输能力以支持新冠肺炎疫苗配送,我们正在探索低温储存的组合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我们大幅提高了通过货机运输干冰的能力,这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医疗保健客户提供服务。平均而言,联邦快递每月可运输约50万份干冰货件,这使得我们能够在100多个国家之间运输疫苗等关键医疗保健货件。”

同时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也会为新冠疫苗运输发挥作用,比如联邦快递在着美国已经推出FedEx SenseAware ID,这项机遇传感器的技术可以提供几近实时的货运数据、货件追踪、光照情况、湿度水平以及对疫苗至关重要的精确温控。

运输商机背后的企业

按照航空运输和物流业一直以来的运营特点,必要的协调和标准指导是实施过程中获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国家之间在统一指导标准下的配合,这也是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诸多全球性的大规模项目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因素,自疫情爆发以来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和IATA在内的行业组织也一直呼吁各国尽早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框架来解决问题。

IATA也在11月18日出台了一份“疫苗与药品物流和配送指南”,对全球航空货运和物流企业在即将到来的新冠疫苗全球部署提供了诸多建议和标准,比如在设施方面和边检流程方面都做出了比较细化的可操作性建议,同时也呼吁各国政府对运输疫苗的航班、机组以及货物通关等方面给予便利和优先处理,以提升货物处理的效率。

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博士(Dr. Seth Berkley))说:“向全世界高效提供数十亿剂疫苗将涉及到供应链上极其复杂的物流和计划挑战。我们期待着与政府、疫苗制造商和物流合作伙伴携手,确保在全球范围内高效地运输安全和经济适用的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物流行业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教训,让我们了解如何在全球危机中运输紧急货物。”在裴佳华看来,“新冠肺炎疫苗运输项目将需要跨多个工作流程的最高程度的协调与协作,加上医疗保健专家的持续指导,以确保疫苗能安全进入其目标市场。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联邦快递等物流行业的传统参与者,还包括制药公司、政府和医疗保健供应商。我们需要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一致。”

从中国来看,目前具有包括远程以及中短航程全货机机队,且具有专业冷链物流业务的顺丰控股也是目前看来最接近能够实现大规模运输疫苗的企业之一,据顺丰航空方面人士在11月18日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目前公司已经在密切关注新冠疫苗运输业务,随着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关于新冠疫苗航空运输的相关指导文件,应该会有更多航空货运企业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

实际上,在中国政府近期明确提出要全力提升中国在航空货运方面能力的政策背景下,此次新冠疫苗运输的机会也对中国航空物流企业带来一个机遇,即在需求的变化之下整合在供应链各环节的能力提升和整合。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拓展成为航空物流集成商。同时推动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升级。

除了联邦快递这样专业的跨境物流综合服务商之外,一些具有广泛国际航线网络的大型航空公司也把新冠疫苗运输视为一次展示自身枢纽实力的良机。比如阿联酋航空旗下的SkyCargo公司正在其枢纽迪拜创建全球第一个疫苗专用空侧货运中心,位于迪拜世界中心(DWC)机场的阿联酋航空SkyCentral货运中心拥有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的药品专用温控存储区域,可用于COVID-19潜在疫苗的大规模存储和发货。

据估计,在任意时间点,该基地都可在2摄氏度~8摄氏度温控范围内存放共计约1000万支疫苗。SkyCentral货运中心同时在飞机与货运航站楼之间,还配备了大规模的温控拖车车队,为温度敏感的货物在转运中提供保护。

与此同时,大量温控卡车泊位的设立以及航站楼靠近飞机停靠门的优势,将确保货物快速高效清关,以进入发货环节。除冷藏外,阿联酋航空SkyCargo货运部还将为客户提供专门的增值服务区,如在全球分销环节为疫苗重新加冰和重新包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夏时报(ID:chinatimes),作者:王潇雨、黄兴利

美国本轮新冠病例增加持续期为疫情以来最长 且没有缓解迹象|新冠肺炎

美国本轮持续最长的Covid-19感染病例增加的趋势似乎将继续下去,这对于过度劳累的医生和护士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指标。

自9月中旬开始的全国范围新增新冠病例上升趋势已经进入第九周。这比东北部3月至4月期间以及阳光地带6月至7月的上升周期持续时间都要长。

新增病例的增加正值寒冷天气迫使许多美国人进入室内之际。疫情疲劳也使情况更加复杂,导致使用口罩和社会疏远等措施更具挑战性。

就住院数据而言,情况也同样严峻:在第三波疫情浪潮中,Covid-19住院患者人数开始增加发生在逾七个星期之前,这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在全国范围内,美国周二公布了135290新增病例,七天平均值达到创纪录的123448;死亡人数1393,7天平均死亡人数自8月20日以来首次超过1000。

总体而言,已有近24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该怎么统计才准确?|COVID-19|新冠肺炎

来源: Nature自然科研

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统计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以下是他们计算疫情真实死亡人数的方法。

3月初,Andrew Noymer的脑中闪过一丝熟悉的怀疑。他看到欧洲和北美国家开始记录各自的第一批COVID-19死亡病例,他知道数据可能会出问题。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冬季,流感导致的一部分死亡病例也会被误归为肺炎。Noymer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他当时想,一种常见的疾病尚且如此,COVID-19的死亡病例肯定会出现漏报或少报。“我只记得我在想,‘这真的很难向人们解释’。”他回忆道。

疫情仍在继续,一名工人正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墓地里挖墓坑。来源:Edgard Garrido/Reuters疫情仍在继续,一名工人正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墓地里挖墓坑。来源:Edgard Garrido/Reuters

到了3月和4月,各国统计局开始公布统计的死亡人数,这印证了他的怀疑:疫情造成的死亡比COVID-19死亡数据本身显示的要多得多。

在剧变时期——战争、自然灾害、疾病暴发——研究人员需要快速统计死亡人数,他们通常会采用一种泛化但可靠的指标:超额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这个指标将预期的死亡人数与实际死亡人数进行比较,对许多科学家来说,这是衡量疫情影响的最有效方式。它能帮助流行病学家对不同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此外,由于这个指标算起来很快,它还能发现可能被忽略的COVID-19热点地区。有30多个国家公布了估计的超额死亡人数(见“惨痛代价”),根据这些数据,从疫情开始到7月底的这段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实际死亡人数比一般预期死亡人数多了近60万(其中413,041例被官方归因于COVID-19)。

来源:《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Our World in Data/欧洲统计局/Human Mortality Database来源:《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Our World in Data/欧洲统计局/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不过,这种较高层面的指标有几个缺点。首先,它无法区分死于这种疾病和死于疫情相关其他因素的人,比如常规医疗护理中断造成的诊断延误,或是人们不愿寻求医疗护理。第二,它依赖准确及时地报告死亡人数,这在死亡登记体系不完善或有意掩饰的地区存在局限。第三,和疫情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数据统计也受到了政治操弄,成了国家显示自身优越性的一种手段。

令专家们担心的是,简单的超额死亡人数报告已经被用来对各国疫情响应进行过早乃至错误的比较,反而严重忽略了中低收入国家因数据缺乏而落入的困境。

还有其他更系统的方法可以对死亡进行分类,确定有多少死亡是由感染SARS-CoV-2直接导致的,以及有多少死亡是因为与疫情相关的其他因素导致的。最终,人口统计学家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会从死亡证明中获得足够精细的信息,实现上述分类,继而评估哪些干预手段最奏效,为今后的疫情响应提供参考。

不过,若干媒体已经在分析数据,给这些问题下结论了。一些统计学家指出,随着第一波疫情在许多地区缓和,现在可以、也应该比较各个政府的不同政策了,从而评判它们可能如何影响了死亡率。但许多专家表示,想要严谨地进行这方面的评比,现在还为时过早。有些地区的早期疫情蔓延开来,有些则逐渐消退,这种随机性可能会让比较出现偏差,增加在疫情终结前开展分析的难度,牛津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及流行病学家Jennifer Dowd说,“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粗略的工具

Lasse Vestergaard是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的一名流行病学家,也是最先注意到欧洲的死亡人数开始慢慢攀升的人之一。Vestergaard领导的欧洲死亡监测项目(EuroMOMO)每周汇总24个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全因死亡数据。从3月到4月,EuroMOMO的追踪记录显示,有几万例超预期死亡——比官方通报的COVID-19死亡人数还高25%左右。由于检测跟不上,每个国家的统计方式又不同——比如疗养院的死亡不算在内,造成许多感染病例都没有被统计到。想要真正掌握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巴西玛瑙斯当地参加葬礼的人。巴西目前已记录下逾11万的COVID-19死亡病例。来源:Michael Dantas/AFP/Getty在巴西玛瑙斯当地参加葬礼的人。巴西目前已记录下逾11万的COVID-19死亡病例。来源:Michael Dantas/AFP/Getty

研究人员、新闻记者、政治官员都向超额死亡数要答案。这个指标没有纠结于致死原因,而是直接将某一周或一个月内的全部死亡人数,与统计学家预计在没有疫情情况下的死亡人数相比较——后者通常是之前五年的平均值。更复杂一点的版本还会模拟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或是移民出境造成的人口变化。当然,这些附加情况也会让国家之间的比较更难。针对超额死亡数的一些分析,比如英国国家统计局7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将他们的死亡率标准化,控制了不同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见go.nature.com/3hxa14m)。如果官方不需要同时登记死亡原因,只登记死亡的发生会相对快不少,这类统计数据也能比说明死因的数据更快拿到。 

《自然》的数据来自人口统计学家维护的几个数据库,还有《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的跟踪记录——这也是追踪超额死亡的两个最完整的数据集。虽然覆盖面并不全——只列出了32个国家(主要在欧洲)和4个主要城市,但里面囊括了暴发大规模疫情的多个国家,统计到了截至7月底的2/3的官方COVID-19死亡人数。

《自然》的分析显示,不同国家的超额死亡数存在巨大差异(见“多于预期”)。在美国和西班牙这两个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分别有约25%和35%的超额死亡数不在官方的COVID-19死亡统计中。而在其他地区,这种不匹配的情况更加严重。以秘鲁为例,74%的超额死亡都未归为通报的COVID-19死亡病例。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等,在截至目前的疫情中甚至发生了超额死亡数负增长的情况,这意味着虽然出现了病毒,但它们今年的死亡人数反而比预期更低了。

 来源:《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Our World in Data 来源:《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Our World in Data

挖掘数据

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超额死亡数这种一刀切的指标最适合在大流行期间使用。待疫情过去后,他们就能在事后往回看,利用颗粒度更细的数据,更好地总结大流行的死亡率。最终,他们会将死亡分为三类:登记COVID-19为死因的直接死亡;直接但未算入的死亡,这类死亡是指由新冠病毒造成、但没有纳入官方统计的死亡;非直接死亡,即疫情下其他变化导致的死亡。

疫情追踪记录上的直接死亡数据显示了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一般由当地和国家卫生机构每日更新。但即便是这种直接死亡数据,也不像看起来那样明确无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计算流行病学家Maimuna Majumder警告道。

区分死于COVID-19的人和感染COVID-19但死于不相关原因的人是很难的。“这是整体工作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她说,“如果你有两种并发症,要归类到哪一个里面呢?”Majumder说,做这些分类需要一个死亡分类系统,并在系统中纳入能让COVID-19更致命的基础疾病。建立这种系统意味着要等待死因数据,而这些数据大概要一年才能编制完成。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在回溯疫情刚开始的六个月了,并将当时分类错误的死亡人数加回去。武汉市、纽约市等地都在4月上修了死亡人数,计入了被质疑可能是错误分类的死亡病例。

接下来是直接但未算入的死亡——因感染者症状未被识别为COVID-19而未统计的死亡。“我们仍旧在摸索这种疾病到底有哪些症状。”佛罗里达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Natalie Dean说。中风和肺栓塞是新冠病毒的两种潜在致命并发症,在一开始可能会被忽视。

一小部分超额死亡是非直接的——源自受疫情影响而发生的疾病,而非病毒本身导致的疾病(见“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比如有医院报告称,癌症与慢性病患者跳过了常规检查,可能会让他们的健康面临风险。一些地区的家庭暴力事件有所增加,精神健康研究人员担心一线工作者和被封锁人群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不过尚不清楚这些是否导致了死亡人数上升。

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一份报告,在疫情早期,美国急诊就诊量下降了40%以上,说明许多人当时不愿意去就诊(K。 P。 Hartnett et al。 Morb。 Mortal。 Wkly Rep。 69, 699–704; 2020)。Majumder说,即使他们真的来就诊,医院也是难以招架。“你是死于其他原因,但你死于其他原因是因为本来要护理你的系统已经无力承受。”CDC公布的不完全初步数据反映了这种非直接死亡的一个缩影:美国4月死于糖尿病的人数比五年平均值高20-45%;缺血性心脏病造成的死亡比平时高6%到29%。

好在封锁措施和习惯的改变,比如戴口罩和勤洗手,可能有效预防了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尤其是流感等其他传染病。还有,全世界大量人口留在家中,交通事故和特定人际间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或许也减少了。这些死亡率的下降可能被COVID-19引起的死亡率上升掩盖了。

其中一部分效应已经开始反映在数据中。全球监测系统FluNet发现,今年的流感季缩短了一个月以上,很可能是因为严格的封锁措施以及卫生习惯的改善。南非在艾滋病流行高峰期间部署了死亡追踪系统,可以让流行病学家区分哪些是疾病等自然原因的死亡,哪些是人际间暴力等非自然原因的死亡。南非医学研究所的Debbie Bradshaw领导的团队指出,截至3月底,由于严格的封锁措施落实到位,非自然死亡人数下降至通常水平的一半。当封锁措施从五月底开始解除时,非自然死亡人数又回到了预期水平。

人口统计学家可能永远无法掌握疫情最终的死亡人数,Noymer说,“这不像刮彩票,你可以看到灰色涂膜下面的具体数值。”一旦疫情有所缓和,将上述三类死亡区分开来——并确定有多少死亡可能在没有病毒的情况下发生——将需要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我们甚至还没有就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死亡人数达成一致意见,”他说,“而这些数据我们已经整理了100年。”

清点人数

目前来看,统计超额死亡数有利于绘制不同地区的疫情轨迹。待将来有了完整的死亡原因数据,研究人员就能通过不同国家的直接和间接死亡水平,分析封锁等干预措施的作用。但现在这么做还有点风险,Noymer说,疫情仍在肆虐,最终死亡人数还未知。“现有的分析角度还不够,因为我们还处于上升期。”他说,“这就像在飓风当中预测总降水量。”

即使风暴过后,这些分析也只可能在高收入国家开展,因为那里有完善的出生和死亡登记系统——也称为民事登记和人口统计(CRVS)。计算中低收入国家的死亡人数就没有这么直接了,渥太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CRVS项目专家Irina Dincu说。“在全球范围内,一年中只有约50%的死亡人数会被登记,”她说,“另外50%根本就不存在,它们是看不见的。”

这些死亡为什么看不见?CRVS顾问Gloria Mathenge可以想出很多原因。她就职于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这是一个位于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的国际发展组织。她的工作是帮助基里巴斯和汤加等太平洋岛国提升它们的数据系统。虽然整体情况正在改善,但该地区平均仍有20%的死亡未登记入册。

这些国家的许多现有系统都植根于过去的殖民历史。Mathenge说,这造成了它们无法体现当代文化和社会规范,比如中低收入国家的许多人并不是在医院中去世的。因此,除了漏掉的COVID-19死亡病例,本身也没有可靠的方法可以为计算超额死亡数划一条基线。

为了估算这些国家的死亡人数,人口统计学家必须采取准确度稍差的方法,比如上门调查,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Stéphane Helleringer说。但这种做法很少用,“当我们挨家挨户走访时,这些数据早已经过时了。”

对于部分人口统计学家来说,某个人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医疗资源挤兑,并非绝对重要——所有的死亡都能以某种方式归结到疫情头上。“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得不承认,“好吧,这可以说是COVID相关的,因为COVID影响了整个医疗系统’。”Noymer说,“对我来说,这个思维实验是,‘如果疫情从来没有发生过,2020年会是什么样的?’”

其他研究人员非常希望将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与大环境导致的死亡区分开来,这样就能对新冠病毒本身有多致命的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

不过,现在没什么时间开展这些分析。疫情已经让死亡登记系统不堪重负,这些系统还要面对更大的核查。政客、媒体、公众都想看到每天或每周的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本来要用上几个月才能编制完成。一些人口统计学家为此感到不安,“只有通过回顾的方式,我们才能最好地理解死亡率。”Noymer说,因为汇编和分析死亡证明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想看到实时数据。”

疫苗生产商计划宣布公开联合立场 提防对FDA的政治压力|新冠肺炎

知情人士透露,制药公司计划公开承诺,若无广泛的安全和效果数据,不将任何Covid-19疫苗提交FDA审查。

这个联合立场被视为防备FDA受到尽快批准疫苗的政治压力。参与行动的匿名知情人士说,可能下周通过多公司声明的形式宣布,但计划仍可能有变。

参与讨论的公司包括辉瑞、Moderna、强生、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可能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都在开发Covid-19疫苗。

长期以来,制药行业一直依赖FDA作为其药品和疫苗的权威认证,让患者相信产品安全有效。但是疫情期间,该机构做出了几项有争议的决定,批准紧急使用没有可靠疗效证据的疗法。

疫苗生产商计划宣布公开联合立场 提防对FDA的政治压力|新冠肺炎

知情人士透露,制药公司计划公开承诺,若无广泛的安全和效果数据,不将任何Covid-19疫苗提交FDA审查。

这个联合立场被视为防备FDA受到尽快批准疫苗的政治压力。参与行动的匿名知情人士说,可能下周通过多公司声明的形式宣布,但计划仍可能有变。

参与讨论的公司包括辉瑞、Moderna、强生、葛兰素史克、赛诺菲,可能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都在开发Covid-19疫苗。

长期以来,制药行业一直依赖FDA作为其药品和疫苗的权威认证,让患者相信产品安全有效。但是疫情期间,该机构做出了几项有争议的决定,批准紧急使用没有可靠疗效证据的疗法。

美国本科生和研究生更焦虑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ID:Nature-Research),作者:Chris Woolston,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根据一项针对美国9所研究型大学的逾1.5万名研究生和3万名本科生的调查,美国研究生的抑郁症状似乎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翻了一倍。

这项调查由“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验调查”(SERU)联盟开展,该联盟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共同组建。调查发现,相较于去年,今年研究生群体的焦虑症状增加了50%。

美国研究生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精神健康问题有所增加。来源:Jonathan Knowles/Getty

“这么多学生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非常令人担忧。”SERU负责人Igor Chirikov说,“疫情显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Chirikov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高等教育高级研究员。

调查时间为5月18日至7月20日,采用简单的包含两个条目的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2和患者健康问卷-2,筛查焦虑症和重性抑郁症的症状。39%的研究生(调查群体包括法学生和医学生)焦虑筛查呈阳性,32%的研究生抑郁筛查呈阳性。当研究人员在2019年3月至7月询问相同的问题时,有焦虑症状的研究生为26%,有抑郁症状的为15%。

Chirikov表示,这类简短的筛查问题常在临床应用中拿来识别可能需要精神健康治疗的患者,但这类问题无法对精神健康障碍做出医学诊断,也不能确定调查对象中的实际患病率。不过,他说调查结果确实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年的数据,并发现其中的重要趋势。Chirikov认为从2019年到2020年的较大跳跃表明,大学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重点解决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参见“大学如何支持与焦虑和抑郁抗争的学生”)

英国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基于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英国今年报告抑郁症状的成年人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调查人员让3500名受访者回答一组标准的抑郁评估问题,1/5的受访者报告了症状,而去年的比例是1/10。

精神健康差异

Chrikov担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逐渐拉大。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抑郁检出率相当,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报告焦虑症状(42%对33%)。精神问题症状常见于低收入学生和拉丁裔学生,在非异性恋学生中最多。举例来说,49%自称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学生和59%的双性恋学生被筛查出焦虑症阳性。

调查还发现了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抑郁症状在物质科学学生中最常见,焦虑症状在生物医学学生中最常见。Chirikov表示,由于美国大学在疫情初期关闭,这些领域的许多学生无法进入实验室,也无法使用他们研究所需的仪器。远程指导的趋势可能也加重了一些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约5%的研究生说他们没能很好地适应远程指导,在这些学生中,焦虑检出率冲到了60%以上。 

Mounica Kota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的行为生态学博士生,她参与了2019年和2020年的调查。她说从去年到今年的调查,她的精神健康评分来了个急转直下,一部分是因为这场疫情打击了她的专注力和积极性。“你很难感到你的任何工作是有意义的。”她说,“当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接连出现,在一个看起来很狭窄的领域发表一篇论文的意义在哪里?”

Kota很快就要毕业了,但她计划利用秋季学期在明尼苏达-圣保罗地区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她说:“我打算弄弄清楚,自己在那之后到底想要做什么。”

焦虑大流行

2020年的在校生对自己的状况尤其感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Sarah Lipson表示。Lipson也是“健康大脑研究”(Healthy Minds Study)的联合首席研究员,该研究是密歇根大学2007年发起的一项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年度调查。她说:“疫情暴露了很多不确定性,这便是焦虑的症结所在。”同样,COVID-19时代的学生群体可能会发现,他们很难去思考未来,这也是抑郁症的一个标志之一。她说,年轻人中有一种绝望感。

7月,健康大脑网络公布了最新研究结果。该研究在3月底到5月期间调查了近1.9万名美国本科生和研究生,采用的是更全面的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和患者健康问卷-9。调查发现,抑郁症状与2019年秋季相比有所增加,但焦虑检出率保持不变。对于疫情的担忧非常普遍:86%的学生报告在过去2周里,有些担心或非常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更糟糕的是,60%的人表示疫情让寻求精神健康帮助更难了。

Lipson指出,健康大脑调查对象的院校构成在每个学期都不一样,这也增加了同比的难度。Chirikov说,SERU调查仅仅囊括了研究型院校,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在2019年和2020年的差异很小。

把调查方法先放一边,Chirikov认为调查结果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大学需要严肃对待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大学和研究生院正被各种计划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们想给他们提个醒,这个问题还在这里,还在加重,大学要做好准备。”


大学如何向那些与焦虑和抑郁抗争的学生提供支持

显然,COVID-19大流行给早已精神紧绷的研究生再添压力。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大学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出发,支持学生度过这个艰难时期。

认识危机。教职人员需要意识到,许多学生在疫情期间都很挣扎。“我们鼓励老师多一点同情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Igor Chirikov说。

在课堂上直面精神健康问题。老师们可以多做一步,在课堂上谈及精神健康问题和可用资源。“我会定期在课上这样提醒,并把这些信息放入我的教学大纲。”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Sarah Lipson说。

防患于未然。Chirikov说大学应该开设减压研讨班,提供有助于提前预防精神卫生问题的资源。

大学必须公开自己的行动。如果学生得知自己的学校已经制定了疫情应对方案,他们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焦虑,临床辅导员、健康大脑网络COVID-19工作组成员Joy Himmel说。“焦虑源于认识不足。”她说,“大学可以让它们的计划和行动变得完全透明,那样会有帮助。”

加强远程辅导。当这么多学生都在接受线上教学时,在线治疗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Lipson说大学应当探索一对一远程辅导之外的其他选择。一种可能性是设立同辈领导的支持小组。“这能让学生有一种团结感和归属感。”她说。

增加包容性。Himmel说,一刀切的辅导方式可能帮不到许多最需要辅导的学生, “要让所有学生感到自在。”要做到这一点,大学需要提供来自不同的治疗师、囊括多种场景的不同治疗方式。

原文以Sign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oar among US graduate students during pandemic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8月18日的《自然》职业新闻版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ID:Nature-Research),作者:Chris Woolston